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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人名与梦象、占卜、干支、五行
周、秦时代男子取名大多遵奉“五则”“六避”的原则，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几种常用的取名方法。
一日梦象法，即以梦中所见之现象来取名。梦是人在入睡后脑中出现的表象活动。自古以来，人们对梦的本质认识各异，或认为是现实的反映、预见的来源、祛病的灵性感受，或认为是一种觉醒状态，或视为一种潜意识活动(所谓“弗洛伊德梦”)。在中国古代，梦往往被理解为是一种神灵的启示，是神把自己的意志预兆给人而采取的神秘方法，此即所谓“梦兆”。
俗传有所谓《周公解梦诗》：“夜有纷纷梦，神魂预吉凶。庄周虚幻蝶，吕望兆飞熊。丁固生松贵，江淹得笔聪。黄粱巫峡事，非此莫能穷。”以梦中所体验的现象取名，这是周、秦时代较为常见的取名方法。
据古籍所记，最早采用梦象法的当在殷商。《史记·殷本纪》载，武丁即位后，一心想要复兴殷朝，但一时找不出一个贤良的辅佐，因此三年没有发表过任何言论。他到处观察，留意找寻人才。有一夜武丁做了个梦，梦见一位名叫“说”的人。他把梦中所见之人的情形，与所有官员相核对，结果一个都不是。于是他就叫百官去各地寻找，最后终于在傅岩(在今山西平陆)这个地方，找到了“说”。“说”是一位筑路工人，正在用板筑整修道路。武丁一见，果然是梦中所见之人，立刻任命他为宰相，殷商从此再度复兴。于是武丁就赐这位工人出身的宰相以傅岩之“傅”为姓，梦中所知之“说”为名。
周代以梦象法取名的较多，最著名者当为“梦兰”。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郑文公有一个妾叫燕姑，梦见天使给她一枝兰花，并说：“我是你的祖先伯，把兰花做你的儿子。兰花乃国色天香，佩戴它的人们就会像喜爱兰花一样喜爱你。”不久，燕姑怀孕，生下一个儿子。郑文公依据燕姑梦象，给公子取名为“兰”，即郑穆公姬兰。后人因此称妇人怀孕为“梦兰”，亦称“征兰”。庾信《奉和赐曹美人》：“何年迎弄玉，今朝得梦兰。”又如，晋成公名“黑臀”，也是以梦象取名。《国语》记载，单襄公曾说过：“吾闻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视其臀，以黑，曰‘使有晋’。故命之日黑臀。”
二日占卜法。占卜是用各种超尘世的方法，来获得尘世问事物的情报，或预卜吉凶祸福的活动，起源于寻求神对人的指示，在各个地区、各个时代的文化中都可见到。占卜方法有感应占卜、直观占卜与解释占卜三种。周、秦时代的人们非常重视占卜，“占”是观察之意，“卜”是以火灼龟壳，将其出现的裂纹形状作为预测吉凶祸福的依据，举凡国家大事、自然灾害乃至疾病、疑难、寻物都要求助占卜，同时也以占卜来为孩子取名。
如《左传·僖公十七年》记载：晋惠公在梁国时，梁伯把女儿梁赢嫁给他为妻。梁赢怀孕过了预产期，有点不祥，于是就叫卜招父和他的儿子给梁赢占卜。占卜的结果是：将要生一男一女，但男的要做别人的奴仆，女的做别人的奴婢。据此晋惠公就给男孩儿取名为“圉”(意为养马的地方，也指养马的奴隶)，女孩儿取名为“妾”。后来，圉在秦国做人质，妾在秦国做侍女，不幸被占卜言中。
又如《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季友出生前夕，鲁桓公让卜楚丘的父亲占卜。占卜的结果是：将生一男孩，他的名叫“友”，在君王之右；处于两社之间，做公室的辅弼。季氏灭亡，鲁不昌盛。又占筮，得到“大有”变成“乾”，说：“尊贵如同父亲，敬重如同国君。”等到生下来，婴儿手心纹路果然像个“友”字，于是就以“友”命名。
屈原《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句，其中“肇”字，据陈直《楚辞拾遗》和闻一多《楚辞解诂》研究，系“兆”之假借字，也即根据占卜的兆象而取的名。屈原在《九歌·离世篇》中明确地写道：“兆出名日正则兮，卦发字日灵均。”占卜时用火灼龟壳所形成的裂纹叫做“兆”，足见屈原之名也是占卜所得。
三日待事而名法。婴儿出生时不正式取名，待以后发生诸如祭祀或战争之类的大事，值得家族永远留作纪念时，再以此事命名。这类人名具有纪念性质。
如《左传·定公八年》载，苫越生了儿子，准备等待发生大事而命名。后来在阳州战役中俘虏了大批敌人，于是就给儿子取名为“阳州”。
又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叔孙庄叔在咸地打败了狄国人，俘虏了长狄侨如和虺、豹三人，并用这三个人的名字来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孔颖达疏：“此三子未必同年生，或生讫待事，或事后始生，欲以彰己功，取彼名而名之也。”这种以敌人名字作为自己儿子名字的取名方法，乃是上古原始部落对人名所持的神秘观念的遗风。
在原始人看来，人的名字就是人的魂，即人的命之所系，与一个人的实质有着紧密关联。杀死并能取得一个勇敢将士的名字，用以名子，他的儿子也就具有了这个将士同样的魂与同样的能力。魏觉钟在《南荒民族》书中，记述南太平洋加雅人在杀死敌人前，要千方百计问知被杀害者的姓名，然后用这个姓名来为自己的子女取名。所以，每当妻子大腹便便时，加雅人便心藏杀机，筹思如何才可探得被害者的真实姓名。
又如：“在印第安人的卡里博族里，战士在战斗中获得名字。他若打死敌对部落的首领，他就得到这个首领的名字。在印第安人的杜皮族，每战胜敌人一次，就改换一次名字。”(《奇特的民族风俗》，引自1979年7月南斯拉夫《政治报》)
四日干支五行法。文化是累积传承的，前代文化在累积传承过程中，又会有新元素的加入与旧因子的扬弃。夏商时代用天干取名的“日名”，到了周秦仍有相当的传承，但同时又增加了天干、地支配合阴阳五行的新内容。
阴阳五行学说在春秋时还是零散的，直到战国晚期才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这一学说对于当时的取名也有相当的影响，取名要注重干支五行的配合，如何就相生、避相克，刚柔相济，阴阳调和。
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在《中国人名的研究》中认为：“殷人是取生日为名的，周秦也仍其旧，或则只求干支与五行相配而已，可约为三个发端：甲，仍循殷俗以生日为名，但略有不同。殷人单取天干，或单取地支，此时的人则取生日的干支，分立为‘名’与‘字’。乙，取生日的天干为‘名’，另挑选与日辰能相济的天干为‘字’。丙，不必取生日，只把天干配五行为‘名一字’。而他们以干支命名字，也有两个方式：甲，是单以天干相配的。乙，是以天干地支相配的。”
以天干相配五行的名字：1.如秦白丙，字乙。丙，火也，刚日也；乙，木也，柔日也(古人以天干次序奇数为刚，偶数为柔)。名“丙”而字“乙”，系取其火生于木，以刚柔相济。2.楚公子壬夫，字子辛。壬，水也，刚日也；辛，金也，柔日也。名“壬”字“辛”，取水生于金，又刚柔相济。3.郑石癸，字甲父。癸，水也，柔日也；甲，木也，刚日也。名“癸”字“甲”，取木生于水，刚柔相济。
以天干地支相配的名字：十天干—— 甲、乙、丙、丁、戌、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如楚公子午，字子庚，因其生日为庚午，故名“午”字“庚”；郑印癸，字子柳(酉)，因其生日为癸酉，故名“癸”字“酉”；鲁颜辛，字子柳(酉)，因其生日为辛酉，故名“辛”字“酉”；鲁泄柳(酉)，字子庚，因其生日为庚酉，故名“酉”字“庚”。
周代人名与礼仪文化
夏商时代的人名较为简单：一是取名形式简单——只有名，而无其他形式(如字、号、谥)；二是取名的方法简单——大多以甲、乙、丙、丁等天干为名。到了周代，人名变得复杂起来：一是取名形式复杂——除了名，又出现了字、谥等名谓；二是取名的方法复杂——取名所用之文字，越来越趋于讲究，如前文所述之“五则”“六避”等。
为什么周代的人名符号会越来越丰富多样呢?从总体上说，这是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时变世迁，各样事物都会有踵事增华的趋势；同时，也与人口增加有关。但具体考察，拙以为实与周代的礼制密切相关。
关于古代礼仪，我国古文献已有大量的记述和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中，已发现一些和礼有关的记述，先秦时期的铜器本身就是当时礼的产物。但夏商时代的礼比较简单，大多是由原始社会的习俗发展演变而来。如祭祀礼，是渊源于原始氏族部落的原始宗教；祭日出、日入的崇日礼，更是原始先民崇拜太阳神的遗风。
到了周、秦时代，随着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逐步确立，以前那一套寓法律、官职于礼之中的夏商时代的礼已不适应新的国家机器与社会的需要，于是礼、法开始并行，礼的名目越来越多。经过儒家的倡导，周礼的内容已相当繁荣，有所谓“经礼(周礼)三百，曲礼(事礼，今礼)三干”(《礼记·礼器》)，“礼仪(周礼)三百，威仪(仪礼行事之威仪)三干”(《礼记·中庸》)，就连热衷于礼的孔子也感叹说：“礼失于烦。”(《礼记·经解》)《周礼·春官·大宗伯》把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个部分，形成传统观念的“五礼”。后世的礼制和礼学家也基本采取这套分类方法，只是次序有所调整而已。
随着周代礼制在社会生活中的逐渐推广与具体运用，周秦时代的人名制度，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这主要有幼名冠字、更名否决与名寓褒贬。
1.幼名冠字
《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周道也。”除幼年取“名”之外，成年男子在举行冠礼时要另取“字”，这是周代人名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与特点。
所谓“幼名”，是说幼儿出生后不久，即由亲长为幼儿取名，以便称呼。所谓“冠字”，是说男子长到20岁，即要举行表示成人的冠礼(也即“成丁礼”)，届时有父兄的朋友为之取字。《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而女子则在15岁举行笄礼(结发加笄)时取字。笄，古代女子盘头发时用的赞子。《礼记·曲礼上》：“女子许嫁，笄而字。”由于重男轻女的原因，周代女子的“名”与“字”极少留传下来，一般多以姓称(如孟姜女)。
《白虎通德论·姓名》：“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男子取字之后，表示已成为成人，自此人们就应敬称以字，不得再称以名，这是周代的称呼之道。
周代以后，人们大体上仍然遵守着“幼名冠字”的规矩。自此，中国人的人名符号形式变得复杂化了：既有名，又有字；自称用名，称人以字。如孔丘，字仲尼；孟轲，字子舆；诸葛亮，字孔明。字的出现与称人以字，这是周代礼制对人名制度最深远的影响。
2、更名否决
从古史所记资料考察，周代礼仪有“更名否决”之制，即名、字一经取定，就不得再作更改。《礼记·曲礼下》：“君子已孤不更名。”孔颖达解释说：“父没不可辄改为名谥之事，已孤不更名者，不复改易更作新名。所以然者，名是父之所作，父今已死，若更其名，似遗弃其父。”周代有名有字，不仅由父亲所命定的“名”不得更改，就连由父亲朋友所取的“字”也不得更改。
为什么“字”也不能改呢?《白虎通德论·姓名》云：“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名与字的关系是“义相比附”，两者有着意义上的密切联系：或同义互训，如屈原，名平字原；或反义相对，如曾点，字子皙(《说文解字》：“点，小黑也。”又：“皙，人色白也。”)；或连义推想，如百里视，字明。故若改“字”，则必影响于“名”，名在字存，字存名在，两者可谓唇齿相依。如若改字，不仅影响于名，也是对先父朋友的轻贱。
周代对于更名、更字的否决，从礼仪上说，是出于一种敬上重本的思想。郑玄曾指出，周代之所以“君子已孤不更名”，是由于“重本也。言亦者亦上行本国之俗，上是重本，故云亦也”(见《十三经注疏》上册)。
周代礼仪在当时主要影响、作用于中原诸国，而对于楚、吴这两个比较蛮荒的国家来说，由于受周礼影响不深，有着自己部族的文化习俗，所以他们不太理会“更名否决”这一套，我行我素，名字照改不误。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平王弃疾，即位后改名“熊居”；楚共王庶子公子围杀掉兄之子麇后，夺得君位，即改名为“虔”；又如楚昭王原名“壬”，取得君位后，改名为“轸”；吴国公子光在杀掉吴王僚，获得君位后，即改名为“阖卢”；吴王乘又叫“寿梦”，也是自改之名。
3、名寓褒贬
“名寓褒贬”是周代人名制度的又一重要特色，也是深受周礼影响所致。公羊家认为，《春秋经》中的人名称呼都寄寓有褒贬的意义，而且褒贬还分为若干等级。《公羊传·庄公十年》有如下记载：“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由此之见，周代人名称呼的等级顺序从高到低为：子字名人氏国州。
何以得知?请申其说。这里试举二例：
例一，《春秋经·隐公元年》载：“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昧。”《公羊传》解释说：“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仪父”是邾娄国国君之字，为什么《春秋经》对邾娄国国君要以字称，而不以名、氏、国称呼呢?公羊家认为这是《春秋经》对他的褒扬。为什么要褒扬他呢?因为他与鲁隐公有过友好往来，当鲁隐公即位时，他曾首先予以承认，并缔结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例二，《春秋经·僖公二十九年》载：“介葛卢来。”《公羊传》云：“介葛卢者何?九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葛卢”是夷狄小国介国的国君，还不知道周朝的礼仪，故只说他来，而不说他来朝拜，但对其称呼则直接书“名”。为什么要对他称“名”呢?何休解释说：“介者，国也，葛卢者，名也。进称名者，能慕中国、朝贤君，明当扶勉以礼仪。”《春秋经》称夷狄小国介国的国君葛卢以“名”，这说明是抬高他了。为什么要抬高 他呢?因为，虽然他还不懂得中国朝拜的礼仪，但他向往中国文化，羡慕中国礼仪，专程前来朝拜贤君，这说明他热爱中国文化，故应当用礼仪来扶持、嘉勉他。
孔子修订《春秋》，自有“微言大义”存焉，即使对于人名的称呼，也是极为讲究、极有深意的，这需要读书人细细揣摩。孔子不是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吗?一名之立，一字之称，下笔干钧，关涉乎周代礼制，绝非随意为之也。真可谓“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指出：“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娄仪父称字，滕、薛称侯，荆得人，介葛卢得名……王道之意也。”这些名字称谓的细微差别，都寓有褒贬的等级意义。董仲舒认为这是“王道之意”，也即这是代表周代礼仪、文化的王道所要求的。
清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亦指出：“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称人以字，是表尊敬，“《春秋》以书字为褒，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
周、秦、两汉的单名与复名
周、秦时代，男子遵奉“五则”“六避”的原则，取名多用一字(女子大多以姓氏相称)，如姬发、姬昌、孔丘、孟轲、李耳、庄周、荀况、韩非、公孙鞅、公孙龙、墨翟、李悝、孙武、孙膑、邹衍、苏秦、张仪、许行、屈平、宋玉、唐勒、景差、赢政(秦始皇)、李斯、吴起等。
有些人名看起来是两字，但实际上还是一字，其中一字系没有意义的语助词或附添词，如“之”“施”“设”“式”“斯”“不”等，用得最多的是“之”与“不”。如晋国的介之推，虢国的舟之侨，虞国的宫之奇，郑国的佚之狐、烛之武以及瘐之斯、孟之反等。据《礼记》郑玄注：“之，发声也。”又，《左传》杜预注也云：“之，助语。”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之’是语助词，以‘之’介于姓名之间。”既属语助词，当然亦可省略，故介之推等仍是单名。昔时顾炎武拒修《明史》时说过：“果有所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可见古人也是把介之推视为单名的。
“不”字亦作语助词，无义。《诗·大雅·文王》：“帝命不时。”郑玄注：“不时，时也。”用于取名，同样无义。如秦之吕不韦，韩之申不害，晋之韩不信，魏之乘不仁，楚之任不齐、萧不疑，鲁之公山不狃、宓不齐，齐之陈不占；延至汉代有直不疑、隽不疑、梁不疑、高不识、程不识、公上不害，等等。这里的“不”只起附加作用，仍为发声，而非实词。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二《春秋名字解诂》有云：“鲁宓不齐，不，语词，不齐，齐也。”“鲁公山不狃，不，语词，不狃，狃也。”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研究中国人取名用字的规律时发现，历史上姓“赵”的人取名特别喜欢选择“不”字，如赵不伐、赵不侮、赵不倦、赵不乖、赵不乱、赵不亦、赵不他、赵不亶、赵不仲、赵不佞、赵不俗、赵不倚、赵不屈、赵不倨、赵不假、赵不傲、赵不吝、赵不吴、赵不取、赵不同、赵不危等，总计有300余个“赵不×”。而且这些名字大都是一名多人(即同姓名)，如赵不危有18人，赵不惑有22人，赵不息有10人，赵不违有14人，主要见于《宋史》。
周、秦时代的人还喜欢在姓名之间添加“施”“设”等字。如《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施舍之所养勇也。”赵岐注云：“孟，姓；舍，名；施，发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则但日舍。”《左传·昭公二十年》：“乃见鳟设诸焉。”杜预注：“鳟诸，勇士。”可见“设”字亦为语助词。语言学家杨树达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卷一指出：施、设，双声字，“之”与“施”、“设”，同属舌叶音，故或加“之”，或加“施”，或加“设”矣。
周、秦时代有一人多名例，如屈原，名平，又名正则，他在《离骚》中就说：“名余日正则兮。”又如赵简子，名鞅，又名志父；南宫敬叔，名说，一名绦，又名处父。一人虽多名，但通常还是以单名行世。正因为周代多用单名，就使人产生了一种误解，以为两周时代不用复名(二字名)。《公羊传》就说：“《春秋》讥二名”，“《春秋》以仲孙何忌为仲孙忌，魏曼多为魏多，皆讥二名而去之。”
其实《公羊传》此说本无稽。古人并无二名之禁，也无讥二名之举。如尧名放勋，舜名重华，禹名文命；夏王中有太康、仲康、不降、孔甲、履癸；商王以天干为名，全系二名，如天乙、祖辛、盘庚、武丁；周王室的祖先有不窟、公刘、亶父，周王有辟方(周孝王)、宜臼(周平王)、泄心(周灵王)、去疾(周哀王)等。又如，孔子的母亲叫颜征在，孔子有一个弟子叫澹台灭明，均系二名。《礼记·曲礼》曰：“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足见二名早已有之，何讥之有?
周、秦时代取名之所以以单名为主，我以为根本原因是当时人口不多。据《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资料，周庆王十三年(前684年)全国人口约为1184万人，秦始皇统一初(前221年)，约为2000万人。人口不多，故不存在产生“同姓名”的麻烦。此外，取名以单名为主，这也与周秦时代的民风淳朴、文化简单有关。
西汉初年，汉文帝身衣戈绨，与民休息，全国人口上升到3100多万。到了汉景帝时期，虽有“七国之乱”，人口年平均增值率降到3％，可是人口绝对数继续上升。到公元前120年，上升到4000万人以上。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消耗了1000万人口。以后宣帝中兴，经元帝、成帝、哀帝和平帝四世，到王莽初期，全国人口增长到将近6000万人(据《中国人口史》)。
由于人口剧增、文化进步，人们发现单名容易重复，并非取名上法。如叫“韩信”的，西汉就有两个著名人物：一是淮阴侯韩信，二是韩王信。叫“公孙弘”的异世同名有三个：一是汉武帝丞相、平津侯公孙弘；二是汉明帝时的幽州从事公孙弘，曾交通楚王英，见于《虞延传》；三是《战国策》及《吕氏春秋》所记的齐国公孙弘，与秦王、孟尝君言者。大概为了克服同姓名的缺陷，汉代取二字名的逐渐多了起来，著名者如刘弗陵(汉昭帝)、司马相如、董仲舒、霍去病、孔安国、褚少孙、张安世、严延年、朱买臣、赵充国等。
但统而观之，汉代人们的取名用字还是以单名为主。与周、秦时代相比，这时期的取名方法变得更为丰富多样，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主要有以下数类：
其一，崇尚功名、业绩。
这一类名字颇有一种雄浑劲挺的气象，体现出汉代社会那一种开疆拓土、创功立业的奋发精神。有论者认为：“两汉时代的民族心理与唐宋之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魄力究竟雄大，人民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鲁迅：《看镜有感》)“这种‘汉开边，功名万里’的博大胸怀，在当时人们的姓名称谓中也得到反映。汉代各阶层中，‘奉世’、‘奉汉’、 ‘安汉’、‘广汉’、‘勇’、‘超’、‘雄’、‘猛’，甚至以‘豨’(野猪)等猛兽为名的频率是相当高的，即使在知识阶层中也不例外。这种状况与后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彭卫等：《历史学的视野》)
《汉书》所记有关传主的名字，颇能反映出汉代社会那一种创功立业、图霸称雄的壮阔之气。例如，积极入世、有功于国的人名有韩安国、孔安国、于定国、赵充国、赵广汉等；图霸称雄、豪放旷达的人名有黄霸、扬雄、孔奋、侯霸、张霸、魏霸、王霸、单超、班超、张超、王逸、法雄、左雄等；崇尚英武、激昂劲健的人名有苏武、何武、夏侯胜、龚胜、张武、马武、窦武、书彪、邓彪、贾彪、高彪、班彪、杨彪、班勇等；见贤思齐、仰慕先哲的人名，西汉有贡禹、张禹、赵禹、赵尧、陈汤、张汤、周昌等，东汉有邓禹、张禹、黄昌、王昌等。
其二，追求长生、不老。
对生命不死的追求，乃是华夏先民最古老、最激动人心的话题之一。《山海经》记载有“不死国”、“不死民”、“不死树”、“不死泉”的神话。《抱朴子》认为：“蛇有无穷之寿。”《淮南子》提出：“蝉蜕蛇解，游于太清。”《老子铭》写道：“道成身化，游于太清。”到了秦汉时代，由于统治者推行道家“黄老之术”，于是举国上下似乎都卷入了狂热的对不死追求的忙乱之中：寻药、炼丹、辟谷、行气、导引、远游、饮露、餐霞、房中术……除了秦皇、汉武、少君、栾大、刘安、董舒，求仙的行列数不胜数。
汉初陆贾在《新语》中记载了当时的求仙盛况：世人多“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指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这种追求长生不老、祈寿延年、即身成仙的社会风气，对当时的人名用字亦产生了深刻影响，出现了霍去病、严延年、陈万年、张延寿、王延寿、丰千秋、吾丘寿王、秘彭祖、严彭祖等人名。
影响所及，汉代人物的表字也大量采用祈年尊老的文字，如“公”“翁”“祖”之类。这里试举几例：陈遵字孟公，夏侯胜字长公，黄霸、桓宽、盖宽饶皆字次公，杜诗字君公，郭解字翁伯，马日磳字翁叔，朱买臣字翁子，尹更始字翁君，赵充国字翁孙，桓玄、桥玄皆字公祖，等等。
其三，重视农耕、产食。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普遍采用牛耕田，使用铁制农具，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西汉的“文景之治”，与民休息，重视产食经济，使人口大增、国力加强。有意思的是，这种社会背景在人名用字上也有所反映。
例如，汉代男子取名为“食其”者不少，汉初有向刘邦献计克陈留而被封为广野君的邴食其，为吕后所亲幸的辟阳侯审食其，从霍去病出定襄而迷路的赵食其，战国时还有一个司马食其。“食其”二字，据《汉书》颜师古注应读作“异基”。食，亦作饭，食之，饭之也；其，系“箕”的重文，《说文》：箕，“所以簸者也”，而“簸”为“扬米去糠也”。故食其即为食箕，意为用箕簸扬五谷，祈求谷粮丰收。由“食其”之名可以看出秦汉时代人民重视产粮经济的状况。由此可见，人名之由来，实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关。
周、秦时代男子取名大多遵奉“五则”“六避”的原则，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几种常用的取名方法。
一日梦象法，即以梦中所见之现象来取名。梦是人在入睡后脑中出现的表象活动。自古以来，人们对梦的本质认识各异，或认为是现实的反映、预见的来源、祛病的灵性感受，或认为是一种觉醒状态，或视为一种潜意识活动(所谓“弗洛伊德梦”)。在中国古代，梦往往被理解为是一种神灵的启示，是神把自己的意志预兆给人而采取的神秘方法，此即所谓“梦兆”。
俗传有所谓《周公解梦诗》：“夜有纷纷梦，神魂预吉凶。庄周虚幻蝶，吕望兆飞熊。丁固生松贵，江淹得笔聪。黄粱巫峡事，非此莫能穷。”以梦中所体验的现象取名，这是周、秦时代较为常见的取名方法。
据古籍所记，最早采用梦象法的当在殷商。《史记·殷本纪》载，武丁即位后，一心想要复兴殷朝，但一时找不出一个贤良的辅佐，因此三年没有发表过任何言论。他到处观察，留意找寻人才。有一夜武丁做了个梦，梦见一位名叫“说”的人。他把梦中所见之人的情形，与所有官员相核对，结果一个都不是。于是他就叫百官去各地寻找，最后终于在傅岩(在今山西平陆)这个地方，找到了“说”。“说”是一位筑路工人，正在用板筑整修道路。武丁一见，果然是梦中所见之人，立刻任命他为宰相，殷商从此再度复兴。于是武丁就赐这位工人出身的宰相以傅岩之“傅”为姓，梦中所知之“说”为名。
周代以梦象法取名的较多，最著名者当为“梦兰”。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郑文公有一个妾叫燕姑，梦见天使给她一枝兰花，并说：“我是你的祖先伯，把兰花做你的儿子。兰花乃国色天香，佩戴它的人们就会像喜爱兰花一样喜爱你。”不久，燕姑怀孕，生下一个儿子。郑文公依据燕姑梦象，给公子取名为“兰”，即郑穆公姬兰。后人因此称妇人怀孕为“梦兰”，亦称“征兰”。庾信《奉和赐曹美人》：“何年迎弄玉，今朝得梦兰。”又如，晋成公名“黑臀”，也是以梦象取名。《国语》记载，单襄公曾说过：“吾闻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视其臀，以黑，曰‘使有晋’。故命之日黑臀。”
二日占卜法。占卜是用各种超尘世的方法，来获得尘世问事物的情报，或预卜吉凶祸福的活动，起源于寻求神对人的指示，在各个地区、各个时代的文化中都可见到。占卜方法有感应占卜、直观占卜与解释占卜三种。周、秦时代的人们非常重视占卜，“占”是观察之意，“卜”是以火灼龟壳，将其出现的裂纹形状作为预测吉凶祸福的依据，举凡国家大事、自然灾害乃至疾病、疑难、寻物都要求助占卜，同时也以占卜来为孩子取名。
如《左传·僖公十七年》记载：晋惠公在梁国时，梁伯把女儿梁赢嫁给他为妻。梁赢怀孕过了预产期，有点不祥，于是就叫卜招父和他的儿子给梁赢占卜。占卜的结果是：将要生一男一女，但男的要做别人的奴仆，女的做别人的奴婢。据此晋惠公就给男孩儿取名为“圉”(意为养马的地方，也指养马的奴隶)，女孩儿取名为“妾”。后来，圉在秦国做人质，妾在秦国做侍女，不幸被占卜言中。
又如《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季友出生前夕，鲁桓公让卜楚丘的父亲占卜。占卜的结果是：将生一男孩，他的名叫“友”，在君王之右；处于两社之间，做公室的辅弼。季氏灭亡，鲁不昌盛。又占筮，得到“大有”变成“乾”，说：“尊贵如同父亲，敬重如同国君。”等到生下来，婴儿手心纹路果然像个“友”字，于是就以“友”命名。
屈原《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句，其中“肇”字，据陈直《楚辞拾遗》和闻一多《楚辞解诂》研究，系“兆”之假借字，也即根据占卜的兆象而取的名。屈原在《九歌·离世篇》中明确地写道：“兆出名日正则兮，卦发字日灵均。”占卜时用火灼龟壳所形成的裂纹叫做“兆”，足见屈原之名也是占卜所得。
三日待事而名法。婴儿出生时不正式取名，待以后发生诸如祭祀或战争之类的大事，值得家族永远留作纪念时，再以此事命名。这类人名具有纪念性质。
如《左传·定公八年》载，苫越生了儿子，准备等待发生大事而命名。后来在阳州战役中俘虏了大批敌人，于是就给儿子取名为“阳州”。
又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叔孙庄叔在咸地打败了狄国人，俘虏了长狄侨如和虺、豹三人，并用这三个人的名字来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孔颖达疏：“此三子未必同年生，或生讫待事，或事后始生，欲以彰己功，取彼名而名之也。”这种以敌人名字作为自己儿子名字的取名方法，乃是上古原始部落对人名所持的神秘观念的遗风。
在原始人看来，人的名字就是人的魂，即人的命之所系，与一个人的实质有着紧密关联。杀死并能取得一个勇敢将士的名字，用以名子，他的儿子也就具有了这个将士同样的魂与同样的能力。魏觉钟在《南荒民族》书中，记述南太平洋加雅人在杀死敌人前，要千方百计问知被杀害者的姓名，然后用这个姓名来为自己的子女取名。所以，每当妻子大腹便便时，加雅人便心藏杀机，筹思如何才可探得被害者的真实姓名。
又如：“在印第安人的卡里博族里，战士在战斗中获得名字。他若打死敌对部落的首领，他就得到这个首领的名字。在印第安人的杜皮族，每战胜敌人一次，就改换一次名字。”(《奇特的民族风俗》，引自1979年7月南斯拉夫《政治报》)
四日干支五行法。文化是累积传承的，前代文化在累积传承过程中，又会有新元素的加入与旧因子的扬弃。夏商时代用天干取名的“日名”，到了周秦仍有相当的传承，但同时又增加了天干、地支配合阴阳五行的新内容。
阴阳五行学说在春秋时还是零散的，直到战国晚期才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这一学说对于当时的取名也有相当的影响，取名要注重干支五行的配合，如何就相生、避相克，刚柔相济，阴阳调和。
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在《中国人名的研究》中认为：“殷人是取生日为名的，周秦也仍其旧，或则只求干支与五行相配而已，可约为三个发端：甲，仍循殷俗以生日为名，但略有不同。殷人单取天干，或单取地支，此时的人则取生日的干支，分立为‘名’与‘字’。乙，取生日的天干为‘名’，另挑选与日辰能相济的天干为‘字’。丙，不必取生日，只把天干配五行为‘名一字’。而他们以干支命名字，也有两个方式：甲，是单以天干相配的。乙，是以天干地支相配的。”
以天干相配五行的名字：1.如秦白丙，字乙。丙，火也，刚日也；乙，木也，柔日也(古人以天干次序奇数为刚，偶数为柔)。名“丙”而字“乙”，系取其火生于木，以刚柔相济。2.楚公子壬夫，字子辛。壬，水也，刚日也；辛，金也，柔日也。名“壬”字“辛”，取水生于金，又刚柔相济。3.郑石癸，字甲父。癸，水也，柔日也；甲，木也，刚日也。名“癸”字“甲”，取木生于水，刚柔相济。
以天干地支相配的名字：十天干—— 甲、乙、丙、丁、戌、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如楚公子午，字子庚，因其生日为庚午，故名“午”字“庚”；郑印癸，字子柳(酉)，因其生日为癸酉，故名“癸”字“酉”；鲁颜辛，字子柳(酉)，因其生日为辛酉，故名“辛”字“酉”；鲁泄柳(酉)，字子庚，因其生日为庚酉，故名“酉”字“庚”。
周代人名与礼仪文化
夏商时代的人名较为简单：一是取名形式简单——只有名，而无其他形式(如字、号、谥)；二是取名的方法简单——大多以甲、乙、丙、丁等天干为名。到了周代，人名变得复杂起来：一是取名形式复杂——除了名，又出现了字、谥等名谓；二是取名的方法复杂——取名所用之文字，越来越趋于讲究，如前文所述之“五则”“六避”等。
为什么周代的人名符号会越来越丰富多样呢?从总体上说，这是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时变世迁，各样事物都会有踵事增华的趋势；同时，也与人口增加有关。但具体考察，拙以为实与周代的礼制密切相关。
关于古代礼仪，我国古文献已有大量的记述和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中，已发现一些和礼有关的记述，先秦时期的铜器本身就是当时礼的产物。但夏商时代的礼比较简单，大多是由原始社会的习俗发展演变而来。如祭祀礼，是渊源于原始氏族部落的原始宗教；祭日出、日入的崇日礼，更是原始先民崇拜太阳神的遗风。
到了周、秦时代，随着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逐步确立，以前那一套寓法律、官职于礼之中的夏商时代的礼已不适应新的国家机器与社会的需要，于是礼、法开始并行，礼的名目越来越多。经过儒家的倡导，周礼的内容已相当繁荣，有所谓“经礼(周礼)三百，曲礼(事礼，今礼)三干”(《礼记·礼器》)，“礼仪(周礼)三百，威仪(仪礼行事之威仪)三干”(《礼记·中庸》)，就连热衷于礼的孔子也感叹说：“礼失于烦。”(《礼记·经解》)《周礼·春官·大宗伯》把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个部分，形成传统观念的“五礼”。后世的礼制和礼学家也基本采取这套分类方法，只是次序有所调整而已。
随着周代礼制在社会生活中的逐渐推广与具体运用，周秦时代的人名制度，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这主要有幼名冠字、更名否决与名寓褒贬。
1.幼名冠字
《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周道也。”除幼年取“名”之外，成年男子在举行冠礼时要另取“字”，这是周代人名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与特点。
所谓“幼名”，是说幼儿出生后不久，即由亲长为幼儿取名，以便称呼。所谓“冠字”，是说男子长到20岁，即要举行表示成人的冠礼(也即“成丁礼”)，届时有父兄的朋友为之取字。《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而女子则在15岁举行笄礼(结发加笄)时取字。笄，古代女子盘头发时用的赞子。《礼记·曲礼上》：“女子许嫁，笄而字。”由于重男轻女的原因，周代女子的“名”与“字”极少留传下来，一般多以姓称(如孟姜女)。
《白虎通德论·姓名》：“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男子取字之后，表示已成为成人，自此人们就应敬称以字，不得再称以名，这是周代的称呼之道。
周代以后，人们大体上仍然遵守着“幼名冠字”的规矩。自此，中国人的人名符号形式变得复杂化了：既有名，又有字；自称用名，称人以字。如孔丘，字仲尼；孟轲，字子舆；诸葛亮，字孔明。字的出现与称人以字，这是周代礼制对人名制度最深远的影响。
2、更名否决
从古史所记资料考察，周代礼仪有“更名否决”之制，即名、字一经取定，就不得再作更改。《礼记·曲礼下》：“君子已孤不更名。”孔颖达解释说：“父没不可辄改为名谥之事，已孤不更名者，不复改易更作新名。所以然者，名是父之所作，父今已死，若更其名，似遗弃其父。”周代有名有字，不仅由父亲所命定的“名”不得更改，就连由父亲朋友所取的“字”也不得更改。
为什么“字”也不能改呢?《白虎通德论·姓名》云：“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名与字的关系是“义相比附”，两者有着意义上的密切联系：或同义互训，如屈原，名平字原；或反义相对，如曾点，字子皙(《说文解字》：“点，小黑也。”又：“皙，人色白也。”)；或连义推想，如百里视，字明。故若改“字”，则必影响于“名”，名在字存，字存名在，两者可谓唇齿相依。如若改字，不仅影响于名，也是对先父朋友的轻贱。
周代对于更名、更字的否决，从礼仪上说，是出于一种敬上重本的思想。郑玄曾指出，周代之所以“君子已孤不更名”，是由于“重本也。言亦者亦上行本国之俗，上是重本，故云亦也”(见《十三经注疏》上册)。
周代礼仪在当时主要影响、作用于中原诸国，而对于楚、吴这两个比较蛮荒的国家来说，由于受周礼影响不深，有着自己部族的文化习俗，所以他们不太理会“更名否决”这一套，我行我素，名字照改不误。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平王弃疾，即位后改名“熊居”；楚共王庶子公子围杀掉兄之子麇后，夺得君位，即改名为“虔”；又如楚昭王原名“壬”，取得君位后，改名为“轸”；吴国公子光在杀掉吴王僚，获得君位后，即改名为“阖卢”；吴王乘又叫“寿梦”，也是自改之名。
3、名寓褒贬
“名寓褒贬”是周代人名制度的又一重要特色，也是深受周礼影响所致。公羊家认为，《春秋经》中的人名称呼都寄寓有褒贬的意义，而且褒贬还分为若干等级。《公羊传·庄公十年》有如下记载：“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由此之见，周代人名称呼的等级顺序从高到低为：子字名人氏国州。
何以得知?请申其说。这里试举二例：
例一，《春秋经·隐公元年》载：“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昧。”《公羊传》解释说：“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仪父”是邾娄国国君之字，为什么《春秋经》对邾娄国国君要以字称，而不以名、氏、国称呼呢?公羊家认为这是《春秋经》对他的褒扬。为什么要褒扬他呢?因为他与鲁隐公有过友好往来，当鲁隐公即位时，他曾首先予以承认，并缔结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例二，《春秋经·僖公二十九年》载：“介葛卢来。”《公羊传》云：“介葛卢者何?九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葛卢”是夷狄小国介国的国君，还不知道周朝的礼仪，故只说他来，而不说他来朝拜，但对其称呼则直接书“名”。为什么要对他称“名”呢?何休解释说：“介者，国也，葛卢者，名也。进称名者，能慕中国、朝贤君，明当扶勉以礼仪。”《春秋经》称夷狄小国介国的国君葛卢以“名”，这说明是抬高他了。为什么要抬高 他呢?因为，虽然他还不懂得中国朝拜的礼仪，但他向往中国文化，羡慕中国礼仪，专程前来朝拜贤君，这说明他热爱中国文化，故应当用礼仪来扶持、嘉勉他。
孔子修订《春秋》，自有“微言大义”存焉，即使对于人名的称呼，也是极为讲究、极有深意的，这需要读书人细细揣摩。孔子不是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吗?一名之立，一字之称，下笔干钧，关涉乎周代礼制，绝非随意为之也。真可谓“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指出：“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娄仪父称字，滕、薛称侯，荆得人，介葛卢得名……王道之意也。”这些名字称谓的细微差别，都寓有褒贬的等级意义。董仲舒认为这是“王道之意”，也即这是代表周代礼仪、文化的王道所要求的。
清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亦指出：“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称人以字，是表尊敬，“《春秋》以书字为褒，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
周、秦、两汉的单名与复名
周、秦时代，男子遵奉“五则”“六避”的原则，取名多用一字(女子大多以姓氏相称)，如姬发、姬昌、孔丘、孟轲、李耳、庄周、荀况、韩非、公孙鞅、公孙龙、墨翟、李悝、孙武、孙膑、邹衍、苏秦、张仪、许行、屈平、宋玉、唐勒、景差、赢政(秦始皇)、李斯、吴起等。
有些人名看起来是两字，但实际上还是一字，其中一字系没有意义的语助词或附添词，如“之”“施”“设”“式”“斯”“不”等，用得最多的是“之”与“不”。如晋国的介之推，虢国的舟之侨，虞国的宫之奇，郑国的佚之狐、烛之武以及瘐之斯、孟之反等。据《礼记》郑玄注：“之，发声也。”又，《左传》杜预注也云：“之，助语。”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之’是语助词，以‘之’介于姓名之间。”既属语助词，当然亦可省略，故介之推等仍是单名。昔时顾炎武拒修《明史》时说过：“果有所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可见古人也是把介之推视为单名的。
“不”字亦作语助词，无义。《诗·大雅·文王》：“帝命不时。”郑玄注：“不时，时也。”用于取名，同样无义。如秦之吕不韦，韩之申不害，晋之韩不信，魏之乘不仁，楚之任不齐、萧不疑，鲁之公山不狃、宓不齐，齐之陈不占；延至汉代有直不疑、隽不疑、梁不疑、高不识、程不识、公上不害，等等。这里的“不”只起附加作用，仍为发声，而非实词。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二《春秋名字解诂》有云：“鲁宓不齐，不，语词，不齐，齐也。”“鲁公山不狃，不，语词，不狃，狃也。”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研究中国人取名用字的规律时发现，历史上姓“赵”的人取名特别喜欢选择“不”字，如赵不伐、赵不侮、赵不倦、赵不乖、赵不乱、赵不亦、赵不他、赵不亶、赵不仲、赵不佞、赵不俗、赵不倚、赵不屈、赵不倨、赵不假、赵不傲、赵不吝、赵不吴、赵不取、赵不同、赵不危等，总计有300余个“赵不×”。而且这些名字大都是一名多人(即同姓名)，如赵不危有18人，赵不惑有22人，赵不息有10人，赵不违有14人，主要见于《宋史》。
周、秦时代的人还喜欢在姓名之间添加“施”“设”等字。如《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施舍之所养勇也。”赵岐注云：“孟，姓；舍，名；施，发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则但日舍。”《左传·昭公二十年》：“乃见鳟设诸焉。”杜预注：“鳟诸，勇士。”可见“设”字亦为语助词。语言学家杨树达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卷一指出：施、设，双声字，“之”与“施”、“设”，同属舌叶音，故或加“之”，或加“施”，或加“设”矣。
周、秦时代有一人多名例，如屈原，名平，又名正则，他在《离骚》中就说：“名余日正则兮。”又如赵简子，名鞅，又名志父；南宫敬叔，名说，一名绦，又名处父。一人虽多名，但通常还是以单名行世。正因为周代多用单名，就使人产生了一种误解，以为两周时代不用复名(二字名)。《公羊传》就说：“《春秋》讥二名”，“《春秋》以仲孙何忌为仲孙忌，魏曼多为魏多，皆讥二名而去之。”
其实《公羊传》此说本无稽。古人并无二名之禁，也无讥二名之举。如尧名放勋，舜名重华，禹名文命；夏王中有太康、仲康、不降、孔甲、履癸；商王以天干为名，全系二名，如天乙、祖辛、盘庚、武丁；周王室的祖先有不窟、公刘、亶父，周王有辟方(周孝王)、宜臼(周平王)、泄心(周灵王)、去疾(周哀王)等。又如，孔子的母亲叫颜征在，孔子有一个弟子叫澹台灭明，均系二名。《礼记·曲礼》曰：“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足见二名早已有之，何讥之有?
周、秦时代取名之所以以单名为主，我以为根本原因是当时人口不多。据《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资料，周庆王十三年(前684年)全国人口约为1184万人，秦始皇统一初(前221年)，约为2000万人。人口不多，故不存在产生“同姓名”的麻烦。此外，取名以单名为主，这也与周秦时代的民风淳朴、文化简单有关。
西汉初年，汉文帝身衣戈绨，与民休息，全国人口上升到3100多万。到了汉景帝时期，虽有“七国之乱”，人口年平均增值率降到3％，可是人口绝对数继续上升。到公元前120年，上升到4000万人以上。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消耗了1000万人口。以后宣帝中兴，经元帝、成帝、哀帝和平帝四世，到王莽初期，全国人口增长到将近6000万人(据《中国人口史》)。
由于人口剧增、文化进步，人们发现单名容易重复，并非取名上法。如叫“韩信”的，西汉就有两个著名人物：一是淮阴侯韩信，二是韩王信。叫“公孙弘”的异世同名有三个：一是汉武帝丞相、平津侯公孙弘；二是汉明帝时的幽州从事公孙弘，曾交通楚王英，见于《虞延传》；三是《战国策》及《吕氏春秋》所记的齐国公孙弘，与秦王、孟尝君言者。大概为了克服同姓名的缺陷，汉代取二字名的逐渐多了起来，著名者如刘弗陵(汉昭帝)、司马相如、董仲舒、霍去病、孔安国、褚少孙、张安世、严延年、朱买臣、赵充国等。
但统而观之，汉代人们的取名用字还是以单名为主。与周、秦时代相比，这时期的取名方法变得更为丰富多样，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主要有以下数类：
其一，崇尚功名、业绩。
这一类名字颇有一种雄浑劲挺的气象，体现出汉代社会那一种开疆拓土、创功立业的奋发精神。有论者认为：“两汉时代的民族心理与唐宋之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魄力究竟雄大，人民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鲁迅：《看镜有感》)“这种‘汉开边，功名万里’的博大胸怀，在当时人们的姓名称谓中也得到反映。汉代各阶层中，‘奉世’、‘奉汉’、 ‘安汉’、‘广汉’、‘勇’、‘超’、‘雄’、‘猛’，甚至以‘豨’(野猪)等猛兽为名的频率是相当高的，即使在知识阶层中也不例外。这种状况与后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彭卫等：《历史学的视野》)
《汉书》所记有关传主的名字，颇能反映出汉代社会那一种创功立业、图霸称雄的壮阔之气。例如，积极入世、有功于国的人名有韩安国、孔安国、于定国、赵充国、赵广汉等；图霸称雄、豪放旷达的人名有黄霸、扬雄、孔奋、侯霸、张霸、魏霸、王霸、单超、班超、张超、王逸、法雄、左雄等；崇尚英武、激昂劲健的人名有苏武、何武、夏侯胜、龚胜、张武、马武、窦武、书彪、邓彪、贾彪、高彪、班彪、杨彪、班勇等；见贤思齐、仰慕先哲的人名，西汉有贡禹、张禹、赵禹、赵尧、陈汤、张汤、周昌等，东汉有邓禹、张禹、黄昌、王昌等。
其二，追求长生、不老。
对生命不死的追求，乃是华夏先民最古老、最激动人心的话题之一。《山海经》记载有“不死国”、“不死民”、“不死树”、“不死泉”的神话。《抱朴子》认为：“蛇有无穷之寿。”《淮南子》提出：“蝉蜕蛇解，游于太清。”《老子铭》写道：“道成身化，游于太清。”到了秦汉时代，由于统治者推行道家“黄老之术”，于是举国上下似乎都卷入了狂热的对不死追求的忙乱之中：寻药、炼丹、辟谷、行气、导引、远游、饮露、餐霞、房中术……除了秦皇、汉武、少君、栾大、刘安、董舒，求仙的行列数不胜数。
汉初陆贾在《新语》中记载了当时的求仙盛况：世人多“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指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这种追求长生不老、祈寿延年、即身成仙的社会风气，对当时的人名用字亦产生了深刻影响，出现了霍去病、严延年、陈万年、张延寿、王延寿、丰千秋、吾丘寿王、秘彭祖、严彭祖等人名。
影响所及，汉代人物的表字也大量采用祈年尊老的文字，如“公”“翁”“祖”之类。这里试举几例：陈遵字孟公，夏侯胜字长公，黄霸、桓宽、盖宽饶皆字次公，杜诗字君公，郭解字翁伯，马日磳字翁叔，朱买臣字翁子，尹更始字翁君，赵充国字翁孙，桓玄、桥玄皆字公祖，等等。
其三，重视农耕、产食。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普遍采用牛耕田，使用铁制农具，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西汉的“文景之治”，与民休息，重视产食经济，使人口大增、国力加强。有意思的是，这种社会背景在人名用字上也有所反映。
例如，汉代男子取名为“食其”者不少，汉初有向刘邦献计克陈留而被封为广野君的邴食其，为吕后所亲幸的辟阳侯审食其，从霍去病出定襄而迷路的赵食其，战国时还有一个司马食其。“食其”二字，据《汉书》颜师古注应读作“异基”。食，亦作饭，食之，饭之也；其，系“箕”的重文，《说文》：箕，“所以簸者也”，而“簸”为“扬米去糠也”。故食其即为食箕，意为用箕簸扬五谷，祈求谷粮丰收。由“食其”之名可以看出秦汉时代人民重视产粮经济的状况。由此可见，人名之由来，实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