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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鼓藏幡是摆贝型苗族的传统艺术形式，其纹样风格古朴神秘，具有中国原始艺术、先秦艺术的诸多特征，在苗族乃至中国民族民间艺术领域独树一帜。同时，鼓藏幡是用于苗族鼓藏节祭祖仪式上的祭幡，其与苗族宗教文化的结合之紧密、形式渊源之深邃具有丰厚的学术研究价值。如今，鼓藏幡作为民族工艺品得到了广泛的开发与再创作，也需要学术力量的进一步介入，对其传统形式进行研究和保护。
关键词：苗族蜡染;摆贝型苗族;鼓藏幡
1 摆贝型苗族的鼓藏幡形式
摆贝型支系苗族生活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及黔南州三都县的交界地带，在以12年为周期举行的盛大祭祖活动鼓藏节的牛旋堂仪式上，有一种特有的幡旗艺术，被称为“鼓藏幡”。鼓藏幡的尺寸、形制和摆贝型苗族的男子头帕相仿，宽30～40厘米，长度4～7米，材质包括蜡染、未脱蜡的白布蜡画、黑白几何纹样织锦、彩色刺绣和紫黑色土布，其中蜡染鼓藏幡的纹样最丰富、造型最有力，是摆贝型苗族蜡染艺术中最具感染力的部分。
笔者有幸参加了摆贝支系脚车苗寨2019年的鼓藏节大典，在牛旋堂仪式上，寨中家庭以姓氏（保甲）为单位形成队列，由祭师、鼓藏头开路，随后是祭牛和身着盛装的芦笙、芒筒乐手以及男子舞蹈队伍，一路舞蹈，把祭祖用的水牯牛牵到牛塘中，表示献给祖先。所有队伍的幡旗在入场之后都聚集在牛塘中央，形成高耸如林的密集队形，其余人围绕幡旗牵牛绕场并演奏巡舞，整个场面十分壮观。①悬挂幡旗的竹竿可高达9～10米，每条旗杆上的幡旗必为单数，最少为5条，而超过9条则旗杆太重无法扶稳，每个家族或保甲出席仪式的旗杆数量也必须为单数。
2 鼓藏幡在鼓藏节仪式上的功能
摆贝型苗族的幡旗纹样以圆形光体（铜鼓）、龙、鸟、鱼、蛙、虫为主，而以光体、动物纹为旗帜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源远流长。《周礼·春官·司常》中即有日月为常、交龙为旂、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的全套典章制度。钱玄先生认为旗帜是从原始社会的图腾演化而來的，先民最早用旗帜画上图形，代表一个氏族或地区。[1]然而，苗族的社会形态已远远超过了原始社会阶段，且幡旗上的动物纹样众多，绝不是单纯的图腾产物，因此我们对其功能的理解依然需要参考中国古代幡旗的功能。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司巫/神仕》：“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凡祭祀，各建其旗。会同、宾客，亦如之，置旌门。大丧，共铭旌，建廞车之旌。及葬，亦如之……”有学者将苗族的祭幡称为“古战旗”。[2]古代幡旗仪仗不仅可用于军事、政治场合，也可用于祭祀、丧礼、葬礼等有关亡者的仪式。笔者认为，在苗族祭祖仪式的语境中，鼓藏幡的功能应该更偏向于身份识别和引魂归来。周礼的旌旗制度有显示主人身份等级的徽识功能，与摆贝支系相邻的加两型苗族在祭祖时，也会抬出象征祖先生活方式、兴趣习惯的物品，起到识别身份的功能。我国周代已经存在被称为“复”的招魂的礼仪，其基本形式是拿着死者的衣服到屋顶上呼喊死者的名字，将其灵魂召回。除了衣物以外，还可以使用“绥”或“铭旌”将亡魂召回故乡或安葬之处。[3]摆贝型苗族的鼓藏幡以男子头帕为原型，也是条形的旗帜，从历史和民俗的角度来看，都符合以服装、布条呼唤祖灵的基本形式，同时，苗族巫术中也有用病人的衣物招魂以达到治病目的的仪式。
3 摆贝型苗族鼓藏幡中的神秘形象
摆贝型苗族鼓藏幡以龙为主纹，淳于步先生统计了摆贝型蜡染中的龙纹种类，有人首龙、鸟龙、鸟蛙复合龙、鱼鸟复合龙、鱼龙、鳗鱼龙、螺蛳龙、泥鳅龙、蚯蚓龙、虫龙、蜈蚣龙、蚕龙、蛇龙、蜥蜴龙、娃娃鱼等。[4]此外，摆贝型蜡染中还有蛙首龙、牛角龙等造型。
在苗族传统观念中，动植物、工具器皿皆可以为龙，且摆贝型龙纹没有四肢及颈、身、尾三停之分，未显示出汉代以后中国龙纹的兽形、四足特征，其风格处于中国龙的原始状态。此外，摆贝型蜡染中还有双头龙、S形龙、螺旋形蟠龙，颇有先秦遗风。
在苗族文化中，龙是最吉祥、高贵、威严的动物，凯里学院博物馆收藏了一幅人首龙蜡染幡旗，据馆长淳于步先生介绍，只有出过有名望的大族长、大巫师的家族才可在祭祖幡旗上画人首龙纹样，代表祖先已经变成龙。苗族人认为祖先变龙是非常神异、有能力的事情，死者化龙的情节在苗族民间故事里十分普遍。
丹寨苗族传说，有位叫告刚的英雄，死后不久手脚上便长出了鱼鳞，他的两个儿子见了，知道父亲是要变龙，急忙将遗体埋入风水宝地，到了春天告刚真的变成了一条龙，轻轻一晃就地动山摇，造出了一个龙潭，后来，告刚嫌龙潭太小，就随着洪峰到大海里去了。[5]
湘西苗族也有人化龙的故事，据说一位高寿老人在自觉寿命将尽的时候躲入水缸里想要变龙，并吩咐儿女在时日未满之前不要打开缸盖，结果儿女好奇，悄悄打开盖子偷看了一眼，却看到老人整个身子都变成了龙，只有头部还是人头。
历史学与考古学界认为，以龙身表示神圣的手法来源于先民对蛇图腾的崇拜，人首龙身的造型乃是祖先人形与图腾动物相结合的产物。虽然今日的苗学研究认为苗族人并不十分崇蛇，然而，吴晓东先生在对苗族图腾种类的研究中提到，《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有人曰苗民，有神，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冠，名曰延维”，指明苗族先民曾供奉叫作延维的蛇图腾神。[6]湘西苗族史诗中还有《龙人歌》：“要传颂远古的史诗，要传达远古的故事，江河湖泊有了游鱼，陆地上有了爬虫走兽……过了很长的时期，过了很多的时间;大地上啊，开始出现龙身人首的乌基，出现了人首龙身的代基;后来才生……”[7]这样一代代生育到第八代的时候形成了苗人、汉人的12个宗支、148个姓，将人首龙身的形象至于人类祖先的位置。闻一多等学者也认为，伏羲女娲神话源于南方苗瑶民族而向北传播进入汉族文化，因此人首龙的造型在苗族艺术中拥有历史脉络上的合理性。 4 摆贝型苗族鼓藏幡的艺术价值
摆贝型苗族蜡染的线条粗粝，动物纹样壮硕而高度变形，表现出大眼圆睁、麟角锋利的诡谲形态。这种画风在贺琛、杨文斌先生的《中华锦绣·贵州蜡染》中被描述为“神秘刚健”“古朴神秘”，[8]贾京生先生在《中国现代民间手工蜡染工艺文化研究》中评价其“古朴而威严”，[9]而仪式用的鼓藏幡图案更是被称为“震人心魄”。[10]摆贝型苗族鼓藏幡是集苗族宗教、社会、艺术、审美于一体的文化结晶，在贵州省博物馆、黔东南州博物馆的展品中，都有蜡染鼓藏幡及鼓藏节仪式的身影。
今日，在民族手工艺商业化、苗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时代环境下，蜡染鼓藏幡的功能已不再局限于祭祖仪式，而是成为榕江地区有代表性的民族工艺品。
摆贝苗寨的蜡染传承人姜老本、潘老拉、潘老本等人绘制了大量的工艺品鼓藏幡，其画风较传统幡旗更为具象温柔，也融合了一些苗族其他支系乃至晚近时期汉族艺术的造型方法。榕江县的另一苗族支系——滚仲型苗族的商业蜡染也吸取了鼓藏幡形式，创作出由蛙、鸟、虫等小动物组成的蜡染条幅。在与榕江县比邻的丹寨县，各家蜡染经营单位也以自己的风格创作了不少牛角龙、蜈蚣龙、龍凤纹样的长幡。
目前，蜡染幡旗作为一种民族民间艺术的载体，其家族在不断丰富、壮大，但商业化开发也使鼓藏幡逐渐脱离了神圣肃穆的宗教气息，商业型新作的形式语言已不及传统作品那样狞厉深邃，对其震慑力、艺术感染力亦有所削弱。因此，对传统艺术的开发不应仅停留在对形式的模仿上，更需要理解艺术语言背后的社会形态、思维方式及历史脉络。目前，学术界对摆贝型苗族蜡染的关注尚少，鼓藏幡艺术形式之丰富、内蕴之悠远，亟须民族学、艺术人类学、美学人类学、艺术史、图像学等研究视角的综合介入，使这种宝贵的艺术形式在肉身延续的同时也不失灵魂。
注释：①祭祖队列中，幡旗的位置当走在鼓藏头后面、芦笙队前面，2019年脚车苗寨过鼓藏节时，由于寨子中多处架设电线，无法举着旗杆在寨中巡舞，所以所有幡旗在牛塘中即牛塘周围先行悬挂，在场中集合完毕之后等待各家族队伍依次入场。
参考文献：
[1] 钱玄.三礼通论[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42.
[2] 徐新建.生死之间——月亮山牯脏节[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58.
[3] 胡智勇.是“引魂升天”还是“招魂入墓”楚汉旌幡帛画再探[J].美术，2008（09）：108.
[4] 淳于步.“龙”造型工艺复述与文化的视觉表达[J].民族艺术研究，2016（01）：105-106.
[5] 丹寨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丹寨县文化馆.丹寨苗族民间文学资料·第二集[M]. 1983：100-109.
[6] 吴晓东.苗族图腾与神话[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5.
[7] 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史[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66.
[8] 贺琛，杨文斌.中华锦绣·贵州蜡染[M].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62-64.
[9] 贾京生.中国现代民间手工蜡染工艺文化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207.
[10]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藏贵州蜡染艺术精品[M].安徽美术出版社，2008：11.
作者简介：于菁竹（1990—），女，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方向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美术）。
关键词：苗族蜡染;摆贝型苗族;鼓藏幡
1 摆贝型苗族的鼓藏幡形式
摆贝型支系苗族生活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及黔南州三都县的交界地带，在以12年为周期举行的盛大祭祖活动鼓藏节的牛旋堂仪式上，有一种特有的幡旗艺术，被称为“鼓藏幡”。鼓藏幡的尺寸、形制和摆贝型苗族的男子头帕相仿，宽30～40厘米，长度4～7米，材质包括蜡染、未脱蜡的白布蜡画、黑白几何纹样织锦、彩色刺绣和紫黑色土布，其中蜡染鼓藏幡的纹样最丰富、造型最有力，是摆贝型苗族蜡染艺术中最具感染力的部分。
笔者有幸参加了摆贝支系脚车苗寨2019年的鼓藏节大典，在牛旋堂仪式上，寨中家庭以姓氏（保甲）为单位形成队列，由祭师、鼓藏头开路，随后是祭牛和身着盛装的芦笙、芒筒乐手以及男子舞蹈队伍，一路舞蹈，把祭祖用的水牯牛牵到牛塘中，表示献给祖先。所有队伍的幡旗在入场之后都聚集在牛塘中央，形成高耸如林的密集队形，其余人围绕幡旗牵牛绕场并演奏巡舞，整个场面十分壮观。①悬挂幡旗的竹竿可高达9～10米，每条旗杆上的幡旗必为单数，最少为5条，而超过9条则旗杆太重无法扶稳，每个家族或保甲出席仪式的旗杆数量也必须为单数。
2 鼓藏幡在鼓藏节仪式上的功能
摆贝型苗族的幡旗纹样以圆形光体（铜鼓）、龙、鸟、鱼、蛙、虫为主，而以光体、动物纹为旗帜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源远流长。《周礼·春官·司常》中即有日月为常、交龙为旂、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的全套典章制度。钱玄先生认为旗帜是从原始社会的图腾演化而來的，先民最早用旗帜画上图形，代表一个氏族或地区。[1]然而，苗族的社会形态已远远超过了原始社会阶段，且幡旗上的动物纹样众多，绝不是单纯的图腾产物，因此我们对其功能的理解依然需要参考中国古代幡旗的功能。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司巫/神仕》：“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凡祭祀，各建其旗。会同、宾客，亦如之，置旌门。大丧，共铭旌，建廞车之旌。及葬，亦如之……”有学者将苗族的祭幡称为“古战旗”。[2]古代幡旗仪仗不仅可用于军事、政治场合，也可用于祭祀、丧礼、葬礼等有关亡者的仪式。笔者认为，在苗族祭祖仪式的语境中，鼓藏幡的功能应该更偏向于身份识别和引魂归来。周礼的旌旗制度有显示主人身份等级的徽识功能，与摆贝支系相邻的加两型苗族在祭祖时，也会抬出象征祖先生活方式、兴趣习惯的物品，起到识别身份的功能。我国周代已经存在被称为“复”的招魂的礼仪，其基本形式是拿着死者的衣服到屋顶上呼喊死者的名字，将其灵魂召回。除了衣物以外，还可以使用“绥”或“铭旌”将亡魂召回故乡或安葬之处。[3]摆贝型苗族的鼓藏幡以男子头帕为原型，也是条形的旗帜，从历史和民俗的角度来看，都符合以服装、布条呼唤祖灵的基本形式，同时，苗族巫术中也有用病人的衣物招魂以达到治病目的的仪式。
3 摆贝型苗族鼓藏幡中的神秘形象
摆贝型苗族鼓藏幡以龙为主纹，淳于步先生统计了摆贝型蜡染中的龙纹种类，有人首龙、鸟龙、鸟蛙复合龙、鱼鸟复合龙、鱼龙、鳗鱼龙、螺蛳龙、泥鳅龙、蚯蚓龙、虫龙、蜈蚣龙、蚕龙、蛇龙、蜥蜴龙、娃娃鱼等。[4]此外，摆贝型蜡染中还有蛙首龙、牛角龙等造型。
在苗族传统观念中，动植物、工具器皿皆可以为龙，且摆贝型龙纹没有四肢及颈、身、尾三停之分，未显示出汉代以后中国龙纹的兽形、四足特征，其风格处于中国龙的原始状态。此外，摆贝型蜡染中还有双头龙、S形龙、螺旋形蟠龙，颇有先秦遗风。
在苗族文化中，龙是最吉祥、高贵、威严的动物，凯里学院博物馆收藏了一幅人首龙蜡染幡旗，据馆长淳于步先生介绍，只有出过有名望的大族长、大巫师的家族才可在祭祖幡旗上画人首龙纹样，代表祖先已经变成龙。苗族人认为祖先变龙是非常神异、有能力的事情，死者化龙的情节在苗族民间故事里十分普遍。
丹寨苗族传说，有位叫告刚的英雄，死后不久手脚上便长出了鱼鳞，他的两个儿子见了，知道父亲是要变龙，急忙将遗体埋入风水宝地，到了春天告刚真的变成了一条龙，轻轻一晃就地动山摇，造出了一个龙潭，后来，告刚嫌龙潭太小，就随着洪峰到大海里去了。[5]
湘西苗族也有人化龙的故事，据说一位高寿老人在自觉寿命将尽的时候躲入水缸里想要变龙，并吩咐儿女在时日未满之前不要打开缸盖，结果儿女好奇，悄悄打开盖子偷看了一眼，却看到老人整个身子都变成了龙，只有头部还是人头。
历史学与考古学界认为，以龙身表示神圣的手法来源于先民对蛇图腾的崇拜，人首龙身的造型乃是祖先人形与图腾动物相结合的产物。虽然今日的苗学研究认为苗族人并不十分崇蛇，然而，吴晓东先生在对苗族图腾种类的研究中提到，《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有人曰苗民，有神，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冠，名曰延维”，指明苗族先民曾供奉叫作延维的蛇图腾神。[6]湘西苗族史诗中还有《龙人歌》：“要传颂远古的史诗，要传达远古的故事，江河湖泊有了游鱼，陆地上有了爬虫走兽……过了很长的时期，过了很多的时间;大地上啊，开始出现龙身人首的乌基，出现了人首龙身的代基;后来才生……”[7]这样一代代生育到第八代的时候形成了苗人、汉人的12个宗支、148个姓，将人首龙身的形象至于人类祖先的位置。闻一多等学者也认为，伏羲女娲神话源于南方苗瑶民族而向北传播进入汉族文化，因此人首龙的造型在苗族艺术中拥有历史脉络上的合理性。 4 摆贝型苗族鼓藏幡的艺术价值
摆贝型苗族蜡染的线条粗粝，动物纹样壮硕而高度变形，表现出大眼圆睁、麟角锋利的诡谲形态。这种画风在贺琛、杨文斌先生的《中华锦绣·贵州蜡染》中被描述为“神秘刚健”“古朴神秘”，[8]贾京生先生在《中国现代民间手工蜡染工艺文化研究》中评价其“古朴而威严”，[9]而仪式用的鼓藏幡图案更是被称为“震人心魄”。[10]摆贝型苗族鼓藏幡是集苗族宗教、社会、艺术、审美于一体的文化结晶，在贵州省博物馆、黔东南州博物馆的展品中，都有蜡染鼓藏幡及鼓藏节仪式的身影。
今日，在民族手工艺商业化、苗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时代环境下，蜡染鼓藏幡的功能已不再局限于祭祖仪式，而是成为榕江地区有代表性的民族工艺品。
摆贝苗寨的蜡染传承人姜老本、潘老拉、潘老本等人绘制了大量的工艺品鼓藏幡，其画风较传统幡旗更为具象温柔，也融合了一些苗族其他支系乃至晚近时期汉族艺术的造型方法。榕江县的另一苗族支系——滚仲型苗族的商业蜡染也吸取了鼓藏幡形式，创作出由蛙、鸟、虫等小动物组成的蜡染条幅。在与榕江县比邻的丹寨县，各家蜡染经营单位也以自己的风格创作了不少牛角龙、蜈蚣龙、龍凤纹样的长幡。
目前，蜡染幡旗作为一种民族民间艺术的载体，其家族在不断丰富、壮大，但商业化开发也使鼓藏幡逐渐脱离了神圣肃穆的宗教气息，商业型新作的形式语言已不及传统作品那样狞厉深邃，对其震慑力、艺术感染力亦有所削弱。因此，对传统艺术的开发不应仅停留在对形式的模仿上，更需要理解艺术语言背后的社会形态、思维方式及历史脉络。目前，学术界对摆贝型苗族蜡染的关注尚少，鼓藏幡艺术形式之丰富、内蕴之悠远，亟须民族学、艺术人类学、美学人类学、艺术史、图像学等研究视角的综合介入，使这种宝贵的艺术形式在肉身延续的同时也不失灵魂。
注释：①祭祖队列中，幡旗的位置当走在鼓藏头后面、芦笙队前面，2019年脚车苗寨过鼓藏节时，由于寨子中多处架设电线，无法举着旗杆在寨中巡舞，所以所有幡旗在牛塘中即牛塘周围先行悬挂，在场中集合完毕之后等待各家族队伍依次入场。
参考文献：
[1] 钱玄.三礼通论[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42.
[2] 徐新建.生死之间——月亮山牯脏节[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58.
[3] 胡智勇.是“引魂升天”还是“招魂入墓”楚汉旌幡帛画再探[J].美术，2008（09）：108.
[4] 淳于步.“龙”造型工艺复述与文化的视觉表达[J].民族艺术研究，2016（01）：105-106.
[5] 丹寨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丹寨县文化馆.丹寨苗族民间文学资料·第二集[M]. 1983：100-109.
[6] 吴晓东.苗族图腾与神话[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5.
[7] 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史[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66.
[8] 贺琛，杨文斌.中华锦绣·贵州蜡染[M].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62-64.
[9] 贾京生.中国现代民间手工蜡染工艺文化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207.
[10]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藏贵州蜡染艺术精品[M].安徽美术出版社，2008：11.
作者简介：于菁竹（1990—），女，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方向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