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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际经贸关系和区域经济关系都是在生产力流动中发生和展开的，生产力流动状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关利益格局——生产力流动的社会动力基础。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中我国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构建､特点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调整完善措施。
关键词: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行政区划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031-04
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区域之间进行经济交流，其实都是生产力在不同地域空间中的流动。生产力的流动状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关利益格局——生产力流动的社会动力基础，而后者又受到行政区划体系的深远影响。
1．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理论依据
国际经贸关系和区域经济关系都是在生产力流动[1]中发生和展开的。生产力流动的基础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经济──地理空间存在的“生产力差”，即生产力分布的空间差异，它构成生产力流动的自然物质基础;二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关利益格局，它构成生产力流动的社会动力基础。其中，自然物质基础决定了生产力流动的可能，而社会动力基础则决定了生产力流动的现实发生。对生产力流动的社会动力基础进行理论解释的主要有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2]，它们分别揭示了促使区域分工发生的绝对利益机制和相对利益机制。但在生产力的实际流动中，绝对利益机制所要求的条件常常并不具备，相对利益机制也往往由于利益实现上的不对称性或单向倾斜性十分严重将不断拉大双方的发展差距，从而产生利益上的对抗，最终使既有的贸易格局难以为继。为了更好地解释生产力流动的社会动力基础，一些新的理论被提出[3]，生产力流动论[4]就是其中之一。该理论认为不同经济主体在利益上的差异与互补性，是以不同生产力系统在要素上的差异与互补性为基础的，但要素的互补性并不等于利益的互补性——它们之间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则大相径庭而难以产生同向的合力。要使生产力流动正常进行，在比较利益的基础上还必须使双方在利益上互补都能获取互补利益，并利用互补程度的差异通过对不同生产力系统的选择，获取额外利益——选择利益。也就是说生产力流动的社会动力基础，应该由单一的比较利益改造为比较利益——互补利益——选择利益共同构成的利益关系链。
在此，我们设计生产力流动模型予以解释:生产力在流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阻力，这包括通讯､交通等方面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不同生产力系统为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而对要素流动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及优惠与限制的政策。设N 为某一要素在两生产力系统之间的流通量;ΔH为它们之间某种要素的人均占有量差，它是生产力流动的自然物质基础;ΔD为由于交通､通讯等因素造成的要素流动的沿程阻力，科技水平越发达ΔD就越小;ΔP为两个不同生产力系统对该要素流动采取的政策强度的差，它是一个与利益实现高度关联的变量;K 为一个常数， T 为流通时间。f 表示函数，则有:
N∝f(ΔH-ΔP-ΔD)*T*K
上式中(ΔH-ΔP-ΔD)的正负表示要素流动的方向，其为零时表示要素的净流量为零。N的大小与ΔH的大小密切相关，但任一生产力系统都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变动ΔP来加速或阻碍要素流动，生产力水平越高，调控ΔP的能力越强。
2．改革开放中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构建
2．1构建前提
生产力的成长要在生产力的流动中去实现。因为，只有在生产力流动中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完善生产要素的配置，并使产品转化为商品实现价值增值。但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是:对外，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偏低，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生产力差”偏大，交往中利益实现的不对称性十分严重，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对内，计划经济时期均衡发展的态势使各区域间“生产力差”偏小，生产力流动不畅。
2．2构建目标
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央准确把握国际环境改善的有利时机，将改革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和开放都需要支付成本，我国生产力的低水平决定了不可能同时在两方面都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如何处理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呢?相对而言，改革是国内不同部分之间利益格局的调整，有发展效率的高低但不牵扯利益的得失;而开放既关乎发展效率的高低更牵扯利益的得失。同时，改革与开放都能完善生产要素的配置，加速生产力的流动，但由于我们更缺乏资本､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开放的作用更加明显。基于这种认识，并着眼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合力，中央决定从时空两个方面着手，充分利用我国地域辽阔的特点，使不同区域之间改革开放的步伐和进程有所差别，重点支持沿海地区优先发展以缩小这些对外贸易的重点区域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生产力差”，降低利益实现上的不对称性，并扩大互补利益和选择利益的实施空间，以此来做到对外在保证利益实现相对均衡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获取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借助域外生产力的输入来激活国内生产力的成长;对内则适当扩大区域间“生产力差”，加速区域间生产力流动，推动生产力的成长。
所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构建目标是:国内区域间生产力流动服务服从于对外生产力流动的需要，形成主要贸易对象国——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这样由高到低的生产力流动梯度布局。东部沿海地区联结两头，以其为纽带形成两个相对独立又高度关联的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子系统。
2．3现行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特点分析
改革开放中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构建是依托行政区划体系框架自上而下推行的，以差别授权为手段，以地方行政区或它们的组合为受体，授予物是“权”和“利”，实质是发展机遇和发展优势的制度配给。由于行政区管理系统(行政区划体系)是管理整个国家的运行框架和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体系，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必然对构建生产力流动的社会动力基础产生影响。
2．3．1在纵向，中央政府具有配置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高度权威。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我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原则，其基本特征是中央政府统率各级地方政府，中央与地方行政实行垂直领导。这是一种等级组织的结构形式，具有典型的金字塔构造特征:最高权威逐级控制，主要决策由最高层做出，其下各层只是具体执行，且同一层次的彼此之间互不统属;整个系统的运转呈现高度的纵向控制趋势，横向的运动受纵向节制，每一级政府都是生产力流动的组织源，级别越低所能配置的要素和机会越少，总的调度是由中央政府完成的。这为中央政府在不同区域之间配置发展机遇和发展优势提供了组织基础，也为中央政府进行财力集中和要素集中提供了体制便利，便于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国内生产力流动动力基础服务服从于对外生产力流动动力基础的根本原因。
2．3．2在横向，行政区的封闭特征决定了生产力流动难以充分展开。一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原则从组织体制上决定了地方行政区的封闭性。在此体制下同级地方行政区互不统属，产生较强的封闭性。二是“切块”差别授权从运转机制上强化了行政区的封闭特征。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偏低，发展机遇和发展优势相对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某一行政区或行政区的组合只要通过差别授权获得政策优惠，就会以超常的速度发展并经“市场竞争”被循环累积，进而利用其超强的经济实力和优异的发展绩效影响国家新一轮的区域政策，极力阻止政策优惠的缩小和丧失，从而强化了行政区的封闭特征。三是我国现行的统计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从外部强化了行政区的封闭特征。统计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都严格依托行政区划体系进行运转，各级行政区编制的统计年鉴都是以辖属的下一级的行政区为基本统计单元和核算单元的;地方官员的考核评价也是以行政区为地域单元考评经济社会发展绩效。二者借助于行政首长负责制，将行政区的封闭特征推向极致。行政区的高封闭特征使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生活生产条件都表现出明显的以行政区或其组合为单元的地域划块特征，从而地方行政区产生极强的利益实现上的本位主义，使互补利益和选择利益的实施空间相对减小，区域的横向协作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和展开，导致经济区很难超越行政区(尤其是权力结构相对完善的省一级行政区)的地理界限，经济区从属依附于行政区，区域经济表现为行政区经济。
2．3．3投入产出链条扭曲。效率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假定下的一种人为的东西(artifact)[5]。投入和产出要在一定的体制和制度结构中进行转换。从投入——制度——行为——效率─—产出的逻辑关系来看，由投入获得的产出决定于效率，效率决定于经济主体的行为，而经济行为又决定于体制和制度的质量。尽管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市场配置要素的比例越来越高，但由于发展机遇和发展优势由中央政府“切块”差别授权予以制度配给，这就在行政授权与发展绩效之间建立了密切关系，从而在深层次上导致了投入产出链条的扭曲，致使地方行政区之间相同的物质投入和工作努力形成不同的产出得到不同的承认。
3．现行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3．1积极影响
重心外倾的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系统使沿海地区在对外交流中利益实现上的不对称性大为缩小，由此极大地加速了该区域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生产力双向流动，并带动了国内区域间的生产力流动，从而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成长。
3．1．1大量引进了我国经济发展急需的技术和资金，且引进效率不断提高。1979~2004年，我国合同利用外资额12 708．1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7 453．45亿美元;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近8万项，合同总金额2 000多亿美元。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引进效率呈不断提高趋势。“十五”期间，签订技术引进合同3．5万项，合同金额近730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技术总额的36%。实际利用外资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足10%，提高到2004年的94．63%。
3．1．2对外贸易不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1978~2004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加到11 545．5亿美元，年均增长16．74%;贸易依存度从9．80%提高到69．80%，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相应地由0．78%增长为6．13%，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贸易差额在多年波动后于1994年后长期出现顺差，由此带动外汇储备不断攀高，2004年底达到6 099．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到200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9 411．15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占全世界外汇储备的25%)。20多年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实现了从农副产品为主——轻纺产品为主——机电产品为主——以IT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转变;在进口产品中，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比重不断提高。
3．1．3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经济结构日趋合理。1978~2004年，我国的GDP从3 624．1亿元增加为136 584．3亿元，年均增长9．39%(人均GDP由379元增长为10 561元，年均增长8．11%)，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由2．4 %提高为4．4%。增长速度之高､增长时间跨度之长为二战后世界各国所仅有，并且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增长的高速度还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下去。同期，从GDP的三次产业结构看，我国非农化水平由71．9%提高为84．8%，提高12．9个百分点;从就业结构看，第一产业的从业比重由70．5%下降为46．9%，下降23．6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到41．76%，年均提高0．92个百分点，并且总体上呈逐年加快趋势;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由26．5%减小为4．1%。
3．2不利影响
现行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矛盾和问题。
3．2．1区域差距不断扩大，区域间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严重倾斜。地方行政区分隔发展的态势导致区域差距不断扩大，东､中､西部人均GDP之比由1978的1∶0．67∶0．55变为1994年的1∶0．54∶0．43，进一步扩大为2004年的1∶0．48∶0．38。2004年上海的人均GDP达到了55 307元，是贵州的13．12倍。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拉动下，全国已经整体上迈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而西部的甘肃､贵州等省区还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这不仅使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生产力呈现为异质生产力①，组合难度加大;而且因生产力差过大致使不同区域之间利益实现的不对称扩大，互补利益和选择利益的实施空间被极大压缩，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严重倾斜，从而使国内生产力流动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1978~2004年，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 558．6亿元增加到53 950．1亿元，仅增长34．61倍(按当年价计算，下同)，低于同期GDP37．77的增长倍数，更远远低于对外贸易269．12(以人民币为单位计算)的增长倍数。
3．2．2对外贸易效率偏低，对外贸易中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仍不尽合理。改革开放中对外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构建不仅是让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更重要的是实行人民币贬值(还有税收优惠等措施)。1980~1994年，我国进行了长达14年的人民币连续贬值，贬值率高达82．61%，之后的10年人民币汇率仅有很微小的回升。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较上年一次性贬值49．6%，以该年为拐点，其后各年我国的外贸一直表现为顺差。这表明我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进入相对均衡区间有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人民币贬值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对外贸易的效率仍然偏低。1980~2004年，按人民币计算，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由570亿元增加到95 539．1亿元，增长167．61倍(按当年价计算，下同);但如果按美元计算，进出口总额由381．4亿美元增长为11 545．5亿美元，仅增长30．27倍。
3．2．3内外贸易的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格局严重失衡，导致经济粗放增长。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有着不同的职能分工。东部地区作为优先发展的区域，凭借较多､较早授权就可以轻松取得优异的发展绩效。对外依靠人民币贬值和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就可以取得较优异的进出口业绩，对内依靠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就可以从市场层面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使东部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不足。同时，中西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战略的大后方和腾挪调整空间，被转嫁了许多问题和困难，无法有效地进行要素组合，相同的物质投入和工作努力得不到相同的产出和承认，激励机制不足，迫使其更多地转向数量型增长。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3．3我国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调整完善对策
现行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存在的种种问题表明，作为计划经济思想(差别配置发展机遇和发展优势)和行政手段的产物，其与市场经济有着本质上的不相容，也与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不相容。同时，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因放权让利来激活积极性而加速生产力流动的效力已基本释放完毕，而区域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国际贸易摩擦却日趋加剧。这就迫使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通过进一步完善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来完成，即减小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重心外倾程度，适度向内移动，理顺国内区域间利益格局､扩大内需;对外将实施重点从缩小“数量差”转移到缩小“结构差”，对内则着力缩小“数量差”并使不同区域的生产力成为同质生产力，以此来加速国内区域间生产力流动和减少对外贸易摩擦。
3．3．1加快发展。充分把握本世纪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和发展黄金期，按照“少取多予放活”的原则，制定优惠政策，优化软硬环境，加快科技体制和管理体制创新，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加速经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和消除发展优势和发展机遇短缺而经差别授权进行人为配给的格局，以此来缩小对外贸易和区际贸易中的利益实现上的不对称性，扩大互补利益和选择利益的实施空间。
3．3．2构建地方行政区利益实现上的均衡机制。在现阶段，尽快着手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区域规划机制和区域发展合作机制。同时着力缩小行政授权上的差别程度，并对原先的政策抑制区进行补偿。一是加大支农投入，减轻农民负担，以农业产业化为主要内容，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积极开发农村市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二是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原则，严格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做到事权和财权的对称，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三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培植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并使其尽快升级换代。四是建立资源补偿基金､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加速资源输出大省(区)的发展。
3．3．3实现对外贸易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改造“大经贸”战略，扩大其内涵和外延，除对外贸易之外，将其延伸到吸引外资､对外投资､国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各方面，使之向“大商务”方向发展。修正或取消不合时宜的出口激励型政策，摒弃不惜代价追求扩大出口的传统战略，根据国内产业升级的需求，对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动态调整，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中上游产业，促进加工贸易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国产化，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加工贸易关联度。
3．3．4创新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空间组织模式。改革完全依托行政区划体系框架进行调控的空间组织模式，将宏观调控的空间组织模式由以现行的“中央—省(市､区)”两级调控模式，切换为“中央—经济区”与“中央—省(市､区)”并重调控模式;成立负责区域发展管理的综合性权威机构，管理跨区域事务。
3．3．5完善分税制改革。按照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着眼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横向和纵向平衡机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强其缩小区域差距的作用，实现区域间财力水平相对均衡，并对存在有跨区溢出效应地区的财政支出(如环保和教育)做出补偿，力争做到各行政区提供相同或相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使微观生产经营主体的外部环境条件差异变小。
3．3．6改革现行的统计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在积极试行统计部门垂直管理体制的同时，改革现行的分级核算体系，试行地方政府一级统一核算，减少统计层级，减弱地方政府对统计工作的干扰。革新发展理念，统筹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大力倡导绿色GDP;实施政绩成本分析，综合考虑投入与产出;设计政绩考核的新指标体系，由GDP指标一元独大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情况､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改善情况､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效能进步状况等指标并重过度;评价体系的实行采取客观指标和民意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3．3．7积极稳妥地调整行政区划。在纵向简化行政层次，逐步使地方行政区划由四级制向三级制过渡。结合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在计划单列市和较大的市中选取条件成熟者为试点，将其升格为直辖市，以此来减少行政层次。在行政层次难以减少的情况下，目前可先减少财政层次，将地级城市和县作为平级预算单位，大力推行县财省管。在横向积极整合，尽可能做到自然经济区域的完整，加速不同层次经济区的发育。以小城镇建设为契机，大力实施撤乡并镇;以城市现实的经济社会综合实力为标准，调增调减计划单列市､较大的市和地级市的带县数目，充分合理地发挥城市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化合作，加快都市经济圈的生发成长。
3．3．8加快行政体制改革。革新行政理念，依据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和事企分开的原则，认真界定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履行政府战略规划､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的行政职责;积极培育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充当第二管理系统(培育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管理)和第二事业系统(培育民办学校､医院､福利院､社区服务中心等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供社区服务)，推动民间组织围绕公共管理职能拾遗补缺，实现“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到审批和监督分离，强化服务意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行政务公开，打造“透明政府”。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强化依法行政，向“法制政府”转变。
注释:
① 异质生产力是处于不同发展层次(水平､阶段)的生产力。
参考文献:
[1]李晓帆．生产力流动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
[2]周起业，刘再兴．区域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2)，441-443．
[3]夏永祥等．中国区域经济关系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9)，61-64．
[4]李晓帆．生产力流动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74．
[5]丹尼尔• W•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8:2．
[作者简介]王虎中(1970-)，男，甘肃通渭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06-10-9
(责任编辑:梅文)
关键词: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行政区划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031-04
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区域之间进行经济交流，其实都是生产力在不同地域空间中的流动。生产力的流动状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关利益格局——生产力流动的社会动力基础，而后者又受到行政区划体系的深远影响。
1．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理论依据
国际经贸关系和区域经济关系都是在生产力流动[1]中发生和展开的。生产力流动的基础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经济──地理空间存在的“生产力差”，即生产力分布的空间差异，它构成生产力流动的自然物质基础;二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关利益格局，它构成生产力流动的社会动力基础。其中，自然物质基础决定了生产力流动的可能，而社会动力基础则决定了生产力流动的现实发生。对生产力流动的社会动力基础进行理论解释的主要有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2]，它们分别揭示了促使区域分工发生的绝对利益机制和相对利益机制。但在生产力的实际流动中，绝对利益机制所要求的条件常常并不具备，相对利益机制也往往由于利益实现上的不对称性或单向倾斜性十分严重将不断拉大双方的发展差距，从而产生利益上的对抗，最终使既有的贸易格局难以为继。为了更好地解释生产力流动的社会动力基础，一些新的理论被提出[3]，生产力流动论[4]就是其中之一。该理论认为不同经济主体在利益上的差异与互补性，是以不同生产力系统在要素上的差异与互补性为基础的，但要素的互补性并不等于利益的互补性——它们之间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则大相径庭而难以产生同向的合力。要使生产力流动正常进行，在比较利益的基础上还必须使双方在利益上互补都能获取互补利益，并利用互补程度的差异通过对不同生产力系统的选择，获取额外利益——选择利益。也就是说生产力流动的社会动力基础，应该由单一的比较利益改造为比较利益——互补利益——选择利益共同构成的利益关系链。
在此，我们设计生产力流动模型予以解释:生产力在流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阻力，这包括通讯､交通等方面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不同生产力系统为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而对要素流动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及优惠与限制的政策。设N 为某一要素在两生产力系统之间的流通量;ΔH为它们之间某种要素的人均占有量差，它是生产力流动的自然物质基础;ΔD为由于交通､通讯等因素造成的要素流动的沿程阻力，科技水平越发达ΔD就越小;ΔP为两个不同生产力系统对该要素流动采取的政策强度的差，它是一个与利益实现高度关联的变量;K 为一个常数， T 为流通时间。f 表示函数，则有:
N∝f(ΔH-ΔP-ΔD)*T*K
上式中(ΔH-ΔP-ΔD)的正负表示要素流动的方向，其为零时表示要素的净流量为零。N的大小与ΔH的大小密切相关，但任一生产力系统都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变动ΔP来加速或阻碍要素流动，生产力水平越高，调控ΔP的能力越强。
2．改革开放中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构建
2．1构建前提
生产力的成长要在生产力的流动中去实现。因为，只有在生产力流动中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完善生产要素的配置，并使产品转化为商品实现价值增值。但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是:对外，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偏低，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生产力差”偏大，交往中利益实现的不对称性十分严重，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对内，计划经济时期均衡发展的态势使各区域间“生产力差”偏小，生产力流动不畅。
2．2构建目标
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央准确把握国际环境改善的有利时机，将改革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和开放都需要支付成本，我国生产力的低水平决定了不可能同时在两方面都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如何处理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呢?相对而言，改革是国内不同部分之间利益格局的调整，有发展效率的高低但不牵扯利益的得失;而开放既关乎发展效率的高低更牵扯利益的得失。同时，改革与开放都能完善生产要素的配置，加速生产力的流动，但由于我们更缺乏资本､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开放的作用更加明显。基于这种认识，并着眼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合力，中央决定从时空两个方面着手，充分利用我国地域辽阔的特点，使不同区域之间改革开放的步伐和进程有所差别，重点支持沿海地区优先发展以缩小这些对外贸易的重点区域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生产力差”，降低利益实现上的不对称性，并扩大互补利益和选择利益的实施空间，以此来做到对外在保证利益实现相对均衡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获取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借助域外生产力的输入来激活国内生产力的成长;对内则适当扩大区域间“生产力差”，加速区域间生产力流动，推动生产力的成长。
所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构建目标是:国内区域间生产力流动服务服从于对外生产力流动的需要，形成主要贸易对象国——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这样由高到低的生产力流动梯度布局。东部沿海地区联结两头，以其为纽带形成两个相对独立又高度关联的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子系统。
2．3现行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特点分析
改革开放中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构建是依托行政区划体系框架自上而下推行的，以差别授权为手段，以地方行政区或它们的组合为受体，授予物是“权”和“利”，实质是发展机遇和发展优势的制度配给。由于行政区管理系统(行政区划体系)是管理整个国家的运行框架和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体系，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必然对构建生产力流动的社会动力基础产生影响。
2．3．1在纵向，中央政府具有配置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高度权威。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我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原则，其基本特征是中央政府统率各级地方政府，中央与地方行政实行垂直领导。这是一种等级组织的结构形式，具有典型的金字塔构造特征:最高权威逐级控制，主要决策由最高层做出，其下各层只是具体执行，且同一层次的彼此之间互不统属;整个系统的运转呈现高度的纵向控制趋势，横向的运动受纵向节制，每一级政府都是生产力流动的组织源，级别越低所能配置的要素和机会越少，总的调度是由中央政府完成的。这为中央政府在不同区域之间配置发展机遇和发展优势提供了组织基础，也为中央政府进行财力集中和要素集中提供了体制便利，便于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国内生产力流动动力基础服务服从于对外生产力流动动力基础的根本原因。
2．3．2在横向，行政区的封闭特征决定了生产力流动难以充分展开。一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原则从组织体制上决定了地方行政区的封闭性。在此体制下同级地方行政区互不统属，产生较强的封闭性。二是“切块”差别授权从运转机制上强化了行政区的封闭特征。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偏低，发展机遇和发展优势相对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某一行政区或行政区的组合只要通过差别授权获得政策优惠，就会以超常的速度发展并经“市场竞争”被循环累积，进而利用其超强的经济实力和优异的发展绩效影响国家新一轮的区域政策，极力阻止政策优惠的缩小和丧失，从而强化了行政区的封闭特征。三是我国现行的统计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从外部强化了行政区的封闭特征。统计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都严格依托行政区划体系进行运转，各级行政区编制的统计年鉴都是以辖属的下一级的行政区为基本统计单元和核算单元的;地方官员的考核评价也是以行政区为地域单元考评经济社会发展绩效。二者借助于行政首长负责制，将行政区的封闭特征推向极致。行政区的高封闭特征使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生活生产条件都表现出明显的以行政区或其组合为单元的地域划块特征，从而地方行政区产生极强的利益实现上的本位主义，使互补利益和选择利益的实施空间相对减小，区域的横向协作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和展开，导致经济区很难超越行政区(尤其是权力结构相对完善的省一级行政区)的地理界限，经济区从属依附于行政区，区域经济表现为行政区经济。
2．3．3投入产出链条扭曲。效率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假定下的一种人为的东西(artifact)[5]。投入和产出要在一定的体制和制度结构中进行转换。从投入——制度——行为——效率─—产出的逻辑关系来看，由投入获得的产出决定于效率，效率决定于经济主体的行为，而经济行为又决定于体制和制度的质量。尽管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市场配置要素的比例越来越高，但由于发展机遇和发展优势由中央政府“切块”差别授权予以制度配给，这就在行政授权与发展绩效之间建立了密切关系，从而在深层次上导致了投入产出链条的扭曲，致使地方行政区之间相同的物质投入和工作努力形成不同的产出得到不同的承认。
3．现行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3．1积极影响
重心外倾的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系统使沿海地区在对外交流中利益实现上的不对称性大为缩小，由此极大地加速了该区域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生产力双向流动，并带动了国内区域间的生产力流动，从而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成长。
3．1．1大量引进了我国经济发展急需的技术和资金，且引进效率不断提高。1979~2004年，我国合同利用外资额12 708．1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7 453．45亿美元;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近8万项，合同总金额2 000多亿美元。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引进效率呈不断提高趋势。“十五”期间，签订技术引进合同3．5万项，合同金额近730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技术总额的36%。实际利用外资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足10%，提高到2004年的94．63%。
3．1．2对外贸易不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1978~2004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加到11 545．5亿美元，年均增长16．74%;贸易依存度从9．80%提高到69．80%，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相应地由0．78%增长为6．13%，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贸易差额在多年波动后于1994年后长期出现顺差，由此带动外汇储备不断攀高，2004年底达到6 099．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到200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9 411．15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占全世界外汇储备的25%)。20多年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实现了从农副产品为主——轻纺产品为主——机电产品为主——以IT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转变;在进口产品中，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比重不断提高。
3．1．3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经济结构日趋合理。1978~2004年，我国的GDP从3 624．1亿元增加为136 584．3亿元，年均增长9．39%(人均GDP由379元增长为10 561元，年均增长8．11%)，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由2．4 %提高为4．4%。增长速度之高､增长时间跨度之长为二战后世界各国所仅有，并且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增长的高速度还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下去。同期，从GDP的三次产业结构看，我国非农化水平由71．9%提高为84．8%，提高12．9个百分点;从就业结构看，第一产业的从业比重由70．5%下降为46．9%，下降23．6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到41．76%，年均提高0．92个百分点，并且总体上呈逐年加快趋势;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由26．5%减小为4．1%。
3．2不利影响
现行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矛盾和问题。
3．2．1区域差距不断扩大，区域间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严重倾斜。地方行政区分隔发展的态势导致区域差距不断扩大，东､中､西部人均GDP之比由1978的1∶0．67∶0．55变为1994年的1∶0．54∶0．43，进一步扩大为2004年的1∶0．48∶0．38。2004年上海的人均GDP达到了55 307元，是贵州的13．12倍。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拉动下，全国已经整体上迈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而西部的甘肃､贵州等省区还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这不仅使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生产力呈现为异质生产力①，组合难度加大;而且因生产力差过大致使不同区域之间利益实现的不对称扩大，互补利益和选择利益的实施空间被极大压缩，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严重倾斜，从而使国内生产力流动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1978~2004年，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 558．6亿元增加到53 950．1亿元，仅增长34．61倍(按当年价计算，下同)，低于同期GDP37．77的增长倍数，更远远低于对外贸易269．12(以人民币为单位计算)的增长倍数。
3．2．2对外贸易效率偏低，对外贸易中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仍不尽合理。改革开放中对外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构建不仅是让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更重要的是实行人民币贬值(还有税收优惠等措施)。1980~1994年，我国进行了长达14年的人民币连续贬值，贬值率高达82．61%，之后的10年人民币汇率仅有很微小的回升。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较上年一次性贬值49．6%，以该年为拐点，其后各年我国的外贸一直表现为顺差。这表明我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进入相对均衡区间有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人民币贬值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对外贸易的效率仍然偏低。1980~2004年，按人民币计算，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由570亿元增加到95 539．1亿元，增长167．61倍(按当年价计算，下同);但如果按美元计算，进出口总额由381．4亿美元增长为11 545．5亿美元，仅增长30．27倍。
3．2．3内外贸易的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格局严重失衡，导致经济粗放增长。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有着不同的职能分工。东部地区作为优先发展的区域，凭借较多､较早授权就可以轻松取得优异的发展绩效。对外依靠人民币贬值和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就可以取得较优异的进出口业绩，对内依靠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就可以从市场层面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使东部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不足。同时，中西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战略的大后方和腾挪调整空间，被转嫁了许多问题和困难，无法有效地进行要素组合，相同的物质投入和工作努力得不到相同的产出和承认，激励机制不足，迫使其更多地转向数量型增长。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3．3我国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调整完善对策
现行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存在的种种问题表明，作为计划经济思想(差别配置发展机遇和发展优势)和行政手段的产物，其与市场经济有着本质上的不相容，也与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不相容。同时，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因放权让利来激活积极性而加速生产力流动的效力已基本释放完毕，而区域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国际贸易摩擦却日趋加剧。这就迫使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通过进一步完善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来完成，即减小生产力流动社会动力基础的重心外倾程度，适度向内移动，理顺国内区域间利益格局､扩大内需;对外将实施重点从缩小“数量差”转移到缩小“结构差”，对内则着力缩小“数量差”并使不同区域的生产力成为同质生产力，以此来加速国内区域间生产力流动和减少对外贸易摩擦。
3．3．1加快发展。充分把握本世纪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和发展黄金期，按照“少取多予放活”的原则，制定优惠政策，优化软硬环境，加快科技体制和管理体制创新，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加速经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和消除发展优势和发展机遇短缺而经差别授权进行人为配给的格局，以此来缩小对外贸易和区际贸易中的利益实现上的不对称性，扩大互补利益和选择利益的实施空间。
3．3．2构建地方行政区利益实现上的均衡机制。在现阶段，尽快着手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区域规划机制和区域发展合作机制。同时着力缩小行政授权上的差别程度，并对原先的政策抑制区进行补偿。一是加大支农投入，减轻农民负担，以农业产业化为主要内容，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积极开发农村市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二是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原则，严格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做到事权和财权的对称，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三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培植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并使其尽快升级换代。四是建立资源补偿基金､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加速资源输出大省(区)的发展。
3．3．3实现对外贸易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改造“大经贸”战略，扩大其内涵和外延，除对外贸易之外，将其延伸到吸引外资､对外投资､国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各方面，使之向“大商务”方向发展。修正或取消不合时宜的出口激励型政策，摒弃不惜代价追求扩大出口的传统战略，根据国内产业升级的需求，对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动态调整，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中上游产业，促进加工贸易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国产化，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加工贸易关联度。
3．3．4创新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空间组织模式。改革完全依托行政区划体系框架进行调控的空间组织模式，将宏观调控的空间组织模式由以现行的“中央—省(市､区)”两级调控模式，切换为“中央—经济区”与“中央—省(市､区)”并重调控模式;成立负责区域发展管理的综合性权威机构，管理跨区域事务。
3．3．5完善分税制改革。按照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着眼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横向和纵向平衡机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强其缩小区域差距的作用，实现区域间财力水平相对均衡，并对存在有跨区溢出效应地区的财政支出(如环保和教育)做出补偿，力争做到各行政区提供相同或相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使微观生产经营主体的外部环境条件差异变小。
3．3．6改革现行的统计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在积极试行统计部门垂直管理体制的同时，改革现行的分级核算体系，试行地方政府一级统一核算，减少统计层级，减弱地方政府对统计工作的干扰。革新发展理念，统筹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大力倡导绿色GDP;实施政绩成本分析，综合考虑投入与产出;设计政绩考核的新指标体系，由GDP指标一元独大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情况､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改善情况､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效能进步状况等指标并重过度;评价体系的实行采取客观指标和民意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3．3．7积极稳妥地调整行政区划。在纵向简化行政层次，逐步使地方行政区划由四级制向三级制过渡。结合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在计划单列市和较大的市中选取条件成熟者为试点，将其升格为直辖市，以此来减少行政层次。在行政层次难以减少的情况下，目前可先减少财政层次，将地级城市和县作为平级预算单位，大力推行县财省管。在横向积极整合，尽可能做到自然经济区域的完整，加速不同层次经济区的发育。以小城镇建设为契机，大力实施撤乡并镇;以城市现实的经济社会综合实力为标准，调增调减计划单列市､较大的市和地级市的带县数目，充分合理地发挥城市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化合作，加快都市经济圈的生发成长。
3．3．8加快行政体制改革。革新行政理念，依据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和事企分开的原则，认真界定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履行政府战略规划､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的行政职责;积极培育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充当第二管理系统(培育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管理)和第二事业系统(培育民办学校､医院､福利院､社区服务中心等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供社区服务)，推动民间组织围绕公共管理职能拾遗补缺，实现“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到审批和监督分离，强化服务意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行政务公开，打造“透明政府”。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强化依法行政，向“法制政府”转变。
注释:
① 异质生产力是处于不同发展层次(水平､阶段)的生产力。
参考文献:
[1]李晓帆．生产力流动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
[2]周起业，刘再兴．区域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2)，441-443．
[3]夏永祥等．中国区域经济关系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9)，61-64．
[4]李晓帆．生产力流动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74．
[5]丹尼尔• W•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8:2．
[作者简介]王虎中(1970-)，男，甘肃通渭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06-10-9
(责任编辑: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