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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浪潮与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的努力密不可分，而由伦敦会派遣并于1807年抵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无疑是此中先驱。作为马礼逊的后继者之一，同样来自于英国的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于1847年抵达上海，此后长年投身于翻译、著述与出版事业。借助他在1867年出版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一书，以及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的该书的中译本（赵康英译），广大中外读者可以了解到十九世纪初到1867年之间抵华的三百余位新教传教士的生平与著述概况。虽然二十世纪以来学界有关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的研究层见叠出，引述该书者亦不胜枚举，但是该书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即书中记录的逾二百四十位传教士及其家属的汉语姓名，却鲜受关注。
事实上，正如传教士所采取的其他本土化措施（说中国语、穿中国服饰等），他们的汉语姓名也是其融入中国本土社会的一个重要媒介。例如，“马礼逊”这个名字就巧妙地兼具了音译与体现中国文化内涵的特点：它总体上是其英文姓“Morrison”的音译，但采用了常见姓氏“马”，并挑选了表达知礼和谦逊的“礼”和“逊”字。这与马礼逊本人对汉字的深入钻研不无关联，他曾在1815到1822年间出版过一部三卷本汉英和英汉字典。类似于马礼逊的例子，在对中国文化较有了解的传教士中间并不罕见。1833抵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曾在1848年出版汉学巨著《中国总论》，较为全面地向西方世界概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状。他的汉语姓名中，“卫”是常见姓氏，同时也是原姓“Williams”的省略音译；而“三畏”既是其原首名“Samuel”和中间名“Wells”的省略音译，也是源于《论语》中孔子所说“君子有三畏”的典故。以此观之，“卫”似也可以理解为春秋时期的孔子周游过，并终因卫灵公好色甚于好德而失望离开的卫国。又如，1839年抵华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其汉名中的“合”既是姓，也有不违背的意思，与“信”连用，则有守信之意。1844年抵华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四美（George Smith），其汉名既是“Smith”的音译，也是汉文化中常见的“四美”典故，如《滕王阁序》中就有“四美具，二难并”之语。只不过“四美”的具体所指存在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即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其取名时的具体考虑已难知晓。从这些例子中，也可以看出传教士的汉语姓名有些仅与其原姓有关，而有些则与原姓和名皆有关。
不少传教士的汉语姓名即使不涉及汉语典故，用字也颇有讲究。上述的“马礼逊”与“合信”便是明证。在此不妨再略举数例。1830年抵华的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其汉名中的“裨”有补益之意，而“治文”则有钻研文辞或文化之意。1842抵华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 Lowrie），其汉名中的“娄”既是常见姓，也是原姓的前半部分音译；而“理华”则既是其原姓的后半部分音译和原首名的省略音译，也有理解中国或中国人之意。1848年抵华的美北浸礼会传教士高德（Josiah Goddard），其汉名中的“高”即是姓，但与“德”结合，则有高尚的美德之意。1858年抵华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顾惠廉（William H. Collins），其汉名中“顾”是原姓的省略音译，但也有反省的意思；而“惠”與“廉”则有宽厚与正直之意。前面提到的《名录》的作者伟烈亚力，其汉名中的“亚力”是其原名的省略音译，而“伟烈”则既是原姓的音译，也是褒义而有气势的汉语词汇。至于1856年抵华的中国传道会传教士祝恩赐（John Jones），其汉名含义则颇为明了，惟须注意其立意乃在基督教，而非基于中国文化。与之类似的是1841年抵华的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士波乃耶（Dyer Ball）和1845年抵华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耶伦（William Jarrom）。“波乃耶”中的“波”可视作一个不太常见的姓，但与“乃耶”组合，则有播散你的耶稣基督信仰的意思；而“耶伦”中的“耶”既可视作姓，也与“伦”（道理、义理）字一起，表示耶稣道理之意。
有趣的是，一些传教士的汉语姓名中的姓或名是明显源于纯粹音译，从而使整个汉语姓名在形式上就呈现“中外合璧”的景象。例如1843年抵华的美北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 Macgowan）和1844年抵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二者汉语姓名中的“玛”和“哈巴”并非汉姓，但“高温”（高尚与温和）和“安德”（巩固德行）都可以与中国文化产生联系。又如1852年抵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和1853年抵华的英国圣公会包约翰（John S. Burdon），二者汉语姓名中的“湛”与“包”虽是姓，但“约翰”作为名则与中国文化无关。此外，也有少数传教士的汉语姓名是完全音译的，如1843年抵华的伦敦会传教士施敦力亚力山大（Alexander Stronach）和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兄弟，以及1848年抵华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赞算约翰（John Johnson）。这类汉语姓名不过仅仅是使用了汉字而已。
伟烈亚力在其《名录》中尚记录了一些传教士的汉语笔名，颇值玩味。它们共有十余个，且绝大多数都有伟烈亚力的英文释名，可供对读。现胪列如下：
1813年抵华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自署“博爱者”；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Catholic Lover”，既有博爱者之意，也可理解为天主教热爱者。
前面提到的裨治文，曾自署“乐善者”；伟烈亚力释之为“One who delights in excellence”，释义近似。
1831年抵华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ützlaff），曾自署“爱汉者”和“善德者”（或“善德”）；伟烈亚力分别释之为“Lover of the Chinese”和“Admirer of Virtue”，释义相同。 1833年抵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Ira Tracy”（伟烈亚力未记其汉名，但有学者谓其名为“帝礼士”）曾自署“仁爱者”；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benevolent”，释义相同。
1837年抵华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 Roberts），曾自署“孝”；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filial”，释义相同。
1838年抵华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怜（William Dean），曾自署“为仁者”，其中“为仁”又为“William”之音译；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benevolent worker”，释义相同。怜的妻子“Theodosia A. Barker”（伟烈亚力未记其汉名），曾自署“为仁女士”或“为仁之女”；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female benevolent worker”，释义相同。
1840年抵华的美国圣公会主教文（William J. Boone），曾自署“崇教者”；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Bishop”，意为主教，虽释义与汉名有异，但符合其实际身份。
1843年抵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曾自署“尚德者”；伟烈亚力释之为“One who esteems virtue”，释义相同。
前面提到的施敦力约翰，曾自署“夙梦觉”；伟烈亚力未提供释义，但思之当为素来之梦想得以明了之意。
前面提到的哈巴安德，其妻“Catherine E. S. Ball”曾自署“愛孩提女史”；伟烈亚力释之为“Child-loving authoress”，释义近似。
从时间上看，伟烈亚力所记载的使用笔名的传教士皆于1840年代早期（鸦片战争前后）以前抵华，属于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中的早期先驱。类似于中国人的字或号，笔名也是他们汉名的延伸或补充，用以展示其个人的德行追求、信仰、身份和情趣。笔名中相对较常出现的汉字是“德”与“善”，显然也是为了与中国文化中广受认同的价值观相契合。在这方面，郭实腊的“爱汉者”之名则直白无遗，虽隐含着自己的“非汉”身份，但“爱汉”这样的意愿则很容易拉近其与周围中国人之间的心理距离。郭实腊也在意中国人对他自己的称呼。在其于1831年初到中国沿海并北上航行的过程中，他就记录了山东沿海居民称自己为“Se-yang-tsze”（自注：“child of the western ocean”，当即“西洋子”三字）或“a foreign-born Chinese”（即出生在外国的中国人），并指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关心他的出生地在哪。
事实上，正如传教士所采取的其他本土化措施（说中国语、穿中国服饰等），他们的汉语姓名也是其融入中国本土社会的一个重要媒介。例如，“马礼逊”这个名字就巧妙地兼具了音译与体现中国文化内涵的特点：它总体上是其英文姓“Morrison”的音译，但采用了常见姓氏“马”，并挑选了表达知礼和谦逊的“礼”和“逊”字。这与马礼逊本人对汉字的深入钻研不无关联，他曾在1815到1822年间出版过一部三卷本汉英和英汉字典。类似于马礼逊的例子，在对中国文化较有了解的传教士中间并不罕见。1833抵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曾在1848年出版汉学巨著《中国总论》，较为全面地向西方世界概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状。他的汉语姓名中，“卫”是常见姓氏，同时也是原姓“Williams”的省略音译；而“三畏”既是其原首名“Samuel”和中间名“Wells”的省略音译，也是源于《论语》中孔子所说“君子有三畏”的典故。以此观之，“卫”似也可以理解为春秋时期的孔子周游过，并终因卫灵公好色甚于好德而失望离开的卫国。又如，1839年抵华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其汉名中的“合”既是姓，也有不违背的意思，与“信”连用，则有守信之意。1844年抵华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四美（George Smith），其汉名既是“Smith”的音译，也是汉文化中常见的“四美”典故，如《滕王阁序》中就有“四美具，二难并”之语。只不过“四美”的具体所指存在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即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其取名时的具体考虑已难知晓。从这些例子中，也可以看出传教士的汉语姓名有些仅与其原姓有关，而有些则与原姓和名皆有关。
不少传教士的汉语姓名即使不涉及汉语典故，用字也颇有讲究。上述的“马礼逊”与“合信”便是明证。在此不妨再略举数例。1830年抵华的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其汉名中的“裨”有补益之意，而“治文”则有钻研文辞或文化之意。1842抵华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 Lowrie），其汉名中的“娄”既是常见姓，也是原姓的前半部分音译；而“理华”则既是其原姓的后半部分音译和原首名的省略音译，也有理解中国或中国人之意。1848年抵华的美北浸礼会传教士高德（Josiah Goddard），其汉名中的“高”即是姓，但与“德”结合，则有高尚的美德之意。1858年抵华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顾惠廉（William H. Collins），其汉名中“顾”是原姓的省略音译，但也有反省的意思；而“惠”與“廉”则有宽厚与正直之意。前面提到的《名录》的作者伟烈亚力，其汉名中的“亚力”是其原名的省略音译，而“伟烈”则既是原姓的音译，也是褒义而有气势的汉语词汇。至于1856年抵华的中国传道会传教士祝恩赐（John Jones），其汉名含义则颇为明了，惟须注意其立意乃在基督教，而非基于中国文化。与之类似的是1841年抵华的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士波乃耶（Dyer Ball）和1845年抵华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耶伦（William Jarrom）。“波乃耶”中的“波”可视作一个不太常见的姓，但与“乃耶”组合，则有播散你的耶稣基督信仰的意思；而“耶伦”中的“耶”既可视作姓，也与“伦”（道理、义理）字一起，表示耶稣道理之意。
有趣的是，一些传教士的汉语姓名中的姓或名是明显源于纯粹音译，从而使整个汉语姓名在形式上就呈现“中外合璧”的景象。例如1843年抵华的美北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 Macgowan）和1844年抵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二者汉语姓名中的“玛”和“哈巴”并非汉姓，但“高温”（高尚与温和）和“安德”（巩固德行）都可以与中国文化产生联系。又如1852年抵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和1853年抵华的英国圣公会包约翰（John S. Burdon），二者汉语姓名中的“湛”与“包”虽是姓，但“约翰”作为名则与中国文化无关。此外，也有少数传教士的汉语姓名是完全音译的，如1843年抵华的伦敦会传教士施敦力亚力山大（Alexander Stronach）和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兄弟，以及1848年抵华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赞算约翰（John Johnson）。这类汉语姓名不过仅仅是使用了汉字而已。
伟烈亚力在其《名录》中尚记录了一些传教士的汉语笔名，颇值玩味。它们共有十余个，且绝大多数都有伟烈亚力的英文释名，可供对读。现胪列如下：
1813年抵华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自署“博爱者”；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Catholic Lover”，既有博爱者之意，也可理解为天主教热爱者。
前面提到的裨治文，曾自署“乐善者”；伟烈亚力释之为“One who delights in excellence”，释义近似。
1831年抵华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ützlaff），曾自署“爱汉者”和“善德者”（或“善德”）；伟烈亚力分别释之为“Lover of the Chinese”和“Admirer of Virtue”，释义相同。 1833年抵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Ira Tracy”（伟烈亚力未记其汉名，但有学者谓其名为“帝礼士”）曾自署“仁爱者”；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benevolent”，释义相同。
1837年抵华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 Roberts），曾自署“孝”；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filial”，释义相同。
1838年抵华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怜（William Dean），曾自署“为仁者”，其中“为仁”又为“William”之音译；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benevolent worker”，释义相同。怜的妻子“Theodosia A. Barker”（伟烈亚力未记其汉名），曾自署“为仁女士”或“为仁之女”；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female benevolent worker”，释义相同。
1840年抵华的美国圣公会主教文（William J. Boone），曾自署“崇教者”；伟烈亚力释之为“The Bishop”，意为主教，虽释义与汉名有异，但符合其实际身份。
1843年抵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曾自署“尚德者”；伟烈亚力释之为“One who esteems virtue”，释义相同。
前面提到的施敦力约翰，曾自署“夙梦觉”；伟烈亚力未提供释义，但思之当为素来之梦想得以明了之意。
前面提到的哈巴安德，其妻“Catherine E. S. Ball”曾自署“愛孩提女史”；伟烈亚力释之为“Child-loving authoress”，释义近似。
从时间上看，伟烈亚力所记载的使用笔名的传教士皆于1840年代早期（鸦片战争前后）以前抵华，属于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中的早期先驱。类似于中国人的字或号，笔名也是他们汉名的延伸或补充，用以展示其个人的德行追求、信仰、身份和情趣。笔名中相对较常出现的汉字是“德”与“善”，显然也是为了与中国文化中广受认同的价值观相契合。在这方面，郭实腊的“爱汉者”之名则直白无遗，虽隐含着自己的“非汉”身份，但“爱汉”这样的意愿则很容易拉近其与周围中国人之间的心理距离。郭实腊也在意中国人对他自己的称呼。在其于1831年初到中国沿海并北上航行的过程中，他就记录了山东沿海居民称自己为“Se-yang-tsze”（自注：“child of the western ocean”，当即“西洋子”三字）或“a foreign-born Chinese”（即出生在外国的中国人），并指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关心他的出生地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