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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国内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共一起坚持抗战，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中遭受迫害，在国统区难以立足而由中共妥善安排撤退到香港。来到香港以后，他们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继续以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争取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支持、援助，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香港时间1941年12月8日凌晨2时20分左右，日军突袭珍珠港。紧接着，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仅四个多小时后，12月8日早上7时左右，从广州起飞的日军飞机轰炸启德机场。12月25日圣诞节，也就从这一天起，香港进入了“三年八个月”黑暗的日治时期。
香港沦陷后，这些进步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爱国抗日的国民党人、国际友人，一下子被困“虎口”。日军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分子，还贴出告示，限令在港的知名文化界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甚至在香港各电影院放幻灯片，点名要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半岛酒店“会面”，又在报上刊登启事，胁迫茅盾、邹韬奋等人出来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些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大都不是广东人，不会讲粤语，社会关系也不多，隐蔽有困难，情况万分危急。
形势刻不容缓，必须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将他们营救出“虎口”。
大营救：周恩来急电廖承志
1941年12月7日，日军进攻香港的前一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要求做好应变准备。事实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早已获悉日军行将进攻香港的情报，认为港英守军势孤力单，难以支撑，不可能作长期坚守，必须立即将居住九龙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转移到港岛隐蔽起来，等待下一步布置撤退。
12月8日，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并转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要求想方设法护送这批人士安全撤离香港到东江游击区。
同一天，周恩来也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工作的布置两次电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其中要求对“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撤退、疏散及帮助朋友的经费，均由我党在港的存款中开支”。
接到党中央及周恩来的急电后，12月8日，廖承志召开驻港办事处紧急会议，宣布加快转移、营救工作的进展。其时，适逢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中共粵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林平﹙尹林平﹚等也在港开会。廖承志、张文彬立即向诸位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并研究部署营救工作，决定将营救任务交给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和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完成。时间紧迫，事态危急，必须趁日军刚侵占香港，立足未稳，香港粮食和燃料供应很困难，日军采取所谓“归乡政策”，大肆疏散大批居民返回内地的机会进行转移、营救工作。
涉险闯过雷区
日军进行香港战役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出几支武工队挺进港九地区开展敌占区工作。秘密大营救开始后，这几支武工队首先行动。
他们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配合下，按照廖承志提供的名单与营救对象联系，但情况并不乐观。当敌人从北面汹涌而来时，许多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从九龙退到香港。香港陷落后，在敌人的搜捕中这些人士几易地址，到处躲藏。针对这个情况，留在香港领导这项工作的刘少文和梁广，与熟悉香港情况的黄施民、潘柱、陈文汉等人按照名单，通过各种关系，好不容易才把营救对象逐一找到，并帮助他们转移住处，避开敌人搜捕，安全到达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处的秘密接待站。
当时，从九龙到东江游击区，主要有东、西两条路线：
东线，从九龙市区经牛池湾过九龙坳到西贡，然后在企岭下或深涌湾乘船渡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沙鱼涌等地登陆，转入惠阳地区游击根据地。
西线，在九龙市区穿过上海街入青山道，过九华径到筌湾，再到大帽山到达元朗十八乡，然后渡过深圳河入梅林坳，到达白石龙游击根据地。这条路线比较偏僻，可以绕开敌人的大部分检查站，但沿途土匪较多，需有较强实力的武装人员护送。
1942年元旦，第一批踏上转移行程的是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五人。
这天，武工队派出李健行护送廖承志等人来到九龙市区，与林平他们再次会面，又一次部署了护送工作，并决定率先走东线。
早在两天前，林平已决定，将这次护送任务交由黄冠芳领导的武工队负责。黄冠芳接受任务后，深知头一趟护送任务充满变数和风险，能否顺利完成，事关全局，不容有失。当即安排短枪队队长江水、叶凤生等沿途接应，自己则前往九龙城接人。
1942年1月5日，黄冠芳按照事前约好的时间、地点和暗号，来到九龙城刘庆记织布厂门口，与李健行、何启明接上头。三人再次商量一番，都觉得把握十足了，然后分头而去。
第二天，黄冠芳如约前往蒲岗圩口。临行，他抽出腰间的驳壳枪再次检查一番，感觉很满意，这才信心十足地踏上行程。他按照商定的做法，手拿一把黑色雨伞，一身出远门的装扮。来到蒲岗圩口后，便在路边一间点心铺前歇脚。不一会儿，看见李健行带着几个人混在人群中走来，其中一个中等身材，身穿黑上衣，戴着鸭舌帽；一个矮个子，身穿大棉衣；还有一个瘦高个子；一个手提褐色包袱的中年人连同一个女同志共五个人。黄冠芳不慌不忙迎上去，向李健行打个眼色。接上头后，黄冠芳在路边买了一些拜神用的供品和瓜果菜蔬，每人拿一点。这一行五人顺利出了九龙城后，便往牛池湾方向走去。一路上，黄冠芳前后照顾，小心翼翼，好不容易才到了牛池湾，远远看见江水、肖华奎、叶凤生、赖章等人时，方才松了口气。这些游击队员都打扮成商人，见面后，黄冠芳将李健行的要求对江水说了，又要求大家经过前面九龙坳时要格外留神，因为那里靠近启德机场，警戒很严，经常有巡逻车出动。江水提出，由叶凤生带几名队员在前侦察开路，自己和两名队员居中贴身掩护，余下的人在后面担任警卫，如果遇到情况，随时可以形成战斗组织，但旁人看来又像逃难的人群。黄冠芳表示同意，于是大家拉开距离，各就各位。 从九龙坳到西贡有大路可走，亦有靠近海边的小路可行。大路好走，但随时会碰上日军的机动巡逻队；走小路可以避开日军巡逻队，可那一带英军曾埋下无数地雷以阻击日军登陆，稍一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廖承志考虑再三，决定还是走海边小路。短枪队长江水立即派人到附近的南围村，请来两位老村民带路。一行人小心翼翼，步步惊心，好不容易涉过雷区，众人已是冷汗淋漓，疲惫万分，却不敢逗留。他们继续赶路，一直赶到沙角尾山寮村这才停下来。山寮村群众基础好，武工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宣传抗日，打击土匪。经沙湾、大坑、沙角尾，五点钟左右到达大环村。当时，武工队的队部就设在这里，见到廖承志等领导安全抵达，蔡国梁从一大早就绷紧的神经这才松弛下来，他热情地接待了客人。当晚，廖承志等人还要马不停蹄，乘着夜色闯过最后一道危机莫测的难关——偷渡大鹏湾。
夜幕降临，廖承志一行五人在蔡国梁的护送下来到企岭下海湾码头。海上队队长陈志贤及王锦、黄康等游击队员及两艘武装船早已等候在那里。其中一艘配备了俗称“磨盘机”的大型机关枪作掩护，另一艘担任前卫导航。他们既要避开日军的海上巡逻队，又要提防海上武装匪徒的抢劫。在浓重的夜色掩护下，两艘船悄悄升帆出海，凌晨3时顺利驶达沙鱼涌。5时，惠阳大队的负责人高健等人前来迎接。至此，武工队旗开得胜，顺利完成了首趟护送任务，廖承志一行勇涉雷区，也留下了佳话。
艰难穿越大帽山
廖承志等人到达游击区后，即根据这次涉险转移的经历和体会，对营救任务又作了具体部署。接着张文彬、林平等也赶回根据地与曾生、王作尧等共同研究，重新调配力量，安排行程。随后，大规模的营救工作全面铺开了。
1月10日，第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邹韬奋、茅盾、戈宝权、叶以群、于伶等一行数十人从香港突破封锁线来到九龙市区，分别住进几个秘密联络点。在敌占区行动，这数十人要算很大的一群了，有妇女，还有儿童，目标庞大且行动迟缓，护送难度很大。经慎重考虑，总部决定还是选择从西线进入宝安游击根据地比较稳妥。这条路线虽然偏远、难走，却可以绕开敌人大部分检查站，问题是沿途土匪较多。武工队在沿线各重要地点设置了接待站，解决过路文化人的休息和饮食。王作尧还派出有经验的交通员参加护送。这时，香港已开始大批疏散难民，是难得的时机。在九龙市区歇息一宿后，邹韬奋等一行数十人背着行李，分成几个组，不动声色地穿过上海街，很快混入疏散的难民中。他们沿着青山道过九华径山坳到筌湾，离开筌湾后折上山间小路，在途中设立的接待站稍作休息，吃过午餐后继续上路。
下午，这群“难民”进入大帽山。
大帽山位于新界中部，海拔近千米（957米），是全港最高的山峰。由于大帽山经常出现大雾，故又有人称之为“大雾山”， 天气好的时候，从山上可俯瞰新界及港岛。大帽山有很多外露的怪石，增加了穿越的难度。
穿越大帽山，山路崎岖倒不在话下，最大危险莫过于山林里土匪出没无踪，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枪法精准的武工队员枪不离手地前后警戒。
这一路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还真苦了邹韬奋、茅盾这些文化人了，大家全凭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互相勉励、搀扶着坚持向前走。有些人背上的包袱越来越沉重了，身体确实难以承受，只好把包袱丢弃。茅盾夫妇也熬不住了，不得不把大的包袱丢弃路旁。护送的武工队员发现一个就捡起一个背在身上，到达目的地时一个个归还原主。有的武工队员一路上还背着走不动的家属小孩。好不容易翻过了大帽山，到达元朗十八乡后，接着来到黄泥墩村。按计划，在老华侨杨竹南的新居“适庐”歇息一宿。
第二天清晨，队伍又出发了。穿过元朗圩，踏上青山公路，向北走了两三个小时，千辛万苦到达落马洲附近的深圳河边。打前站的武工队一看瞪眼了：怎么深圳河南北两岸都有日军岗哨，巡逻的日军都带着警犬？显然，最近日军加强了这一带的警戒，要想偷渡根本就是“插翅难逃”，也不是不能通过，必须出示有效通行证明。
还是指挥部谋划周详，早就通过内线想方设法弄到了证明，并派出秘密交通员前来接应。关键时刻，数十人沉着镇定地渡过深圳河。过河后往梅林坳方向蹒跚走去，已是疲惫万分了，再坚持一下，坚持就是胜利……终于，平安到达游击队的根据地了，这一趟噩梦般的“逃难”之旅结束了。此时，暮色四合。在昏暗的夜色中，家属妇女们抱头痛哭，庆幸新生，武工队员们也长长舒了口气。
游击队政委林平及曾生、王作尧等领导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正当营救工作迅速、全面地展开时，1942年1月下旬，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在宝安县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主持召开了“白石龙会议”。为加强和统一领导东江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决定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会议还决定，原先派进港九地区开展敌占区工作的几支武工队，统一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委派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
港九大队成立后，当即决定将秘密大营救作为港九大队成立后首要的战斗任务，同时加强对参战队伍的领导，对参战队伍作进一步的调整、充实，进一步提升战斗力，务必夺取这场特殊战斗的最后胜利！
胡蝶行李被劫
1942年4月下旬。西贡游击区。
这天，沙田短枪队队长黄冠芳和坑口短枪队队长江水正在游击队指挥部研究接下来的营救工作，二人认为，营救工作的高潮已经过去，但尚未完成，不能松懈，要教育部队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时，哨兵进来报告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有两位同志来访。
黄冠芳和江水连忙迎出门口，见来人一男一女，男的是总队一位干部，彼此都熟悉；女的城市人模样，二十多岁的年纪，衣着整齐。进屋坐定后，男的先向女的介绍了黄冠芳和江水两位队长，又向黄、江介绍说，这位女同胞姓杨，叫杨慧敏，“一·二八”上海抗战时，曾在上海四行仓库楼顶插上国民党青天白日旗，鼓舞十九路军将士和上海各界爱国民众英勇抗战，是名噪一时的“女英雄”。介绍完后，杨慧敏连忙拿出国民党政府开出的介绍信递给黄冠芳，信中提出，杨慧敏专程来香港营救国民党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太太姐妹俩和电影明星胡蝶等人，请广东方面的游击队给予大力协助。黄冠芳阅信后，又递给江水，两人走进里间，交换了意见后，决定根据总队的指示，给予妥善安排。于是两人出来，答应杨慧敏，马上派出一名游击队员护送她到九龙城去。 几天后，杨慧敏从九龙城回到西贡墟。
黄冠芳与她相约在胡友（当地人都叫他“肥佬胡”，是港九大队的内线）做老板的“不夜天”茶座碰头。见面时，黄冠芳见她喜形于色，便问道：“杨小姐，看你高兴的，人找到了吧？” 杨慧敏慢条斯理地喝口咖啡，指了指前面一个女店员小声问道：“她可靠吧？”
“她叫张婉华，不碍事的，你放心好了。”
“好不容易呀！我想方设法，费了不少时间和心机，总算找到她们，准备过几天起程返回后方，还得请你们游击队先派人去把她们的行李运到这里来，待我带人来齐后再一起转往后方去。”杨慧敏颇为得意地说。
第二天，黄冠芳通过肥佬胡的关系，找来几个可靠的搬运工，花了好几天时间，将胡蝶和马太太几个人的行李每天几担地运来西贡，藏在附近山上的天后庙里。这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完后黄冠芳派人日夜看守。又约定杨慧敏于第三天下午四时带齐胡蝶等人到西贡企岭下的海边一起上船，由游击队护送到后方去。
眨眼到了第三天。
这天下午，黄冠芳带领一队游击队员将胡蝶和马太太等人的行李分别装上三条艚子船。四点钟左右，马太太姐妹俩在几个随员陪同下，按指定的地点和联络暗号千辛万苦地来到西贡。黄冠芳决定搭载马太太姐妹俩的两条船起锚，命令早已整装待发的游击队员按计划先行护送她们到宝安县沙鱼涌去。
天渐渐黑了，依然未见杨慧敏和胡蝶到来，前去接应的人也回来报告说未见两人的踪影。为安全计，黄冠芳只好下令将装着胡蝶行李的那条船驶离码头，泊到浅海处，同时继续等候杨、胡二人到来。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左右，天还没亮。九龙的日寇突然出动，封锁了西贡的海陆交通，接着兵分两路气势汹汹闯入西贡。一部分鬼子兵包围了西贡墟，在墟内四处搜查抢劫，另一部分直扑海边，将停泊在浅海的船全部赶回码头，然后上船肆虐，凡可疑人员即行逮捕，凡值钱一点的财物尽数掠去，装着胡蝶行李的船也未能幸免。直到早上八九点钟，日寇这才押着劫掠来的财物撤回九龙。在附近山上隐蔽的游击队看到胡蝶的行李被劫，本想发动攻击，将行李夺回，但考虑到当此大营救的关键时刻，不宜轻举妄动，只好作罢。
中午时分，胡蝶及随员等几个人来到西贡。黄冠芳又惊又喜，心想这位电影明星幸亏没与鬼子兵迎头碰上，便先安排她到西贡鱼栏老板徐观生家休息。
“胡小姐，马太太她们昨天下午四点来到这里，没等到你，已经先行安全返回内地了。杨小姐不是也安排你昨天下午四点来这里上船的么，你怎么今天才到呢？” 黄冠芳关心地问。
“本来我昨天就来的，但杨小姐临时说有些事未办完，要我迟一天来。今早她又说事情仍未办完，让我先走一步。”胡蝶解释说。
黄冠芳委婉地说：“正因为你晚来一天，事情就发生了变故。”便将早上日寇突袭西贡大肆扫荡抢掠，胡蝶财物被劫的经过如实告诉了她。胡蝶听说行李被劫，顿时脸色大变，呆了一阵之后，突然放声痛哭，边哭边喊：“天啊！我历年积蓄的钱财和金银首饰全都藏在行李里面啊，都给鬼子抢去了，叫我今后怎样活呀！” 众人只好极力劝慰，都说行李被劫是不幸，人平安就是不幸中的万幸，金银钱财毕竟是身外物，今后还是可以挣回来的。胡蝶是个有见识的人，听了众人的劝说，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几天后，鬼子的扫荡行动结束了，胡蝶在港九大队的护送下，平安返抵内地。
脱离“虎口”，大营救获得完胜
从1月底至2月初是营救工作最紧张的时刻，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人从香港偷渡到九龙，每批少的十多人，多的数十人。各参战队伍全力以赴做好护送工作。这期间，近300人安全抵达惠阳或宝安游击根据地，或经澳门转往内地。有一些同志因为在香港逗留时间长，容易暴露身份，或因年老体弱，不宜跋山涉水，就另外安排从香港偷渡到长洲岛，再过澳门转入内地。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仲华等人就是通过这条路线逃出虎口的。驻长洲岛的陈亮明组织了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做好隐蔽和护送工作。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少石和廖梦醒夫妇到达长洲后，因为日军封锁海面，且不顺风，陈亮明把他们安置在进步群众的家里，前后隐蔽了20多天，等到顺风、顺潮，这才安排有经验的舵手，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到澳门去。
营救工作持续到六七月后才结束。在这场秘密大营救中，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从“虎口”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
这场秘密大营救行动，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涉及面之广，被营救人数之多，都是前所罕见的。这场战斗虽然看不见硝烟，但从其时间、规模、范围，尤其是步步惊心的危险历程来看，绝不亚于正面战场那种炮火连天、死伤惨烈的拼杀。其意义还在于：这场发生在“虎口”的秘密大营救一旦失败，那么中国近代文化史势必改写，这话绝非危言耸听，请看下列名单（部分）：
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胡绳、戈宝权、张友渔、黎澍、沈志远、刘清扬、胡仲持、胡风、千家驹、萨空了、廖沫沙、范长江、袁水拍、蔡楚生、司徒慧敏、端木蕻良、黄药眠、沙千里、丁聪、周钢鸣、叶浅予、金山、张明养、郁风、梁若尘、梁漱溟、孔德祉、蓝马、胡蝶，等等。（在这场大营救中同时脱险的，还有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如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夫人等十多人——作者注）
“虎口”脱险后，邹韬奋在游击区参观了战地报社，对敌后抗日大众文化赞不绝口，又说自己是“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激”。还亲笔题写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赠予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曾生，后来这八个大字镌刻在“西贡抗日烈士碑园”的碑石上，永远昭示后人。茅盾于1943年写了《脱险杂记》，细致地描写了大营救的艰险历程，认为这次大营救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夏衍每次谈起当年的秘密大营救，都表示永远忘不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往事。他说：“这场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大营救以生动的事实说明，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实，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秘密大营救的胜利结束，也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在港九抗战中取得的首场胜利。
香港时间1941年12月8日凌晨2时20分左右，日军突袭珍珠港。紧接着，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仅四个多小时后，12月8日早上7时左右，从广州起飞的日军飞机轰炸启德机场。12月25日圣诞节，也就从这一天起，香港进入了“三年八个月”黑暗的日治时期。
香港沦陷后，这些进步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爱国抗日的国民党人、国际友人，一下子被困“虎口”。日军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分子，还贴出告示，限令在港的知名文化界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甚至在香港各电影院放幻灯片，点名要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半岛酒店“会面”，又在报上刊登启事，胁迫茅盾、邹韬奋等人出来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些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大都不是广东人，不会讲粤语，社会关系也不多，隐蔽有困难，情况万分危急。
形势刻不容缓，必须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将他们营救出“虎口”。
大营救：周恩来急电廖承志
1941年12月7日，日军进攻香港的前一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要求做好应变准备。事实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早已获悉日军行将进攻香港的情报，认为港英守军势孤力单，难以支撑，不可能作长期坚守，必须立即将居住九龙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转移到港岛隐蔽起来，等待下一步布置撤退。
12月8日，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并转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要求想方设法护送这批人士安全撤离香港到东江游击区。
同一天，周恩来也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工作的布置两次电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其中要求对“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撤退、疏散及帮助朋友的经费，均由我党在港的存款中开支”。
接到党中央及周恩来的急电后，12月8日，廖承志召开驻港办事处紧急会议，宣布加快转移、营救工作的进展。其时，适逢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中共粵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林平﹙尹林平﹚等也在港开会。廖承志、张文彬立即向诸位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并研究部署营救工作，决定将营救任务交给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和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完成。时间紧迫，事态危急，必须趁日军刚侵占香港，立足未稳，香港粮食和燃料供应很困难，日军采取所谓“归乡政策”，大肆疏散大批居民返回内地的机会进行转移、营救工作。
涉险闯过雷区
日军进行香港战役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出几支武工队挺进港九地区开展敌占区工作。秘密大营救开始后，这几支武工队首先行动。
他们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配合下，按照廖承志提供的名单与营救对象联系，但情况并不乐观。当敌人从北面汹涌而来时，许多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从九龙退到香港。香港陷落后，在敌人的搜捕中这些人士几易地址，到处躲藏。针对这个情况，留在香港领导这项工作的刘少文和梁广，与熟悉香港情况的黄施民、潘柱、陈文汉等人按照名单，通过各种关系，好不容易才把营救对象逐一找到，并帮助他们转移住处，避开敌人搜捕，安全到达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处的秘密接待站。
当时，从九龙到东江游击区，主要有东、西两条路线：
东线，从九龙市区经牛池湾过九龙坳到西贡，然后在企岭下或深涌湾乘船渡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沙鱼涌等地登陆，转入惠阳地区游击根据地。
西线，在九龙市区穿过上海街入青山道，过九华径到筌湾，再到大帽山到达元朗十八乡，然后渡过深圳河入梅林坳，到达白石龙游击根据地。这条路线比较偏僻，可以绕开敌人的大部分检查站，但沿途土匪较多，需有较强实力的武装人员护送。
1942年元旦，第一批踏上转移行程的是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五人。
这天，武工队派出李健行护送廖承志等人来到九龙市区，与林平他们再次会面，又一次部署了护送工作，并决定率先走东线。
早在两天前，林平已决定，将这次护送任务交由黄冠芳领导的武工队负责。黄冠芳接受任务后，深知头一趟护送任务充满变数和风险，能否顺利完成，事关全局，不容有失。当即安排短枪队队长江水、叶凤生等沿途接应，自己则前往九龙城接人。
1942年1月5日，黄冠芳按照事前约好的时间、地点和暗号，来到九龙城刘庆记织布厂门口，与李健行、何启明接上头。三人再次商量一番，都觉得把握十足了，然后分头而去。
第二天，黄冠芳如约前往蒲岗圩口。临行，他抽出腰间的驳壳枪再次检查一番，感觉很满意，这才信心十足地踏上行程。他按照商定的做法，手拿一把黑色雨伞，一身出远门的装扮。来到蒲岗圩口后，便在路边一间点心铺前歇脚。不一会儿，看见李健行带着几个人混在人群中走来，其中一个中等身材，身穿黑上衣，戴着鸭舌帽；一个矮个子，身穿大棉衣；还有一个瘦高个子；一个手提褐色包袱的中年人连同一个女同志共五个人。黄冠芳不慌不忙迎上去，向李健行打个眼色。接上头后，黄冠芳在路边买了一些拜神用的供品和瓜果菜蔬，每人拿一点。这一行五人顺利出了九龙城后，便往牛池湾方向走去。一路上，黄冠芳前后照顾，小心翼翼，好不容易才到了牛池湾，远远看见江水、肖华奎、叶凤生、赖章等人时，方才松了口气。这些游击队员都打扮成商人，见面后，黄冠芳将李健行的要求对江水说了，又要求大家经过前面九龙坳时要格外留神，因为那里靠近启德机场，警戒很严，经常有巡逻车出动。江水提出，由叶凤生带几名队员在前侦察开路，自己和两名队员居中贴身掩护，余下的人在后面担任警卫，如果遇到情况，随时可以形成战斗组织，但旁人看来又像逃难的人群。黄冠芳表示同意，于是大家拉开距离，各就各位。 从九龙坳到西贡有大路可走，亦有靠近海边的小路可行。大路好走，但随时会碰上日军的机动巡逻队；走小路可以避开日军巡逻队，可那一带英军曾埋下无数地雷以阻击日军登陆，稍一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廖承志考虑再三，决定还是走海边小路。短枪队长江水立即派人到附近的南围村，请来两位老村民带路。一行人小心翼翼，步步惊心，好不容易涉过雷区，众人已是冷汗淋漓，疲惫万分，却不敢逗留。他们继续赶路，一直赶到沙角尾山寮村这才停下来。山寮村群众基础好，武工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宣传抗日，打击土匪。经沙湾、大坑、沙角尾，五点钟左右到达大环村。当时，武工队的队部就设在这里，见到廖承志等领导安全抵达，蔡国梁从一大早就绷紧的神经这才松弛下来，他热情地接待了客人。当晚，廖承志等人还要马不停蹄，乘着夜色闯过最后一道危机莫测的难关——偷渡大鹏湾。
夜幕降临，廖承志一行五人在蔡国梁的护送下来到企岭下海湾码头。海上队队长陈志贤及王锦、黄康等游击队员及两艘武装船早已等候在那里。其中一艘配备了俗称“磨盘机”的大型机关枪作掩护，另一艘担任前卫导航。他们既要避开日军的海上巡逻队，又要提防海上武装匪徒的抢劫。在浓重的夜色掩护下，两艘船悄悄升帆出海，凌晨3时顺利驶达沙鱼涌。5时，惠阳大队的负责人高健等人前来迎接。至此，武工队旗开得胜，顺利完成了首趟护送任务，廖承志一行勇涉雷区，也留下了佳话。
艰难穿越大帽山
廖承志等人到达游击区后，即根据这次涉险转移的经历和体会，对营救任务又作了具体部署。接着张文彬、林平等也赶回根据地与曾生、王作尧等共同研究，重新调配力量，安排行程。随后，大规模的营救工作全面铺开了。
1月10日，第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邹韬奋、茅盾、戈宝权、叶以群、于伶等一行数十人从香港突破封锁线来到九龙市区，分别住进几个秘密联络点。在敌占区行动，这数十人要算很大的一群了，有妇女，还有儿童，目标庞大且行动迟缓，护送难度很大。经慎重考虑，总部决定还是选择从西线进入宝安游击根据地比较稳妥。这条路线虽然偏远、难走，却可以绕开敌人大部分检查站，问题是沿途土匪较多。武工队在沿线各重要地点设置了接待站，解决过路文化人的休息和饮食。王作尧还派出有经验的交通员参加护送。这时，香港已开始大批疏散难民，是难得的时机。在九龙市区歇息一宿后，邹韬奋等一行数十人背着行李，分成几个组，不动声色地穿过上海街，很快混入疏散的难民中。他们沿着青山道过九华径山坳到筌湾，离开筌湾后折上山间小路，在途中设立的接待站稍作休息，吃过午餐后继续上路。
下午，这群“难民”进入大帽山。
大帽山位于新界中部，海拔近千米（957米），是全港最高的山峰。由于大帽山经常出现大雾，故又有人称之为“大雾山”， 天气好的时候，从山上可俯瞰新界及港岛。大帽山有很多外露的怪石，增加了穿越的难度。
穿越大帽山，山路崎岖倒不在话下，最大危险莫过于山林里土匪出没无踪，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枪法精准的武工队员枪不离手地前后警戒。
这一路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还真苦了邹韬奋、茅盾这些文化人了，大家全凭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互相勉励、搀扶着坚持向前走。有些人背上的包袱越来越沉重了，身体确实难以承受，只好把包袱丢弃。茅盾夫妇也熬不住了，不得不把大的包袱丢弃路旁。护送的武工队员发现一个就捡起一个背在身上，到达目的地时一个个归还原主。有的武工队员一路上还背着走不动的家属小孩。好不容易翻过了大帽山，到达元朗十八乡后，接着来到黄泥墩村。按计划，在老华侨杨竹南的新居“适庐”歇息一宿。
第二天清晨，队伍又出发了。穿过元朗圩，踏上青山公路，向北走了两三个小时，千辛万苦到达落马洲附近的深圳河边。打前站的武工队一看瞪眼了：怎么深圳河南北两岸都有日军岗哨，巡逻的日军都带着警犬？显然，最近日军加强了这一带的警戒，要想偷渡根本就是“插翅难逃”，也不是不能通过，必须出示有效通行证明。
还是指挥部谋划周详，早就通过内线想方设法弄到了证明，并派出秘密交通员前来接应。关键时刻，数十人沉着镇定地渡过深圳河。过河后往梅林坳方向蹒跚走去，已是疲惫万分了，再坚持一下，坚持就是胜利……终于，平安到达游击队的根据地了，这一趟噩梦般的“逃难”之旅结束了。此时，暮色四合。在昏暗的夜色中，家属妇女们抱头痛哭，庆幸新生，武工队员们也长长舒了口气。
游击队政委林平及曾生、王作尧等领导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正当营救工作迅速、全面地展开时，1942年1月下旬，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在宝安县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主持召开了“白石龙会议”。为加强和统一领导东江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决定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会议还决定，原先派进港九地区开展敌占区工作的几支武工队，统一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委派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
港九大队成立后，当即决定将秘密大营救作为港九大队成立后首要的战斗任务，同时加强对参战队伍的领导，对参战队伍作进一步的调整、充实，进一步提升战斗力，务必夺取这场特殊战斗的最后胜利！
胡蝶行李被劫
1942年4月下旬。西贡游击区。
这天，沙田短枪队队长黄冠芳和坑口短枪队队长江水正在游击队指挥部研究接下来的营救工作，二人认为，营救工作的高潮已经过去，但尚未完成，不能松懈，要教育部队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时，哨兵进来报告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有两位同志来访。
黄冠芳和江水连忙迎出门口，见来人一男一女，男的是总队一位干部，彼此都熟悉；女的城市人模样，二十多岁的年纪，衣着整齐。进屋坐定后，男的先向女的介绍了黄冠芳和江水两位队长，又向黄、江介绍说，这位女同胞姓杨，叫杨慧敏，“一·二八”上海抗战时，曾在上海四行仓库楼顶插上国民党青天白日旗，鼓舞十九路军将士和上海各界爱国民众英勇抗战，是名噪一时的“女英雄”。介绍完后，杨慧敏连忙拿出国民党政府开出的介绍信递给黄冠芳，信中提出，杨慧敏专程来香港营救国民党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太太姐妹俩和电影明星胡蝶等人，请广东方面的游击队给予大力协助。黄冠芳阅信后，又递给江水，两人走进里间，交换了意见后，决定根据总队的指示，给予妥善安排。于是两人出来，答应杨慧敏，马上派出一名游击队员护送她到九龙城去。 几天后，杨慧敏从九龙城回到西贡墟。
黄冠芳与她相约在胡友（当地人都叫他“肥佬胡”，是港九大队的内线）做老板的“不夜天”茶座碰头。见面时，黄冠芳见她喜形于色，便问道：“杨小姐，看你高兴的，人找到了吧？” 杨慧敏慢条斯理地喝口咖啡，指了指前面一个女店员小声问道：“她可靠吧？”
“她叫张婉华，不碍事的，你放心好了。”
“好不容易呀！我想方设法，费了不少时间和心机，总算找到她们，准备过几天起程返回后方，还得请你们游击队先派人去把她们的行李运到这里来，待我带人来齐后再一起转往后方去。”杨慧敏颇为得意地说。
第二天，黄冠芳通过肥佬胡的关系，找来几个可靠的搬运工，花了好几天时间，将胡蝶和马太太几个人的行李每天几担地运来西贡，藏在附近山上的天后庙里。这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完后黄冠芳派人日夜看守。又约定杨慧敏于第三天下午四时带齐胡蝶等人到西贡企岭下的海边一起上船，由游击队护送到后方去。
眨眼到了第三天。
这天下午，黄冠芳带领一队游击队员将胡蝶和马太太等人的行李分别装上三条艚子船。四点钟左右，马太太姐妹俩在几个随员陪同下，按指定的地点和联络暗号千辛万苦地来到西贡。黄冠芳决定搭载马太太姐妹俩的两条船起锚，命令早已整装待发的游击队员按计划先行护送她们到宝安县沙鱼涌去。
天渐渐黑了，依然未见杨慧敏和胡蝶到来，前去接应的人也回来报告说未见两人的踪影。为安全计，黄冠芳只好下令将装着胡蝶行李的那条船驶离码头，泊到浅海处，同时继续等候杨、胡二人到来。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左右，天还没亮。九龙的日寇突然出动，封锁了西贡的海陆交通，接着兵分两路气势汹汹闯入西贡。一部分鬼子兵包围了西贡墟，在墟内四处搜查抢劫，另一部分直扑海边，将停泊在浅海的船全部赶回码头，然后上船肆虐，凡可疑人员即行逮捕，凡值钱一点的财物尽数掠去，装着胡蝶行李的船也未能幸免。直到早上八九点钟，日寇这才押着劫掠来的财物撤回九龙。在附近山上隐蔽的游击队看到胡蝶的行李被劫，本想发动攻击，将行李夺回，但考虑到当此大营救的关键时刻，不宜轻举妄动，只好作罢。
中午时分，胡蝶及随员等几个人来到西贡。黄冠芳又惊又喜，心想这位电影明星幸亏没与鬼子兵迎头碰上，便先安排她到西贡鱼栏老板徐观生家休息。
“胡小姐，马太太她们昨天下午四点来到这里，没等到你，已经先行安全返回内地了。杨小姐不是也安排你昨天下午四点来这里上船的么，你怎么今天才到呢？” 黄冠芳关心地问。
“本来我昨天就来的，但杨小姐临时说有些事未办完，要我迟一天来。今早她又说事情仍未办完，让我先走一步。”胡蝶解释说。
黄冠芳委婉地说：“正因为你晚来一天，事情就发生了变故。”便将早上日寇突袭西贡大肆扫荡抢掠，胡蝶财物被劫的经过如实告诉了她。胡蝶听说行李被劫，顿时脸色大变，呆了一阵之后，突然放声痛哭，边哭边喊：“天啊！我历年积蓄的钱财和金银首饰全都藏在行李里面啊，都给鬼子抢去了，叫我今后怎样活呀！” 众人只好极力劝慰，都说行李被劫是不幸，人平安就是不幸中的万幸，金银钱财毕竟是身外物，今后还是可以挣回来的。胡蝶是个有见识的人，听了众人的劝说，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几天后，鬼子的扫荡行动结束了，胡蝶在港九大队的护送下，平安返抵内地。
脱离“虎口”，大营救获得完胜
从1月底至2月初是营救工作最紧张的时刻，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人从香港偷渡到九龙，每批少的十多人，多的数十人。各参战队伍全力以赴做好护送工作。这期间，近300人安全抵达惠阳或宝安游击根据地，或经澳门转往内地。有一些同志因为在香港逗留时间长，容易暴露身份，或因年老体弱，不宜跋山涉水，就另外安排从香港偷渡到长洲岛，再过澳门转入内地。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仲华等人就是通过这条路线逃出虎口的。驻长洲岛的陈亮明组织了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做好隐蔽和护送工作。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少石和廖梦醒夫妇到达长洲后，因为日军封锁海面，且不顺风，陈亮明把他们安置在进步群众的家里，前后隐蔽了20多天，等到顺风、顺潮，这才安排有经验的舵手，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到澳门去。
营救工作持续到六七月后才结束。在这场秘密大营救中，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从“虎口”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
这场秘密大营救行动，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涉及面之广，被营救人数之多，都是前所罕见的。这场战斗虽然看不见硝烟，但从其时间、规模、范围，尤其是步步惊心的危险历程来看，绝不亚于正面战场那种炮火连天、死伤惨烈的拼杀。其意义还在于：这场发生在“虎口”的秘密大营救一旦失败，那么中国近代文化史势必改写，这话绝非危言耸听，请看下列名单（部分）：
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胡绳、戈宝权、张友渔、黎澍、沈志远、刘清扬、胡仲持、胡风、千家驹、萨空了、廖沫沙、范长江、袁水拍、蔡楚生、司徒慧敏、端木蕻良、黄药眠、沙千里、丁聪、周钢鸣、叶浅予、金山、张明养、郁风、梁若尘、梁漱溟、孔德祉、蓝马、胡蝶，等等。（在这场大营救中同时脱险的，还有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如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夫人等十多人——作者注）
“虎口”脱险后，邹韬奋在游击区参观了战地报社，对敌后抗日大众文化赞不绝口，又说自己是“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激”。还亲笔题写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赠予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曾生，后来这八个大字镌刻在“西贡抗日烈士碑园”的碑石上，永远昭示后人。茅盾于1943年写了《脱险杂记》，细致地描写了大营救的艰险历程，认为这次大营救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夏衍每次谈起当年的秘密大营救，都表示永远忘不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往事。他说：“这场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大营救以生动的事实说明，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实，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秘密大营救的胜利结束，也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在港九抗战中取得的首场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