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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族群体是越南主体民族京族的一个支脉，是中越跨境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中国广西东兴一带。他们的文化、语言、心理等诸多方面几乎相差无几。因此，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为援助越南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139位中国京族儿女成为援越随军翻译队伍的不二人选。同样在那个年代，中国广西由于与越南地缘相近，成为援越教学教育的大后方。
近年来，中国的京族文化研究者刘小明等人通过寻访80多位当年的京族翻译官老兵，拍摄大量珍贵的照片和影像，集结出版了《援越抗美京族翻译官纪事》一书，将一段镌刻着中越深厚友谊的红色历史还原公开。缘起于此书，2017年12月，一场主题为“援越京族翻译与对越民间外交”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广西民族大学召开。几位京族翻译官老兵与刘小明等数十位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中越友谊历史，共商“一带一路”新形势下的民间外交传承。
“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友谊
初次见到京族翻译官老兵，他们朴素的穿着和安然的神态，与普通的老人家无异。但谈起那段红色往事，他们却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不仅能够清楚地说出自己的连队编号和战友人数，连当年那些越南人民的名字、与他们相处共患难的点滴细节，也不遗漏。忆往昔情至深处，翻译官老兵们凝万千感慨以一个庄重的军礼致意。
1965年，中国京族小伙范胜华作为翻译官随所属部队奉命进入越南，帮助越南修路建桥。他回忆道：“当时中越人民关系非常好，正如越南胡志明主席说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越南人民担心中国援越军队在当地吃不好，给每个连队送来一头牛，让我们吃。“当时中国正值困难时期，哪有肉吃呀。”忆起往事，范胜华念念不忘。他还记得自己当年在越南认的干儿子范中东。那是与战友在一次执行任务的途中，需要经过一座桥，桥这边的村民知道他们是中国军人，不仅热情地非要留住他们喝酒，还让本村的孩子认下这个中国爸爸。
“越南人民非常懂得感恩。”京族翻译官老兵刘扬强说，对当年牺牲在越南的中国援越军人，越南政府官员都会要求这些军人的墓葬所在村的村长，负责带领村民修缮和维护本村的中国烈士陵园，每年清明都来祭拜。“几十年来，越南境内众多的中国烈士陵园一直保存完好，这就说明中越友谊已深深地根植于两国人民心中。”
除了京族翻译官们赴越的往事，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援越背景下建立的中越友谊，还体现在中国桂林的援越教育。当时在广西桂林建立了多所越南学校，接收的大多是越南军人、革命干部以及烈士的子女，采取封闭式办学，由中国政府承担全部办学经费，并提供办学场所和医护保卫人员以协调后勤和中文教学工作。这些学校保留越南的学制和教学模式，20余年间共为越南培养了1.4万多名军事和科技人才。
据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钟珂介绍，桂林越南学校培育出来的大批人才回国后，依然深深感怀于他们在中国桂林的母校，中越“同志加兄弟”的情谊以及他们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使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成了维系中越友谊的纽带，不断推动促进着中越经贸、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要讲好京族翻译官的援越故事
“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越民间外交，角度是多元的，也需要各种形式和渠道来不断充实。”钟珂教授建议道。而研究和宣传中国援越历史，以及其中的京族翻译官群体，在各位专家学者看来，是一个促进中越民间外交的良好切入点。
刘小明介绍说，这些翻译官老兵们当年结束了援越任务后，获得不少战功和嘉奖。后来他们大部分人选择归隐故乡，打渔务农，默默无闻，对往事也不张扬。139位京族翻译官现仍健在的不足90人，对这段历史的抢救已迫在眉睫。
中国第八代导演黄秋源，在翻阅了《援越抗美京族翻译官纪事》一书后，立下心愿——要通過层层努力，联合越方把这个事迹拍成系列电影或电视剧，以献礼中越建交，并在中国和东盟国家进行展播。“援越京族翻译官的事迹，承载着中越两国的长远友谊和民族情怀，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可以成为中越两国的‘文化先锋’，以此来促进中越民间外交的友好情谊。”黄秋源说。
“可以让中越两国青少年也参与到与援越京族翻译官的一系列互访活动及研究论坛中来，对中越民间外交既是丰富也是传承。”中国京族文化研究者廖洪如是说。此外经过研讨，充分发挥网络媒介和大数据的作用，对桂林援越学校、胡志明在中国广西的革命活动遗迹等旧址和历史资源进行整合开发等方法，也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同。
中越民间外交的新延续
当前，和平发展、区域和世界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民间外交既是国与国之间的民间交往，也是国与国之间官方外交的延伸和有机补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两廊一圈”的提出，表明中越都对两国的合作寄予厚望。中越两国在政治、安全和经贸方面相互依存，以及两国党际的特殊关系，使得两国关系总体平稳可控，这些大环境为中越两国的民间外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对中越历史有着资深研究的中国学者黄伯秋，20世纪中国援越期间曾在越南留驻5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又到越南生活了10年。现在，他仍时常陪同援越时期的中国老兵回越南为当年逝去的战友扫墓，为相熟的越南商家带去中国的商机。“2009年越南政府举办了一次援越纪念活动，我与中国对外友协的同志们作为民间外交代表一同访越，越方高层对我们的来访、对我们做的工作都很重视。”黄伯秋说，“中越友谊是延续的，有新发展也有新体现，反映在商品贸易量和旅游合作上，那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民间文化交流有着基础和先导的作用，并且具有广泛性。”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颜小华表示，人文交流比政治交流更久远；比经贸交流更深刻、更难忘。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形势下，除了中国京族与越南在民俗和宗亲文化上的渊源，政府的主导、政策的支持，也是中越民间外交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梁茂华认为，有鉴于京族翻译官们曾扮演的特殊角色和发挥的特殊历史作用，以及他们的京族属性，其开拓的是新时代中国对越民间外交的新领域。“应该注意的是，对越民间外交需要深刻理解越南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思维模式，正确审视越南人民的诉求，才能在实践中达到预期效果，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梁茂华指出。
近年来，中国的京族文化研究者刘小明等人通过寻访80多位当年的京族翻译官老兵，拍摄大量珍贵的照片和影像，集结出版了《援越抗美京族翻译官纪事》一书，将一段镌刻着中越深厚友谊的红色历史还原公开。缘起于此书，2017年12月，一场主题为“援越京族翻译与对越民间外交”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广西民族大学召开。几位京族翻译官老兵与刘小明等数十位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中越友谊历史，共商“一带一路”新形势下的民间外交传承。
“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友谊
初次见到京族翻译官老兵，他们朴素的穿着和安然的神态，与普通的老人家无异。但谈起那段红色往事，他们却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不仅能够清楚地说出自己的连队编号和战友人数，连当年那些越南人民的名字、与他们相处共患难的点滴细节，也不遗漏。忆往昔情至深处，翻译官老兵们凝万千感慨以一个庄重的军礼致意。
1965年，中国京族小伙范胜华作为翻译官随所属部队奉命进入越南，帮助越南修路建桥。他回忆道：“当时中越人民关系非常好，正如越南胡志明主席说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越南人民担心中国援越军队在当地吃不好，给每个连队送来一头牛，让我们吃。“当时中国正值困难时期，哪有肉吃呀。”忆起往事，范胜华念念不忘。他还记得自己当年在越南认的干儿子范中东。那是与战友在一次执行任务的途中，需要经过一座桥，桥这边的村民知道他们是中国军人，不仅热情地非要留住他们喝酒，还让本村的孩子认下这个中国爸爸。
“越南人民非常懂得感恩。”京族翻译官老兵刘扬强说，对当年牺牲在越南的中国援越军人，越南政府官员都会要求这些军人的墓葬所在村的村长，负责带领村民修缮和维护本村的中国烈士陵园，每年清明都来祭拜。“几十年来，越南境内众多的中国烈士陵园一直保存完好，这就说明中越友谊已深深地根植于两国人民心中。”
除了京族翻译官们赴越的往事，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援越背景下建立的中越友谊，还体现在中国桂林的援越教育。当时在广西桂林建立了多所越南学校，接收的大多是越南军人、革命干部以及烈士的子女，采取封闭式办学，由中国政府承担全部办学经费，并提供办学场所和医护保卫人员以协调后勤和中文教学工作。这些学校保留越南的学制和教学模式，20余年间共为越南培养了1.4万多名军事和科技人才。
据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钟珂介绍，桂林越南学校培育出来的大批人才回国后，依然深深感怀于他们在中国桂林的母校，中越“同志加兄弟”的情谊以及他们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使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成了维系中越友谊的纽带，不断推动促进着中越经贸、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要讲好京族翻译官的援越故事
“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越民间外交，角度是多元的，也需要各种形式和渠道来不断充实。”钟珂教授建议道。而研究和宣传中国援越历史，以及其中的京族翻译官群体，在各位专家学者看来，是一个促进中越民间外交的良好切入点。
刘小明介绍说，这些翻译官老兵们当年结束了援越任务后，获得不少战功和嘉奖。后来他们大部分人选择归隐故乡，打渔务农，默默无闻，对往事也不张扬。139位京族翻译官现仍健在的不足90人，对这段历史的抢救已迫在眉睫。
中国第八代导演黄秋源，在翻阅了《援越抗美京族翻译官纪事》一书后，立下心愿——要通過层层努力，联合越方把这个事迹拍成系列电影或电视剧，以献礼中越建交，并在中国和东盟国家进行展播。“援越京族翻译官的事迹，承载着中越两国的长远友谊和民族情怀，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可以成为中越两国的‘文化先锋’，以此来促进中越民间外交的友好情谊。”黄秋源说。
“可以让中越两国青少年也参与到与援越京族翻译官的一系列互访活动及研究论坛中来，对中越民间外交既是丰富也是传承。”中国京族文化研究者廖洪如是说。此外经过研讨，充分发挥网络媒介和大数据的作用，对桂林援越学校、胡志明在中国广西的革命活动遗迹等旧址和历史资源进行整合开发等方法，也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同。
中越民间外交的新延续
当前，和平发展、区域和世界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民间外交既是国与国之间的民间交往，也是国与国之间官方外交的延伸和有机补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越南“两廊一圈”的提出，表明中越都对两国的合作寄予厚望。中越两国在政治、安全和经贸方面相互依存，以及两国党际的特殊关系，使得两国关系总体平稳可控，这些大环境为中越两国的民间外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对中越历史有着资深研究的中国学者黄伯秋，20世纪中国援越期间曾在越南留驻5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又到越南生活了10年。现在，他仍时常陪同援越时期的中国老兵回越南为当年逝去的战友扫墓，为相熟的越南商家带去中国的商机。“2009年越南政府举办了一次援越纪念活动，我与中国对外友协的同志们作为民间外交代表一同访越，越方高层对我们的来访、对我们做的工作都很重视。”黄伯秋说，“中越友谊是延续的，有新发展也有新体现，反映在商品贸易量和旅游合作上，那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民间文化交流有着基础和先导的作用，并且具有广泛性。”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颜小华表示，人文交流比政治交流更久远；比经贸交流更深刻、更难忘。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形势下，除了中国京族与越南在民俗和宗亲文化上的渊源，政府的主导、政策的支持，也是中越民间外交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梁茂华认为，有鉴于京族翻译官们曾扮演的特殊角色和发挥的特殊历史作用，以及他们的京族属性，其开拓的是新时代中国对越民间外交的新领域。“应该注意的是，对越民间外交需要深刻理解越南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思维模式，正确审视越南人民的诉求，才能在实践中达到预期效果，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梁茂华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