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是寂静的。寂静得只能听到鸟鸣、蝉叫和炊烟缓缓散开时父母呼儿唤女回家吃饭的声音。我在这段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时常不自觉地将其他的声音屏蔽，只关注一种“突突突”的来自四轮拖拉机的响声。燃烧柴油的拖拉机动力十足，发出的声响巨大，现在听来纯属噪音无疑，可那时却觉得无比美妙动听。夜晚做梦，时常在那“突突”声中笑醒。白天听到这个声音，就会兴奋地跑到大街上东张西望。因为，拖拉机上坐着的，很可能是让我骄傲的父亲。
　　我的爷爷是农民，父亲从出生就注定了下地种田的命运。然而父亲喜欢读书，一直上到高小，才因家贫不得已辍学，但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1976年，镇工委筹建机砖厂，选中了父亲任厂长。父亲从农民变成了工分加补贴的脱产干部。按当时的人事制度来看，父亲很有可能转为挣工资的社聘干部。即使没机会转，工分加每月十元现金补贴的待遇，在生产队里日工分值不足两角钱的时代也是非常实惠和让人眼馋的。
　　那天早晨，父亲打好行李，神采奕奕地站在家门口，等着机砖厂来人接他。乡亲们闻讯后放下碗筷七嘴八舌地说个没完。
　　我早说吧，土坷垃埋不住金子，这不一下子就当厂长了。
　　让我们家你侄子也跟你去砖厂干吧！
　　以后咱们村里哪家盖房用砖，你可得给个便宜价啊 ……
　　“突突突”，从砖厂开来的一辆四轮拖拉机停在了家门口，父亲高高兴兴地和乡亲们挥挥手，在人们羡慕的眼神里坐上拖拉机上任去了。那是父亲人生中第二种机动车。
　　一
　　父亲第一次坐机动车是1956年。那年初春的一天，刚刚毕业回家务农的父亲正在刨玉米茬子，爷爷不知何时从地头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告诉父亲天津铁路机务段正在县里招工，让父亲赶紧去报名。父亲顺利通过考试，成了德州火车站的一名铁路工人。
　　那年代，火车不啻为一个神话。贫穷使得很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村庄，连县城都没去过。对于火车，不用说坐过，见都没见过，甚至有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火车这个神奇的交通工具。我的父亲却可以離家千里，成了全村第一个与火车亲密接触的人。
　　父亲一表人才、聪明能干，很快成了火车站的中坚力量，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便入了党。车站综合室主任挺欣赏父亲，主动为父亲张罗亲事，将自己的表妹介绍给父亲。女方非常中意，织了件毛衣送给父亲。父亲很犹豫，他惦念着远在家乡的爷爷，工闲之余，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向北面的家乡遥望。
　　父亲的童年很苦。不满五岁时，我的奶奶就因一场现在看来很容易治疗的病毒性肠胃炎离世。爷爷既当爹又当妈，艰难地把父亲拉扯大，父子相依为命，感情至深。父亲排行老六，上有两位哥哥、三位姐姐。父亲离家当铁路工人时，爷爷已经75岁高龄，我的两位伯伯成家单过，三位姑姑也已出嫁，爷爷独自生活，困难可想而知。父亲想在老家找媳妇照顾年老的爷爷。春节回家，姑姑将邻村的一个姑娘介绍给了父亲，两人一见倾心，亲事很快确定下来，这就是我母亲。
　　母亲在世时说，婚后她曾去德州生活过一段时间，车站旁的一间破简易棚成了两人的家。棚子很小，四面漏风，仅能塞得下一张由几块木板拼就的床，两人日子艰难，生火吃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将爷爷接去一起生活了。母亲只能回老家照顾爷爷，和父亲过起了两地分居的日子。
　　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讲铁路的故事。父亲说，坐在火车上既稳当又舒服，火车跑得飞快，盛满水的杯子放在桌子上溅不出一点水来。那真是比人用手端着还稳当啊，真是不可思议，我因此对火车充满了神往。父亲保存下的一本铁路常识小册子，让我爱不释手，成了我认识铁路、火车的启蒙教材。父亲用喉咙模拟出火车行进“咣当、咣当”的响声，进站时的“呜呜”长鸣声，深深植进了我的脑海。
　　只是，这份属于父亲的幸运并未永久持续下去。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在外工作的干部职工都回了家，尽管父亲挚爱着铁路工人这个职业，但念家之心更切。1962年，整整干了六年铁路工人的父亲辞去工作回了家。
　　电影《红灯记》上映时，李玉和的光辉形象震撼了我。当父亲提到，李玉和身上穿的衣服、手里提的红灯和他上班时的装束一样时，我不禁为父亲辞职回家遗憾起来。而每每谈到这个事情，父亲总是平淡地说，人各有命，随遇而安吧。
　　二
　　火车的长鸣声在父亲的生活中渐渐远去，父亲安于命运的安排，在村里兢兢业业地担任村干部，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着一家七八口人。这一次到机砖厂担任厂长，算是命运之神对父亲的再次垂青。父亲异常高兴、珍惜，全身心投入到了砖厂建设之中，吃在工地、住在简易棚里，每月难得回两次家。偶尔，父亲坐着四轮拖拉机跑丰润拉水泥等业务路过家门口时，并没有如大禹治水般三过家门而不入，而是匆匆跳下车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又匆忙地离去。在我的眼里，父亲坐在“突突”响的拖拉机上，是那么精神和潇洒……
　　父亲在砖厂工作的两年，是我少年时最快乐、最愉悦的时光。我们家赢得了全村人的高看和敬重，经常有人主动帮我家干活儿。我更是在小伙伴中从跟屁虫变成了领头的，经常在一起玩儿的隔壁小四有一次不服我，我俩打了起来，他哭着跑回家，我听到她妈妈呵斥他，哭啥哭，人家他爸是厂长，让我年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有一次，父亲坐着拖拉机路过家门口时，用饭盒带回一份油亮亮的猪肉炖粉条，让我美美地解了一回馋。后来才知道，那是砖厂难得的一次改善伙食，父亲分得一份自己舍不得吃，特意留给我们的。
　　遗憾的是，父亲这份难得的工作同第一次到德州当铁路工人一样，并没有长久。1978年初夏，老妹降生了，这是父母生的第5个孩子。那时，计划生育虽然尚未确定为基本国策，但政策已渐渐地紧起来，多胎生育已经禁止。父亲成了第一批因计划生育挨处分的人，被解除聘用合同，下放回家。这不仅仅是对我父亲的处分，更是对我们一家人的沉重打击，意味着父亲全年365天挣满工分的优厚待遇没有了，每月那金贵的10元钱津贴没有了，偶尔给我们拿回家的猪肉炖粉条也没有了……本来母亲就体弱多病，这件事之后，身体更是一天比一天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