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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段起伏
2015年的中美关系究竟是向好了还是变坏了？这是盘绕在所有观察家心中的疑问。
综观这一年的中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由导弹驱逐舰济南舰、导弹护卫舰益阳舰和综合补给舰千岛湖舰组成的海军护航编队2015年11月3日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梅波特海军基地，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美国东海岸。
第一个阶段：上半年。尽管双方提前七个多月宣布了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的消息，意图将中美关系锁定在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的轨道上，但事实的发展是这一宣布并未能抑制住消极因素的翻涌。连续几个月内，中美双方围绕网络安全、人权、经贸、南海等问题摩擦不断，麻烦事件层出不穷，奥巴马政府为中国建立亚投行设障、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美国国内战略学界的对外政策讨论当中鼓吹遏制中国的声音不断升温，综合起作用，导致中美战略互疑情绪快速增长。
第二个阶段：6至10月。先是6月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行，后是9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美，围绕这两个预设好的重要时间节点，中美密集开展官方互动，深入进行利益协调，向世界展示了彼此经济关系的深度、政治对话的诚意，以及各自和合作引领国际秩序改革与调整的愿景，使得两国关系达到了一年当中的高潮。但这一过程也贯穿着双方在一系列重大敏感问题上的博弈和较量，在金融、军事、人权领域和网络安全、海上问题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不过，很大程度上，这些消极面在这一阶段的集中体现，是双方为在重要高层互访安排中尽可能多地实现己方政治意图和利益诉求而加紧进行折冲樽俎使然。
第三个阶段：最后一个季度。双方落实习近平访美成果的后续工作稳步推进，在网络、气候变化、经贸领域的对话协调取得新进展，中国首次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在最困难的网络安全问题上，12月1日首次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举行，达成《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并建立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的热线。但与此同时，南海、涉台问题更加突出，人权、法治领域的分歧更加敏感。美国军事舰机开始进入中国南沙岛礁附近海域“常态化”巡航，使10月份成了中美关系的“ROCKTOBER”（“摇滚十月”）。中美在未来亚太贸易规则问题上的“分化”也因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10月达成而更加外露。然而不可忽略的另一个事实是，对于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美国并未予以实质性的阻挠，其对亚投行的态度也在发生由封闭到开放的调整。
年终现象
临近年终的时候，连续发生了几件意味深长的事，或好或坏彰显复杂性，使得这一年的中美关系呈现明显的“开口”特征，提示人们这一关系又一次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最具深远影响的一件好事，是中美事先达成双边协议、两国元首四天内两通电话，为巴黎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为数年来急需注入实质的全球性内涵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示例和注脚。而中美之间能够有效开展合作进而引导全球进程的领域绝不只气候变化一个，还可包括反恐、国际金融、打击跨国犯罪、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全球网络和外空协议。
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坏事。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8.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包括“佩里”级护卫舰、AAV—7两栖突击车、AH—64阿帕奇直升机、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与陶式导弹。中国政府表明了立场，进行了交涉，并宣布了反制措施。这是奥巴马政府任内第四次大规模对台军售，表面上看主要还是出于减缓两岸军力对比失衡速度和消化美国国内军火库存的考虑，属于“规定动作”，并不能将其判定为美对华政策急转的标志。然而在台湾岛内即将迎来地方领导人选举、酝酿政坛更迭的背景下，美方此次军售仍具有战略和政治深意，可以起到牵制马英九在下野前采取拉近两岸关系新动作（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呼应大陆）、塑造下届台湾岛内执政者的两岸和对美政策的双重作用。
就在美国政府宣布新的对台军售计划同天，美联储宣布加息，悬了一年多的“靴子”终于落地。这是一件难分好坏的事。加息日举行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专门会议对这一趋势表达了担忧：“2015年真正的‘分化’其实来自中美欧——美国可能加息从而进入货币政策退出的下半程，中国货币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宽松迹象，欧洲央行则开始实施量化宽松”。市场同意中美经济金融政策进一步“分化”的判断，而这种“分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不仅限于经济范畴。果不其然，伴随美联储加息和与其前后脚发生的人民币“入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始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那种宣称人民币与美元正式“分手”、中美“货币大战”正式揭幕的耸动言论又在网络上大行其道了。
然而两天后，另一件好事发生了。12月18日，在美国国会遇阻五年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终于作为联邦政府2016财政年度综合拨款法案当中涵盖的内容，并在附加了有可能进一步削弱美国今后在IMF当中实际领导力效率的三项条件之后，被美国国会放行。该方案落实后，IMF的份额将扩大一倍，其中至少6%的份额转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将是最大受益者，正式成为IMF第三大成员。事实表明，美国在“愚蠢的拖延”过程中付出了过多代价，它不得不接受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功建立等既成事实，将面对一个同2010年IMF理事会通过改革方案时相比已发生较大变化的国际金融秩序。
竞合新常态
总之，2015年的中美关系虽然总体上保持稳定发展，但却以空前复杂的面貌示人，用一个乡土词“拧巴”来形容它可能更为贴切。一方面，两国合作的范畴向全球层面加速延展，中美关系主要议程的排序进一步发生改变。双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支持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联手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全球卫生合作的举措深刻影响全球治理变革的方向和进度，反过来又成为中美关系“正能量”的主要维系因素。另一方面，两国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不相融性重新突出起来，西太平洋地区海上战略碰撞的风险上升，寻求国际规则制订主导权和金融货币市场主动地位的竞争开始冒头。 两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走势的影响空前直接，中美关系主要议程及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的交锋更直接地反映双方的国内政治考量、折射两国的国内政治博弈，积极介入、影响中美关系运作的部门机构和利益集团也越来越庞杂，助力和干扰都在增多，使得中美关系愈发不能按照单纯的外交规律和方式操作。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在10月18日发表于西班牙《国家报》的文章中就点明，由于中国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无法控制的整个内部势力，美国需要以理性和连贯的方式运用好所有工具，一方面以行动而非语言来表明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在建设性对话上的努力。
这样的中美关系，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全然乐观，但也不至于悲观到底。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关系不大可能简单重蹈古代斯巴达与雅典式的战争和冲突，“修昔底德陷阱”也许是个伪命题，因为无论是时代条件还是大国特性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前提是已经发达的强大国家，必然把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看作威胁。但是很多美国人认为，过去冲突的原因不一定是现在冲突的原因。我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这种问题，在核武器的时代还没有发生过”;“所以这个陷阱还存不存在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最近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副总裁方大为（David J. Firestein）在接受“共识网”专访时如是说。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10月12日在《日本经济新闻》撰文提出了新的名词。他指出，美中因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越来越依赖对方，陷入了典型的“相互依存陷阱”;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人类的相互依存一样不稳定，只要伙伴一方发生变化，另一方就会感到被抛弃或者被嘲笑，这种病理的结果往往是痛苦分手。罗奇的文章提醒我们，中美关系管理者们不能安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现状，必须在管理中美关系既有问题的同时，努力开创强化中美合作的新方式。
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倒是更有可能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竞合”轨道。事实上，2015年的形势表明，中美关系已是“竞合”关系了。借用张长弓在2015年6月3日《联合早报》文章中的归纳，所谓中美“竞合”，具体表现为：首先，具备既竞争又合作的两面属性，竞争与合作是中美关系不分主次从属且相互渗透交织的两大方面，两国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而过去我们通常讲中美“既斗争又合作”。其次，竞争所产生的摩擦体现在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有时会相当直接、非常激烈，处于高强状态，但总体上仍然是可控和可协调的，属于“和平竞争”范畴。第三，中美之间的交往方式、关系状态对国际关系具有统领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深远影响，成为不亚于美俄、美欧关系的人们观察、展望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关键坐标。第四，两国的战略目标并不根本对立，而是保持某种“平行”状态，对中国而言是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崛起，对美国而言则是要确保继续领导世界的权力不受挑战。
中国的选择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中美关系，一方是更加强大、进取但同时又必须继续专心处理国内各种棘手问题的中国，一方是经济持续复苏但总体上仍处在全球影响力下滑惯性中的美国。虽然美国仍将是超级大国，但就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而言，美国正越来越失去战略意愿和方向。形势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化，时间站在太平洋西岸。
习近平2015年9月的美国之行是双方在更广范围内合作、更高层次上博弈的新起点，中美关系将在来年经历更为深刻、复杂的利益重整。今后的中美关系既非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式的关系，更非美国与其主要同盟大国英国、法国、日本式的关系，而是同一世界体系内在一些问题上是合作伙伴、一些问题上是竞争对手的全球性复杂关系，其中异常微妙的是，两国合作与竞争拥有共同焦点：谁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真实的持久和平与繁荣。这是美国“例外主义”与中华“天命主义”的必然碰撞，碰撞之后或许是交融，但也可能是战争。
2015年的中国对美外交有了新变化，五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一是主动设置议程，通过维护、扩大积极面来抑制、减少消极面;二是在敏感问题上大胆博弈，争取自身利益，促使对方妥协;三是管控分歧和冲突风险;四是主动走出去影响、塑造舆论;五是内部各部门之间加强统筹协调。但也显示出不足，比如，对形势变化的事先预估和文化差异巨大影响的准备不足;对中美关系真实情况的公开宣讲不够，以至于民众极易被错置的、煽动性的信息所误导，“中国威胁论”和“美国阴谋论”仍畸化着两国关系的运作;双边对话的含金量被过多官式话语掩盖，显得广泛性、程序性、技术性有余，深度不够。
2016年，先是台湾举行地方领导人选举，后是美国总统大选选战进入高潮，奥巴马政府陷入跛脚，中美关系所受的干扰和苛责将会进入新一轮多发期。但中国主办20国集团峰会、国际反恐形势的快速发展等将为中美进一步加强协调合作提供机会。2017年1月白宫易主后，美国对外、对华政策重新进入定调阶段，可能采取比奥巴马政府更为强硬的姿态。中国的战略家、外交官、军人和学者们必须能够通过真诚的对话更好和更有紧迫意识地影响美国，同时做好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的准备，在此过程中，确立对中美关系的客观、理性、真实认知，对决策者、观察者和公众都至关重要，不要因一时一事轻易下结论。
而中美关系何去何从，能否避免良性竞争向恶性竞争转化，则是一个更广纬度的问题，取决于中美双方的互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是今后一、两年最重要的两块试金石。自有中美关系以来，世界的每一次秩序变革都导致这一关系在性质和形态上的巨大变动。作为当下之首要，中美关系需要迈向成熟的全球大国关系，以实际行动向自己的国人和世界证明“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存在。
2015年的中美关系究竟是向好了还是变坏了？这是盘绕在所有观察家心中的疑问。
综观这一年的中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上半年。尽管双方提前七个多月宣布了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的消息，意图将中美关系锁定在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的轨道上，但事实的发展是这一宣布并未能抑制住消极因素的翻涌。连续几个月内，中美双方围绕网络安全、人权、经贸、南海等问题摩擦不断，麻烦事件层出不穷，奥巴马政府为中国建立亚投行设障、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美国国内战略学界的对外政策讨论当中鼓吹遏制中国的声音不断升温，综合起作用，导致中美战略互疑情绪快速增长。
第二个阶段：6至10月。先是6月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行，后是9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美，围绕这两个预设好的重要时间节点，中美密集开展官方互动，深入进行利益协调，向世界展示了彼此经济关系的深度、政治对话的诚意，以及各自和合作引领国际秩序改革与调整的愿景，使得两国关系达到了一年当中的高潮。但这一过程也贯穿着双方在一系列重大敏感问题上的博弈和较量，在金融、军事、人权领域和网络安全、海上问题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不过，很大程度上，这些消极面在这一阶段的集中体现，是双方为在重要高层互访安排中尽可能多地实现己方政治意图和利益诉求而加紧进行折冲樽俎使然。
第三个阶段：最后一个季度。双方落实习近平访美成果的后续工作稳步推进，在网络、气候变化、经贸领域的对话协调取得新进展，中国首次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在最困难的网络安全问题上，12月1日首次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举行，达成《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并建立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的热线。但与此同时，南海、涉台问题更加突出，人权、法治领域的分歧更加敏感。美国军事舰机开始进入中国南沙岛礁附近海域“常态化”巡航，使10月份成了中美关系的“ROCKTOBER”（“摇滚十月”）。中美在未来亚太贸易规则问题上的“分化”也因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10月达成而更加外露。然而不可忽略的另一个事实是，对于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美国并未予以实质性的阻挠，其对亚投行的态度也在发生由封闭到开放的调整。
年终现象
临近年终的时候，连续发生了几件意味深长的事，或好或坏彰显复杂性，使得这一年的中美关系呈现明显的“开口”特征，提示人们这一关系又一次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最具深远影响的一件好事，是中美事先达成双边协议、两国元首四天内两通电话，为巴黎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为数年来急需注入实质的全球性内涵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示例和注脚。而中美之间能够有效开展合作进而引导全球进程的领域绝不只气候变化一个，还可包括反恐、国际金融、打击跨国犯罪、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全球网络和外空协议。
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坏事。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8.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包括“佩里”级护卫舰、AAV—7两栖突击车、AH—64阿帕奇直升机、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与陶式导弹。中国政府表明了立场，进行了交涉，并宣布了反制措施。这是奥巴马政府任内第四次大规模对台军售，表面上看主要还是出于减缓两岸军力对比失衡速度和消化美国国内军火库存的考虑，属于“规定动作”，并不能将其判定为美对华政策急转的标志。然而在台湾岛内即将迎来地方领导人选举、酝酿政坛更迭的背景下，美方此次军售仍具有战略和政治深意，可以起到牵制马英九在下野前采取拉近两岸关系新动作（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呼应大陆）、塑造下届台湾岛内执政者的两岸和对美政策的双重作用。
就在美国政府宣布新的对台军售计划同天，美联储宣布加息，悬了一年多的“靴子”终于落地。这是一件难分好坏的事。加息日举行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专门会议对这一趋势表达了担忧：“2015年真正的‘分化’其实来自中美欧——美国可能加息从而进入货币政策退出的下半程，中国货币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宽松迹象，欧洲央行则开始实施量化宽松”。市场同意中美经济金融政策进一步“分化”的判断，而这种“分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不仅限于经济范畴。果不其然，伴随美联储加息和与其前后脚发生的人民币“入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始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那种宣称人民币与美元正式“分手”、中美“货币大战”正式揭幕的耸动言论又在网络上大行其道了。
然而两天后，另一件好事发生了。12月18日，在美国国会遇阻五年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终于作为联邦政府2016财政年度综合拨款法案当中涵盖的内容，并在附加了有可能进一步削弱美国今后在IMF当中实际领导力效率的三项条件之后，被美国国会放行。该方案落实后，IMF的份额将扩大一倍，其中至少6%的份额转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将是最大受益者，正式成为IMF第三大成员。事实表明，美国在“愚蠢的拖延”过程中付出了过多代价，它不得不接受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功建立等既成事实，将面对一个同2010年IMF理事会通过改革方案时相比已发生较大变化的国际金融秩序。
竞合新常态
总之，2015年的中美关系虽然总体上保持稳定发展，但却以空前复杂的面貌示人，用一个乡土词“拧巴”来形容它可能更为贴切。一方面，两国合作的范畴向全球层面加速延展，中美关系主要议程的排序进一步发生改变。双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支持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联手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全球卫生合作的举措深刻影响全球治理变革的方向和进度，反过来又成为中美关系“正能量”的主要维系因素。另一方面，两国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不相融性重新突出起来，西太平洋地区海上战略碰撞的风险上升，寻求国际规则制订主导权和金融货币市场主动地位的竞争开始冒头。 两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走势的影响空前直接，中美关系主要议程及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的交锋更直接地反映双方的国内政治考量、折射两国的国内政治博弈，积极介入、影响中美关系运作的部门机构和利益集团也越来越庞杂，助力和干扰都在增多，使得中美关系愈发不能按照单纯的外交规律和方式操作。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在10月18日发表于西班牙《国家报》的文章中就点明，由于中国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无法控制的整个内部势力，美国需要以理性和连贯的方式运用好所有工具，一方面以行动而非语言来表明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在建设性对话上的努力。
这样的中美关系，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全然乐观，但也不至于悲观到底。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关系不大可能简单重蹈古代斯巴达与雅典式的战争和冲突，“修昔底德陷阱”也许是个伪命题，因为无论是时代条件还是大国特性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前提是已经发达的强大国家，必然把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看作威胁。但是很多美国人认为，过去冲突的原因不一定是现在冲突的原因。我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这种问题，在核武器的时代还没有发生过”;“所以这个陷阱还存不存在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最近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副总裁方大为（David J. Firestein）在接受“共识网”专访时如是说。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10月12日在《日本经济新闻》撰文提出了新的名词。他指出，美中因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越来越依赖对方，陷入了典型的“相互依存陷阱”;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人类的相互依存一样不稳定，只要伙伴一方发生变化，另一方就会感到被抛弃或者被嘲笑，这种病理的结果往往是痛苦分手。罗奇的文章提醒我们，中美关系管理者们不能安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现状，必须在管理中美关系既有问题的同时，努力开创强化中美合作的新方式。
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倒是更有可能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竞合”轨道。事实上，2015年的形势表明，中美关系已是“竞合”关系了。借用张长弓在2015年6月3日《联合早报》文章中的归纳，所谓中美“竞合”，具体表现为：首先，具备既竞争又合作的两面属性，竞争与合作是中美关系不分主次从属且相互渗透交织的两大方面，两国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而过去我们通常讲中美“既斗争又合作”。其次，竞争所产生的摩擦体现在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有时会相当直接、非常激烈，处于高强状态，但总体上仍然是可控和可协调的，属于“和平竞争”范畴。第三，中美之间的交往方式、关系状态对国际关系具有统领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深远影响，成为不亚于美俄、美欧关系的人们观察、展望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关键坐标。第四，两国的战略目标并不根本对立，而是保持某种“平行”状态，对中国而言是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崛起，对美国而言则是要确保继续领导世界的权力不受挑战。
中国的选择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中美关系，一方是更加强大、进取但同时又必须继续专心处理国内各种棘手问题的中国，一方是经济持续复苏但总体上仍处在全球影响力下滑惯性中的美国。虽然美国仍将是超级大国，但就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而言，美国正越来越失去战略意愿和方向。形势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化，时间站在太平洋西岸。
习近平2015年9月的美国之行是双方在更广范围内合作、更高层次上博弈的新起点，中美关系将在来年经历更为深刻、复杂的利益重整。今后的中美关系既非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式的关系，更非美国与其主要同盟大国英国、法国、日本式的关系，而是同一世界体系内在一些问题上是合作伙伴、一些问题上是竞争对手的全球性复杂关系，其中异常微妙的是，两国合作与竞争拥有共同焦点：谁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真实的持久和平与繁荣。这是美国“例外主义”与中华“天命主义”的必然碰撞，碰撞之后或许是交融，但也可能是战争。
2015年的中国对美外交有了新变化，五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一是主动设置议程，通过维护、扩大积极面来抑制、减少消极面;二是在敏感问题上大胆博弈，争取自身利益，促使对方妥协;三是管控分歧和冲突风险;四是主动走出去影响、塑造舆论;五是内部各部门之间加强统筹协调。但也显示出不足，比如，对形势变化的事先预估和文化差异巨大影响的准备不足;对中美关系真实情况的公开宣讲不够，以至于民众极易被错置的、煽动性的信息所误导，“中国威胁论”和“美国阴谋论”仍畸化着两国关系的运作;双边对话的含金量被过多官式话语掩盖，显得广泛性、程序性、技术性有余，深度不够。
2016年，先是台湾举行地方领导人选举，后是美国总统大选选战进入高潮，奥巴马政府陷入跛脚，中美关系所受的干扰和苛责将会进入新一轮多发期。但中国主办20国集团峰会、国际反恐形势的快速发展等将为中美进一步加强协调合作提供机会。2017年1月白宫易主后，美国对外、对华政策重新进入定调阶段，可能采取比奥巴马政府更为强硬的姿态。中国的战略家、外交官、军人和学者们必须能够通过真诚的对话更好和更有紧迫意识地影响美国，同时做好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的准备，在此过程中，确立对中美关系的客观、理性、真实认知，对决策者、观察者和公众都至关重要，不要因一时一事轻易下结论。
而中美关系何去何从，能否避免良性竞争向恶性竞争转化，则是一个更广纬度的问题，取决于中美双方的互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是今后一、两年最重要的两块试金石。自有中美关系以来，世界的每一次秩序变革都导致这一关系在性质和形态上的巨大变动。作为当下之首要，中美关系需要迈向成熟的全球大国关系，以实际行动向自己的国人和世界证明“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