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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彬回忆：“盟军花了半年时间才抓到这两个人，是从日本投降后回国人员签到名单中发现，最后在日本中部的琦玉县抓到的。这两个人是同乡，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在路边摆地摊。两个战犯就这样被抓到，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9月7日，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全程见证者高文彬去世。1946年至1948年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他作为中方代表中的一员，主要工作是搜集相关证据，见证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
溥仪创造了单人作证的纪录
高文彬，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41年，他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上学要经过一个日本兵营。为了表示对日寇的憎恨，我宁可每次上课绕路走。”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高文彬刚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1946年1月，由美、中、英、苏、法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中国政府任命梅汝璈为中国法官，向哲浚为中国检察官。高文彬被其老师刘世芳推荐给了向哲浚。就这样，高文彬成为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中的一员。
1946年5至9月，高文彬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翻译工作结束后，他因表现出色，被向哲浚留下任秘书之职。担任中国检察官秘书时，高文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核对庭审记录，并负责国际检察局和中国检察组的联络和往来文件处理等。
1946年5月3日，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讯开始。东京审判的审讯共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日本如何开始侵略中国，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以总的方式对日本战犯提起公诉;另一部分是对每个战犯的具体罪行提起公诉。
据高文彬回忆：“我们控诉的主要对象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还有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主要罪行是东北事件和华北事件，松井石根、武藤章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这些人是在我们国家犯罪的，主要是由我国的检察官向他们提起公诉，最后由法官对他们进行审判。”
1946年8月16日，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成为东京审判中最轰动的一幕，也给高文彬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揭露了日本怎样操纵利用他这个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分裂中国和侵华的事实。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
揪出“百人斩”元凶
东京审判是对外开放的，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重要部分，旁听者特别多。高文彬回忆，起初很多日本人是抱着怀疑态度来听的，闻听南京大屠杀真相时，他们都非常震惊。
根据东京审判适用的英美法程序，对于任何疑犯均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必须由检察方提出充分证据，由法官认定后才能定罪量刑。由于日本销毁了大量证据，而国民政府当局前期准备工作不足，未能系統搜集证据和证人，此时这一重任就落在了中国检察组肩上。
一天，高文彬偶然间在国际检察处的图书馆内发现了一份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张照片，里面是两个日本下级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举行杀人比赛，一个杀了106人，另一个杀了105人。他马上到检察处的资料室将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自己留底，另两份交到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
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高文彬回忆：“盟军花了半年时间才抓到这两个人，是从日本投降后回国人员签到名单中发现，最后在日本中部的琦玉县抓到的。这两个人是同乡，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在路边摆地摊。两个战犯就这样被抓到，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47年，两人被押到南京军事法庭受审。尽管他们对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赖，但在确凿的证据前，他们最终被判死刑。1948年，二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如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还悬挂着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为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提供的重要证据。
然而，还是有部分战犯逃脱了法律惩处。高文彬揭露了一些漏网战犯“偷梁换柱”的黑幕。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晚，有以死效忠天皇的人在皇宫前跪拜，写上自己的名字后剖腹自杀。然而这些自杀者的名字竟然在半夜被换上理应被判刑战犯的名字，造成其已自杀的假象，并在第二天报纸上公布。过段时日，这些人换一个假名出来了，在一些伪装成商会的日本特务机构供职，充分说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不死。
审判为何长达两年多，开庭多达818次？
东京审判是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国际审判。当被问及审判为何长达两年多，开庭多达818次？高文彬解释说：“一是案情太复杂，牵涉面太广。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开始，到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直至1945年无条件投降。由松花江一直到南太平洋群岛，涉及的国家众多，搜集的证据繁杂;二是语言障碍。通常需要用英语和日语进行翻译，很费时;三是因为东京审判法庭审案采用的是英美法系无罪推断的对质制度，被告律师利用这种审讯制度不断纠缠，企图为被告开脱罪责，以致审判进行两年多才结束。”
1979年，高文彬到上海海运学院（现为上海海事大学）远洋系任国际法学教师。“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是高文彬常说的一句话。他叮嘱学生，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出力;叮嘱在国外的孩子，“不能做任何有损祖国的事，如违反这一条，我就与你们断绝关系”。
多年来，我国各项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高文彬都尽量出席。生病前，他还一直参与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的整理工作。2016年，94岁的高文彬尽管步履蹒跚，仍坚持参加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他还提出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的愿望。
（《新民晚报》等）
9月7日，中国最后一位东京审判全程见证者高文彬去世。1946年至1948年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他作为中方代表中的一员，主要工作是搜集相关证据，见证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
溥仪创造了单人作证的纪录
高文彬，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41年，他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上学要经过一个日本兵营。为了表示对日寇的憎恨，我宁可每次上课绕路走。”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高文彬刚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1946年1月，由美、中、英、苏、法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中国政府任命梅汝璈为中国法官，向哲浚为中国检察官。高文彬被其老师刘世芳推荐给了向哲浚。就这样，高文彬成为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中的一员。
1946年5至9月，高文彬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翻译工作结束后，他因表现出色，被向哲浚留下任秘书之职。担任中国检察官秘书时，高文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核对庭审记录，并负责国际检察局和中国检察组的联络和往来文件处理等。
1946年5月3日，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讯开始。东京审判的审讯共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日本如何开始侵略中国，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以总的方式对日本战犯提起公诉;另一部分是对每个战犯的具体罪行提起公诉。
据高文彬回忆：“我们控诉的主要对象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还有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主要罪行是东北事件和华北事件，松井石根、武藤章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这些人是在我们国家犯罪的，主要是由我国的检察官向他们提起公诉，最后由法官对他们进行审判。”
1946年8月16日，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成为东京审判中最轰动的一幕，也给高文彬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揭露了日本怎样操纵利用他这个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分裂中国和侵华的事实。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
揪出“百人斩”元凶
东京审判是对外开放的，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重要部分，旁听者特别多。高文彬回忆，起初很多日本人是抱着怀疑态度来听的，闻听南京大屠杀真相时，他们都非常震惊。
根据东京审判适用的英美法程序，对于任何疑犯均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必须由检察方提出充分证据，由法官认定后才能定罪量刑。由于日本销毁了大量证据，而国民政府当局前期准备工作不足，未能系統搜集证据和证人，此时这一重任就落在了中国检察组肩上。
一天，高文彬偶然间在国际检察处的图书馆内发现了一份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张照片，里面是两个日本下级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举行杀人比赛，一个杀了106人，另一个杀了105人。他马上到检察处的资料室将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自己留底，另两份交到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
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高文彬回忆：“盟军花了半年时间才抓到这两个人，是从日本投降后回国人员签到名单中发现，最后在日本中部的琦玉县抓到的。这两个人是同乡，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在路边摆地摊。两个战犯就这样被抓到，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47年，两人被押到南京军事法庭受审。尽管他们对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赖，但在确凿的证据前，他们最终被判死刑。1948年，二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如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还悬挂着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为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提供的重要证据。
然而，还是有部分战犯逃脱了法律惩处。高文彬揭露了一些漏网战犯“偷梁换柱”的黑幕。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晚，有以死效忠天皇的人在皇宫前跪拜，写上自己的名字后剖腹自杀。然而这些自杀者的名字竟然在半夜被换上理应被判刑战犯的名字，造成其已自杀的假象，并在第二天报纸上公布。过段时日，这些人换一个假名出来了，在一些伪装成商会的日本特务机构供职，充分说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不死。
审判为何长达两年多，开庭多达818次？
东京审判是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国际审判。当被问及审判为何长达两年多，开庭多达818次？高文彬解释说：“一是案情太复杂，牵涉面太广。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开始，到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直至1945年无条件投降。由松花江一直到南太平洋群岛，涉及的国家众多，搜集的证据繁杂;二是语言障碍。通常需要用英语和日语进行翻译，很费时;三是因为东京审判法庭审案采用的是英美法系无罪推断的对质制度，被告律师利用这种审讯制度不断纠缠，企图为被告开脱罪责，以致审判进行两年多才结束。”
1979年，高文彬到上海海运学院（现为上海海事大学）远洋系任国际法学教师。“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是高文彬常说的一句话。他叮嘱学生，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出力;叮嘱在国外的孩子，“不能做任何有损祖国的事，如违反这一条，我就与你们断绝关系”。
多年来，我国各项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高文彬都尽量出席。生病前，他还一直参与东京审判相关史料的整理工作。2016年，94岁的高文彬尽管步履蹒跚，仍坚持参加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他还提出建立“东京审判纪念馆”的愿望。
（《新民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