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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致力于建设新时代新农村的重要途径，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以四川省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双视角切入，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相关变量，消除样本内生性问题。通过分析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农业和农民的政策效果发现：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差距较小为0.2%，在2014年后增加为1.1%，增长0.9%;2014年前，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农民收入增长差距为-1.3%，在2014年后增加为12.5%，培育政策对区域农民收入增长促进效果显著，增长11.2%，基本能够判断现行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是有效的。
〔关键词〕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区域农业经济;农民收入;双重差分（DID）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0694（2020）01-0039-09
〔作者〕 翟 雨 硕士研究生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杨锦秀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一、引言
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本作支撑。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劳动技能
偏低一直是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阻碍农民收入持续增收的主要因素之一。加强农村劳
动力培育，提升农村劳动者素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与举措。特别是综合素质高、生
产经营能力强、主体作用明显的新型职业农民，因地制宜通过培训等手段对其进行培育，不
但能提高农民生产收益，而且也能促使区域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强农民技能培训，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新型农民技术培训，培养拥有农村职业技能的农村实用人才。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更加全面、系统地强调对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着重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同时，国家对农民培训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培训项目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纷纷出台了各项促进农村劳动者技能培训工作开展的相关政策。农民参与培训的形式主要包括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农民自发参与，其中政府“买单”是最主要的形式。本文主要根据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情况进行系统分析。
四川省蒲江县、金堂县、崇州市、广汉市从2012年开始成为全国试点县，推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2015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川办发〔2015〕77号），计划到2020年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30万人（生产经营型18万人、专业技能型6万人、专业服务型6万人）。2017年，四川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达4万人。如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总体是显著的，然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如何科学有效地评估培育政策的效果？培育政策的微观与宏观效果如何？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对于更好地充分利用培训资源，以及进一步完善对农民培育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结合包容性增长理念，本文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宏观政策在四川地区试点县（区）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首先，确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的宏观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将包括培育政策在内的效果决定因素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置于同一个实证研究框架进行评估，结合收入增长理论，深入分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路径，以四川省2012-2019年共8年的面板数据为依据，使用双重差分（DID）模型，一方面考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探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农业产值增长和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从农业产值与农民收入双视角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回顾文献发现，高素质的农民队伍的自身发展能力较强，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1～3〕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Robert（1988）和Romer（1986）对人力资本、专业知识与农民收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农民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实现人力资本效益最大化有助于现代农业发展。〔4〕〔5〕Kateryna（2009）认为，对农民进行教育与培训可以提高农民的综合素养，拥有较高素养的农民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发展机遇，完善的农民教育体系能够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和农业收入，有助于提高农民运用农业新科技的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6〕经济学家舒马赫（1984）对发展中国家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生产的一般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职业教育对农业生产具有积极影响。〔7〕国内学者对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效果的研究不胜枚举。陈华宁（2008）分析了我国中、东、西部新型职业农民技术培训的差异性，建议政府不断扩大培训的规模和增加资金支持，提高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从而增加技术培训带来的个人经济收益和社会效应。〔8〕赵邦宏（2015）认为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各产业发展规律不同，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应因地制宜，考虑经济、文化等因素，最终提升农民培训效果。〔9〕高杰（2015）通过对四川省新津县进行研究，发现农村发展出现“空心化”问题，从精准瞄准、分类培训、按需供给三个方面提出新型农民培训要求，提出了规范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制度，整合农村培训资源，最终提高农民培训效果的建议。〔10〕在实证分析方面：杨锦秀（2013）运用Logistic模型，从培训内容、地点等方面分析其对农民就业培训满意度的影响。〔11〕呼婕（2013）运用敏感性分析方法，研究了培训课程等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满意度的影响。〔12〕徐金海（2014）运用Mul-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培训供给情况三个方面研究对农民经营能力、新技术的采用、农业收入、组织程度的影响。〔13〕姜明伦（2015）运用Box-Cox方法，利用总体回归和分类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培训机构的差异对农民培训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机构不同对于培训效果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并通过分析提出系列完善培训机构的办法。〔14〕赵邦宏（2012）研究发现，我国各地经济、产业发展程度不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应体现各地差异性特征，应考虑经济、文化等因素，从而达到提升农民培训效果。〔15〕综上所述发现，对农民培育中的农民培训研究较多，对培训政策效果的研究较少，分析培训效果主要也出于微观农户增收的视角。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策对农民收入的研究有两条影响路径：一是直接影响路径。随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实施，政府加大其农业财政支出支持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技术的培训提升了农民对农业机械技术的掌握水平，加快了农业先进耕作技术的运用。随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实施，再加上农村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农业生产加快向产前、产后延伸，分工分业，农业种植规模化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成为农业发展主力军。二是间接影响路径。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崛起，农村地區因农民外出务工而存在着的大量撂荒土地拥有了流转经营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转移性收入提高的可能性。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其对农业增收农民致富影响如何？ 本文利用四川省2014年未被列入试点区的市县为自然实验，利用26个试点区合成处理组，选取四川省2012～2019年共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控制相关变量，消除样本内生性问题，分析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政策效果。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2012～2019年26个试点区县8年的面板数据，数据均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
四川省在2012年开始推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同年在成都市下辖县级市崇州市、蒲江县、金堂县以及德阳市下辖县级市广汉市这四个试点区（县、市）开始推行，2013年新增五个试点区（县、市），截至2014年共有26个试点区（县、市）。本文样本地区选取2014年开始试点的区（县、市），这是根据2015年出台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把握相对成熟，培育政策渐成体系，选取此时推行试点区（县、市）排除了2012年首批试点区（县、市）自身农业发展的优势，以及之后选取试点区（县、市）农业发展的劣势，兼顾政策出台时间，同时，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
自变量选取考虑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特点、研究指标量化的可能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本文参照统计年鉴中的衡量农村经济的一般指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对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被解释变量进行度量。设置年末耕地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户籍人口、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员数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为控制变量（详见表1）。本文还控制了农业财政支出、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四个政策变量衡量农民收入视角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详见表2）。首先，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随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系统、完善的培训体系使其能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及经营水平，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假定农业机械总动力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其次，中央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大众创业，对回乡创业农民工及大学生给予一定财政扶持，因而财政支出对职业农民农业生产效率也具有重大影响。理论上，农业财政支出变量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如果农民经营素质提高程度小于与政策支持的力度时，这将会阻碍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的提升，此处不对该变量的预期作用方向进行假定。再次，政府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加强其技术培训以及规模化种植，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农业技术的应用，因此该变量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提升作用。最后，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农业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其对农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将会更加高效运作，因此假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
四、研究方法
分析政策效果的计量方法有倾向得分匹配（PSM）、工具变量和断点回归（RD）、双重差分（DID）等方法。当评价某项政策实施的效果时，一般将政策实施前后的经济个体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其差异性来评估政策效果。但若仅仅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没有全面地考虑其他影响经济个体的因素，如时间、宏观经济和随机干扰等因素，则不能完全纯粹地反映经济个人受政策的影响程度。双重差分（DID）方法是一种估计因果效应的计量方法，主要思想是将公共政策看作一个自然实验。为了纯粹评估一项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净影响，本文将全部的样本数据分为两组：一组是处理组，另一组是控制组，处理组样本是受到政策影响，控制组样本是没有受到同一政策影响。选取一个进行研究的经济个体指标，根据政策实施前后（时间）进行第一次差分得到两组变化量，第一次差分可以消除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第二次差分可以消除随时间变化的增量，最终得出公共政策实施的净效应。本文立足于四川省丘陵农业中小农经济为主、合作组织为辅的“三农”现状，假定环境因素的冲击对处于相同环境中的个体会产生相同的影响，允许存在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但假定它们是不随时间变化的。鉴于简明分析需要，本文选择双重差分（DID）方法展开讨论。
将四川省所有市州分为培育政策试点区和政策非试点区，试点区的集合作为处理组，非试点区作为对照组，构造一个分组的二元虚拟变量Gi，设Gi=1表示该地区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Gi=0表示未实施农民培育政策。β1表示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固有差异（无论实施政策都存在）;Ti表示分期虚拟变量，Ti=1表示该地政策实施后，Ti=0表示政策实施前，β2表示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效应（即使不实施也存在）;交互项Gi*Ti表示处理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的效应，即处理效应。Yit表示该地区在政策实施后的农业经济或农民收入，将实施培育政策的农业产值变化记为ΔY1i，将未实施培育政策的农业产值变化记为ΔY0i。因此，地区在实施农民培育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γ可表示为：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εit为随机扰动项，且E（εit）=0。zit表示控制变量，本文将影响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的控制变量分开选取，宏观层面控制地区生产总值、农村户籍数、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量、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等变量;微观层面控制农业财政支出、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当γ>0 时表明，农民培育政策实施前后，实施政策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大于未实施政策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部分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估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如下表3所示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2014年前的系数显示在2014年之前培育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果显著，系数为0.002表明政策试点区比非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高约0.2%。同样，2014年后的系数显示了2014年之后培育政策對农业经济增长作用，系数为0.011，说明政策试点区仅比非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高1.1%，也就是说地区推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有较小差别。最后一列γ为双重差分的结果，当γ=0.009时表明2012～2019年政策试点区比非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上升0.9%，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R2=0.1991表示变量在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分布不存在系统差异。从政策的宏观作用看，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区域农业增长作用较小，仅为0.9%，但效果显著。本部分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如表4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以及用该模型计算得到的双重差分γ。2014年前系数表示2014年之前培育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效果，系数为-0.013，意味着政策试点区比非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约低1.3%。由以上分析可得，处理组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前后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率为0.225，控制组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前后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率为0.087，处理组的增长幅度是控制组的2.5倍多。同样，2014年后的系数代表的是2014年之后培育政策对农民收入的作用，系数为0.125，说明政策试点区仅比非试点区的农民收入增长高12.5%，也就是说地区推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有较小差别。最后一列γ即是双重差分的结果，γ为0.019，表明2012～2019年政策试点区比非试点区的农民收入增长上升1.9%，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R2=0.2042表示变量在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分布不存在系统差异。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实施为处理组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财政支持、技术支持。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部分农民开始耕种土地，并扩大种植规模。农村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为农产品销售增加了机会。另一些农户既有种植业收入、畜牧业收入，又有务工收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后务工收入增加了，最终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
六、结论与启示
目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仍然处于“小范围、大内容”的阶段，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资源使用效率如何，培育对农民收入和地区农业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持久性，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考察。通过以上分析，得到如下基本结论与启示：在控制年末耕地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户籍人口、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员数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等变量后，培育政策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促进效果显著，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差距在2014年前为0.2%，在2014年后增加为1.1%。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双重差分结果为0.009，说明2012～2019年政策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大于非试点区，培育政策对区域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所带来的效果呈上升的势头。2014年后培育政策对区域农民收入增长促进效果显著，2014年后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农民收入增长的双重差分结果为0.112，这说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有正向影响。出现这一情况的可能原因：一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推进的，是政府培育供给与农民培育需求相互平衡的过程，政策效果存在很强的滞后性，预测结果会低估政策效应;二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试点选择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推行，这些试点区的农业优惠政策较成体系，其影响很难控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被稀释。这就需要政府下一步考虑如何在农业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因地制宜推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
为了增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效果，一是政府应加强农民教育，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的认识，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开拓创新的新型职业农民。二是坚持科技兴农，利用区域农业院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充分发挥农业专家和学者的作用，指导农村合作社发展工作，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科学技术转化率，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条件，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最终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推动农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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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赵邦宏.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的思考[J].农民科技培训，2012，（05）.
（责任编辑 张 筠）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Policy for Cultivating New Type of Skilled Farmers ——Based on the Doubl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in Sichuan Province
Zhai Yu Yang Jinxiu
Abstract：The cultivation of new type of skilled farmer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build a new era of new countryside，as well a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19，an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and farmers' income growth，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was used to control relevant variables and eliminate the endogenity problem of sample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cy effect of cultivating new type of skilled farmers on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in Sichuan Province，it is found that：around 2014，the gap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between policy pilot areas and non-pilot areas was 0.2% before 2014 and increased to 1.1% after 2014，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ultivation policy on reg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was significantly 0.9%;around 2014，the gap of farmers' income growth between policy pilot areas and non-pilot areas was-1.3% before 2014，and increased to 12.5% after 2014，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ultivation policy on farmer' income growth was significantly 1.9%.It can be basically judged that the current policy of cultivating new type of skilled farmers is effective.
Key words：new type of skilled farmers;cultivation policy;reg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y;farmers' income;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
〔关键词〕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区域农业经济;农民收入;双重差分（DID）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0694（2020）01-0039-09
〔作者〕 翟 雨 硕士研究生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杨锦秀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一、引言
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本作支撑。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劳动技能
偏低一直是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阻碍农民收入持续增收的主要因素之一。加强农村劳
动力培育，提升农村劳动者素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与举措。特别是综合素质高、生
产经营能力强、主体作用明显的新型职业农民，因地制宜通过培训等手段对其进行培育，不
但能提高农民生产收益，而且也能促使区域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强农民技能培训，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新型农民技术培训，培养拥有农村职业技能的农村实用人才。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更加全面、系统地强调对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着重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同时，国家对农民培训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培训项目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纷纷出台了各项促进农村劳动者技能培训工作开展的相关政策。农民参与培训的形式主要包括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农民自发参与，其中政府“买单”是最主要的形式。本文主要根据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情况进行系统分析。
四川省蒲江县、金堂县、崇州市、广汉市从2012年开始成为全国试点县，推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2015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川办发〔2015〕77号），计划到2020年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30万人（生产经营型18万人、专业技能型6万人、专业服务型6万人）。2017年，四川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达4万人。如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总体是显著的，然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如何科学有效地评估培育政策的效果？培育政策的微观与宏观效果如何？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对于更好地充分利用培训资源，以及进一步完善对农民培育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结合包容性增长理念，本文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宏观政策在四川地区试点县（区）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首先，确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的宏观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将包括培育政策在内的效果决定因素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置于同一个实证研究框架进行评估，结合收入增长理论，深入分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路径，以四川省2012-2019年共8年的面板数据为依据，使用双重差分（DID）模型，一方面考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探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农业产值增长和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从农业产值与农民收入双视角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回顾文献发现，高素质的农民队伍的自身发展能力较强，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1～3〕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Robert（1988）和Romer（1986）对人力资本、专业知识与农民收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农民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实现人力资本效益最大化有助于现代农业发展。〔4〕〔5〕Kateryna（2009）认为，对农民进行教育与培训可以提高农民的综合素养，拥有较高素养的农民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发展机遇，完善的农民教育体系能够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和农业收入，有助于提高农民运用农业新科技的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6〕经济学家舒马赫（1984）对发展中国家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生产的一般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职业教育对农业生产具有积极影响。〔7〕国内学者对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效果的研究不胜枚举。陈华宁（2008）分析了我国中、东、西部新型职业农民技术培训的差异性，建议政府不断扩大培训的规模和增加资金支持，提高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从而增加技术培训带来的个人经济收益和社会效应。〔8〕赵邦宏（2015）认为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各产业发展规律不同，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应因地制宜，考虑经济、文化等因素，最终提升农民培训效果。〔9〕高杰（2015）通过对四川省新津县进行研究，发现农村发展出现“空心化”问题，从精准瞄准、分类培训、按需供给三个方面提出新型农民培训要求，提出了规范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制度，整合农村培训资源，最终提高农民培训效果的建议。〔10〕在实证分析方面：杨锦秀（2013）运用Logistic模型，从培训内容、地点等方面分析其对农民就业培训满意度的影响。〔11〕呼婕（2013）运用敏感性分析方法，研究了培训课程等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满意度的影响。〔12〕徐金海（2014）运用Mul-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培训供给情况三个方面研究对农民经营能力、新技术的采用、农业收入、组织程度的影响。〔13〕姜明伦（2015）运用Box-Cox方法，利用总体回归和分类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培训机构的差异对农民培训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机构不同对于培训效果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并通过分析提出系列完善培训机构的办法。〔14〕赵邦宏（2012）研究发现，我国各地经济、产业发展程度不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应体现各地差异性特征，应考虑经济、文化等因素，从而达到提升农民培训效果。〔15〕综上所述发现，对农民培育中的农民培训研究较多，对培训政策效果的研究较少，分析培训效果主要也出于微观农户增收的视角。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策对农民收入的研究有两条影响路径：一是直接影响路径。随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实施，政府加大其农业财政支出支持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技术的培训提升了农民对农业机械技术的掌握水平，加快了农业先进耕作技术的运用。随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实施，再加上农村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农业生产加快向产前、产后延伸，分工分业，农业种植规模化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成为农业发展主力军。二是间接影响路径。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崛起，农村地區因农民外出务工而存在着的大量撂荒土地拥有了流转经营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转移性收入提高的可能性。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其对农业增收农民致富影响如何？ 本文利用四川省2014年未被列入试点区的市县为自然实验，利用26个试点区合成处理组，选取四川省2012～2019年共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控制相关变量，消除样本内生性问题，分析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政策效果。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2012～2019年26个试点区县8年的面板数据，数据均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
四川省在2012年开始推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同年在成都市下辖县级市崇州市、蒲江县、金堂县以及德阳市下辖县级市广汉市这四个试点区（县、市）开始推行，2013年新增五个试点区（县、市），截至2014年共有26个试点区（县、市）。本文样本地区选取2014年开始试点的区（县、市），这是根据2015年出台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把握相对成熟，培育政策渐成体系，选取此时推行试点区（县、市）排除了2012年首批试点区（县、市）自身农业发展的优势，以及之后选取试点区（县、市）农业发展的劣势，兼顾政策出台时间，同时，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
自变量选取考虑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特点、研究指标量化的可能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本文参照统计年鉴中的衡量农村经济的一般指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对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被解释变量进行度量。设置年末耕地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户籍人口、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员数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为控制变量（详见表1）。本文还控制了农业财政支出、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四个政策变量衡量农民收入视角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详见表2）。首先，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随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系统、完善的培训体系使其能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及经营水平，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假定农业机械总动力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其次，中央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大众创业，对回乡创业农民工及大学生给予一定财政扶持，因而财政支出对职业农民农业生产效率也具有重大影响。理论上，农业财政支出变量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如果农民经营素质提高程度小于与政策支持的力度时，这将会阻碍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的提升，此处不对该变量的预期作用方向进行假定。再次，政府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加强其技术培训以及规模化种植，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农业技术的应用，因此该变量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提升作用。最后，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农业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其对农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将会更加高效运作，因此假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
四、研究方法
分析政策效果的计量方法有倾向得分匹配（PSM）、工具变量和断点回归（RD）、双重差分（DID）等方法。当评价某项政策实施的效果时，一般将政策实施前后的经济个体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其差异性来评估政策效果。但若仅仅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没有全面地考虑其他影响经济个体的因素，如时间、宏观经济和随机干扰等因素，则不能完全纯粹地反映经济个人受政策的影响程度。双重差分（DID）方法是一种估计因果效应的计量方法，主要思想是将公共政策看作一个自然实验。为了纯粹评估一项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净影响，本文将全部的样本数据分为两组：一组是处理组，另一组是控制组，处理组样本是受到政策影响，控制组样本是没有受到同一政策影响。选取一个进行研究的经济个体指标，根据政策实施前后（时间）进行第一次差分得到两组变化量，第一次差分可以消除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第二次差分可以消除随时间变化的增量，最终得出公共政策实施的净效应。本文立足于四川省丘陵农业中小农经济为主、合作组织为辅的“三农”现状，假定环境因素的冲击对处于相同环境中的个体会产生相同的影响，允许存在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但假定它们是不随时间变化的。鉴于简明分析需要，本文选择双重差分（DID）方法展开讨论。
将四川省所有市州分为培育政策试点区和政策非试点区，试点区的集合作为处理组，非试点区作为对照组，构造一个分组的二元虚拟变量Gi，设Gi=1表示该地区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Gi=0表示未实施农民培育政策。β1表示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固有差异（无论实施政策都存在）;Ti表示分期虚拟变量，Ti=1表示该地政策实施后，Ti=0表示政策实施前，β2表示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效应（即使不实施也存在）;交互项Gi*Ti表示处理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的效应，即处理效应。Yit表示该地区在政策实施后的农业经济或农民收入，将实施培育政策的农业产值变化记为ΔY1i，将未实施培育政策的农业产值变化记为ΔY0i。因此，地区在实施农民培育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γ可表示为：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εit为随机扰动项，且E（εit）=0。zit表示控制变量，本文将影响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的控制变量分开选取，宏观层面控制地区生产总值、农村户籍数、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量、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等变量;微观层面控制农业财政支出、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当γ>0 时表明，农民培育政策实施前后，实施政策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大于未实施政策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部分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估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如下表3所示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2014年前的系数显示在2014年之前培育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果显著，系数为0.002表明政策试点区比非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高约0.2%。同样，2014年后的系数显示了2014年之后培育政策對农业经济增长作用，系数为0.011，说明政策试点区仅比非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高1.1%，也就是说地区推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有较小差别。最后一列γ为双重差分的结果，当γ=0.009时表明2012～2019年政策试点区比非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上升0.9%，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R2=0.1991表示变量在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分布不存在系统差异。从政策的宏观作用看，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区域农业增长作用较小，仅为0.9%，但效果显著。本部分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如表4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以及用该模型计算得到的双重差分γ。2014年前系数表示2014年之前培育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效果，系数为-0.013，意味着政策试点区比非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约低1.3%。由以上分析可得，处理组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前后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率为0.225，控制组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前后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率为0.087，处理组的增长幅度是控制组的2.5倍多。同样，2014年后的系数代表的是2014年之后培育政策对农民收入的作用，系数为0.125，说明政策试点区仅比非试点区的农民收入增长高12.5%，也就是说地区推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有较小差别。最后一列γ即是双重差分的结果，γ为0.019，表明2012～2019年政策试点区比非试点区的农民收入增长上升1.9%，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R2=0.2042表示变量在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分布不存在系统差异。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实施为处理组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财政支持、技术支持。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部分农民开始耕种土地，并扩大种植规模。农村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为农产品销售增加了机会。另一些农户既有种植业收入、畜牧业收入，又有务工收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后务工收入增加了，最终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
六、结论与启示
目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仍然处于“小范围、大内容”的阶段，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资源使用效率如何，培育对农民收入和地区农业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持久性，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考察。通过以上分析，得到如下基本结论与启示：在控制年末耕地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户籍人口、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员数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等变量后，培育政策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促进效果显著，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差距在2014年前为0.2%，在2014年后增加为1.1%。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双重差分结果为0.009，说明2012～2019年政策试点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大于非试点区，培育政策对区域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所带来的效果呈上升的势头。2014年后培育政策对区域农民收入增长促进效果显著，2014年后政策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农民收入增长的双重差分结果为0.112，这说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对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有正向影响。出现这一情况的可能原因：一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推进的，是政府培育供给与农民培育需求相互平衡的过程，政策效果存在很强的滞后性，预测结果会低估政策效应;二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试点选择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推行，这些试点区的农业优惠政策较成体系，其影响很难控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被稀释。这就需要政府下一步考虑如何在农业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因地制宜推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
为了增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效果，一是政府应加强农民教育，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的认识，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开拓创新的新型职业农民。二是坚持科技兴农，利用区域农业院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充分发挥农业专家和学者的作用，指导农村合作社发展工作，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科学技术转化率，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条件，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最终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推动农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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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 筠）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Policy for Cultivating New Type of Skilled Farmers ——Based on the Doubl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in Sichuan Province
Zhai Yu Yang Jinxiu
Abstract：The cultivation of new type of skilled farmer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build a new era of new countryside，as well a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19，an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and farmers' income growth，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was used to control relevant variables and eliminate the endogenity problem of sample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cy effect of cultivating new type of skilled farmers on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in Sichuan Province，it is found that：around 2014，the gap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between policy pilot areas and non-pilot areas was 0.2% before 2014 and increased to 1.1% after 2014，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ultivation policy on reg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was significantly 0.9%;around 2014，the gap of farmers' income growth between policy pilot areas and non-pilot areas was-1.3% before 2014，and increased to 12.5% after 2014，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ultivation policy on farmer' income growth was significantly 1.9%.It can be basically judged that the current policy of cultivating new type of skilled farmers is effective.
Key words：new type of skilled farmers;cultivation policy;reg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y;farmers' income;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