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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校体育》：“教体结合”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您是如何理解其内涵的？
杨铁黎：20世纪90年代末，高水平运动队、业余体校的队员等由于文化课成绩不能达到高考分数线，导致不能上大学；或由于运动成绩难以进一步提高未进入国家队，或未进入其他更高一层次的队伍中；或者进入国家队但退役之后由于个人生存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储备不足，导致在社会上难以立足，甚至出现生活困难，如艾冬梅等。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育与体育相脱离。事实上，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在1955年在北京、天津、上海试点成立青少年业余体校之后，成立了以体委系统为主的体育运动学校，一些爱好体育的青少年或者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到体委系统上学，这些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虽然有对教育及课程的要求，强调全面发展，但实际还是注重运动训练，以运动训练为主，导致了运动员缺乏生存技能。此后的一段时期也就出现了教育和体育相脱离的现象。
直到1985年“掖县会议”之后，高等院校开始降低分数线，让在训运动员或退役运动员、业余体校的运动员等进入高校。实际上，让高水平运动员进入高校学习，不仅能够习得文化知识，也能为未来走向社会积累生存技能；同时不但能为高校取得比赛成绩，还能推动学校体育群体工作的开展。在他们毕业离开学校时，即使不能获得更好的运动成绩而难以进入国家队或者职业运动领域，仍然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教体结合”在此背景下被提出。但是，现在看来表述为“体育回归教育”更为准确，这也正如一些专家所说，教育缺乏体育，不是完整的教育；体育中没有教育，就不能称之为体育。体育应是育人的一个重要手段及部分，没有体育或不重视体育的学校，其校长不算是一名好校长，那么，学生的教育也不是完整的教育。而如果体育中不包含教育，仅是完全生物学意义上的训练，即使学生能获得较高的成绩，这些学生也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体育就是身体的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竞技体育也应该是一种教育。作为竞技体育的最高舞台的奥运会，在皮埃尔·德·顾拜旦创办之初，其理念就是将教育作为竞技体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以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运动培养完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而将竞技体育运动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及方式培养人，也使得皮埃尔·德顾拜旦认识到了体育对人的培养的价值和重要性，认识到了体育具有其他学科教育所不具备的功能，如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竞争意识等非智力能力。
《中国学校体育》：“教体结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面临着哪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杨铁黎：“教体结合”的发展过程大概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运动员学生为主的发展阶段。在该阶段中，高校引入专业队的退役运动员、运动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进不到国家队的运动员等，这部分运动员发展空间和潜力不大，被称为“运动员学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学习方面，运动员文化课水平较差，无法跟上教师的教学进度，还要外出参加比赛，学训矛盾突出，并且学习上需要学校、教师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与照顾；训练方面，学校领导不够重视，场地设施不够缺乏，训练经费不足，教练带队训练取得成绩也不能在职称评定上占据优势等。第二个阶段是以学生运动员为主的发展阶段。高校在解决学生的上学问题及未来生存发展问题上具有优势，招收业余体校、具有体育运动天赋的学生等进入学校学习，并在学校进行训练和成长，这一部分运动员被称为“学生运动员”。目前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是以学生运动员为主。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学生运动员在各级赛场上获得优异的成绩，教育部、各高校对高水平运动队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场馆设施逐渐得到改善；学校对科学化训练越来越重视，注重对教练员的培养，教练员执教水平明显提升；学生的训练条件及住宿、补贴等待遇得到改善，通过训练高水平学生运动员，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学生运动员，如韩德君、谢立彬等从大学迈进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的赛场。
此外，通过多年的实践与对外交流学习，目前部分高校已经建立了解决学训矛盾的有效机制，如学习了美国NCAA的经验，包括小班进行教学、教师跟队指导、单独考试等。并且，2017年7月6日印发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高校要把高水平运动队项目纳入体育课程体系，列入教学内容，改革创新体育课教学形式，广泛开展以高水平运动队项目为主体的课外活动和学生群体性竞赛，形成以高水平运动队项目为主体的校园体育文化，建成以高水平运动队为示范引领的多层次学生群体性体育社团。《意见》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借助高水平学生运动员拉动具体运动项目的参与人数，而且减轻了高水平学生运动员的学习负担，也发挥了高水平学生运动员在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群体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学校体育》：在《关于开展学校业余体育训练，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1986-2000年）》（以下简称《规划》）实施的15年中，“教体结合”开展成效如何？对于此后一段时期的发展形成了怎样的经验和指导？
杨铁黎：1985年召开“掖县会议”，其目的是总结前一阶段学校体育工作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对学校体育培养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提出新的设想，并在会议中讨论和制订了《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任务和要求。直到今天，《规划》从定位到规划仍然体现了其先进性。《规划》制订之后，于1987年在全国确定了51所高校为首批招收高水平运动员试点校，于1988年公布了216所中学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中学”，经过15年的探索和尝试，我国学校竞技体育水平得到了快速发展，甚至对一些市场性赛事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的积极影响，如产生了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等赛事，一些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组织了专家团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总结，通过调研总结了六点成效：一是进一步明确了课余体育训练在学校体育工作的地位；二是进一步明确了课余体育训练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竞技体育人才；三是初步形成了课余体育训练的几种模式；四是课余体育训练工作有利于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整体开展；五是课余体育训练工作对校园文化建设有其特殊作用；六是探索了课余体育训练的文化建设与社会化、产业化相结合的模式，探索了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是成功的，为后续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或开展课余体育运动训练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中国学校体育》：您对下一阶段“教体结合”的发展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杨铁黎：只有进一步捋顺训练、比赛与教学、育人的关系，才能创新出一种新的“教体结合”在高校培养优秀竞技体育人才的机制。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在探索实施过程，既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高校高水平運动队的管理与训练模式，又要突出中国特色。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和优秀竞技体育人才，我国也应该建立自己的训练体制和自信，并提出建议：一是大、中、小学校相衔接的体系应该成为培养优秀竞技体育人才的主渠道；二是从以竞技体育成绩为主导，转向以培养合格的全面发展的竞技体育人才为主导；三是文化学习与训练机制、学训矛盾解决的机制更加通畅、完善，为学生运动员的训练提供更好的保障。
杨铁黎：20世纪90年代末，高水平运动队、业余体校的队员等由于文化课成绩不能达到高考分数线，导致不能上大学；或由于运动成绩难以进一步提高未进入国家队，或未进入其他更高一层次的队伍中；或者进入国家队但退役之后由于个人生存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储备不足，导致在社会上难以立足，甚至出现生活困难，如艾冬梅等。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育与体育相脱离。事实上，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在1955年在北京、天津、上海试点成立青少年业余体校之后，成立了以体委系统为主的体育运动学校，一些爱好体育的青少年或者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到体委系统上学，这些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虽然有对教育及课程的要求，强调全面发展，但实际还是注重运动训练，以运动训练为主，导致了运动员缺乏生存技能。此后的一段时期也就出现了教育和体育相脱离的现象。
直到1985年“掖县会议”之后，高等院校开始降低分数线，让在训运动员或退役运动员、业余体校的运动员等进入高校。实际上，让高水平运动员进入高校学习，不仅能够习得文化知识，也能为未来走向社会积累生存技能；同时不但能为高校取得比赛成绩，还能推动学校体育群体工作的开展。在他们毕业离开学校时，即使不能获得更好的运动成绩而难以进入国家队或者职业运动领域，仍然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教体结合”在此背景下被提出。但是，现在看来表述为“体育回归教育”更为准确，这也正如一些专家所说，教育缺乏体育，不是完整的教育；体育中没有教育，就不能称之为体育。体育应是育人的一个重要手段及部分，没有体育或不重视体育的学校，其校长不算是一名好校长，那么，学生的教育也不是完整的教育。而如果体育中不包含教育，仅是完全生物学意义上的训练，即使学生能获得较高的成绩，这些学生也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体育就是身体的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竞技体育也应该是一种教育。作为竞技体育的最高舞台的奥运会，在皮埃尔·德·顾拜旦创办之初，其理念就是将教育作为竞技体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以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运动培养完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而将竞技体育运动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及方式培养人，也使得皮埃尔·德顾拜旦认识到了体育对人的培养的价值和重要性，认识到了体育具有其他学科教育所不具备的功能，如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竞争意识等非智力能力。
《中国学校体育》：“教体结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面临着哪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杨铁黎：“教体结合”的发展过程大概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运动员学生为主的发展阶段。在该阶段中，高校引入专业队的退役运动员、运动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进不到国家队的运动员等，这部分运动员发展空间和潜力不大，被称为“运动员学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学习方面，运动员文化课水平较差，无法跟上教师的教学进度，还要外出参加比赛，学训矛盾突出，并且学习上需要学校、教师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与照顾；训练方面，学校领导不够重视，场地设施不够缺乏，训练经费不足，教练带队训练取得成绩也不能在职称评定上占据优势等。第二个阶段是以学生运动员为主的发展阶段。高校在解决学生的上学问题及未来生存发展问题上具有优势，招收业余体校、具有体育运动天赋的学生等进入学校学习，并在学校进行训练和成长，这一部分运动员被称为“学生运动员”。目前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是以学生运动员为主。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学生运动员在各级赛场上获得优异的成绩，教育部、各高校对高水平运动队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场馆设施逐渐得到改善；学校对科学化训练越来越重视，注重对教练员的培养，教练员执教水平明显提升；学生的训练条件及住宿、补贴等待遇得到改善，通过训练高水平学生运动员，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学生运动员，如韩德君、谢立彬等从大学迈进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的赛场。
此外，通过多年的实践与对外交流学习，目前部分高校已经建立了解决学训矛盾的有效机制，如学习了美国NCAA的经验，包括小班进行教学、教师跟队指导、单独考试等。并且，2017年7月6日印发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高校要把高水平运动队项目纳入体育课程体系，列入教学内容，改革创新体育课教学形式，广泛开展以高水平运动队项目为主体的课外活动和学生群体性竞赛，形成以高水平运动队项目为主体的校园体育文化，建成以高水平运动队为示范引领的多层次学生群体性体育社团。《意见》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借助高水平学生运动员拉动具体运动项目的参与人数，而且减轻了高水平学生运动员的学习负担，也发挥了高水平学生运动员在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群体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学校体育》：在《关于开展学校业余体育训练，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1986-2000年）》（以下简称《规划》）实施的15年中，“教体结合”开展成效如何？对于此后一段时期的发展形成了怎样的经验和指导？
杨铁黎：1985年召开“掖县会议”，其目的是总结前一阶段学校体育工作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对学校体育培养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提出新的设想，并在会议中讨论和制订了《规划》，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任务和要求。直到今天，《规划》从定位到规划仍然体现了其先进性。《规划》制订之后，于1987年在全国确定了51所高校为首批招收高水平运动员试点校，于1988年公布了216所中学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试点中学”，经过15年的探索和尝试，我国学校竞技体育水平得到了快速发展，甚至对一些市场性赛事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的积极影响，如产生了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等赛事，一些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组织了专家团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总结，通过调研总结了六点成效：一是进一步明确了课余体育训练在学校体育工作的地位；二是进一步明确了课余体育训练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竞技体育人才；三是初步形成了课余体育训练的几种模式；四是课余体育训练工作有利于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整体开展；五是课余体育训练工作对校园文化建设有其特殊作用；六是探索了课余体育训练的文化建设与社会化、产业化相结合的模式，探索了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是成功的，为后续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或开展课余体育运动训练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中国学校体育》：您对下一阶段“教体结合”的发展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杨铁黎：只有进一步捋顺训练、比赛与教学、育人的关系，才能创新出一种新的“教体结合”在高校培养优秀竞技体育人才的机制。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在探索实施过程，既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高校高水平運动队的管理与训练模式，又要突出中国特色。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和优秀竞技体育人才，我国也应该建立自己的训练体制和自信，并提出建议：一是大、中、小学校相衔接的体系应该成为培养优秀竞技体育人才的主渠道；二是从以竞技体育成绩为主导，转向以培养合格的全面发展的竞技体育人才为主导；三是文化学习与训练机制、学训矛盾解决的机制更加通畅、完善，为学生运动员的训练提供更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