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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从内心里弄清自己是怎么回事,他的行为都是荒谬的。这世界为什么总处于动荡之中?美国的经济可以影响整个世界,我们村的澡堂也跟着起哄,搓澡涨到7块钱了
“舌头”乐队身上有一股向内的力量,最直观体现在吴吞写的歌词里。吴吞的语言表达令人慨叹教育的无用。
2004年,“舌头”乐队转入沉寂,吴吞离开了北京,开始游历。自2008年开始做一些小型的民谣演出。在舞台上,他仍然有点羞涩。手拨琴弦,眼望地面,然而琴声铮铮,载着越来越沉重的愤怒的琴弦几乎要断了。
我们干了想干的事,干得很棒
人物周刊:去北京前你在新疆,生活状态怎么样?
吴吞:18岁之前由父母罩着,父母由单位罩着,单位由国家罩着,国家由全国人民罩着,全国人民由地球和老天罩着;18岁之后仍然如此。
人物周刊: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吴吞:我父母都是支边的青年,毛主席一声号令,到了新疆,然后成家生孩子,我又喜欢到处跑,可以算流浪者之家了。
人物周刊:你做过些什么工作?
吴吞:很多,每天都在做,这些都是必须的。谁也说不清活着是怎么回事,总之为自己或别人工作都是一种奉献,把工作演变成爱好,玩进去就能成劳模。高不成低不就的就别去为人民服务了,回家看看电视、马路上踢踢石头也挺好。
人物周刊:所有工作都能成为爱好?
吴吞:很难。有的人掏粪掏出了门道,有的人天天在交响乐团混饭吃,所以这事和职业种类没有太大关系。我们总是觉着别人锅里的肉香。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受的教育?
吴吞:基本是盲人摸象,但好处是从任何一个地方下手都可以摸到大象的全部。它教会我反向思维。比如说,我一生下来,这就是个现成的世界,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每样东西都有名字都有关系,这事是好事,那人是坏人等等。你还没回过味来,已经参加考核,通过不通过都要投入社会。
人物周刊:我们基本上都受了相同的教育,这些教育的本质就是劝你服从、接受平庸,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反向思维的?
吴吞:我们小时候都跟灌肠一样,调好的东西往里一灌,品质一样。我是被灌得太多,漏了的那根。
人物周刊:谈谈“舌头”乐队吧。
吴吞:1993年,兰州的诗人、行为艺术家柳遇午和乌鲁木齐的摇滚吉他手丁建、贝司吴俊德、维吾尔族鼓手晓该提组建了它。
人物周刊:为什么叫“舌头”?
吴吞:有许多说法,其中一个比较合适,说他们几个当时都以为老柳比较能吹牛。
人物周刊:谈谈你加入后的事情。
吴吞:别让我说了,我不想回忆,那是老年人与斤斤计较者的专利,都过去了。
总之,我们干了想干的事,干得很棒。“舌头”会有第10代主唱第60代吉他手,他们干得好,我会为他们加油喝彩的。
人物周刊:你们怎么养活自己?
吴吞: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羊毛出在羊身上。
人物周刊:“舌头”的现场演出非常有力量,你们在台上台下有什么不同吗?
吴吞:那是集体力量的汇集,台上台下没有什么不同。他们5个人当时都很猛。开始我还可以招架,越往后就越吃力,所以演出时不能动,一动就唱不下来了,看起来像个旁观者。
人物周刊:成员纷纷离队是什么原因?
吴吞:也没有什么离开不离开的,都还在地球上。
我最近在乌鲁木齐见了李红军,在昆明见了朱小龙。吴俊德和郭大纲也都有自己的乐队,都在做音乐专辑。我很高兴和他们这样优秀的音乐家一起合作过,一起生活过,这就足够了。
人物周刊:“舌头”的原班人马会重组吗?
吴吞:我唱得这么糟糕,他们本世纪是不会轻易出马了。
我早已停止挣扎不再反抗
人物周刊:摇滚承载着怎样的社会意义?
吴吞:摇滚承载了人和社会的所有情绪。摇滚是年轻人的外表、中年人的内在、老人和孩子的乐子。只要敢于面对、质疑自己,互相嘲笑一下。这世界本来就太苦闷,工业文明中人类又有这么多怪癖,摇滚是现代人精神的出口,和谐社会必不可少。
人物周刊:当时树村有全国各地的乐队聚集,有点像摇滚的乌托邦。
吴吞:什么是乌托邦我不清楚。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摇滚音乐人都是自我放逐的人,主动地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大伙看上去都很懒散,无组织,也没有什么纪律,整天排练、游泳、爬山,日子很慢。霍营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大家看上去有些疲惫,眼里有了些迷蒙的目标,快乐都蒙了一层东西,笑得很有内容。
人物周刊: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吴吞:中国年轻人的气质和个性吧。一开始可以把一切都超越,越往后越被现实坠住,磨去棱角,从半空中掉下来。想回家的,不知道怎么走,绕圈,原地踏步。
人物周刊:你说“这时代摧毁了一切,但至少给了你反抗的权利”,你在反抗什么?
吴吞:我早已停止挣扎,反抗对于我不再是盲目的行为。一个人不从内心里弄清自己是怎么回事,他的行为都是荒谬的。这世界为什么总处于动荡之中?美国的经济可以影响整个世界,我们村的澡堂也跟着起哄,搓澡涨到7块钱了。
农民还在种地,工人炼钢、挖煤、建房子,商人们搞经济,政治家们治理世界,我还反抗什么?感谢他们给粮食打上了农药,把地球掏空,把房子建得那么高,感谢通货膨胀,咱们不再反抗,也不再抱怨了。反正都是死,希望世界更美好吧。
人物周刊:这几年你在做什么?
吴吞:从游击战变成纸上谈兵。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商业化地生存?
吴吞:我对商业化没什么概念。人饿了要吃,渴了要喝,冷了加衣服,现在有人有十几套房子,有人没地方住,不知道这是不是够商业。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中国的摇滚乐?
吴吞:80年代与90年代初的中国摇滚音乐人都很质朴。他们曾在中西文化间徘徊,游离于现实与禁约间。他们做的音乐也很感人,但他们过快地与现实打成一片,与他们真正的家园越来越远,不再有贴近生活和时代的作品问世。
90年代中后期的音乐人陷入了音乐元素、风格、设备的海洋中。他们走进去,又走出来,一直在寻找之中。他们想更彻底地用冲撞来瓦解一切,可总撞在水泥墙上或棉花堆里。摇滚乐手们基本不会用吉他来演绎自己乐队的歌曲,也不知道所唱歌词的意义,但其中不乏经典的作品,时间会证明的。
2000年后就更有意思了。2007年夏天,我们参加了新疆克拉玛依的一个音乐节,参加演出的大多是当地的乐队,十几个乐队,80%用英语演唱,在远处看来像国外的音乐节。不过石油工人的领导们、孩子们都很开心,脸上有自豪感。2006年在兰州师范大学看一场当地乐队的演出,我很激动。当时是冬天,七八个乐队演出,都很年轻,打扮都很酷,歌也好听,“0工厂”给人印象最深。可现在都不再玩了。
(实习记者张莹莹对本文亦有贡献)
“舌头”乐队身上有一股向内的力量,最直观体现在吴吞写的歌词里。吴吞的语言表达令人慨叹教育的无用。
2004年,“舌头”乐队转入沉寂,吴吞离开了北京,开始游历。自2008年开始做一些小型的民谣演出。在舞台上,他仍然有点羞涩。手拨琴弦,眼望地面,然而琴声铮铮,载着越来越沉重的愤怒的琴弦几乎要断了。
我们干了想干的事,干得很棒
人物周刊:去北京前你在新疆,生活状态怎么样?
吴吞:18岁之前由父母罩着,父母由单位罩着,单位由国家罩着,国家由全国人民罩着,全国人民由地球和老天罩着;18岁之后仍然如此。
人物周刊: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吴吞:我父母都是支边的青年,毛主席一声号令,到了新疆,然后成家生孩子,我又喜欢到处跑,可以算流浪者之家了。
人物周刊:你做过些什么工作?
吴吞:很多,每天都在做,这些都是必须的。谁也说不清活着是怎么回事,总之为自己或别人工作都是一种奉献,把工作演变成爱好,玩进去就能成劳模。高不成低不就的就别去为人民服务了,回家看看电视、马路上踢踢石头也挺好。
人物周刊:所有工作都能成为爱好?
吴吞:很难。有的人掏粪掏出了门道,有的人天天在交响乐团混饭吃,所以这事和职业种类没有太大关系。我们总是觉着别人锅里的肉香。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受的教育?
吴吞:基本是盲人摸象,但好处是从任何一个地方下手都可以摸到大象的全部。它教会我反向思维。比如说,我一生下来,这就是个现成的世界,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每样东西都有名字都有关系,这事是好事,那人是坏人等等。你还没回过味来,已经参加考核,通过不通过都要投入社会。
人物周刊:我们基本上都受了相同的教育,这些教育的本质就是劝你服从、接受平庸,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反向思维的?
吴吞:我们小时候都跟灌肠一样,调好的东西往里一灌,品质一样。我是被灌得太多,漏了的那根。
人物周刊:谈谈“舌头”乐队吧。
吴吞:1993年,兰州的诗人、行为艺术家柳遇午和乌鲁木齐的摇滚吉他手丁建、贝司吴俊德、维吾尔族鼓手晓该提组建了它。
人物周刊:为什么叫“舌头”?
吴吞:有许多说法,其中一个比较合适,说他们几个当时都以为老柳比较能吹牛。
人物周刊:谈谈你加入后的事情。
吴吞:别让我说了,我不想回忆,那是老年人与斤斤计较者的专利,都过去了。
总之,我们干了想干的事,干得很棒。“舌头”会有第10代主唱第60代吉他手,他们干得好,我会为他们加油喝彩的。
人物周刊:你们怎么养活自己?
吴吞: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羊毛出在羊身上。
人物周刊:“舌头”的现场演出非常有力量,你们在台上台下有什么不同吗?
吴吞:那是集体力量的汇集,台上台下没有什么不同。他们5个人当时都很猛。开始我还可以招架,越往后就越吃力,所以演出时不能动,一动就唱不下来了,看起来像个旁观者。
人物周刊:成员纷纷离队是什么原因?
吴吞:也没有什么离开不离开的,都还在地球上。
我最近在乌鲁木齐见了李红军,在昆明见了朱小龙。吴俊德和郭大纲也都有自己的乐队,都在做音乐专辑。我很高兴和他们这样优秀的音乐家一起合作过,一起生活过,这就足够了。
人物周刊:“舌头”的原班人马会重组吗?
吴吞:我唱得这么糟糕,他们本世纪是不会轻易出马了。
我早已停止挣扎不再反抗
人物周刊:摇滚承载着怎样的社会意义?
吴吞:摇滚承载了人和社会的所有情绪。摇滚是年轻人的外表、中年人的内在、老人和孩子的乐子。只要敢于面对、质疑自己,互相嘲笑一下。这世界本来就太苦闷,工业文明中人类又有这么多怪癖,摇滚是现代人精神的出口,和谐社会必不可少。
人物周刊:当时树村有全国各地的乐队聚集,有点像摇滚的乌托邦。
吴吞:什么是乌托邦我不清楚。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摇滚音乐人都是自我放逐的人,主动地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大伙看上去都很懒散,无组织,也没有什么纪律,整天排练、游泳、爬山,日子很慢。霍营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大家看上去有些疲惫,眼里有了些迷蒙的目标,快乐都蒙了一层东西,笑得很有内容。
人物周刊: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吴吞:中国年轻人的气质和个性吧。一开始可以把一切都超越,越往后越被现实坠住,磨去棱角,从半空中掉下来。想回家的,不知道怎么走,绕圈,原地踏步。
人物周刊:你说“这时代摧毁了一切,但至少给了你反抗的权利”,你在反抗什么?
吴吞:我早已停止挣扎,反抗对于我不再是盲目的行为。一个人不从内心里弄清自己是怎么回事,他的行为都是荒谬的。这世界为什么总处于动荡之中?美国的经济可以影响整个世界,我们村的澡堂也跟着起哄,搓澡涨到7块钱了。
农民还在种地,工人炼钢、挖煤、建房子,商人们搞经济,政治家们治理世界,我还反抗什么?感谢他们给粮食打上了农药,把地球掏空,把房子建得那么高,感谢通货膨胀,咱们不再反抗,也不再抱怨了。反正都是死,希望世界更美好吧。
人物周刊:这几年你在做什么?
吴吞:从游击战变成纸上谈兵。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商业化地生存?
吴吞:我对商业化没什么概念。人饿了要吃,渴了要喝,冷了加衣服,现在有人有十几套房子,有人没地方住,不知道这是不是够商业。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中国的摇滚乐?
吴吞:80年代与90年代初的中国摇滚音乐人都很质朴。他们曾在中西文化间徘徊,游离于现实与禁约间。他们做的音乐也很感人,但他们过快地与现实打成一片,与他们真正的家园越来越远,不再有贴近生活和时代的作品问世。
90年代中后期的音乐人陷入了音乐元素、风格、设备的海洋中。他们走进去,又走出来,一直在寻找之中。他们想更彻底地用冲撞来瓦解一切,可总撞在水泥墙上或棉花堆里。摇滚乐手们基本不会用吉他来演绎自己乐队的歌曲,也不知道所唱歌词的意义,但其中不乏经典的作品,时间会证明的。
2000年后就更有意思了。2007年夏天,我们参加了新疆克拉玛依的一个音乐节,参加演出的大多是当地的乐队,十几个乐队,80%用英语演唱,在远处看来像国外的音乐节。不过石油工人的领导们、孩子们都很开心,脸上有自豪感。2006年在兰州师范大学看一场当地乐队的演出,我很激动。当时是冬天,七八个乐队演出,都很年轻,打扮都很酷,歌也好听,“0工厂”给人印象最深。可现在都不再玩了。
(实习记者张莹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