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新华所著的《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制度分析》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深度思考了我国三十年以来出版制度的变迁，对出版社的组织结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微观分析，系统概括了中国出版业政府规制的意识形态根源以及规制的方式和内容，鲜明地提出建立独立、公正、高效的规制机构和克服行政性规制限制等主张。该书对于我国出版产业改革的理论建设、路线筹划还是实务操作，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出版体制；转型期；制度分析；政府规制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变革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中国的出版体制也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生机。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出版业又面临着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在国际出版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发展、壮大成为出版行业新的发展目标。适应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深化出版体制的改革成为出版人迫在眉睫的任务。自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始到2010年12月30日，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企工作如期完成。我国的出版业已基本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毋庸置疑，中国出版业的体制变革已经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但这一阶段并非是我国出版业改革的完成，而仅仅是改革的开始。这意味着在接下来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出版业还面临着改革中的许多细化问题，以及改革所衍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值此之际，张新华的专著《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制度分析》（以下简称《制度分析》）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问世，可谓是应时当令，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出版产业、出版体制的研究不可谓不繁荣，但由于理论视野的局限，其分析角度与论述深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欠缺。《制度分析》的最大特点，正是擅于借鉴、吸收、驾驭经济学、管理学的前沿理论，对复杂多变的中国出版现状进行跨学科的透视与思考。作者娴熟地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政府规制和现代出版等多种理论工具，对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制度进行了系统、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新见迭出，多有创获，是近年来对中国出版制度进行宏观理论研究的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对三十年来的中国出版制度变迁进行分析，是该书的一大贡献。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1980年代后期被引入中国，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国内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介绍和使用，主要局限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过渡经济和国有企业问题。在经济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应用这一理论进行研究还不多见。《制度分析》认为，中国出版业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也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因此，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出版制度的演变进行研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该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出版业制度变迁的环境和历程，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角度指出，中国出版业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出版业的这种制度变迁呈现出显著的渐进性转型特征：在制度变迁主体上为诱致性变革和强制性变革相结合，在制度变迁模式上是由政府供给为主导的渐进式改革，在制度变迁路径上依照成本高低进行连续边际调整。应该说，这一概括是相当准确而有说服力的，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出版业制度改革的历史过程与理论特征有极大的帮助。
　　《制度分析》还尝试将新制度经济学与更为具体的企业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出版社的组织结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微观分析。作者总结了中国出版社组织结构的三种类型，指出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制度弊端，仍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出版社进行组织结构创新，只有坚持政治属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企业制度原则，才能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出版组织，完成转企改制任务，应对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在产权制度方面，作者提出建立出版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通过授权经营明晰出版产权、理顺产权关系、实现产权关系的多元化等一系列举措，以保证党和政府对出版控制的前提下，探索完善出版业的现代产权制度。针对中国出版法人治理结构的特殊要求，在政府管控和资本运作两方面取得平衡，作者还提出“经营性出版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理念，建设性地论述了出版公司治理机制的制度安排，对股东会的权限、董事会的组成及权力、经理层的职责与选拔考核机制、监事会的组成与约束机制、党委会的政治领导作用等等均作了周密的考量与设计，为转型期出版企业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制度分析》的另一理论路径，是运用国外政府规制理论，对转型期中国出版业的政府规制进行考察。在当前的中国出版业研究中，政府规制理论的使用可谓屡见不鲜。但该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中国出版业政府规制的意识形态根源、规制方式和内容的系统、精当的概括。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出版业政府规制历史与现状的深入分析，作者总结出这一体系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和弊端，并指出，不合理的规制手段和过于严厉的规制措施，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会严重妨碍产业内部的市场竞争，人为阻碍出版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导致规制最终失灵。因此，中国出版业政府规制亟待转换思路，寻求变革。具体说来，就是在职权法定等三原则的前提下，重塑出版业政府规制制度和规制政策体系，放松经济规制并改善社会性规制，并鲜明地提出建立独立、公正、高效的规制机构和克服行政性规制限制等主张，体现了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勇气。
　　出版市场体系是出版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出版经济体制中处于基础地位。因此，培育和完善出版市场体系是出版产业管理的重要职能，在出版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制度分析》一书对中国出版业市场体系的分析论述，也是该书的亮点之一。作者结合产业经济学理论，通过国内外数据比较，形象直观地说明了中国出版业市场体系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出版单位规模结构不合理、集中度低、进入和退出壁垒过高、出版物供求结构不合理等等。作者强调，政府应该退出经营，加强宏观调控市场规则，使政府和企业行为都能够符合市场规则。只有确立了制度性市场规则和运行性市场规则，出版企业的行为才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选择框架，出版市场的运行秩序才能是有序、稳定和高效的。此外，还应该推进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出版市场，组建出版行业性组织，建设市场中介组织，建立出版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为完善出版市场体系提供了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出版业的改革是分层次、多方面探索的过程。①《制度分析》在严密的理论框架和翔实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出版业改革的历史过程，包括出版社内部出书结构、管理方式、岗位责任制等微观改革，制定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中观层次的改革，以及当前侧重于宏观的出版市场培育、政府职能转变、出版法制建设等体制方面的全面改革。
　　历史地看，出版业制度的建立与变迁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中国出版业制度的转型与完善也必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在出版理论的单一框架下讨论问题，更要善于借鉴一些邻近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多维思考与透视。《制度分析》一书跨学科的研究特色，正适应了时代变化向学术研究提出的这些新要求和新趋势。因此，无论对于我国出版产业改革的理论建设、路线筹划还是实务操作，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正如著名学者胡正荣所言，“国际竞争说到底是制度的竞争，中国出版业若要稳定快速发展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胜出，关键要靠制度。”②我们相信，随着《制度分析》一书的问世，借助新制度经济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出版业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新路向将逐渐清晰，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将从这里走出书斋，化为中国出版业转型的理论动力与智力资源，参与、推动出版业改革的历史实践。
　　参考文献
　　①周蔚华，《我国出版业的改革:回顾、经验和当前的重点》[J].《中国出版》,2003（4）:17-21
　　②胡正荣：《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制度分析·序》[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