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学研究的百年学术史上，钱穆的相关著述一直影响不彰。这固然由于钱氏是现代史学大家，其文学研究成就为史学声名所掩。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和对文学史流变的主要见解，都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传统大异其趣。在《漫谈新旧文学》一文里，他曾这样写道：
　　及余四十左右，乃读鲁迅等新文学，如《阿Q正传》。自念余为一教书匠，身居当时北平危城中，中日战争，如弦上箭，一触即发。而犹能潜心中国古籍，以孔老二之道为教，若尚有无限希望在后，此正一种阿Q心情也。使余迟生数十年，即沉浸在当时之新文学气氛中，又何得为今日之余。余尝自笑此一种阿Q心情，乃以上念前古，下盼来者……
　　钱穆一八九五年出生，他庆幸早生了数十年，在人生前期即已形成对于古代文学相对稳定、成熟的看法。另一方面，百年人生，大部分时间在“新文学气氛”里度过，壮怀激烈，出入古今，这也使得他可以凭借新文学及其所接受的西方文学观念的全新参照系，细心观察、思考和沉淀古代文学及其研究的利弊、得失。虽然，在一意西化的时代，钱穆终也不免众里身单，以阿Q自嘲，但“上念前古，下盼来者”，他对于古代文学的温情与敬意，连同这一份寂寞坚守的苦心孤诣，都应该成为我们重拾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自信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钱穆论古代文学，首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须将文学置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与体系之中，视之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有精神。“一部理想的文学史，必然该以这一民族的全部文化史来作背景，而后可以说明此一部文学史之内在精神。反过来讲，若使有一部够理想的文学史，真能胜任而愉快，在这里面，也必然可以透露出这一民族的全部文化史的内在精义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神话》）
　　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里，钱穆一开头就指出，“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始终局限在一个小面积里的情形大不相同。这一中国文化特点表现在文学上即所谓“雅化”。以《诗经》为例，其中的大雅、小雅，是西周政府里的作品，西周建都镐京，“雅”原本指当地的方言和方言音。但因为周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各地封建诸侯贵族，十之七八是周人，其他十之一二亦须依随周王室，模仿其雅言雅音。“雅”，可以说是当时全国通行的普通话。雅也因此而成为文学走出狭窄区域、超越“地方化”的一项必要条件。如《诗经》十五国风，本分布在极为广阔的地域，但它们由采诗官从各地收集而来，译成雅言，谱成雅乐，风格意境相差并不甚远。再如《楚辞》，其中《九歌》等作品，本来是江湘之间楚地的民歌，只因经过了屈原的修改与润色，才雅化成为世所公认的文学杰作。无论是《国风》还是楚歌，它们虽然在各自的区域内部可以成为地方文学的名作，但必须符合全国范围内通行的雅言标准，才能成为中国文学，才能列入中国文学史。
　　以《诗经》和楚辞为源头，雅化一直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主要特色。而围绕着雅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雅化与文字的关系。中国文字举世无匹，自成一系，始终与语言不即不离，相为吞吐。如《方言》说：“眉、梨、耋、鲐，老也。”齐人说“眉”，燕人说“梨”，宋卫人说“耋”，秦晋人说“鲐”，如果一任发展，必然方言日淆，文字多歧。但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在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周尚雅言，秦法同文，眉、梨、耋、鲐等便统一为“老”字所取代。中国文字还常以旧形旧字表新音新义，以适应后世新兴事物的需要。如车轮外胎，古文曰“”曰“”，今直言车胎或橡皮车胎，不必另创橡橡之类的专名，更不必为橡皮车胎另造新字。这些文字特点，构成了古代文学雅化发展的基础。
　　二是雅化使古代文学与社会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因为运用雅化的人，大都是当时社会上层的贵族，他们最优先注意的必然是政治教化，必然是实际社会应用。钱穆曾以饱蘸热情的历史想象力描写当时朝会赋诗的生动场景：“四方诸侯，既来助祭于四方宗庙，亲聆《清庙》之颂，退而有大朝会，又亲聆《大雅·文王》之诗。于是于其离去，周天子又亲加宴飨，工歌《鹿鸣》之诗以慰劳之。……其殷勤之厚意，好德之虚怀，岂不使来为之宾者，各有以悦服于其中而长使之有以尽忠竭诚于我乎？”（《读〈诗经〉》）可见，《诗经》虽然自具深美的文学意义与价值，但深美的文学性，必须与政教有关，必须对政教有用。
　　“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陆游这一联诗，《红楼梦》里的一个丫鬟很喜欢，拿去问林黛玉。黛玉说，这种诗千万不能学，学作这样的诗，你就不会作诗了；你应当读王摩诘、杜甫、李白跟陶渊明的诗，每一家读几十首，或是一两百首，了解之后，就会懂得作诗了。钱穆认为黛玉这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因为她实际上指出了陆诗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背后没有人。钱穆由此讲到中国诗、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作品背后有一个人，须要将作家与作品紧密结合，并且把作家置于第一位。“作家不因于其作品而伟大，乃是作品因于此作家而崇高也。”（《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比如苏轼，其前后《赤壁赋》千古美文，妇孺传诵，但也须将之置于东坡全集之中，结合其政治、人生际遇，才能更好地理解。东坡当年自获罪而下狱，自狱释放而贬黄州，自卜居临皋而游赤壁，数年之间波谲云诡、死生莫测，所经所历都在这一时期的诗词信札、随笔杂文之中逐年逐月、逐日逐事记录下来。将东坡全集按编年顺序读下来，才能真切体会到当时东坡赤壁之游的心胸与修养。尤须留意的是，东坡当年，在他掌守徐州的时候，自然不知道将有乌台诗案；被投狱中，不知将有黄州之贬；待罪黄州，也不知将有赤壁之游。所以，他在此期间所写下的一切，不过是随时随地的随意抒写，不过是必须自己亲身应接的普通日常生活而已。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是中国文学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也就是所谓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之境界。
　　钱穆因此指出，读古代诗人如不读全集，特别是像读杜甫、读苏轼那样按照年谱一首一首去读，而只读选本，如《唐诗别裁》之类，又爱看选家批语，这一字下得好，这一句写得好，这样最多领略了些作诗的技巧，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比如读《全唐诗》，等于跑进一个大会场，尽多人，但一个都不认识，这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找一两个人谈谈心。”（《谈诗》）
　　中国文学贵能将作者自己放进作品之中去，中国艺术亦然。欧阳修《笔说》云：“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之必宝也。”钱穆据此引申说，中国社会向来重视作者胜过重视作品，甚至连古迹名胜也不例外。如秦始皇之阿房宫，单论建筑，不可谓不伟瑰绝伦，然楚人付之一炬，人不足惜；严子陵钓台，只不过是传说而已，但人们明知羌无故实，终是流连凭吊，相认为名胜（《读欧阳文忠公笔记》）。所以在重视作者这一点上，诗画、书法、建筑，无不一律。
　　钱穆着力阐发古代文学的雅化和作者第一，还包含着另一层深意，即与新文学形成映照。新文学强调白话俗语文学、平民文学，作者与作品分离，并将这些当代意识反转来重新评价甚至批判古代文学。钱穆对此大不以为然。“近代的中国学术界，似乎绝不肯承认民族间可以有相异之特性，更不肯承认中国人可以有相异于西方之特性。”（《中国古代文学与神话》）不过，钱穆不满新文化运动及其影响所生的新文学，却又不是简单地一概排斥，而是对纯文学、俗文学等观念与实践，在传统的脉络里安置恰当的位置，指出它们原本所处的层次。
　　在《读〈文选〉》一文中，钱穆指出古代所谓纯文学观念，实际上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流变。古之为文，如经史百家，都是产生于实际社会应用的需要，此一时期，有文章而无文人。下逮两汉，西汉有儒林，无文苑，但邹阳、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不列儒林，是先已有文人之格，而无文人之称。东汉始专为文苑立传，出现了所谓文人。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其特征是无意于为人事实用的目的作文。但东汉文人尚没有达到专一纯意于作文的程度。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之文，要到建安魏晋时期才出现，“仅以个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撄怀”。不过，钱穆指出，“文人乃人中之一格，文人之文，亦文中之一格”而已，《文选》“专据文人意境作文选文，奉为唯一之标格，亦是所见不广，因之文运衰而世运亦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