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市场的发轫，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随之而来的殖民浪潮，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全球经济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持续了500年。
　　从那时起，由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发展，人类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开始提升。此外，西欧一大批主权国家崛起，又带来了国家经济竞争的浪潮。于是，经济发展的实践提炼和国家竞争的需要，同时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从15世纪末期开始，西方的知识精英不断对经济问题提出见解，并形成理论，逐渐成为一种自觉。在主权国家面临白热化竞争，或各国都出现共同的经济问题的时候，总有新的理论涌现，它们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500年来，有的成功，有的失败。
　　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之后发达经济体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它带来了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同样，它也再次给经济学提出了新的“采购需求”。然而，无论采用或发明什么新学说，它都始终逃不过一个范畴：国家与市场的博弈。

重商主义

　　在过去的500年，经济思想领域涌现出大大小小几十个流派，但如果拉长历史，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派别有三个：重商主义、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今天各国的经济实践，都没有脱离它们的范畴。
　　一直以来，有人并不把重商主义算作经济学。他们认为经济学的正统起源是亚当·斯密（1723-1790）的古典主义，而重商主义是前现代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来自东方集权国家关于富国强兵的权术。

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之后发达经济体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它带来了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同样，它也再次给经济学提出了新的“采购需求”。

　　所谓重商，首先是相对于过去的重农而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去的人类社会，出现过两种让国家富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是重农主义，二是重商主义。《国富论》的写作时间是18世纪的下半叶，亚当·斯密将重商主义看成过去两三百年（15-17世纪）人类最主要的经济学思想之一。
　　对有着“重农抑商”传统的中国人来说，重农主义很好理解，东西方的重农主义区别都不大。但重商主义则不一样，本质上，它兼具东方皇帝集权和西方契约主义的双重性。
　　在15世纪，也就是中国明朝前半段的时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开始发轫，除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个日耳曼城邦国家之外，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都已经成型，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特别在新大陆发现之后，随着贸易的扩大，美洲金银的开采，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竞争开始了。
　　在各国的内部，由于封建传统的存在，国王和贵族的博弈一直都在持续。国王为了扩大权力，必须用发展经济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国王必须有强大的税收，来建立隶属于自己而不是贵族的国家军队。于是，以贸易竞争来积累财富，成为了首选手段。
　　国王所依托的力量，不是旧的田园贵族，而是新兴的商人阶层。国王向商人阶层出售特许经营的牌照，商人则通过缴纳特许经营费和税收，来支持国王。当然，他们自己也赚得钵满盆盈。比如，荷兰和英国差不多同时在17世纪初（中国明朝后期）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给予它们在印度和东南亚进行贸易的特许权，两家公司的股本都以新兴商人的出资为主。
　　在重商主义指导下的国际经济活动中，特许商人和国王两者可以说是“各司其责”。
　　商人要做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发展制造业、手工业，不断扩大出口，赚回金银。美洲金矿被发现之后，西欧各国展开了全球范围的金银争夺战—不是靠战争，而是靠贸易。金银在这个时代被看成是唯一的硬通货，是真正的财富，国家强大的核心标准即是谁拥有的黄金最多。
　　而国王的任务主要有三个。一是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在陆地和海洋保卫商人们的利益；二是设置关税，将本国市场留给自己人；第三是整合国内的要素市场，降低内部成本，支持特许商人对外打贸易战。
　　前两个任务很好理解，但第三个则比较特殊，它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比如，取消内部“关税”，提高了物流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其实也打击分疆裂土，收取“过路费”的贵族。此外，把依附于田园贵族的农民解放出来，充实到劳动力市场，也意味着旧贵族的逐渐瓦解。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一时期的西欧国家甚至还用严刑峻法来惩罚那些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亨利八世在任期间，英国绞死了7000多个职业小偷。亨利八世还颁布法律，那些身强力壮却不劳动的流浪汉，初次被发现将被割掉耳朵，再犯将被处死。
　　为什么以大宪章而闻名的英国，在那个时代还会颁布这些反人权的法律？道理很简单，国王希望扩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压低工资，有利于特许经营的商业贵族。重商主义的精髓，从中足以窥豹一斑。

自由市场

　　在经济学思想流变的长河之中，重商主义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重商主义，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近代经济。
　　在国际范围内看，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之下，从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展开了席卷全球的大规模“商战”，构建起了全球化世界最初的轮廓，也为工业革命打下了物质和制度基础—航海技术在这个时代达到了“前蒸汽机时代”的巅峰，而特许经营之下，股份制被發明用来分散风险，公司作为现代经济组织开始崛起。
　　在各国内部，重商主义的进步意义也是明显的。如果说火药和热兵器削弱了封建贵族的军事优势，那么在重商主义之下，国王、国家和特许商人的联合，则摧毁了旧贵族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借助于贸易积累的财富，国王和国家的财政不断充实，其权力也不断扩大。
　　同样，新兴商人地位也不断提高，教会对商业活动的压制成为了历史，商人成为独立而强大的政治力量。同时，新兴商人也开始通过各种特许契约制约着国王。于是，现代国家的治理框架开始形成，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爆发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