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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民族学院1954级藏语班学生1958—1959年进藏实习，正逢西藏风起云涌、社会急剧动荡之时。他们在胡坦、洛桑多吉老师的带领下，于1958年“五一”前夕抵达拉萨，开始他们的实习生活。不过，由于工作需要，不到半年，他们的实习被打断，此后陆续参加了西藏社会历史调查、平叛及平叛后的俘虏甄别、民主改革等一系列工作。他们几乎人人都是多面手，有的学生就地分配留在了拉萨，见证了西藏这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我们陆续访谈了胡坦、张兰、边振勋和刘仁培等当事人，并根据陆莲蒂的回忆文章及相关研究文章，撰写了这篇《中央民族学院1954级藏语班学生进藏实习回忆与访谈》。
[关键词]西藏;民主改革;1954级藏语班;实习
中图分类号：K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9）02-0019-08
中央民族学院1954级藏语班学生共有25人，有的是直接上大学的，比如张兰，她老家在云南昆明，因为舅舅在北京，所以到北京上高中，直接考的中央民族学院;①有的是工作以后再考大学的，比如刘仁培，据他回忆：
我是1934年出生的，初中毕业后工作了三年。1953年我在石家庄参加的高考，我是调干生，当时有天广播里通知让我马上去县里的宣传办公室，原来是县里一共选了四个人报考高考，考试的各种费用都给报销。我本来报考的是铁道财经，我记得我政治题答得很好，但是其他题不行。考试后县长问了我情况，我说考得不好，县长就安排我去河北一个地方参加农业社的会计培训。培训完了我没事做，一翻报纸，发现自己被民族学院（即中央民族学院——引者注）录取了。等我回去，县长脸一板，说小刘，你中央民院的录取书来了，你休息三天，马上就去民院。那时我的干部级别是23级，在中央民族学院可以领15块钱一个月。
半年以后分专业，看到我的档案里说我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还学过英语，适合学藏语，就分在了藏语班。②
在学习了三年半之后，按照要求，他们开始长达一年的实习。1958年4月16日，中央民族学院藏语班由胡坦、洛桑多吉带领的一行学生陆莲蒂、刘仁培、边振勋、巩保东、李家瑞、刘慕燕、毕玉龙、袁树华、李虹、翟连级、张富、张兰等16人（男10人，女6人）由前门火车站乘车西行，到达甘肃省峡东车站，转乘货车进藏。③井经过半个月的艰辛路程，于当年“五一”前夕抵达拉萨，住在八廓街第一招待所。有的老师家在拉萨，就住在家里。
一、在西藏的实习
1958年5月的拉萨已经很不太平了。当时，四川、甘肃、青海等藏区的“叛乱武装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后，纷纷流窜到西藏拉萨地区，人数达5000余人”④。“由于去之前我们并不太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到了西藏以后发现当地社会气氛已经比较紧张，有一些叛乱分子（康巴、安多地区过去的）在拉萨挑衅。原本安排学生下乡实行‘三同’，但考虑到衣食住行和安全都没有保障，西藏工委建议就让学生们在拉萨的几个单位实习，包括拉萨一小、拉萨二小、拉萨中学、西藏地方干部学校、西藏体委等。”⑤其中，张富在拉萨一小，张兰在拉萨二小，刘仁培、李家瑞、刘慕燕等在拉萨中学，陆莲蒂、李虹在西藏地方干部学校，边振勋在西藏体委。⑥
据陆莲蒂回忆：
我被分配到西藏地方干部学校（以下简称西藏干校，现西藏大学前身），它位于拉萨河畔的仲吉林卡，校内面积很大，樹木繁多，风景优美。
西藏干校的学员是一批藏族男女青年，他们共分4个班，我被分配到三班教汉语文。由于我们入藏任教，拉萨各学校拟在汉语教学课中推广普通话，这就要求学员首先必须学会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只能边学边教。当时和我一道来西藏干校的5人中，唯有我一人能说普通话，故其他班原有教汉语的教师也来我班听课。双语教学还要求有较高的藏语水平，这对我压力很大。为了更好地掌握藏语，我利用周日半天和课余时间，为班内男学员义务理发，以便加强与藏族学员的沟通与交流。
由于课堂上下与学生关系融洽，不仅促进了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亦提高了我自己的藏语水平。当我在1958年8月底离校时，藏族学生已能用汉语拼音书写日记和作文，多数学生能用流利的普通话进行交流。[1]139-141
张兰则被分派在拉萨二小实习。“拉萨二小当时算是回民小学，藏族老师比较少。我在那儿教的是汉语文，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用汉语教学，有时也用藏语跟学生们进行解释。拉萨二小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有班，一个班有四五十人，基本上都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很高，对我们这些去实习的老师也很尊重。”⑦
边振勋最初被分派到西藏体育运动委员会筹委会实习，后来就在体委办公室做秘书工作。⑧
刘仁培分到了拉萨中学教数学，用藏语上课。学生里有藏族，也有回族。和他一起分到拉萨中学的还有李家瑞和刘慕燕。刘仁培在拉萨中学教了大概一个学期。⑨
带队老师则要对实习的学生负全责。胡坦等几个老师“就在这些单位之间往返，有时也把学生聚在一起上课，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也进行一些思想教育。大部分学生实习都很认真，但同时大家也感觉到了形势的紧张。向工委反映后，工委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后来形势日趋紧张，工委给大家都发放了武器，培训如何使用，要求除非遇到紧急情况，不然是不能随意使用的。我们老师和学生都要参加各个单位在夜里的值班，这对大家都是一种特殊的锻炼。过了一两个月，连平时在晚上不敢出门的女生都习惯了拿着棍棒在夜里值班巡逻。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叫李虹的女学生，她有天夜里值班巡逻，实在饿了，就去旁边的菜地里拔了个萝卜吃了，第二天又去跟主人家说明了情况。”⑩对于当时拉萨的紧张气氛，54级藏语班的学生都有深切的体会，刘仁培回忆：“我们刚进藏的时候，对学生们的外出要求是女同志最少三个人一起，男同志两个人一起，遇到挑衅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B11 二、参加西藏社会历史调查
早在195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4月，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民委）制定出此项任务的初步规划，即《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以下简称《初步规划》），并着手前期的准备工作：组织调查工作队伍，拟定调查提纲。7月，人大民委主任刘格平、副主任谢扶民就该初步规划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8月，中共中央将此报告连同人大民委提交的《初步规划》批转至有关的10个省委，以及内蒙古、新疆自治区党委和西藏工委。与此同时，调查工作队也已基本成型，分为内蒙古东北、新疆、四川、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8个调查组，约一百六七十人。初期拟定的调查对象为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苗族、傣族、彝族、黎族、景颇族、佤族等20个少数民族。[2]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即囊括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统一规划之中。最初组建的西藏调查组，组长为李有义（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组员有刘忠（中共中央党校教师）和王辅仁（中央民族学院教师）。此外，还有从西藏有关单位抽调参加调查工作的人员。B12从1958年8月开始，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调查组根据西藏工委指示，与工委研究室配合，分组下到各地方去调查，加上新派遣的成员，调查组近30人，分为三路，分别进入藏北、塔工（今林芝）和日喀则，在那里的庄园、部落、村庄、草场等处做了10余个不同类型的社会调查。B13
1958年8月，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派数人进藏，在西藏工委的领导下，抽调工委政策研究室的人员及已经在藏的中央民族学院师生9人，于同年9月在拉萨成立了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0月份赴农牧区那曲、日喀则等地开始社会调查。[1]142中央民族学院的9人包括了在西藏实习的1954级藏语班部分学生。他们班藏语好的学生刘仁培、毕玉龙、刘慕燕、李家瑞、陆莲蒂、韦镭、张兰等参加了社会历史调查。其中，陆莲蒂、韦镭分到了农区日喀则组，刘仁培、毕玉龙分到了牧区那曲组。
参加农区日喀则组调查的陆莲蒂回忆道：“此时西藏社会动荡不安，正是叛匪由各地云集拉萨之际。调查组成员大部分均接受过军训，懂一点实弹射击技术。我们从拉萨出发前，每人配备苏式冲锋枪一支、手枪一支、子弹袋等军事装备。
组长就在我和姚兆麟等5人（男3人，女2人）小组内。B14我被分配在托吉谿卡（托林谿卡和吉如谿卡的合称），它位于拉孜宗境内的西南部，海拔约4800米，全境为盆地、平原。这里早晚气温较凉，昼夜温差大，四季的气候都很好，适宜于农作物生长。这里的居民居住较分散，彼此相距较远。谿卡西南部的住户较为集中，调查组的驻地就选在此地（吉如谿卡）一个负债累累的差户东墙·彭错达结的家中。吉如谿卡北部住着10多户人家，他们是托林谿卡的住户。这两个母子谿卡相距5公里，全谿卡境内有42户人家。”[1]142-145
“由拉孜宗返回日喀则后，组长宣布兵分两路，一小部分人去江孜调查手工业编织情况及抗英斗争的历史，大部分人在日喀则附近继续调查农区情况。”[1]149-150 1958年12月，陆莲蒂被分派到江孜调查组，组内有4人，分别是车如龙、冯士钵、张兰、陆莲蒂，两男两女，其中3人会讲藏语B15，这样调查时不用翻译，可缩短调查时间。
从日喀则至江孜有公路，分工委派小吉普车送我们4人顺利抵达江孜，我们住在江孜分工委大院内。在江孜分工委的指导下，次日我们乘车赴江孜城镇以西约10华里的紫金村，那里是江孜氆氇手工业的主要集中地。……我们通过入户调查获得的材料，丰富了当地有关单位所存资料，进而了解到民主改革前西藏手工业的全貌，包括（1）织毯业：织毯业的概况、劳动组织与换工、产品的品种与规格、原料来源、工具与工序、织毯技术的传授与行会、织毯工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生活，并附带进行了织毯户个案调查;（2）紫金村的氆氇纺织业：氆氇纺织业的概况，氆氇的种类和规格，原料及售价，氆氇原料的来源、种类、价格，织氆氇的工具和工序，并附带对紫金村堆穷本巴吉布家庭进行了个案调查。B16
1959年春节前夕，在结束了赴农牧区各路的调查之后，陆莲蒂、张兰返回了拉萨，住在西藏工委大院内的小旧楼上。随后又参加了《藏族简史》《藏族简志》的编写工作，到拉萨市内文教卫生部门搜集有关资料。1959年春，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等领导人邀请他们这一级的学生聚餐联欢。[1]150
参加牧区那曲组的刘仁培说：“我参加的是藏北一路，B17社科院的刘忠也在，我在那曲待了三四个月，当时毕玉龙也去了。西藏形势已然紧张，小组人员都装备有武器。那曲地区的社会部部长也一起去了，还配备了一个班的解放军搞保卫，我们带了一部发报机每日与分工委联络。我去的是罗马让学部落做调查，B18就住在部落头人的帐篷里，周围是牛粪堆起的围墙。有情报说有一队叛乱分子已经盯了我们调查小组三天了，社会部长说大家先不要慌，要是撤，叛乱分子该以为我们是怕了。后来了解到，这群叛匪看我们一行人多，害怕了，就走了。” B19
刘仁培从那曲回来，去了西藏军区的情报部。“因为当时林芝有一支叛匪，让我和情报部的另外一个藏族干部去收集情报。去了以后，我们装作是商人。我讲话又有点汉不汉、藏不藏的，人家还以为我是青海藏族。我们到一个老阿妈家里问情况，问前面路好走不好走，老阿妈就跟我们说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有叛匪，千万不要去。这样慢慢收集到了情报。后来军区派了一个连的兵去围剿了叛匪。” B20
三、平叛及平叛后的俘虏甄别工作
1959年初，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动集团在西藏各地继续组织叛乱，规模也不断扩大，各地的叛乱分子也纷纷进入拉萨。他们错误地认为同中央决裂的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密谋，决定以保护达赖安全、反对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戏为借口，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3]178-179 拉萨叛乱发生后，西藏工委和军区按中央“多方争取达赖”的指示，一直设法与他联系。为此，3月10日至3月15日，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连续三次致信达赖喇嘛，关心他的处境和安全，与他沟通情况。[3]18317日晚，噶伦索康、柳霞、夏苏和副官长帕拉等叛乱首恶分子携达赖喇嘛及其全家人，在数百名藏兵的“护卫”下，仓促地从罗布林卡南侧的热玛岗渡口渡过拉萨河，向山南方向逃去。[3]187
关于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戏一事，中央民族学院师生也亲身经历了。据胡坦回忆：“3月10日下午，工委通知我们到军区礼堂去看演出，说的是达赖喇嘛也会来观看演出，就在大家还在礼堂门口等待的时候，消息传来说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已经被包围了，叛乱分子阻止达赖喇嘛从罗布林卡出来。听说达赖喇嘛托人给谭冠三带信来，表示他现在出不来。工委通知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集中搬入工委里，工委门前有一条小河，河边有一排平房，我们先是搬到这排平房里，后来都搬到院里居住。白天街上开始有游行，喊反动口号，从大昭寺向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行进。”B21
达赖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在拉萨向我驻军和机关进行全面的武装挑衅。3月20日凌晨，拉萨的叛乱武装分子向驻拉萨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部队，以及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疯狂的进攻。[3]190-191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彻底解放西藏人民，适时做出了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二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3]190
（3月20日）上午10时，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叛乱武装发起反击。西藏军区以10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团的兵力，首先攻占市区制高点药王山，割裂了罗布林卡叛乱武装指挥部与市区各点的联系，然后对叛乱武装实施迂回包围。城区之敌凭借坚固建筑物顽强抵抗。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于22日拂晓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大昭寺、布达拉宫、哲蚌寺的叛乱武装先后缴械投降。人民解放军仅以1000余人的兵力，毙、伤、俘叛乱武装53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在战斗中，人民解放军为保护拉萨市内文物古迹，对重点文物建筑实行“围而不打”或警告式攻击B22，因而使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以及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等建筑得到很好的保护，免遭战火损毁。[3]191
胡坦对叛乱的平息印象十分深刻，“解放军只用了三天就平息了叛乱”。刘仁培印象中，他从林芝回来，拉萨就发生了叛乱。他们住的工委大院前面有个碉堡，“我在这个碉堡里做联络员，配枪有一支手枪，一支冲锋枪，八个手榴弹，碉堡里存了一个月的粮食”，可见是准备长期作战的。B23
在这样一个关键性时刻，中央民族学院的几位藏族老师B24作出了三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主动要求返回内地;一种是来不及离开就被裹挟进了冲突;一种是主动参加叛乱。胡坦对此的记忆太深刻了：
我们带学生来西藏实习，洛桑多吉和土丹旺布两位老师都住在拉萨自己的家里。土丹旺布主动提出申请，说想回内地去，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像他这样的僧官都要集中到罗布林卡去，但他表示希望回北京。经汇报后得到了同意，很快把他送回了内地，所以他在叛乱发生的前几天就已经在内地了。
而另外一位老师洛桑多吉，则没有这么幸运，我们没有来得及把他从家里接出来，结果在叛乱后抓获的俘虏群里找到他。
还有两个人，原来也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老师，两人都是孜仲。一个叫阿旺顿珠，回到拉萨后，官阶从七品升到了五品，他是主动参加了叛乱B25;另外一个参加叛乱的叫阿旺僧格B26，他到罗布林卡领着骑兵护卫达赖喇嘛跑到哲蚌寺，出逃。
在叛乱发生后，谭冠三立刻把情况上报了中央，听说当时有意见认为，如果要动武，可能叛乱分子会把达赖喇嘛害死，然后嫁祸于人。据说中央的答复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决定放达赖喇嘛走，所以达赖逃走时实际上是经过了解放军的防线，但为了避免更为严重的后果，还是放他走了，但绝不会放过跟在他后面的叛乱分子。在阿旺僧格送达赖喇嘛到了哲蚌寺，折返再来带走其他官员过河的时候，解放军就将他击毙了。B27
两种主动换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主动参加叛乱的阿旺僧格被击毙，主动选择回内地的土丹旺布目前仍健在，在拉萨安度晚年。被裹挟的洛桑多吉命运也是跌宕起伏。据胡坦回忆：“洛桑多吉虽然是被裹挟的，但被释放后已经不能恢复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西藏政府也不敢给他安排工作，他就只能到拉萨的一家蜡烛合作社赶大车。洛桑多吉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他对藏族的典籍、民间文学都非常了解，能说会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聘用他，参与翻译了一大批藏文文献，也是在这段时间，他接触到了汉地的相声，还自己编写了一些用藏语说的相声作品。B28”
叛乱平息后的各项工作是非常繁重的，会藏语的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仍然发挥着他们重要的作用。胡坦回忆道：“叛乱平息后，要去接管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这几个据点，但当时解放军里懂藏语的人很少，从内地找人也来不及，我们这些藏语班的师生就随解放军一起去充当翻译”，甚至保护、清点各据点里的文物。 B29胡坦被派到大昭寺，和他一起的还有强俄巴·多吉欧珠。陆莲蒂和边振勋分到了布达拉宫。刘仁培则到罗布林卡去了。
胡坦在大昭寺工作的一个多月，“把大昭寺里的古籍、文献、公务文书以及其他所有有文字的材料都登记造册，做了大致的分类，然后全部上交给军管会，由于时间非常仓促，没有来得及仔细阅读或者研究这些文献”，他说，“这些以后会是非常有用的材料，只想尽快把它们保护起来”B30。
陸莲蒂说：“当拉萨市区内结束了平叛斗争，进入军事管制时期后，我们由战斗队转入工作队，我参加了叛乱据点布达拉宫的清扫工作和宣传活动，并将大量的汉文标语译成藏文。”[1]151“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布达拉宫的路不如现在这么好走，碰巧中国登山队在那里集训，登山队就负责迅速登上布达拉宫，大家各尽所能，互相配合。”B31 刘仁培跟着当时西藏文教处的处长陆一涵一起去接收罗布林卡。后来“又和另外三位藏族同志被调到布达拉宫整理文件档案，我们将文件进行了大致的归类，开的箱子里面发现有黄金、鸦片之类的，还发现了一个八思巴文的印B32”。
接管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这几个据点在当时来说是蛮冒风险的。因为仍有不甘失败的叛匪躲在这几个据点内，时不时地放暗枪。胡坦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大昭寺里上楼的时候，我刚伸出个头，只听“嘣”的一声，一颗子弹从我头顶上飞过去，当时在拉萨这些放暗枪、纵火的情况不少，我也不觉得害怕。B33
这些至今听来仍觉得令人后怕的事情，在当事人来说当时并不觉得可怕，显然他们经过一番历练，是非分明，已然能够从容应对这一紧张的战斗生活了。
叛乱平息后，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对大量的俘虏进行甄别。此时，胡坦被调到社会部，陆莲蒂、刘仁培被派到军区，参加审讯俘虏的翻译工作。胡坦回忆道：
局势稳定下来后，有一大批俘虏需要甄别，于是就让他们写交代材料（藏文）说明情况，有的人写得多，有的人写得很少。我被调到社会部待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社会部当时设在车仁康萨。我把这些交代材料逐一翻译成汉文，遇上有看不懂的字再把人叫来当面询问，然后把翻译好的材料交给工作人员，再由他们进行甄别工作。据我所知俘虏中属于被裹挟的基本都被释放了。B34
平叛基本结束后，刘仁培被派到军区法院去做翻译，协助审判叛匪。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叫擦绒的老人，大概六七十岁了，非常顽固，我们问了半个小时的话，他没有开口说一句。完成军区法院的工作后，我被分到了山南的俘虏管理大队工作，在那儿待了四五个月，甄别那些被抓到的俘虏。如果是当地的人就留下，是康巴、青海的就都送去拉萨，由拉萨接管处理。这些人其实大部分都很老实的，基本上都是被裹挟的，就给路费让他们回去。”B35
显然，被裹挟的俘虏基本都被释放了，而且给了路费让他们回家。
四、参加民主改革及后续工作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迟早一定要实行的”[4]，不改革，西藏就不能进步和发展。西藏民主改革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解放百万农奴;变农奴主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劳动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废除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新西藏。改革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5]《十七条协议》在肯定西藏必须进行改革的前提下，同时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中央认为实行民主改革虽然是西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西藏这一特殊地区，需要根据上层人士的觉悟程度和人民的觉醒程度来确定改革的日程表。[3]147-148
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全面武装叛乱，这是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维护旧的制度，反对将要进行的民主改革，图谋实现“西藏独立”的重大分裂活动。为了巩固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实现西藏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彻底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率领驻藏和进藏部队与工作人员，在包括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在内的西藏人民的支持与参与下，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彻底平息了叛乱，为民主改革的进行铺平了道路，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3]164
中央民族学院1954级藏语班的学生经过一年大风大浪中的实习，几乎人人都成长为“多面手”，给相关单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学生因此就地分配留在了拉萨。张兰留在拉萨二小，刘仁培、翟连级被安排到《西藏日报》报社工作，边振勋也留在了拉萨，毕玉龙甚至在那曲工作。B36刘仁培到《西藏日报》报社后，就一直在翻译组工作。他回忆道：
我们自己翻译，然后拿给洛桑赤列审稿，他是青海循化人，很有学问。需要翻译的藏文基本都是草书，我以前在学校也没学过草书，慢慢看就都能看懂了。洛桑赤列后来调走了，就由我负责审稿，遇到有拿不准的词汇，就找藏族来商议。我在工作中遇到最困难的任务是翻译《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大概有四五万字。上面的要求是连标点符号都不能错，非常困难。我们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审了三遍。
我也和格西曲札（蒙古族）共事过。格西曲札很博学，编过《格西曲札藏文辞典》。我向他请教过很多问题，比如，我问他为什么报纸叫“Tshags-par”（音“嚓巴”），他解释说印刷报纸的声音听起来是“嚓嚓巴巴”。报社还请了位很有学问的人来，书法很好，叫仲益南杰（drung-yig rnam-rgyal），“西藏日報”几个字的藏文就是他写的，也跟我们一起审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外来语，在翻译的时候总是避免直接拿来使用，而是尽力把它们民族化后再使用。
毛泽东同志早在1955年《西藏日报》筹备之初就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办报，首先应办少数民族文字的报”，然而到现在用藏文写报道的报纸都还是很少。当时《西藏日报》藏文版的主要读者其实是统战人士。我去了报社以后，藏文版每天固定出四版的内容。统战人士们看了报纸经常会提出一些意见，有次我们自己发现了文章里有错别字，还没等统战人士看报，就立即把报纸收回来了。B37
已经回北京的陆莲蒂时隔半年，即1959年底第二次进藏，参加轰轰烈烈的西藏民主改革：
抵藏后，得知西藏在“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下，民主改革已在全区大部分地方深入开展，唯有藏东地区刚刚开始。我和中央民族学院的王辅仁老师接受任务，去藏东波密地区曲宗乡曲宗大队参加民主改革。出发时，西藏工委发给我们每人一支手枪和一梭子弹。
工作队的驻地在曲宗寺，该寺建在川藏公路线上的制高点。寺内有层层院落和殿堂，寺庙周围是一片丘陵，梧桐树遍布山冈，自然环境幽美，藏民居住分散。我们工作队人员少、任务重，男同志每日骑马到远处的谿卡工作，早出晚归;女同志一般不远行，每人负责曲宗寺周围的一个谿卡。[1]151-155 由于西藏地区情况特殊，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民主改革中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内地民主改革时的特殊政策，保证了民主改革的顺利实现。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地区问题的又一成功案例，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理论与西藏实际相结合的光辉篇章。民主改革的完成使西藏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现了社会发展的飞跃，彻底埋葬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而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民主改革为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幸福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重大的历史意义。在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中央民族学院1954级藏语班的学生及带队老师们也给他们的人生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值得我们铭记。
注释：
①对张兰女士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9日，地点：张兰、边振勋北京的家。
②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③由于各種原因，进藏实习的只有16人。峡东是当时进藏乘车的起点，峡东车战是转运站。
④1956年起，四川藏区接连发生叛乱，至1958年春，甘肃、青海藏族地区也发生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依靠当地群众，积极平息这些地区的叛乱。叛乱武装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后，纷纷流窜到西藏拉萨地区，人数达5000余人。在“四水六岗”的指挥下，这些叛乱分子在1958年5、6月相继离开拉萨，向当雄、黑河、日喀则等地区流窜，胁迫群众参叛。西藏的局部叛乱迅速扩大。参见朱晓明、张云、周源、王小彬主编《西藏通史·当代卷（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167-173页。
⑤以上内容摘自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19年3月27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又做了补充访谈。
⑥据2019年3月27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对胡坦先生的访谈。
⑦对张兰女士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9日，地点：张兰、边振勋北京的家。
⑧对边振勋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9日，地点：张兰、边振勋北京的家。
⑨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⑩以上内容摘自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11以上内容摘自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B12西藏调查组的情况根据姚兆麟研究员提供的有关材料缩写而成，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第116页。
B13参见姚兆麟《西藏社会研究考述——兼论李有义教授在西藏社会考察史上的开拓者地位》，见格勒、张江华《李有义与藏学研究》，第624页;姚兆麟《雪域甘苦话当年》，见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364页。
B1411月，刘忠、姚兆麟、车如龙、陆莲蒂、韦镭等5位同志前往拉孜宗托林、吉如两庄园进行调查。后由刘忠整理出调查报告《托吉谿卡调查材料》。见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第1-105页。
B15张兰、陆莲蒂是中央民族学院1954级藏语班的学生，车如龙是中央民族学院1952级藏语班的学生，参加社会调研时是在读研究生。
B16陆莲蒂《我的雪域情》，载揣振宇主编《伟大的起点——新中国民族大调查纪念文集》，第149-150页。调查成果可参见陆莲蒂《江孜手工纺织业调查材料》，见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第126-142页。
B17即牧区调查组，郭冠忠和吴从众任副组长。参见郭冠忠《五十年代参加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的体会》，见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397页;吴从众《民族调查的片段与收获》，见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409页。
B18后由小组成员整理出资料《那曲宗罗马让学部落调查报告》，见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三），第21-52页。
B19以上内容摘自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B20同上
B21以下内容摘自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22胡坦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在往布达拉宫（当时叛乱分子的主要据点之一）发射炮弹时，没有打中间的主要建筑，只打两边，主要是起威慑作用。”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23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B24这批藏族老师最初到中央民族学院来是学员的身份，到预科班学习。后来，为了加强藏语文教学力量，从中选择了一些藏文较好的学员作为教师，比如洛桑多吉、土丹旺布、阿旺顿珠、阿旺僧格等。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25胡坦在清点大昭寺里的文物时，发现了阿旺顿珠参与叛乱的信件、手记等。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26据胡坦回忆，关于阿旺僧格，达赖喇嘛自传中也提到过。我们发现其自传中确实提到了一个人——洛桑益西，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不过，名字和身份都不同。我们遂再次向他确认。他告诉我们，其实阿旺僧格和洛桑益西是同一个人，前者是法名，后者是俗名。他在中央民族学院时用的是阿旺僧格，回拉萨后用洛桑益西。而且当时是以学员的身份来中央民族学院的，后来因为他是孜仲，才当老师的。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19年3月27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做了补充访谈。
B27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28同上。
B29同上。
B30同上。
B31同上。
B32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B33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34同上。
B35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B36他们中除了刘仁培因身体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初调回上海外，都在西藏工作，直至退休。
B37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参考文献：
[1]陆莲蒂.我的雪域情[A]//揣振宇.伟大的起点——新中国民族大调查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0-114.
[3]朱晓明，张云，周源，王小彬.西藏通史·当代卷（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
[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西藏的民主改革[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59.
[5]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N].人民日报，1951-05-27.
收稿日期：2019-02-20 责任编辑：许瑶丽
[关键词]西藏;民主改革;1954级藏语班;实习
中图分类号：K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9）02-0019-08
中央民族学院1954级藏语班学生共有25人，有的是直接上大学的，比如张兰，她老家在云南昆明，因为舅舅在北京，所以到北京上高中，直接考的中央民族学院;①有的是工作以后再考大学的，比如刘仁培，据他回忆：
我是1934年出生的，初中毕业后工作了三年。1953年我在石家庄参加的高考，我是调干生，当时有天广播里通知让我马上去县里的宣传办公室，原来是县里一共选了四个人报考高考，考试的各种费用都给报销。我本来报考的是铁道财经，我记得我政治题答得很好，但是其他题不行。考试后县长问了我情况，我说考得不好，县长就安排我去河北一个地方参加农业社的会计培训。培训完了我没事做，一翻报纸，发现自己被民族学院（即中央民族学院——引者注）录取了。等我回去，县长脸一板，说小刘，你中央民院的录取书来了，你休息三天，马上就去民院。那时我的干部级别是23级，在中央民族学院可以领15块钱一个月。
半年以后分专业，看到我的档案里说我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还学过英语，适合学藏语，就分在了藏语班。②
在学习了三年半之后，按照要求，他们开始长达一年的实习。1958年4月16日，中央民族学院藏语班由胡坦、洛桑多吉带领的一行学生陆莲蒂、刘仁培、边振勋、巩保东、李家瑞、刘慕燕、毕玉龙、袁树华、李虹、翟连级、张富、张兰等16人（男10人，女6人）由前门火车站乘车西行，到达甘肃省峡东车站，转乘货车进藏。③井经过半个月的艰辛路程，于当年“五一”前夕抵达拉萨，住在八廓街第一招待所。有的老师家在拉萨，就住在家里。
一、在西藏的实习
1958年5月的拉萨已经很不太平了。当时，四川、甘肃、青海等藏区的“叛乱武装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后，纷纷流窜到西藏拉萨地区，人数达5000余人”④。“由于去之前我们并不太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到了西藏以后发现当地社会气氛已经比较紧张，有一些叛乱分子（康巴、安多地区过去的）在拉萨挑衅。原本安排学生下乡实行‘三同’，但考虑到衣食住行和安全都没有保障，西藏工委建议就让学生们在拉萨的几个单位实习，包括拉萨一小、拉萨二小、拉萨中学、西藏地方干部学校、西藏体委等。”⑤其中，张富在拉萨一小，张兰在拉萨二小，刘仁培、李家瑞、刘慕燕等在拉萨中学，陆莲蒂、李虹在西藏地方干部学校，边振勋在西藏体委。⑥
据陆莲蒂回忆：
我被分配到西藏地方干部学校（以下简称西藏干校，现西藏大学前身），它位于拉萨河畔的仲吉林卡，校内面积很大，樹木繁多，风景优美。
西藏干校的学员是一批藏族男女青年，他们共分4个班，我被分配到三班教汉语文。由于我们入藏任教，拉萨各学校拟在汉语教学课中推广普通话，这就要求学员首先必须学会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只能边学边教。当时和我一道来西藏干校的5人中，唯有我一人能说普通话，故其他班原有教汉语的教师也来我班听课。双语教学还要求有较高的藏语水平，这对我压力很大。为了更好地掌握藏语，我利用周日半天和课余时间，为班内男学员义务理发，以便加强与藏族学员的沟通与交流。
由于课堂上下与学生关系融洽，不仅促进了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亦提高了我自己的藏语水平。当我在1958年8月底离校时，藏族学生已能用汉语拼音书写日记和作文，多数学生能用流利的普通话进行交流。[1]139-141
张兰则被分派在拉萨二小实习。“拉萨二小当时算是回民小学，藏族老师比较少。我在那儿教的是汉语文，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用汉语教学，有时也用藏语跟学生们进行解释。拉萨二小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有班，一个班有四五十人，基本上都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很高，对我们这些去实习的老师也很尊重。”⑦
边振勋最初被分派到西藏体育运动委员会筹委会实习，后来就在体委办公室做秘书工作。⑧
刘仁培分到了拉萨中学教数学，用藏语上课。学生里有藏族，也有回族。和他一起分到拉萨中学的还有李家瑞和刘慕燕。刘仁培在拉萨中学教了大概一个学期。⑨
带队老师则要对实习的学生负全责。胡坦等几个老师“就在这些单位之间往返，有时也把学生聚在一起上课，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也进行一些思想教育。大部分学生实习都很认真，但同时大家也感觉到了形势的紧张。向工委反映后，工委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后来形势日趋紧张，工委给大家都发放了武器，培训如何使用，要求除非遇到紧急情况，不然是不能随意使用的。我们老师和学生都要参加各个单位在夜里的值班，这对大家都是一种特殊的锻炼。过了一两个月，连平时在晚上不敢出门的女生都习惯了拿着棍棒在夜里值班巡逻。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叫李虹的女学生，她有天夜里值班巡逻，实在饿了，就去旁边的菜地里拔了个萝卜吃了，第二天又去跟主人家说明了情况。”⑩对于当时拉萨的紧张气氛，54级藏语班的学生都有深切的体会，刘仁培回忆：“我们刚进藏的时候，对学生们的外出要求是女同志最少三个人一起，男同志两个人一起，遇到挑衅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B11 二、参加西藏社会历史调查
早在195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4月，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民委）制定出此项任务的初步规划，即《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以下简称《初步规划》），并着手前期的准备工作：组织调查工作队伍，拟定调查提纲。7月，人大民委主任刘格平、副主任谢扶民就该初步规划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8月，中共中央将此报告连同人大民委提交的《初步规划》批转至有关的10个省委，以及内蒙古、新疆自治区党委和西藏工委。与此同时，调查工作队也已基本成型，分为内蒙古东北、新疆、四川、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8个调查组，约一百六七十人。初期拟定的调查对象为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苗族、傣族、彝族、黎族、景颇族、佤族等20个少数民族。[2]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即囊括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统一规划之中。最初组建的西藏调查组，组长为李有义（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组员有刘忠（中共中央党校教师）和王辅仁（中央民族学院教师）。此外，还有从西藏有关单位抽调参加调查工作的人员。B12从1958年8月开始，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调查组根据西藏工委指示，与工委研究室配合，分组下到各地方去调查，加上新派遣的成员，调查组近30人，分为三路，分别进入藏北、塔工（今林芝）和日喀则，在那里的庄园、部落、村庄、草场等处做了10余个不同类型的社会调查。B13
1958年8月，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派数人进藏，在西藏工委的领导下，抽调工委政策研究室的人员及已经在藏的中央民族学院师生9人，于同年9月在拉萨成立了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0月份赴农牧区那曲、日喀则等地开始社会调查。[1]142中央民族学院的9人包括了在西藏实习的1954级藏语班部分学生。他们班藏语好的学生刘仁培、毕玉龙、刘慕燕、李家瑞、陆莲蒂、韦镭、张兰等参加了社会历史调查。其中，陆莲蒂、韦镭分到了农区日喀则组，刘仁培、毕玉龙分到了牧区那曲组。
参加农区日喀则组调查的陆莲蒂回忆道：“此时西藏社会动荡不安，正是叛匪由各地云集拉萨之际。调查组成员大部分均接受过军训，懂一点实弹射击技术。我们从拉萨出发前，每人配备苏式冲锋枪一支、手枪一支、子弹袋等军事装备。
组长就在我和姚兆麟等5人（男3人，女2人）小组内。B14我被分配在托吉谿卡（托林谿卡和吉如谿卡的合称），它位于拉孜宗境内的西南部，海拔约4800米，全境为盆地、平原。这里早晚气温较凉，昼夜温差大，四季的气候都很好，适宜于农作物生长。这里的居民居住较分散，彼此相距较远。谿卡西南部的住户较为集中，调查组的驻地就选在此地（吉如谿卡）一个负债累累的差户东墙·彭错达结的家中。吉如谿卡北部住着10多户人家，他们是托林谿卡的住户。这两个母子谿卡相距5公里，全谿卡境内有42户人家。”[1]142-145
“由拉孜宗返回日喀则后，组长宣布兵分两路，一小部分人去江孜调查手工业编织情况及抗英斗争的历史，大部分人在日喀则附近继续调查农区情况。”[1]149-150 1958年12月，陆莲蒂被分派到江孜调查组，组内有4人，分别是车如龙、冯士钵、张兰、陆莲蒂，两男两女，其中3人会讲藏语B15，这样调查时不用翻译，可缩短调查时间。
从日喀则至江孜有公路，分工委派小吉普车送我们4人顺利抵达江孜，我们住在江孜分工委大院内。在江孜分工委的指导下，次日我们乘车赴江孜城镇以西约10华里的紫金村，那里是江孜氆氇手工业的主要集中地。……我们通过入户调查获得的材料，丰富了当地有关单位所存资料，进而了解到民主改革前西藏手工业的全貌，包括（1）织毯业：织毯业的概况、劳动组织与换工、产品的品种与规格、原料来源、工具与工序、织毯技术的传授与行会、织毯工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生活，并附带进行了织毯户个案调查;（2）紫金村的氆氇纺织业：氆氇纺织业的概况，氆氇的种类和规格，原料及售价，氆氇原料的来源、种类、价格，织氆氇的工具和工序，并附带对紫金村堆穷本巴吉布家庭进行了个案调查。B16
1959年春节前夕，在结束了赴农牧区各路的调查之后，陆莲蒂、张兰返回了拉萨，住在西藏工委大院内的小旧楼上。随后又参加了《藏族简史》《藏族简志》的编写工作，到拉萨市内文教卫生部门搜集有关资料。1959年春，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等领导人邀请他们这一级的学生聚餐联欢。[1]150
参加牧区那曲组的刘仁培说：“我参加的是藏北一路，B17社科院的刘忠也在，我在那曲待了三四个月，当时毕玉龙也去了。西藏形势已然紧张，小组人员都装备有武器。那曲地区的社会部部长也一起去了，还配备了一个班的解放军搞保卫，我们带了一部发报机每日与分工委联络。我去的是罗马让学部落做调查，B18就住在部落头人的帐篷里，周围是牛粪堆起的围墙。有情报说有一队叛乱分子已经盯了我们调查小组三天了，社会部长说大家先不要慌，要是撤，叛乱分子该以为我们是怕了。后来了解到，这群叛匪看我们一行人多，害怕了，就走了。” B19
刘仁培从那曲回来，去了西藏军区的情报部。“因为当时林芝有一支叛匪，让我和情报部的另外一个藏族干部去收集情报。去了以后，我们装作是商人。我讲话又有点汉不汉、藏不藏的，人家还以为我是青海藏族。我们到一个老阿妈家里问情况，问前面路好走不好走，老阿妈就跟我们说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有叛匪，千万不要去。这样慢慢收集到了情报。后来军区派了一个连的兵去围剿了叛匪。” B20
三、平叛及平叛后的俘虏甄别工作
1959年初，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动集团在西藏各地继续组织叛乱，规模也不断扩大，各地的叛乱分子也纷纷进入拉萨。他们错误地认为同中央决裂的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密谋，决定以保护达赖安全、反对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戏为借口，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3]178-179 拉萨叛乱发生后，西藏工委和军区按中央“多方争取达赖”的指示，一直设法与他联系。为此，3月10日至3月15日，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连续三次致信达赖喇嘛，关心他的处境和安全，与他沟通情况。[3]18317日晚，噶伦索康、柳霞、夏苏和副官长帕拉等叛乱首恶分子携达赖喇嘛及其全家人，在数百名藏兵的“护卫”下，仓促地从罗布林卡南侧的热玛岗渡口渡过拉萨河，向山南方向逃去。[3]187
关于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戏一事，中央民族学院师生也亲身经历了。据胡坦回忆：“3月10日下午，工委通知我们到军区礼堂去看演出，说的是达赖喇嘛也会来观看演出，就在大家还在礼堂门口等待的时候，消息传来说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已经被包围了，叛乱分子阻止达赖喇嘛从罗布林卡出来。听说达赖喇嘛托人给谭冠三带信来，表示他现在出不来。工委通知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集中搬入工委里，工委门前有一条小河，河边有一排平房，我们先是搬到这排平房里，后来都搬到院里居住。白天街上开始有游行，喊反动口号，从大昭寺向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行进。”B21
达赖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在拉萨向我驻军和机关进行全面的武装挑衅。3月20日凌晨，拉萨的叛乱武装分子向驻拉萨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部队，以及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疯狂的进攻。[3]190-191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彻底解放西藏人民，适时做出了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二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3]190
（3月20日）上午10时，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叛乱武装发起反击。西藏军区以10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团的兵力，首先攻占市区制高点药王山，割裂了罗布林卡叛乱武装指挥部与市区各点的联系，然后对叛乱武装实施迂回包围。城区之敌凭借坚固建筑物顽强抵抗。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于22日拂晓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大昭寺、布达拉宫、哲蚌寺的叛乱武装先后缴械投降。人民解放军仅以1000余人的兵力，毙、伤、俘叛乱武装53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在战斗中，人民解放军为保护拉萨市内文物古迹，对重点文物建筑实行“围而不打”或警告式攻击B22，因而使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以及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等建筑得到很好的保护，免遭战火损毁。[3]191
胡坦对叛乱的平息印象十分深刻，“解放军只用了三天就平息了叛乱”。刘仁培印象中，他从林芝回来，拉萨就发生了叛乱。他们住的工委大院前面有个碉堡，“我在这个碉堡里做联络员，配枪有一支手枪，一支冲锋枪，八个手榴弹，碉堡里存了一个月的粮食”，可见是准备长期作战的。B23
在这样一个关键性时刻，中央民族学院的几位藏族老师B24作出了三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主动要求返回内地;一种是来不及离开就被裹挟进了冲突;一种是主动参加叛乱。胡坦对此的记忆太深刻了：
我们带学生来西藏实习，洛桑多吉和土丹旺布两位老师都住在拉萨自己的家里。土丹旺布主动提出申请，说想回内地去，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像他这样的僧官都要集中到罗布林卡去，但他表示希望回北京。经汇报后得到了同意，很快把他送回了内地，所以他在叛乱发生的前几天就已经在内地了。
而另外一位老师洛桑多吉，则没有这么幸运，我们没有来得及把他从家里接出来，结果在叛乱后抓获的俘虏群里找到他。
还有两个人，原来也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老师，两人都是孜仲。一个叫阿旺顿珠，回到拉萨后，官阶从七品升到了五品，他是主动参加了叛乱B25;另外一个参加叛乱的叫阿旺僧格B26，他到罗布林卡领着骑兵护卫达赖喇嘛跑到哲蚌寺，出逃。
在叛乱发生后，谭冠三立刻把情况上报了中央，听说当时有意见认为，如果要动武，可能叛乱分子会把达赖喇嘛害死，然后嫁祸于人。据说中央的答复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决定放达赖喇嘛走，所以达赖逃走时实际上是经过了解放军的防线，但为了避免更为严重的后果，还是放他走了，但绝不会放过跟在他后面的叛乱分子。在阿旺僧格送达赖喇嘛到了哲蚌寺，折返再来带走其他官员过河的时候，解放军就将他击毙了。B27
两种主动换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主动参加叛乱的阿旺僧格被击毙，主动选择回内地的土丹旺布目前仍健在，在拉萨安度晚年。被裹挟的洛桑多吉命运也是跌宕起伏。据胡坦回忆：“洛桑多吉虽然是被裹挟的，但被释放后已经不能恢复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西藏政府也不敢给他安排工作，他就只能到拉萨的一家蜡烛合作社赶大车。洛桑多吉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他对藏族的典籍、民间文学都非常了解，能说会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聘用他，参与翻译了一大批藏文文献，也是在这段时间，他接触到了汉地的相声，还自己编写了一些用藏语说的相声作品。B28”
叛乱平息后的各项工作是非常繁重的，会藏语的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仍然发挥着他们重要的作用。胡坦回忆道：“叛乱平息后，要去接管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这几个据点，但当时解放军里懂藏语的人很少，从内地找人也来不及，我们这些藏语班的师生就随解放军一起去充当翻译”，甚至保护、清点各据点里的文物。 B29胡坦被派到大昭寺，和他一起的还有强俄巴·多吉欧珠。陆莲蒂和边振勋分到了布达拉宫。刘仁培则到罗布林卡去了。
胡坦在大昭寺工作的一个多月，“把大昭寺里的古籍、文献、公务文书以及其他所有有文字的材料都登记造册，做了大致的分类，然后全部上交给军管会，由于时间非常仓促，没有来得及仔细阅读或者研究这些文献”，他说，“这些以后会是非常有用的材料，只想尽快把它们保护起来”B30。
陸莲蒂说：“当拉萨市区内结束了平叛斗争，进入军事管制时期后，我们由战斗队转入工作队，我参加了叛乱据点布达拉宫的清扫工作和宣传活动，并将大量的汉文标语译成藏文。”[1]151“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布达拉宫的路不如现在这么好走，碰巧中国登山队在那里集训，登山队就负责迅速登上布达拉宫，大家各尽所能，互相配合。”B31 刘仁培跟着当时西藏文教处的处长陆一涵一起去接收罗布林卡。后来“又和另外三位藏族同志被调到布达拉宫整理文件档案，我们将文件进行了大致的归类，开的箱子里面发现有黄金、鸦片之类的，还发现了一个八思巴文的印B32”。
接管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这几个据点在当时来说是蛮冒风险的。因为仍有不甘失败的叛匪躲在这几个据点内，时不时地放暗枪。胡坦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大昭寺里上楼的时候，我刚伸出个头，只听“嘣”的一声，一颗子弹从我头顶上飞过去，当时在拉萨这些放暗枪、纵火的情况不少，我也不觉得害怕。B33
这些至今听来仍觉得令人后怕的事情，在当事人来说当时并不觉得可怕，显然他们经过一番历练，是非分明，已然能够从容应对这一紧张的战斗生活了。
叛乱平息后，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对大量的俘虏进行甄别。此时，胡坦被调到社会部，陆莲蒂、刘仁培被派到军区，参加审讯俘虏的翻译工作。胡坦回忆道：
局势稳定下来后，有一大批俘虏需要甄别，于是就让他们写交代材料（藏文）说明情况，有的人写得多，有的人写得很少。我被调到社会部待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社会部当时设在车仁康萨。我把这些交代材料逐一翻译成汉文，遇上有看不懂的字再把人叫来当面询问，然后把翻译好的材料交给工作人员，再由他们进行甄别工作。据我所知俘虏中属于被裹挟的基本都被释放了。B34
平叛基本结束后，刘仁培被派到军区法院去做翻译，协助审判叛匪。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叫擦绒的老人，大概六七十岁了，非常顽固，我们问了半个小时的话，他没有开口说一句。完成军区法院的工作后，我被分到了山南的俘虏管理大队工作，在那儿待了四五个月，甄别那些被抓到的俘虏。如果是当地的人就留下，是康巴、青海的就都送去拉萨，由拉萨接管处理。这些人其实大部分都很老实的，基本上都是被裹挟的，就给路费让他们回去。”B35
显然，被裹挟的俘虏基本都被释放了，而且给了路费让他们回家。
四、参加民主改革及后续工作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迟早一定要实行的”[4]，不改革，西藏就不能进步和发展。西藏民主改革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解放百万农奴;变农奴主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劳动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废除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新西藏。改革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5]《十七条协议》在肯定西藏必须进行改革的前提下，同时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中央认为实行民主改革虽然是西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西藏这一特殊地区，需要根据上层人士的觉悟程度和人民的觉醒程度来确定改革的日程表。[3]147-148
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全面武装叛乱，这是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维护旧的制度，反对将要进行的民主改革，图谋实现“西藏独立”的重大分裂活动。为了巩固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实现西藏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彻底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率领驻藏和进藏部队与工作人员，在包括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在内的西藏人民的支持与参与下，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彻底平息了叛乱，为民主改革的进行铺平了道路，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3]164
中央民族学院1954级藏语班的学生经过一年大风大浪中的实习，几乎人人都成长为“多面手”，给相关单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学生因此就地分配留在了拉萨。张兰留在拉萨二小，刘仁培、翟连级被安排到《西藏日报》报社工作，边振勋也留在了拉萨，毕玉龙甚至在那曲工作。B36刘仁培到《西藏日报》报社后，就一直在翻译组工作。他回忆道：
我们自己翻译，然后拿给洛桑赤列审稿，他是青海循化人，很有学问。需要翻译的藏文基本都是草书，我以前在学校也没学过草书，慢慢看就都能看懂了。洛桑赤列后来调走了，就由我负责审稿，遇到有拿不准的词汇，就找藏族来商议。我在工作中遇到最困难的任务是翻译《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大概有四五万字。上面的要求是连标点符号都不能错，非常困难。我们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审了三遍。
我也和格西曲札（蒙古族）共事过。格西曲札很博学，编过《格西曲札藏文辞典》。我向他请教过很多问题，比如，我问他为什么报纸叫“Tshags-par”（音“嚓巴”），他解释说印刷报纸的声音听起来是“嚓嚓巴巴”。报社还请了位很有学问的人来，书法很好，叫仲益南杰（drung-yig rnam-rgyal），“西藏日報”几个字的藏文就是他写的，也跟我们一起审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外来语，在翻译的时候总是避免直接拿来使用，而是尽力把它们民族化后再使用。
毛泽东同志早在1955年《西藏日报》筹备之初就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办报，首先应办少数民族文字的报”，然而到现在用藏文写报道的报纸都还是很少。当时《西藏日报》藏文版的主要读者其实是统战人士。我去了报社以后，藏文版每天固定出四版的内容。统战人士们看了报纸经常会提出一些意见，有次我们自己发现了文章里有错别字，还没等统战人士看报，就立即把报纸收回来了。B37
已经回北京的陆莲蒂时隔半年，即1959年底第二次进藏，参加轰轰烈烈的西藏民主改革：
抵藏后，得知西藏在“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下，民主改革已在全区大部分地方深入开展，唯有藏东地区刚刚开始。我和中央民族学院的王辅仁老师接受任务，去藏东波密地区曲宗乡曲宗大队参加民主改革。出发时，西藏工委发给我们每人一支手枪和一梭子弹。
工作队的驻地在曲宗寺，该寺建在川藏公路线上的制高点。寺内有层层院落和殿堂，寺庙周围是一片丘陵，梧桐树遍布山冈，自然环境幽美，藏民居住分散。我们工作队人员少、任务重，男同志每日骑马到远处的谿卡工作，早出晚归;女同志一般不远行，每人负责曲宗寺周围的一个谿卡。[1]151-155 由于西藏地区情况特殊，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民主改革中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内地民主改革时的特殊政策，保证了民主改革的顺利实现。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地区问题的又一成功案例，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理论与西藏实际相结合的光辉篇章。民主改革的完成使西藏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现了社会发展的飞跃，彻底埋葬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而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民主改革为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幸福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重大的历史意义。在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中央民族学院1954级藏语班的学生及带队老师们也给他们的人生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值得我们铭记。
注释：
①对张兰女士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9日，地点：张兰、边振勋北京的家。
②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③由于各種原因，进藏实习的只有16人。峡东是当时进藏乘车的起点，峡东车战是转运站。
④1956年起，四川藏区接连发生叛乱，至1958年春，甘肃、青海藏族地区也发生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依靠当地群众，积极平息这些地区的叛乱。叛乱武装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后，纷纷流窜到西藏拉萨地区，人数达5000余人。在“四水六岗”的指挥下，这些叛乱分子在1958年5、6月相继离开拉萨，向当雄、黑河、日喀则等地区流窜，胁迫群众参叛。西藏的局部叛乱迅速扩大。参见朱晓明、张云、周源、王小彬主编《西藏通史·当代卷（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167-173页。
⑤以上内容摘自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19年3月27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又做了补充访谈。
⑥据2019年3月27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对胡坦先生的访谈。
⑦对张兰女士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9日，地点：张兰、边振勋北京的家。
⑧对边振勋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9日，地点：张兰、边振勋北京的家。
⑨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⑩以上内容摘自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11以上内容摘自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B12西藏调查组的情况根据姚兆麟研究员提供的有关材料缩写而成，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第116页。
B13参见姚兆麟《西藏社会研究考述——兼论李有义教授在西藏社会考察史上的开拓者地位》，见格勒、张江华《李有义与藏学研究》，第624页;姚兆麟《雪域甘苦话当年》，见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364页。
B1411月，刘忠、姚兆麟、车如龙、陆莲蒂、韦镭等5位同志前往拉孜宗托林、吉如两庄园进行调查。后由刘忠整理出调查报告《托吉谿卡调查材料》。见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第1-105页。
B15张兰、陆莲蒂是中央民族学院1954级藏语班的学生，车如龙是中央民族学院1952级藏语班的学生，参加社会调研时是在读研究生。
B16陆莲蒂《我的雪域情》，载揣振宇主编《伟大的起点——新中国民族大调查纪念文集》，第149-150页。调查成果可参见陆莲蒂《江孜手工纺织业调查材料》，见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第126-142页。
B17即牧区调查组，郭冠忠和吴从众任副组长。参见郭冠忠《五十年代参加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的体会》，见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397页;吴从众《民族调查的片段与收获》，见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409页。
B18后由小组成员整理出资料《那曲宗罗马让学部落调查报告》，见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三），第21-52页。
B19以上内容摘自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B20同上
B21以下内容摘自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22胡坦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在往布达拉宫（当时叛乱分子的主要据点之一）发射炮弹时，没有打中间的主要建筑，只打两边，主要是起威慑作用。”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23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B24这批藏族老师最初到中央民族学院来是学员的身份，到预科班学习。后来，为了加强藏语文教学力量，从中选择了一些藏文较好的学员作为教师，比如洛桑多吉、土丹旺布、阿旺顿珠、阿旺僧格等。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25胡坦在清点大昭寺里的文物时，发现了阿旺顿珠参与叛乱的信件、手记等。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26据胡坦回忆，关于阿旺僧格，达赖喇嘛自传中也提到过。我们发现其自传中确实提到了一个人——洛桑益西，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不过，名字和身份都不同。我们遂再次向他确认。他告诉我们，其实阿旺僧格和洛桑益西是同一个人，前者是法名，后者是俗名。他在中央民族学院时用的是阿旺僧格，回拉萨后用洛桑益西。而且当时是以学员的身份来中央民族学院的，后来因为他是孜仲，才当老师的。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19年3月27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做了补充访谈。
B27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28同上。
B29同上。
B30同上。
B31同上。
B32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B33对胡坦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8年12月26日;地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B34同上。
B35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B36他们中除了刘仁培因身体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初调回上海外，都在西藏工作，直至退休。
B37对刘仁培先生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月24日;地点：刘仁培上海的家。
参考文献：
[1]陆莲蒂.我的雪域情[A]//揣振宇.伟大的起点——新中国民族大调查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0-114.
[3]朱晓明，张云，周源，王小彬.西藏通史·当代卷（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
[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西藏的民主改革[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59.
[5]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N].人民日报，1951-05-27.
收稿日期：2019-02-20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