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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诗歌翻译中，读者的地位对诗歌翻译的成功至关重要。本文从接受理论的角度谈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本文以中国古诗翻译不同译本为例，阐释了接受理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指出读者接受的重要性。
关键词：诗歌翻译；接受理论；读者接受
1.引言
在以前的翻译理论中，作者或文本中心论占绝对统治地位，没有考虑读者的接受，也没有考虑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依据读者的接受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人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接受理论的诞生使人们找到了新的研究方法，是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本文从读者和译者的接受角度出发，以中国古诗翻译不同译本为例，阐释了接受理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指出不同文本的出现是基于译者不同的接受和对译文读者接受的考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必须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
2.接受理论及其对诗歌翻译的启示
接受理论，又被称为“接受美学”， 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一种全新的文艺批评理论在德国兴起，它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也给翻译研究带了新的启示[1]。
根据这一理论，文学作品本身并没有确定的意义，不同的解读来自读者不同的理解。在诗歌翻译中，译者不仅要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翻译，还须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
3.诗歌翻译中读者的接受
读者的接受可分为两类：译者本人的接受和英语读者的接受。接受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译文，译者也可以运用该理论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3.1译者本人的接受
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来看，文本包含很多不确定性，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因此，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将文本具体化，于是产生不同的译文。如杜甫的一首诗[2]：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杜甫：秋兴八首）
译文一：
The myriad chrysanthemums have bloomed twice days to came—tears，
The solitary little boat is moored， but my heart is in the old—time garden.
（Amy Lowell译）
译文二：
The sight of chrysanthemums again loosens the tears of past memories，
To a lonely detained boat I vainly attach my hope of going home.
（Willianm Hung译）
译文一认为菊花已经开了两次，未来的生活充满泪水，孤舟虽然已经下锚，但诗人的心还惦记着故园。第二中译文认为，诗人看到菊花再次开放而落泪，而后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诗人将对家的希望寄托在孤舟上。由这两个译文可以看出，不同的译者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
作为原诗的译者，译者必须对诗人隐藏于诗歌之中的涵义作明确的解释。原诗中的“泪”是诗人的泪，还是菊花的泪？是因为“他日”的辛酸而落泪吗？诗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只能带他回家的孤舟上吗？孤舟是不是不再启航？一个理想的译文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因此诗歌包含很多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是不能理解的，甚至是不可译的。
3.2英语读者的接受
中国古诗的翻译还需考虑到英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根据读者的接受能力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如元稹的《行宫》：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个年老的宫女在皇宫里的寂寞孤单的生活。如果英语读者不了解唐玄宗时期的历史，就很难体会到原诗中所包含的隐含意义。因此Giles这样翻译这首诗：[3]
Deserted now the imperial bowers，
Save by some few poor lonely flowers.
One white—haired dame，
An Emperor’s flame，
Sit down and tells of bygone hours.
（Giles译）
译者在译文中增加了“An Emperor’s flame”以使读者体验原诗中的忧郁，孤独之情。如果不考虑读者的反应，就无法传递原诗的意味。由此可以看出，可读性和可译性都不是固定的，翻译策略的随着读者接受的改变而改变。于是，又出现以下一种译文：[4]
Empty and falling down is the ancient traveling palace.
The palace flowers put forth their red blooms in silent neglect.
Inside a white—haired palace woman，
Idly mumbles of the glorious days of Hsuan Tsung.
（Soame Jenyns译）
4.结语
接受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运用该理论在翻译过程中研究两类读者的地位很有意义。翻译过程是处理两种接受的过程：译者本人的接受和英语读者的接受。一方面，译者接受原始文本，阅读并理解它，然后在翻译时作出一些反应。这一接受是译者和原文本间的对话过程。另一方面，译者要预料到英语读者的对译文的期望，因此，他还必须和读者进行交流。这一过程是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只有在这两个过程之后译者才能进行创造性的翻译。
和其他文学体裁相比，诗歌是最难翻译的，因为其中存在着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因此，翻译过程中需考虑到英语目标读者的接受，还要意识到读者的主动性。对同一诗歌不同译本的出现是由于译者本人对原文本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英语目标读者不同接受的考虑。因此，对诗歌进行翻译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两类接受。
参考文献：
[1] 李上荣. 论诗歌译者的创造性[D].苏州大学，2007.
[2] 雷艳红. 从接受理论的角度谈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D].天津师范大学，2006.
[3] 雷艳红. 从接受理论的角度谈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D].天津师范大学，2006.
[4] 雷艳红. 从接受理论的角度谈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D].天津师范大学，2006.
作者简介： 丁慧（1984一），女，江苏泰兴人，职称：助教，学历：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关键词：诗歌翻译；接受理论；读者接受
1.引言
在以前的翻译理论中，作者或文本中心论占绝对统治地位，没有考虑读者的接受，也没有考虑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依据读者的接受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人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接受理论的诞生使人们找到了新的研究方法，是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本文从读者和译者的接受角度出发，以中国古诗翻译不同译本为例，阐释了接受理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指出不同文本的出现是基于译者不同的接受和对译文读者接受的考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必须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
2.接受理论及其对诗歌翻译的启示
接受理论，又被称为“接受美学”， 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一种全新的文艺批评理论在德国兴起，它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也给翻译研究带了新的启示[1]。
根据这一理论，文学作品本身并没有确定的意义，不同的解读来自读者不同的理解。在诗歌翻译中，译者不仅要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翻译，还须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
3.诗歌翻译中读者的接受
读者的接受可分为两类：译者本人的接受和英语读者的接受。接受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译文，译者也可以运用该理论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3.1译者本人的接受
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来看，文本包含很多不确定性，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因此，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将文本具体化，于是产生不同的译文。如杜甫的一首诗[2]：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杜甫：秋兴八首）
译文一：
The myriad chrysanthemums have bloomed twice days to came—tears，
The solitary little boat is moored， but my heart is in the old—time garden.
（Amy Lowell译）
译文二：
The sight of chrysanthemums again loosens the tears of past memories，
To a lonely detained boat I vainly attach my hope of going home.
（Willianm Hung译）
译文一认为菊花已经开了两次，未来的生活充满泪水，孤舟虽然已经下锚，但诗人的心还惦记着故园。第二中译文认为，诗人看到菊花再次开放而落泪，而后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诗人将对家的希望寄托在孤舟上。由这两个译文可以看出，不同的译者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
作为原诗的译者，译者必须对诗人隐藏于诗歌之中的涵义作明确的解释。原诗中的“泪”是诗人的泪，还是菊花的泪？是因为“他日”的辛酸而落泪吗？诗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只能带他回家的孤舟上吗？孤舟是不是不再启航？一个理想的译文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因此诗歌包含很多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是不能理解的，甚至是不可译的。
3.2英语读者的接受
中国古诗的翻译还需考虑到英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根据读者的接受能力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如元稹的《行宫》：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个年老的宫女在皇宫里的寂寞孤单的生活。如果英语读者不了解唐玄宗时期的历史，就很难体会到原诗中所包含的隐含意义。因此Giles这样翻译这首诗：[3]
Deserted now the imperial bowers，
Save by some few poor lonely flowers.
One white—haired dame，
An Emperor’s flame，
Sit down and tells of bygone hours.
（Giles译）
译者在译文中增加了“An Emperor’s flame”以使读者体验原诗中的忧郁，孤独之情。如果不考虑读者的反应，就无法传递原诗的意味。由此可以看出，可读性和可译性都不是固定的，翻译策略的随着读者接受的改变而改变。于是，又出现以下一种译文：[4]
Empty and falling down is the ancient traveling palace.
The palace flowers put forth their red blooms in silent neglect.
Inside a white—haired palace woman，
Idly mumbles of the glorious days of Hsuan Tsung.
（Soame Jenyns译）
4.结语
接受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运用该理论在翻译过程中研究两类读者的地位很有意义。翻译过程是处理两种接受的过程：译者本人的接受和英语读者的接受。一方面，译者接受原始文本，阅读并理解它，然后在翻译时作出一些反应。这一接受是译者和原文本间的对话过程。另一方面，译者要预料到英语读者的对译文的期望，因此，他还必须和读者进行交流。这一过程是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只有在这两个过程之后译者才能进行创造性的翻译。
和其他文学体裁相比，诗歌是最难翻译的，因为其中存在着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因此，翻译过程中需考虑到英语目标读者的接受，还要意识到读者的主动性。对同一诗歌不同译本的出现是由于译者本人对原文本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英语目标读者不同接受的考虑。因此，对诗歌进行翻译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两类接受。
参考文献：
[1] 李上荣. 论诗歌译者的创造性[D].苏州大学，2007.
[2] 雷艳红. 从接受理论的角度谈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D].天津师范大学，2006.
[3] 雷艳红. 从接受理论的角度谈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D].天津师范大学，2006.
[4] 雷艳红. 从接受理论的角度谈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D].天津师范大学，2006.
作者简介： 丁慧（1984一），女，江苏泰兴人，职称：助教，学历：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