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牌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这样离世，我认为是人生最好的方式
　　我第一次见到万里叔叔的时候，还很小。那是1962年春节，在北京市委的联欢会上。万里和我妈妈很熟，当时他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我妈妈沙平是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机械工业管理局局长。她与胡耀邦的夫人李昭、郑天翔的夫人宋汀，并称北京市委的三位女将。
　　我真正和万里熟悉起来，是1984年初。
　　那时，邓小平推荐我和胡耀邦搭档，参加他的桥牌聚会。他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桥牌搭子。他那方，是他、他的对家丁关根，以及“二王”——王汉斌（大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和王大明（小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丁关根70年代初曾担任过国家桥牌队队长，水平非常高。我们这方，是胡耀邦和我，万里和荣乐弟（荣高棠之子）。
　　我们这个搭子，连续打了三年桥牌。从1984年初，一直打到1986年底。打得非常之多，一周总有三四次，风雨无阻。

北戴河之战

　　我们通常晚上打，一般是我和胡耀邦对阵邓小平和丁关根，打四人“贴点儿”的。星期六晚上、星期天下午和晚上，则叫上万里、荣乐弟，还有“二王”，一块儿打八个人的。邓小平喜欢打八个人的桥牌，因为这更体现水平，四个人打的桥牌，手气的因素更大。
　　在领导人中，从桥牌水平来说，绝对邓小平排头号。胡耀邦可排第二，万老爷子排第三。领导人打牌，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叫牌比较“冒”，或者说是更为积极进取。
　　我们八个人打牌，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如果不是出现奇迹，我们这方10盘里面要输8盘——对，7盘都不止，至少要输8盘。老输是不好玩，但是邓老爷子高兴啊。让改革的总设计师高兴，这也是贡献啊。我只是想输得好看一点，别太惨了。
　　1984年夏天，我们在北戴河进行了一场桥牌大战。我和邓小平搭档，对阵万里和诸寿和。在邓小平的住处打。他住的是95号楼，就是从前林彪住过的那个楼。每天下午打，晚饭后接着打。邓小平特意点名要我和他搭档，那是我第一次和他打对家。
　　万里的搭档诸寿和，是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诸寿和是儿科权威，几乎给所有中央首长的孩子看过病，政治牢靠，但桥牌水平太低了。连续打了一个星期，他们一场都没赢。万里打牌爱冒叫，邓小平就抓住他这个特点，动不动就加倍，万里那脸拉长得都没法看了。他夫人边涛曾跟我们说，他桥牌输了难受，饭也不吃。当然，输给了邓小平他饭肯定照样吃得香，不过我还是于心不忍。我偷看了他的牌——他从来拿牌都是君子坦荡荡的——故意放水，让他大赢了一场。
　　第二天邓小平请我吃饭，一开口就说：小聂你创世界纪录了，宕了六个！那时候丁关根的工作越来越忙，邓小平可能考虑以后让我做他的搭档。结果这顿饭后，他就把我“炒”了。以后我就只能做他对手，不能做他队友了。当然我们还是经常在一块打牌，关系非常好。

在天津过春节

　　
　　1986年初，有关邓小平去世的谣言满天飞，他决定回四川老家过春节，以参加桥牌比赛的形式公开露面。
　　邓小平和丁关根、“二王”去了成都。从头到尾，他们这个队全赢，一场也没输。事后我听说，四川那边开始是想让邓老爷子先赢，后来是想赢也赢不了，他们自以为是，其实邓小平水平相当高。
　　万里则带着我去了天津过年。就是在那个春节，我跟万里的关系急剧升温。十几天，我们天天在一块。那时候也是中央抓反腐，规定了“四菜一汤”之类的接待标准。万里吃饭酒是自带的，他酒量一般，我见过的中央领导里头，没有能喝的。
　　天津专门为万里组织了迎春桥牌比赛。我做他的搭档，拿了冠军，而且是遥遥领先的。我说老实话，老干部里的桥牌比赛，我参加的那方，得冠军轻而易举。所以我内心其实老大不忍的。而且我跟万里还能交流，对手当然就不能了。比如，他看到一黑桃，我俩黑桃，“蹭”一下，以他的性格就是四黑桃，我就不让他叫。但要是跟邓小平打，我就不说话了。如果万里叫四黑桃，邓小平就会马上用四川话说：“加番！”那我们也只能认了。
　　打牌之余，他还每天带我和他女儿万紫出去打网球，就像我也是他的孩子一样。我跟万紫一人找块墙，对着墙打。

执行者

　　我记得，我们这个搭子最后一次打桥牌，是1986年12月31号，还一块吃了饭。
　　1987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跟胡耀邦不再参加这个桥牌聚会了。万里还是继续跟邓小平打，但没有我跟胡耀邦的加盟，他就输得更惨了。
　　那三年的时间，正好是我参加擂台赛最紧张的时候。我在擂台赛上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跟邓小平、胡耀邦、万里对我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我当时一直在说，这是近朱者赤。
　　邓小平和万里是同一个属相，都属龙，差一轮。他俩性格比较接近，都直来直去的。
　　万里说话非常直率，非常敢说。1985年时，中国足协官员托我向万里转达，请他多支持一下中国足球。平时他都是叫我小聂，这次却直呼其名，说，聂卫平，你说的这个事情，那是下一个世纪的事情，本世纪我们要干的事还很多。这话当时听来很伤人，但现在已经到2015年了，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在很多事情上，我觉得万里有真知灼见，对人和事洞若观火。
　　1986年，我去江苏的一个镇，那个镇委书记告诉我，他去大邱庄参观学习，弄了一个车队，全是高级轿车，前面有开道警车，后面有警卫车，中间还有加油车。当时我就说，总理视察也不像你这么大的谱啊。他说聂老师你不知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后来我就把他这话原封不动跟万里说了一遍，万里说，这个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他们是钻了政策的空子，但是他也没犯什么错误，我们不好处理。我想万里的意思是，要鼓励地方发展经济，有些事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万里当委员长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钓鱼台吃饭。有人来请某领导去看张宝胜的气功表演，我也想跟着去看，但是万里不让我去，他说那是假的，你不要去。那时候，张宝胜可是如日中天。后来证明果然是假的。
　　1992年的时候，我去台湾访问回来，万里问我去台湾都有些什么情况，我跟他说，我认为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我们应该多跟对方接触。你不接触，怎么做人家的工作呢？万里很支持我的看法。
　　看得出，邓小平对万里超级信任，关系非常亲密。
　　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是总设计师，但是总设计师设计的，总要有人执行，万里是得力干将，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绝对不能少的人物。没有他这样的干将和急先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形势。

桥牌相伴一生

　　万里对我的关心，我一直铭感在心。
　　1985年我参加第一次中日围棋擂台赛前，万里专门送了我一副网球拍，是他私人送的。他说你打打网球，你在打网球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你的比赛，这种放松是别的项目达不到的。他不知道我身体很差，我跑不动，一打网球我气都喘不上来。但我还是拿着他送的网球拍，每天到网球馆。没人跟我打，我就对着那个墙打了几下就完了。
　　1990年，中国搞了个十大杰出青年，这是第一届，后来又连续搞过几届。我是其中之一。颁奖时，杨尚昆问了我一些体育界的情况，说到比赛奖金个人只能拿到百分之几、封顶2000美元，他说这不合适，我要找万里。万里以前管过体育嘛，90年他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已经不直接管了，但是杨尚昆还是觉得他该管。杨尚昆跟万里说了之后，事情立刻解决，改成了个人拿28%。
　　当天中午，万里让我别走了，去他家吃饭。吃饭的时候，万里给我上了一大课。说起李默然做广告的事，他说李默然怎么能做广告呢，然后说，你不能随便去做广告。
　　不久后，真的有人找我做广告，叫古井贡酒，什么“下棋做棋圣，喝酒古井贡”，片酬几十万。因为万里不让我做广告，我很犹豫。很多人来做我工作，说广告是新鲜事物，你得支持。我提出，如果我接受的话，能不能不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播放，对方答应了。最后，这事还是被很多领导知道了，但万里应该是没看到过。
　　1991年，我打算和孔祥明离婚，和王静结婚。当时万里在天津，他专门把我叫去，对我说，你不能离婚，离婚对你影响不好。当然，我没听他的，我想这是我的事我自己做主，我还是离婚了，但我对万里还是很感谢的。
　　万里很喜欢听歌。王静是总政的独唱演员，后来我们打牌的时候，万里总要我把她叫来，要听她唱歌。他喜欢听美声唱法的，一般都是革命歌曲，《红岩》啊，《我的祖国》啊，《血染的风采》啊。
　　万里喜欢吃韩式烤肉，有一阵几乎每周都去，经常把我叫上，去吃萨拉伯尔啥的。
　　记得最后一次见万里，是在大连的棒棰岛宾馆。那时他年龄已经很大了，好像认得我，又好像不认得，但最后还是认出我来了。
　　几年前，我听说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清了，但他还能每个星期打桥牌。一个星期打三次，打起牌来思维清楚。
　　桥牌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这样离世，我认为是人生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