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黑瞎子岛170多平方公里的主权回归中国。随着江面上俄罗斯海军炮艇的消失，渔民们的捕鱼范围得以扩大。这个由中俄界河——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以及两江之间的抚远水道围起来的三角形地带江面开阔，一年四季鱼类资源丰富。每年不同的季节中，约有几百户中国渔民沿着岛屿边缘的江面捕鱼维生，对于他们来说，“祖国最早看到阳光的地方”到底是乌苏镇还是黑瞎子岛并不关键，他们在意的是渔网里大马哈鱼的数量和质量。
　　
　　起早贪黑，张玉清只为多打几网鱼
　　
　　清晨，还在渔民的马架子（一种用厚塑料布或毡布搭建的窝棚）里熟睡的我忽然被机船的马达声惊醒，原来睡在我旁边的船老大张玉清和他的伙计早已人去床空。我推开马架子的木门，看到一轮旭日在乌苏里江宽阔的江面上冉冉升起，霞光映红了江面上穿梭撒网的渔船。对面黑瞎子岛上，那座俄罗斯东正教堂的塔顶清晰可见，乌苏里江对面的俄罗斯远东重镇——卡扎克维斯沃还在静静的沉睡中。
　　天刚放亮，49岁的张玉清就带上伙计驾船开网去了。虽然边防管理部门明文规定清晨三点才能下江捕鱼，但春天的日出一天比一天早，渔民们便追着太阳走，为的是多开几趟网，多捕一些鱼。张玉清说：“四月至六月，将是黑龙江、乌苏里江捕鱼的最佳季节，起早贪黑多打几网鱼，政府也理解我们。”
　　通江口滩地设在抚远水道与乌苏里江交汇的犄角口，是离黑瞎子岛最近的捕鱼点。但我发现下江面捕鱼的船并不在滩地门前的江面上开网捕鱼，而是驾船到上游300米的地方才撒网作业。吃过早饭，我坐上张玉清的渔船，跟他去江上看个究竟。
　　船逆水而行300米左右，便见渔民开网的水域。奇怪的是只有一二条渔船在江面上撒网，另外十几条渔船却停泊在岸边的树阴下。江岸上一棵粗壮的树墩旁，面向乌苏里江放着一个方形的石英钟，渔民们有的抽着烟聊天，有的躺在渔船前仓的网具上睡觉。我有些纳闷地问船老大张玉清：“怎么不去撒网？”他指着排在一起的渔船回答：“还没轮到我的船号呢，在这儿捕鱼是要排号的。”
　　渔民们告诉我：过去在黑龙江、乌苏里江这两条界江上捕鱼，是根本不用排船号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界江上捕鱼的船和人多起来，边防部队为了维持边境地区管理秩序，规定滩地上的捕鱼船限时限数下江捕鱼，每天早三点至晚九点为捕鱼作业时间，按先后排号顺序每10分钟便有一条渔船出航，树墩旁放着的那个石英钟就是渔民们看时间用的。
　　


　　轮到我们的船开网的时候，张玉清和我坐在船尾，他操纵着船舵，他的儿子和雇来的伙计站在船头上撒网。他们用的胶丝网叫“淌网”，2～3米宽，150米长，是春季专捕大鱼的网具之一。平时，张玉清很少上船跟着捕鱼，船上的活全都交给他26岁的儿子张作良和伙计范金友，今天有老张帮着掌舵，俩人将船头上的活干得特别利索。
　　撒完了网，船跟着用塑料桶做的网标顺水往下游漂，20多分钟过去了，船漂过了通江口滩地，漂过了抚远水道与乌苏里江的汇合处，张作良和范金友赶紧起网。他们不能再往下漂了，虽然那样他们的船可能有机会捕到更多的鱼。
　　就在他们忙着起网的时候，我看见两艘俄罗斯巡逻艇正沿着黑瞎子岛的边缘向我们驶来。两分钟的工夫，巡逻艇与我们的船擦肩而过。渔船在它掀起的浪涛里忽上忽下，老张说：“以前在界江上捕鱼，俄罗斯巡逻艇经常撵我们的船，现在黑瞎子岛回归了，他们不敢再放肆了。”
　　起网后，我与张玉清闲聊。他告诉我，他家住在乌苏里江边上一个叫南岗村的地方，还在1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跟着爷爷、父亲在通江口一带捕鱼。那时鱼类资源丰富，春季在抚远水道的黑龙江水域能捕到鲟鳇鱼、鲤鱼、大胖头；秋天在乌苏里江里能捕到大马哈鱼、白草鱼，两江夹一岛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它始终是渔民们赖以生存的栖息地。
　　
　　贩鱼的谭永胜爱喝东北小烧
　　
　　在通江口滩地，有几户渔民是不去撒网捕鱼的，而是专门在岸边等待渔船捕鱼归来。归航的渔船刚靠上岸，这几个人就抢着掀开船的前舱盖，将鱼拎出来往自己早已准备好的秤上放……他们是收鱼的人，滩地上的渔民管他们叫“头道贩子”。今年52岁的谭永胜是这些人里年龄最大的。
　　本是渔民的谭永胜放弃捕鱼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他喜欢呆在同行的后头，不紧不慢地与船老大选鱼、砍价、过秤。从前与他一起捕鱼时的老伙计都愿意将鱼卖给他。当然，他也从不让那些曾经与自己睡在一个马架子里的伙计们亏着，时不时每斤鱼多加块儿八毛钱。张玉清父子船上的鱼总是留给谭永胜，这不仅因为两人同住一个屯子，更主要的是像他们这个年龄的老渔民，怎么说也是讲些老交情的。
　　谭永胜整天在滩地上收鱼，闲着没事时喜欢找张玉清喝几盅。他们用江水炖江鱼，喝着东北的小烧，这也是滩地上船老大们唯一的嗜好。我跟着“蹭”了几顿，在简易的酒桌上与老谭也熟悉起来，喜好喝酒的老谭像大多数东北人一样，性格粗犷豪放。
　　


　　每天上午10点左右，谭永胜的船才靠上滩地。他不收杂鱼，只收2～3斤以上的鲤鱼、胖头、白鱼。第二天早晨，他再送到通江口滩地上游2.5公里处的乌苏镇，卖给县城里来“倒鱼”的二道贩子。他说乌苏里江刚跑完冰排那几天，开江的鲤鱼5斤以上的，渔民卖60元一斤，他卖给二道贩子75元一斤——“开江的鱼，下蛋的鸡”是城里人最喜欢吃的。
　　其实他更喜欢驾船捕鱼，要不是八年前身体有病，再也干不了这起早贪黑的辛苦活，他说什么也不会去做鱼贩子。当初，乡里领导照顾他给办理了一个收鱼的执照。春、秋捕鱼的季节，他也向渔政、水产部门交纳一定的管理费。在通江口滩地，无论是捕鱼的船还是收鱼的船，每一位船老大的兜里都揣着一本县渔政管理部门发的许可证。南岗村归抚远县抓吉乡管辖，从抓吉经乌苏镇到通江口滩地15公里的乌苏里江上，像谭永胜这样的“收鱼船”有七条。
　　谭永胜住在儿子的马架子里，儿子谭学兵今年27岁，性格像老谭一样豪爽。谭学兵雇了两个伙计帮他捕鱼，母亲和媳妇做饭、看小孩。在通江口滩地像老谭这样全家人住在滩上忙碌的有30多户。每天谭学兵收拾完伙计们换回的网具（每条渔船一般都备2～3套网具），再帮父亲去收鱼。自己船上捕的鱼，老谭每次都给他单放在一个船舱里养着，带到乌苏镇卖给二道贩子，赚的钱也就比其他渔民多了一层。
　　谭学兵的渔船在抚远水道的黑龙江上捕鱼，大约有300米宽的江面上，谁家的船在哪儿撒网，岸上的人一目了然。谭永胜指给我看，他家的两个伙计正在主航道附近撒网，黑瞎子岛那一侧的江面上看不到一条中国渔民的捕鱼船，老谭担心渔网，要儿子开他那条船去看看，赶紧将伙计们喊回来。
　　他无可奈何地说：“江里那趟网900多元买的，要是弄丢了我们就白干好几天。不在主航道那儿打网吧，又捕不到鱼。”我问老谭：“那边的鱼多吗？”他回答说：“多呀，人家那边没人打鱼。”大家心里明白，这边没有鱼完全是因为恶性捕捞引起的。
　　
　　为什么段景和的食杂店生意这么火
　　
　　坐在段景和的食杂店里，看得见抚远水道江面上划过的渔船，也看得见江对面黑瞎子岛上俄罗斯的哨所和教 　　

堂。在通江口滩地渔民住的马架子当中，他的马架子比较大而规整。白天，他将彩色塑料布做的门帘整个卷到棚梁上，让店面显得更加宽敞明亮。我第一次去买东西时，还真为他店里丰富多样的日用品感到惊讶。
　　今年55岁的段景和不是南岗村的本地户。1986年春天，家住黑龙江省宾县农村的段景和来到南岗村串亲，经常跟着亲友去江上捕鱼。那时开一次网能捕100多斤鱼，他返回家乡说服了媳妇，全家四口人举家搬到这偏僻的乌苏里江边。当年南岗、乌苏镇周围没有耕地，到处是泡子、草甸子，居民全都以捕鱼为生。
　　春天乌苏里江涨水时，那里就成了一片泽国，那时段景和与老婆划着小木船去泡子里捕鱼，还能捕到30多斤重的鲤鱼和胖头。秋天捕马哈鱼时，三、四斤以上的卖给县水产公司设在乌苏镇的加工厂，二斤左右的晒成鱼批子，留作冬天食用。这样的日子不到两年的工夫，段景和将小木船换成了带发动机的铁船……
　　在段景和的记忆里，上个世纪80年代通江口滩地捕鱼的船有20条左右，均是南岗村的渔民。那时候政府方面对边境地区管理还比较严格，没有边防通行证、边境居民身份证，根本到不了这紧挨黑瞎子岛的地方。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抚远县对俄贸易的繁荣，外来捕鱼的人也多起来，现在住在滩地上的50多户渔民当中，像自己这样的外来户有10多家。不过从1996年至今10年的时间里，乌苏里江的鱼类资源逐年减少，20多斤重的鲤鱼已非常罕见。因为恶性捕捞的原因，通江口滩地的鱼越捕越少，捕鱼人拖家带口的却多起来。每逢周末、节日，留在村里上学的孩子们便搭顺路的船来滩上与父母团聚，自然会买一些糖果、点心；这些年江里捕的鱼价格提高，渔民的口袋里有钱了也会享受了，段景和看好了这样的赚钱机会，2001年春捕的季节便放弃了捕鱼，做了通江口滩地上第一位“生意人”。
　　此前滩地上除了鱼不用去买，其他的生活用品都要到2.5公里远的乌苏镇上去买。他说：过去，如果趁俄罗斯炮艇不在的时候，在主航道上把网撒到那一侧，还真能捕到不少大鱼，1999年秋天大马哈鱼汛的时候，俄罗斯在江对面盖起了教堂和哨所，以后，俄罗斯炮艇的巡逻次数多了，渔民们只能在主航道这一侧捕鱼。要想在主航道上捕鱼，就得带上一些罐头和啤酒，碰上“老毛子”（当地人对俄国人的土称），送给他们就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他的杂货店生意好的另一个原因。
　　回京前夕，我坐上“龙江210号”旅游船绕行黑瞎子岛。从黑龙江到乌苏里江130多公里的航线上，没见到一条俄罗斯的渔船和捕鱼人，这大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并注重环境保护有关。中午时分，“龙江210号”轰鸣的马达声惊扰了通江口滩地马架子里歇息的人们，他们一如既往用平和、亲切的眼神，目送它驶向绕航的终点——乌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