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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诗歌永不消亡：
当炎炎烈日把百鸟晒晕，
藏进凉爽的树间，有一种声音
却在新割草场旁的篱笆间飘荡。
那是蝈蝈的嗓音，它带头歌唱
在奢华的夏日，它的欢欣
永无止期;当它兴头已尽
就去怡人的草叶下安歇。
大地的诗歌永不终止：
在孤独的冬夜，当严霜
冻出一片寂静，从炉边
响起蟋蟀尖声的吟唱，而炉火渐暖，
那睡意朦胧的人恍惚又听见，
是蝈蝈歌唱在绿草茸茸的山间。
（马永波 译）
世界诗坛不乏早夭的天才诗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约翰·济慈（1795—1821）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因为早夭，济慈投身诗歌创作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年。这十年却是他烟花绚烂的十年，也是他为自己赢得诗名不朽的十年。
在济慈一系列已成经典的诗歌中，这首《蝈蝈和蟋蟀》特别令人难忘。该诗问世于1816年12月30日夜间，其时，年仅二十一岁的济慈与友人亨特、克拉克在火炉边取暖。谈话间听到炉边有蟋蟀出声，亨特诗性骤起，提议以《蝈蝈和蟋蟀》为题，他和济慈各写一首十四行，由克拉克计时，看谁先完稿，结果，才思敏捷的济慈率先交出这首臻于完美的名篇。
这首诗的确给人浑然一体之感。身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五巨子之一（另四位分别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这首十四行既像济慈其他名篇如《夜莺颂》《秋颂》一样，不乏浓烈的浪漫色彩，同时又具有超越浪漫的非凡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人对世界的某种真理性认识。纵观古今中外的顶尖诗歌，无不显示出这一认识。
界定什么是顶尖诗歌，历来见仁见智，最起码有两类诗歌格外令人瞩目，一类是以新奇的意象夺人眼球，一类则以揭示世界的某种本质震动心灵。以意象新奇取胜的，更多来源于诗人的敏感和天赋;以揭示世界本质取胜的，则取决于诗人对生活的认识是否到达诗歌本身所要求的高度。后一类诗歌的成品看似平常，实则对诗人的考验更为巨大。以济慈这首十四行为例，诗篇起句“大地的诗歌永不消亡”颇像哲理，说它像哲理，是因为哲理和诗歌有着无限接近而又决不会重叠的空间。因此，在该诗起句里，我们与其说济慈表现出哲理，不如说他一步到位地提炼出大地的本来属性。而且，在这行诗中，济慈将自己对诗歌的理解也和盘托出——诗歌并非来自诗人的冥思苦想，而是来自大地。这种感受与认识并非济慈第一个有此强烈意识，但他是第一个在诗歌中表现得如此坚决和果断的诗人。在今天，我们并不陌生一代代诗歌大师的反复告诫，诗歌的最佳表达方式是使用陈述句。陈述即肯定。将某种感受肯定地说出，继而让每一位读者接受这一肯定并非易事。诗人自身缺乏力量的话，根本做不到。济慈这行奇峰突起的起句惊人，就在于他毫不拖泥带水，而是直捣核心，揭示出人对大地或大自然的终极认识。
作为诗歌读者，我们容易体会，说一个人内心充满诗意，其实是说他面对事物之时，有一种叫“诗意”的感受投射到他的面对之上。对人来说，除了大地，几乎没有第二种更为真实的面对。因为人居于大地，生活居于大地，万物居于大地。二十世纪的波兰诗人米沃什也在他的一首诗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一切来自大地，一切又归于大地”（见米沃什《歌》，林洪亮译）。两位诗人异曲同工，想说的不过是人最终如何认识大地。
在济慈眼里，大地上的一切都充满诗歌元素。大地不会消亡，所以大地上的诗歌不会消亡。这是济慈极为坚定的内心认识，同时也反映出他的诗歌观点——如果说诗歌充满大地不容否定，那么一只微不足道的蝈蝈和蟋蟀，也是大地上的诗歌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诗歌的本质属于歌唱，蝈蝈与蟋蟀的声音也会是歌唱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首诗中，没有哪个读者会觉得蝈蝈与蟋蟀的声音不值得人去重视。唯有重视大地上的每一种声音，才称得上是重视诗歌的每一种声音。
声音如何表现？这是济慈在起句之后的呈现。我们看到的烈日、树间、草场、篱笆等事物，蝈蝈在这些事物中亮出嗓音。它们并非诗人的想象，而是来自诗人的生活体验。当济慈将体验转换成动人心弦的诗句，我们不能说它是作者的浪漫情怀所致，恰恰是詩人的白描展现出最自然、也最强大的力量所致。济慈敢于使用白描，就在于他知道，诗歌来自大地，诗歌就决不需要任何修饰，诗人要做的，无非是将大地上事物与事物间的联系表现出来。当济慈在该诗第三段以对应手法写下“大地的诗歌永不终止”时，我们能够感受，正是有“永不消亡”的前提，才会有“永不终止”的继续。更需强调的是，一连两个“永不”，看似是诗人在诉说信仰，实则是大地与生活给予了济慈深切的感受，所以，这里的信仰与其说是济慈抱有的信仰，不如说是大地本身蕴含的自我信仰。
济慈这首短诗能成名篇，不仅仅是它在短短十四行内，做到细节上的真实和丰富，还在场景及季节的转换上，使诗的整体具有极开阔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济慈借助蝈蝈与蟋蟀两个简单意象，为读者揭示了诗歌最本质的一面。放在今天来读，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大魅力。这魅力不是来自济慈，而是来自诗歌本身。无所谓古典与现代，步入永恒的诗歌无不具有时读时新的阅读张力。彼时的济慈年纪虽轻，已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大师笔触。诗歌本身的厚重感和语言的自如感在这首诗中水乳交融。
我们稍加留意，还能清楚地看到，全诗未着一个“我”字。这种诗人的自我退场，不仅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即便在现代主义诗歌中也极为罕见。济慈选择退场，不是因为表达主题所限，而是他面对诗歌和大地之时，已觉察到人的渺小。诗歌会选择人来表现，却从来不会选择人成为诗歌本身。成为诗歌本身的，只可能是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通过这首诗，我们能有把握地说，济慈几乎领先现代近两个世纪，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人只是万物的记录者和礼赞者，所以，济慈这首诗是一首率先垂范的大地之诗，也是一首万物之诗。当人真切领悟到什么是大地和万物，也才会领悟到什么是真正的诗歌。
当炎炎烈日把百鸟晒晕，
藏进凉爽的树间，有一种声音
却在新割草场旁的篱笆间飘荡。
那是蝈蝈的嗓音，它带头歌唱
在奢华的夏日，它的欢欣
永无止期;当它兴头已尽
就去怡人的草叶下安歇。
大地的诗歌永不终止：
在孤独的冬夜，当严霜
冻出一片寂静，从炉边
响起蟋蟀尖声的吟唱，而炉火渐暖，
那睡意朦胧的人恍惚又听见，
是蝈蝈歌唱在绿草茸茸的山间。
（马永波 译）
世界诗坛不乏早夭的天才诗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约翰·济慈（1795—1821）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因为早夭，济慈投身诗歌创作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年。这十年却是他烟花绚烂的十年，也是他为自己赢得诗名不朽的十年。
在济慈一系列已成经典的诗歌中，这首《蝈蝈和蟋蟀》特别令人难忘。该诗问世于1816年12月30日夜间，其时，年仅二十一岁的济慈与友人亨特、克拉克在火炉边取暖。谈话间听到炉边有蟋蟀出声，亨特诗性骤起，提议以《蝈蝈和蟋蟀》为题，他和济慈各写一首十四行，由克拉克计时，看谁先完稿，结果，才思敏捷的济慈率先交出这首臻于完美的名篇。
这首诗的确给人浑然一体之感。身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五巨子之一（另四位分别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这首十四行既像济慈其他名篇如《夜莺颂》《秋颂》一样，不乏浓烈的浪漫色彩，同时又具有超越浪漫的非凡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人对世界的某种真理性认识。纵观古今中外的顶尖诗歌，无不显示出这一认识。
界定什么是顶尖诗歌，历来见仁见智，最起码有两类诗歌格外令人瞩目，一类是以新奇的意象夺人眼球，一类则以揭示世界的某种本质震动心灵。以意象新奇取胜的，更多来源于诗人的敏感和天赋;以揭示世界本质取胜的，则取决于诗人对生活的认识是否到达诗歌本身所要求的高度。后一类诗歌的成品看似平常，实则对诗人的考验更为巨大。以济慈这首十四行为例，诗篇起句“大地的诗歌永不消亡”颇像哲理，说它像哲理，是因为哲理和诗歌有着无限接近而又决不会重叠的空间。因此，在该诗起句里，我们与其说济慈表现出哲理，不如说他一步到位地提炼出大地的本来属性。而且，在这行诗中，济慈将自己对诗歌的理解也和盘托出——诗歌并非来自诗人的冥思苦想，而是来自大地。这种感受与认识并非济慈第一个有此强烈意识，但他是第一个在诗歌中表现得如此坚决和果断的诗人。在今天，我们并不陌生一代代诗歌大师的反复告诫，诗歌的最佳表达方式是使用陈述句。陈述即肯定。将某种感受肯定地说出，继而让每一位读者接受这一肯定并非易事。诗人自身缺乏力量的话，根本做不到。济慈这行奇峰突起的起句惊人，就在于他毫不拖泥带水，而是直捣核心，揭示出人对大地或大自然的终极认识。
作为诗歌读者，我们容易体会，说一个人内心充满诗意，其实是说他面对事物之时，有一种叫“诗意”的感受投射到他的面对之上。对人来说，除了大地，几乎没有第二种更为真实的面对。因为人居于大地，生活居于大地，万物居于大地。二十世纪的波兰诗人米沃什也在他的一首诗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一切来自大地，一切又归于大地”（见米沃什《歌》，林洪亮译）。两位诗人异曲同工，想说的不过是人最终如何认识大地。
在济慈眼里，大地上的一切都充满诗歌元素。大地不会消亡，所以大地上的诗歌不会消亡。这是济慈极为坚定的内心认识，同时也反映出他的诗歌观点——如果说诗歌充满大地不容否定，那么一只微不足道的蝈蝈和蟋蟀，也是大地上的诗歌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诗歌的本质属于歌唱，蝈蝈与蟋蟀的声音也会是歌唱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首诗中，没有哪个读者会觉得蝈蝈与蟋蟀的声音不值得人去重视。唯有重视大地上的每一种声音，才称得上是重视诗歌的每一种声音。
声音如何表现？这是济慈在起句之后的呈现。我们看到的烈日、树间、草场、篱笆等事物，蝈蝈在这些事物中亮出嗓音。它们并非诗人的想象，而是来自诗人的生活体验。当济慈将体验转换成动人心弦的诗句，我们不能说它是作者的浪漫情怀所致，恰恰是詩人的白描展现出最自然、也最强大的力量所致。济慈敢于使用白描，就在于他知道，诗歌来自大地，诗歌就决不需要任何修饰，诗人要做的，无非是将大地上事物与事物间的联系表现出来。当济慈在该诗第三段以对应手法写下“大地的诗歌永不终止”时，我们能够感受，正是有“永不消亡”的前提，才会有“永不终止”的继续。更需强调的是，一连两个“永不”，看似是诗人在诉说信仰，实则是大地与生活给予了济慈深切的感受，所以，这里的信仰与其说是济慈抱有的信仰，不如说是大地本身蕴含的自我信仰。
济慈这首短诗能成名篇，不仅仅是它在短短十四行内，做到细节上的真实和丰富，还在场景及季节的转换上，使诗的整体具有极开阔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济慈借助蝈蝈与蟋蟀两个简单意象，为读者揭示了诗歌最本质的一面。放在今天来读，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大魅力。这魅力不是来自济慈，而是来自诗歌本身。无所谓古典与现代，步入永恒的诗歌无不具有时读时新的阅读张力。彼时的济慈年纪虽轻，已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大师笔触。诗歌本身的厚重感和语言的自如感在这首诗中水乳交融。
我们稍加留意，还能清楚地看到，全诗未着一个“我”字。这种诗人的自我退场，不仅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即便在现代主义诗歌中也极为罕见。济慈选择退场，不是因为表达主题所限，而是他面对诗歌和大地之时，已觉察到人的渺小。诗歌会选择人来表现，却从来不会选择人成为诗歌本身。成为诗歌本身的，只可能是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通过这首诗，我们能有把握地说，济慈几乎领先现代近两个世纪，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人只是万物的记录者和礼赞者，所以，济慈这首诗是一首率先垂范的大地之诗，也是一首万物之诗。当人真切领悟到什么是大地和万物，也才会领悟到什么是真正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