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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宋前期，没有在南方驻防禁军骑兵。宋仁宗时期广南西路发生侬智高事变，岭南骚动。宋朝臣间在是否“用骑”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狄青率西北骑兵南下，“终以马胜”。宋朝君臣对南方是否适用骑兵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在南方驻防新建的“有马雄略”军，有马厢军也有增多。受到感染，一些少数族群也要求学习马战。在某种程度上，侬智高事变的平定成为宋朝在南方“用骑”上的一个“转机”，这在宋代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战；侬智高；狄青；南方；有马雄略
纵观历代战阵，主要有步、骑、水、车四种，各有优劣，与地貌情况关系甚大。北方多平原旷野，历来是车战和马战的用武之地。相对步兵而言，宋朝的骑兵较为落后，面对北方先后出现的契丹、西夏、金、蒙古以骑战见长的军队，宋人总有莫可奈何之感。如何应对北方民族擅长的马战，一直是令宋朝廷头痛的事。
在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不同民族与族群众多，宋初以来一直采取“不生事”的政策，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也被认为是“非用马之地”，所以基本上没有派驻骑兵。南宋初吕颐浩奏称：“臣世为北人，闻诸宿将皆曰，平原浅草可前可却，乃用骑之地，骑兵之一可御步兵之十。山林川泽，出入险阻，乃用步之地，步兵之一可御骑兵之十。”[1]也就是说，骑利平原，步利险阻；北方宜骑兵，南方宜步兵；南方作战要善于利用地形，以步制骑。这是宋人对马战与步战的一般看法，这自然不是宋人的发明，据《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西汉时“匈奴强，数寇边”，晁错上书言兵事，引古“兵法”说，“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2]，已经将这层意思说得十分清楚了。宋代虽有人提出过恢复车战，但不可能获得实施，故吕氏只言骑战。
但是，发生在宋仁宗时期的侬智高事变，最后宋朝军队“终以马胜”，似乎成为一个重要的契机。马战南传。宋朝开始在南方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布署骑兵，在南方是否用兵这个问题上也有了新的认识。这在宋代军事史以及军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曾在旧作上谈到这点。[3]今专就宋朝马战“南传”问题，再申前论。
一、侬智高事变的平定
入宋数十年来，除宋太宗晚期西蜀发生的王小波、李顺之变之外，还没有发生过重大的事件。歌舞升平，君臣“无忧”，以致宋仁宗时期在广南西路发生侬智高事变时，朝廷反应滞后，酿成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隐藏的危机终于爆发出来。
事变的经过大体如下：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活动在今广西西南一带的“广源州蛮”先后建立“大历国”“南天国”，进而在皇祐四年（1052年）四月举兵反宋。五月初，其首领侬智高率兵攻破邕州（治今南宁），接着连下九州，岭南骚动。侬智高率兵从邕州浮江而下，数日即抵广州，围州数月，“以方舟数百攻城南”。宋军在摄广州番禺令萧注的率领下，集大舶从上流采取火攻，取得初步胜利。[4]但是，侬智高虽然败走，其主力未受到重创，兵退邕州，对宋军仍然形成很大威胁。
侬智高反宋时，宋朝廷起初并未认真对待。直到八月，以孙沔为湖南、江西路安抚使，后加广南东西路安抚使，以便宜从事。孙沔受任之初，即请“益发骑兵”，朝廷重臣梁适强调要“镇静”对待。随着侬智高攻城略地，宋朝廷才有点忙乱起来。六月初，起用熟悉岭南事宜然皆居父丧的余靖和杨畋，以余靖为广西路“安抚使、知桂州”，杨畋为广西路“体量安抚提举经制贼盗”，皆加官遣行。七月初又任余靖为“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5]。然而孙沔、余靖、杨畋等人久而少功，二广战事吃紧。皇祐四年（1052年）九月，朝廷任命善于用兵的枢密副使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率军前往岭南。狄青认为，侬智高众善于利用地形之便，乘高履险，宋兵不能抗，故每战必败，因此请求选派西边蕃落骑兵自从。朝廷遂从西北鄜延、环庆、泾原路择蕃落、广锐军曾经战斗者各五千人“从狄青南征”[6]。三路皆在宋境西北，“蕃落”“广锐”是侍卫司所屬两支骑兵番号，孙沔、余靖二部皆受狄青调遣。对宋朝来讲，当时广西的情况很是不妙，侬智高复入邕州时，知州宋克隆弃城而逃。广西钤辖陈曙抢功，与侬智高战，先后败于金城驿、昆仑关。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狄青斩了败乱军纪的陈曙等人，以整肃军风。
战事的平定是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最后关键一役，是皇祐五年正月在邕州（治今南宁）进行的归仁辅之战。面对宋朝大军，侬智高在失去据险之地后，不惜孤注一掷，“悉出逆战”，气势甚锐。宋前锋孙节战死，宋军将领孙沔等人大惊失色。宋军另一前锋和斌率所部骑兵，“引骑血战”[7]，从背后出击，战事相当激烈。狄青亲临前线，指挥若定，《长编》卷一百七十四，皇祐五年正月丁巳日载：
（狄青）自执白旗麾蕃落骑兵，张左右翼，出贼后交击。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复左，左者复右，贼众不知所为，大败走。
狄青后来陈述此战说：“侬贼领乌合之众，帅蚁附之徒，亲统全军，结为一阵，轻兵搏我，骄气凌人。臣坚壁不争，张翼而待。候其锐锋稍挫，刚气微衰，奋骁勇而斩将搴旗，侮败亡则追奔逐北。自旦至暄，杀获无余。”[8]滕元发《征南录》云：宋军“以三百骑为奇兵，出山背突贼后”；宋军乘敌溃而追杀，“终以马胜”[9]。《长编》卷一百七十四，皇祐五年二月乙酉条又载：
（孙）沔始受命，数请骑兵。又令军中制长刀巨斧，人谓南方地形不便骑兵，而刀斧非所用，青竟用骑兵破贼。贼皆翳大盾，翼两标，置阵甚坚，矢石不可动，竟赖刀斧杂短兵搏战，阵乃破。人皆谓不及也。
按此说，则是善于利用骑兵和刀斧之长的结果。归仁辅之战侬智高败走之后，其母阿侬逃到特磨（今广西西南）。当年底，宋军发峒兵入特磨，侬氏残部遭至覆灭。
归仁辅之役成为范例。狄青还朝后，宋仁宗“御垂拱殿。令蕃落骑兵布阵，如归仁破贼之势，观其驰逐击刺，等第推赏，仍以拱圣马三百补其阙”，给予狄青骑军以最高礼遇。孙沔还自岭南，“帝问劳，解所服御带赐之”[10]，亦宠礼有加。在被认为“非用马之地”的南方“终以马胜”，这为南方是否适宜“用马”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南方用骑议题上的一个“转机”。 最初對于是否派骑兵南下应对侬智高，朝中争议很大，“南方非骑兵所宜”似乎是当时多数人的认识。如前所言，孙沔受命南下时，要求派发骑兵，“（孙沔）乞兵万人、马千骑，金帛称之。”但遭到诘难：“南方非用马之地，何以马为？”[11]因为大臣所沮，孙沔“才得人马军七百人”而行。狄青受命后，也要求调发骑兵往行。行前，有一位颇知南方事的官员令狐挺专程拜访慰问狄青说：
蛮人阻深走险，时出而战者，用所长也。如闻智高数胜，去险阻而陈平地，是自弃其所长而从所短，此正智者用骑之时也。……步兵利险，骑兵利平地。蛮人不知骑兵而又以中国之骑不能到也，可挟骑士以往，诱致平地，使步兵为正以击其前，骑兵为奇以捣其后，蔑不胜已。[12]
狄青受到很大鼓舞，后来的事实证实了令狐挺乃深知骑兵之用者。亦可见，南方用骑的主张也不是孤立的。
二、宋朝在南方“添置马军”
宋朝建立，战略重心在北方，在军事部署上对南方就比较忽略，防范自有放松。宝元元年（1038年）二月，在今广西的“安化蛮”反叛，官军屡败，直史馆苏绅就上言指出：“国家比以西北二边为意，而鲜复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诚不可不虑也。”[13]两广、荆湖是众多民族聚居之地，范成大记云“种类殊诡，不可胜计”[14]。苏绅曾为官广西，深知当地情势，他认为“安化蛮”持兵之众不过三四千人，敢于恃险侵扰，是“国家姑息之太过”的原因。安化蛮事件很快平息，并没有引起朝廷太多的重视。十多年后，侬智高反叛事件让宋廷措手不及，继而朝廷不得不更多地“留意南方”了。
事变平定后，宋朝立即着手于加强南方的军事布防，在荆湖、广南等地增募“雄略”兵，进而于至和二年（1055年），在广、桂、邕州置“有马雄略”军，进而对各地禁军部队作了调整和加强。宋代习称的“东南”，指淮南两路、两浙两路、江南两路、荆湖两路、福建、广南两路共十一路地区，实乃今之华南、华东及东南地区。熙丰变法实行“将兵法”后，东南诸路中，湖南路之潭州和“全、邵、永州准备广西应援军”分设一将，广西路桂州和邕州分设一将，其他九州各设一将，共十三将。“雄略”本乃侍卫司属下的步军番号，旧有指挥（营）十五，皇祐五年（1053年）增为二十五。至和二年（1055年）“有马雄略”军的设置值得特别注意。这是侬智高事变平定之后两年，在事变的发生地新置的骑兵部队，广（治今广州）、桂（治今桂林）、邕（治今南宁）三州各一指挥，属“侍卫马军司”统辖。[15]其后局势平定，置防时有放松，时有缺员而未及时补上。绍圣元年（1094年），沅州增置“有马雄略”一指挥。[16]元符元年（1098年），在荆湖南路、江南东路各增置“有马雄略”一指挥。在南方设置马军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定的，反映出朝廷在对南方用骑的认识上有了一些变化。当然，与北方相比，在南方营建马军的实用性是有限的。
元祐六年（1091年），措置湖北边事司上言请求：“沅州最处极边，戍兵不习水土，例多死亡。乞以辰州雄略第十五、二十五两指挥兵员更戍，免戍他路。仍于本州添置有马雄略第八指挥，以四百人为额，候招配人及五分，奏乞支马。仍今后马军犯罪该配者，并免特刺，充沅州雄略马军，不许差出。”[17]上奏得到朝廷批准。可以看出，有马雄略军的设置基本上都在南方地区，防范“极边”之地民变目的明显。这类地区条件艰苦，步军吃不消时，派马军驻守，甚至有若干“优待”政策。靖康元年（1126年）有诏，“广西宜、融二州实为极边，旧置马军难议减省，且依元降指挥招置”[18]。方国事艰难之际，不减马军，表现了对岭南极边之地的重视，也说明岭南的驻防已经离不开马军了；虽然更多的意义在于备防而已。
据宋《淳熙三山志》，从至和元年（1054年）起，福建厢兵承例差赴广西屯戍，至绍圣五年（1098年），方罢遣戍卒，代之以“有马雄略”。[19]同年下半年，敕令“东南要郡”添置马军，《志》载允许“减步人额数，易以骑卒”，进而言：
福州钤辖所在最当冲要，前差在京虎翼、龙骑两指挥，皆是骑兵赴州驻扎，绍圣三年直抽归京至今，马军差使甚阙，可添置有马雄略一指挥，排次为第十二，以四百人为额。其合用马，听于有马地分收买支填，仍不得过七分。自此循袭无他废置。至建炎之初，马二百九十匹，宣抚司选可用者九十八匹以归军前，余耗死殆尽。乾道六年，本军所管仅存二十三，遂以隶省马院使就刍秣焉。本军今四百八人，将校二十三人，兵级三百八十五人，阙四人。[20]
据此，元符元年（1098年）敕令东南添置马军，至南宋时未变。“虎翼”“龙骑”为两支步军，属殿前司所辖下，配以骑兵驻扎冲要之地的福州，当属临时性的权宜举措。新添“有马雄略”军是属侍卫司所属的禁军。加强驻防能力，应该是基于对骑兵在南方或山地的运用有了新的认识。宋代军队番号以“指挥”（营）为单位，福州的“有马雄略”已排次为第十二，以四百人为额，则共设“有马雄略”总数约为五千人，分驻南方十二处要冲之地。至此，在宋“东南”布防上作了调整和加强，前揭苏绅批评朝廷“鲜复留意南方”的状况稍得改观。
作为诸州镇兵的厢军，加强配备马军，《宋史·兵志三》载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就排定“有马厢军二十二指挥，无马厢军二百二十九指挥”。在荆湖、广南四路中，“有马厢军”在熙宁以后增多，新增之地有荆湖路安州（治今湖北安陆）、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和广南路宜州（治今广西宜山）。可以看出，熙宁以后，加强了长江沿岸以及广西路的马军设置。
三、马战南传及其影响
侬智高事变的平定是一个契机，最终以马军取胜，使宋人对南方运用马战有了新的认识。当然，这更是出于实战的需要。北宋中期以后，骑军逐渐在南方得到重视。可以看见的是，宋神宗、徽宗时期，骑兵在南方的运用得到扩大。伐交趾、开南江、平泸夷等，宋朝在南方的军事活动日渐频繁，均有骑兵参与。宋朝君臣认识到，只要运用得宜，南方是可以利用骑兵来作战的。
宋神宗熙宁年间，宋政府有“开南江”之举，章惇开“梅山蛮”。宋之南江本唐叙州（今湘西）“群蛮”聚居之地，宋初并隶辰州，后有峡州舒光秀为之统领。舒氏是当地群蛮大姓。据《宋史》，汾州人王奇以武举中第，“章惇经营湖北溪洞，以为将领，降其酋舒光贵，缚元猛，平懿、洽等州。”而曾“从军破侬智高”的李浩亦“从章惇于南江”，屡屡得胜，或亦有得于骑兵之利。[21]章惇与王安石书，谈到在湖南作战时，多得马军之力。王安石进而和宋神宗讨论了马军建设问题。神宗表示“亦以为南方宜用马军”，安石则说：“彼止有步人，我兼马步，固宜胜。”[22]皆对马军在南方的运用作了肯定，与仁宗时多言南方不宜用马的朝论已经不同。熙宁年间，交趾犯境，连陷广西数州，宋军以今甘肃静宁人曲珍随郭逵、赵禼南征。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曲珍“将轻骑三千”，大败敌军，马军再建新功。三人战马皆毙，战事之烈可以想见。随郭逵南征的陶弼后知邕州（治今南宁），曾“率百骑深入左江峒”，招抚因战乱而散匿山谷的百姓，使余敌不敢轻动，当地遂安。元丰七年（1084年），广西的“宜州蛮”扰边，熊本除知桂州，一方面安抚“劳问溪洞酋长”，一方面也“益市马以足骑兵”[23]，宜州遂而无事。一些地方战事吃紧时，朝廷则派遣骑兵驰往，如元丰二年（1079年），“发神骑等指挥戍桂州，后止令驻湖南”[24]。“神骑”乃禁军殿前司属下的一支骑军。此当属临时增援骑兵，战事缓和，未再南下。元丰元年（1078年）“泸夷之乱”时，宋朝派出善战的西北番兵和土兵，五千兵中，其中“马军一千”。后来宋朝对南方的征战中，每每都要派出一定数量的骑兵，许多骑兵都是从西北番兵和土军中调派过来的。北宋后期的泸南，宋军把当地归顺的“夷民”编制为“夷义军”，兵农合一，是和北方的番兵相似的一种兵种。宋朝廷给夷义军分配战马，并且“令习战马”[25]。《宋史·辛弃疾列传》载，在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辛弃疾在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任上，鉴于“湖南控带二广”的重要性，要求各地营寨配驻马军，“先以缗钱五万于广西买马五百匹，诏广西安抚司岁带买三十匹”。南宋初工部侍郎韩肖胄言：“战以骑兵为胜。今川陕马纲不通，而广右邻诸番，宜即邕州置官收市，专责成功。”[26]广马的购买，本来就有赖于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帮助。专责在广西购买战马，自当有助于当地民众对骑兵的认识。 马戰的威力是实在的，南方地区诸族感受强烈。侬智高残部入特磨道后，其母“阿侬入保特磨，依其夫侬夏卿，收残众得三千余人，习骑战，复欲入寇”[27]。收残众而“习骑战”，这说明，岭南诸族尚未使用骑兵作战。但这种临阵磨枪，自然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广西峒丁提出了“愿习马战”的要求。权知邕州刘初等受命点集左右江峒丁，团结成保队，他进言说：“峒丁睹王师讨伐交人，因马取胜，愿习马战。乞选两江武勇峒丁，结成马社，人自买蛮马，每匹官给钱三万。”但广南峒丁不如泸南夷义军走运，朝廷没有接受他们“习马战”的要求，“止令习溪峒所长武艺，勿教马战”，而溪峒所长不过“兵器有环刀、标牌、木弩，善为药箭”[28]而已。当地峒丁习马战不能使朝廷放心，广西提点刑狱彭次云甚至要求“禁马战之术”。元丰六年八月知桂州熊本言：“提点刑狱彭次云所乞禁马战之术，不使入外域，及招马军责保询乡贯，并乞令邕州马军于桂州习学，轮赴邕州防拓。窃详马战之法，所从来远，交趾界有马可用，未禁以前，应用马战。桂州至邕州十八驿，不惟道途往复劳费，南方夏秋毒暑烟瘴，使之涉历山川，人马俱敝，恐不可施行。乞自今本路招刺马军，依近降五路招军法。”[29]陕西五路地近西夏，重视骑战训练。元丰六年六月规定，招刺马军需比试武艺，将善马分配给武艺高强之人。邕州（治今南宁）地近交趾，桂州（治今桂林）则稍近内地，彭次云之“不放心”于此可见。熊本则认为地临边境，更需要加强训练。这表明，马战已经于南方渐次推广之际，禁止马战之术是行不通的。宋朝廷曾在广西路组织有当地夷民“田子甲”武装，南宋中期周去非说：“峒豪颇习骁骑，峒官出入，前驱千人，后骑数十。整整不乱，亦谓之马前排。”[30]首领得良马而骑，虽然主要不是用来作战的，但可以看出，“峒官”们已经有了一支小型的随从骑兵，或许正是长期“耳濡目染”的结果。
骑战也逐渐传于宋境之外，交趾（今属越南境）历来以象阵作战，熙宁与宋的战阵中，也曾“搜集象、马，阅习奔冲”[31]；不过后来战阵中只见其象，未见其马。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闽人有泛海官吉阳军者，飘至占城，见其国与真腊乘象以战，无大胜负。乃说王以骑战，教之弓弩骑射，其大王悦，具舟送之吉阳，厚赍，随以买马，得数十疋，以战则克。”[32]这位闽人的活动大概发生了作用，淳熙二年（1175年）秋，“占城国王遗琼州守臣书，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艘，至海南买马。上命帅臣张敬夫作书，谕以中国马未尝出外夷，乃去。安南亦不产马，故以象拒战焉”[33]。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骑战南传及其在南方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一个明显例子。
注释：
[1]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马政》，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
[2]《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3]《宋朝骑兵在南方的布防与运用》，载《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1期。
[4]《宋史》卷三三四《萧注列传》。本文所引《宋史》，均为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乙亥；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七月丙午。
[6]《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九月癸亥，皇祐四年十月丙子。如此，则南征骑兵数达一万人，规模相当宏大，但投入决定性的归仁辅之战的骑兵则只有数百骑而已。
[7]《宋史》卷三五○《和斌列传》。
[8]李攸：《宋朝事实》卷十六《平广南蛮贼侬智高·露布》，中华书局1955年。
[9]滕元发：《孙威敏征南录》，上海师大整理《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八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
[10]《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四月庚辰。
[11]滕元发：《孙威敏征南录》，上海师大编《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八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
[12]毕仲游：《西台集》卷十二《司封员外郎令狐公墓志铭》。
[13]《长编》卷一二一，宝元二月甲申；卷一二二，宝元元年十一月甲辰。
[14]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第147页。
[15][18]《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16]《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以上共计“有马雄略”六指挥。其下还有“中兴，二”三字，语意未明，可能是南宋时增加了两指挥，待考。
[17]《长编》卷四六一，元祐六年七月。
[19]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十八《兵防类一·诸廂禁军》，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1990年。绍圣五年即元符元年，是年六月改元。
[20]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十八《有马雄略指挥》。
[21]分别见《宋史》卷四五二《王奇列传》、卷三五○《李浩列传》。
[22]《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十月庚寅。据《宋史·王奇列传》，王奇乃收降舒光贵者，舒本人当未被诛，后为“京东西路差遣”，见《长编》卷三三九，元丰六年九月庚申。
[23]《长编》卷三四六，元丰七年五月壬申。
[24]《长编》卷二九九，元丰二年八月癸亥。
[25]《长编》卷二九○，元丰元年七月甲戌；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一月庚辰。
[2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九，绍兴元年十一月丁酉，中华书局1988年。
[27]《宋史》卷四九五《蛮夷列传三·广源州》。特磨乃侬姓聚居地，当今云南东南广南、富宁一带。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南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
[28]《长编》卷二八八，元丰元年三月癸未；《宋史》卷四九五《蛮夷列传三》。
[29]《长编》卷三三八，元丰六年八月乙亥。
[30]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田子甲》。
[31]《长编》卷二七七，熙宁九年七月乙亥。
[3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三。
[3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广马》。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关键词：马战；侬智高；狄青；南方；有马雄略
纵观历代战阵，主要有步、骑、水、车四种，各有优劣，与地貌情况关系甚大。北方多平原旷野，历来是车战和马战的用武之地。相对步兵而言，宋朝的骑兵较为落后，面对北方先后出现的契丹、西夏、金、蒙古以骑战见长的军队，宋人总有莫可奈何之感。如何应对北方民族擅长的马战，一直是令宋朝廷头痛的事。
在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不同民族与族群众多，宋初以来一直采取“不生事”的政策，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也被认为是“非用马之地”，所以基本上没有派驻骑兵。南宋初吕颐浩奏称：“臣世为北人，闻诸宿将皆曰，平原浅草可前可却，乃用骑之地，骑兵之一可御步兵之十。山林川泽，出入险阻，乃用步之地，步兵之一可御骑兵之十。”[1]也就是说，骑利平原，步利险阻；北方宜骑兵，南方宜步兵；南方作战要善于利用地形，以步制骑。这是宋人对马战与步战的一般看法，这自然不是宋人的发明，据《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西汉时“匈奴强，数寇边”，晁错上书言兵事，引古“兵法”说，“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2]，已经将这层意思说得十分清楚了。宋代虽有人提出过恢复车战，但不可能获得实施，故吕氏只言骑战。
但是，发生在宋仁宗时期的侬智高事变，最后宋朝军队“终以马胜”，似乎成为一个重要的契机。马战南传。宋朝开始在南方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布署骑兵，在南方是否用兵这个问题上也有了新的认识。这在宋代军事史以及军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曾在旧作上谈到这点。[3]今专就宋朝马战“南传”问题，再申前论。
一、侬智高事变的平定
入宋数十年来，除宋太宗晚期西蜀发生的王小波、李顺之变之外，还没有发生过重大的事件。歌舞升平，君臣“无忧”，以致宋仁宗时期在广南西路发生侬智高事变时，朝廷反应滞后，酿成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隐藏的危机终于爆发出来。
事变的经过大体如下：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活动在今广西西南一带的“广源州蛮”先后建立“大历国”“南天国”，进而在皇祐四年（1052年）四月举兵反宋。五月初，其首领侬智高率兵攻破邕州（治今南宁），接着连下九州，岭南骚动。侬智高率兵从邕州浮江而下，数日即抵广州，围州数月，“以方舟数百攻城南”。宋军在摄广州番禺令萧注的率领下，集大舶从上流采取火攻，取得初步胜利。[4]但是，侬智高虽然败走，其主力未受到重创，兵退邕州，对宋军仍然形成很大威胁。
侬智高反宋时，宋朝廷起初并未认真对待。直到八月，以孙沔为湖南、江西路安抚使，后加广南东西路安抚使，以便宜从事。孙沔受任之初，即请“益发骑兵”，朝廷重臣梁适强调要“镇静”对待。随着侬智高攻城略地，宋朝廷才有点忙乱起来。六月初，起用熟悉岭南事宜然皆居父丧的余靖和杨畋，以余靖为广西路“安抚使、知桂州”，杨畋为广西路“体量安抚提举经制贼盗”，皆加官遣行。七月初又任余靖为“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5]。然而孙沔、余靖、杨畋等人久而少功，二广战事吃紧。皇祐四年（1052年）九月，朝廷任命善于用兵的枢密副使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率军前往岭南。狄青认为，侬智高众善于利用地形之便，乘高履险，宋兵不能抗，故每战必败，因此请求选派西边蕃落骑兵自从。朝廷遂从西北鄜延、环庆、泾原路择蕃落、广锐军曾经战斗者各五千人“从狄青南征”[6]。三路皆在宋境西北，“蕃落”“广锐”是侍卫司所屬两支骑兵番号，孙沔、余靖二部皆受狄青调遣。对宋朝来讲，当时广西的情况很是不妙，侬智高复入邕州时，知州宋克隆弃城而逃。广西钤辖陈曙抢功，与侬智高战，先后败于金城驿、昆仑关。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狄青斩了败乱军纪的陈曙等人，以整肃军风。
战事的平定是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最后关键一役，是皇祐五年正月在邕州（治今南宁）进行的归仁辅之战。面对宋朝大军，侬智高在失去据险之地后，不惜孤注一掷，“悉出逆战”，气势甚锐。宋前锋孙节战死，宋军将领孙沔等人大惊失色。宋军另一前锋和斌率所部骑兵，“引骑血战”[7]，从背后出击，战事相当激烈。狄青亲临前线，指挥若定，《长编》卷一百七十四，皇祐五年正月丁巳日载：
（狄青）自执白旗麾蕃落骑兵，张左右翼，出贼后交击。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复左，左者复右，贼众不知所为，大败走。
狄青后来陈述此战说：“侬贼领乌合之众，帅蚁附之徒，亲统全军，结为一阵，轻兵搏我，骄气凌人。臣坚壁不争，张翼而待。候其锐锋稍挫，刚气微衰，奋骁勇而斩将搴旗，侮败亡则追奔逐北。自旦至暄，杀获无余。”[8]滕元发《征南录》云：宋军“以三百骑为奇兵，出山背突贼后”；宋军乘敌溃而追杀，“终以马胜”[9]。《长编》卷一百七十四，皇祐五年二月乙酉条又载：
（孙）沔始受命，数请骑兵。又令军中制长刀巨斧，人谓南方地形不便骑兵，而刀斧非所用，青竟用骑兵破贼。贼皆翳大盾，翼两标，置阵甚坚，矢石不可动，竟赖刀斧杂短兵搏战，阵乃破。人皆谓不及也。
按此说，则是善于利用骑兵和刀斧之长的结果。归仁辅之战侬智高败走之后，其母阿侬逃到特磨（今广西西南）。当年底，宋军发峒兵入特磨，侬氏残部遭至覆灭。
归仁辅之役成为范例。狄青还朝后，宋仁宗“御垂拱殿。令蕃落骑兵布阵，如归仁破贼之势，观其驰逐击刺，等第推赏，仍以拱圣马三百补其阙”，给予狄青骑军以最高礼遇。孙沔还自岭南，“帝问劳，解所服御带赐之”[10]，亦宠礼有加。在被认为“非用马之地”的南方“终以马胜”，这为南方是否适宜“用马”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南方用骑议题上的一个“转机”。 最初對于是否派骑兵南下应对侬智高，朝中争议很大，“南方非骑兵所宜”似乎是当时多数人的认识。如前所言，孙沔受命南下时，要求派发骑兵，“（孙沔）乞兵万人、马千骑，金帛称之。”但遭到诘难：“南方非用马之地，何以马为？”[11]因为大臣所沮，孙沔“才得人马军七百人”而行。狄青受命后，也要求调发骑兵往行。行前，有一位颇知南方事的官员令狐挺专程拜访慰问狄青说：
蛮人阻深走险，时出而战者，用所长也。如闻智高数胜，去险阻而陈平地，是自弃其所长而从所短，此正智者用骑之时也。……步兵利险，骑兵利平地。蛮人不知骑兵而又以中国之骑不能到也，可挟骑士以往，诱致平地，使步兵为正以击其前，骑兵为奇以捣其后，蔑不胜已。[12]
狄青受到很大鼓舞，后来的事实证实了令狐挺乃深知骑兵之用者。亦可见，南方用骑的主张也不是孤立的。
二、宋朝在南方“添置马军”
宋朝建立，战略重心在北方，在军事部署上对南方就比较忽略，防范自有放松。宝元元年（1038年）二月，在今广西的“安化蛮”反叛，官军屡败，直史馆苏绅就上言指出：“国家比以西北二边为意，而鲜复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诚不可不虑也。”[13]两广、荆湖是众多民族聚居之地，范成大记云“种类殊诡，不可胜计”[14]。苏绅曾为官广西，深知当地情势，他认为“安化蛮”持兵之众不过三四千人，敢于恃险侵扰，是“国家姑息之太过”的原因。安化蛮事件很快平息，并没有引起朝廷太多的重视。十多年后，侬智高反叛事件让宋廷措手不及，继而朝廷不得不更多地“留意南方”了。
事变平定后，宋朝立即着手于加强南方的军事布防，在荆湖、广南等地增募“雄略”兵，进而于至和二年（1055年），在广、桂、邕州置“有马雄略”军，进而对各地禁军部队作了调整和加强。宋代习称的“东南”，指淮南两路、两浙两路、江南两路、荆湖两路、福建、广南两路共十一路地区，实乃今之华南、华东及东南地区。熙丰变法实行“将兵法”后，东南诸路中，湖南路之潭州和“全、邵、永州准备广西应援军”分设一将，广西路桂州和邕州分设一将，其他九州各设一将，共十三将。“雄略”本乃侍卫司属下的步军番号，旧有指挥（营）十五，皇祐五年（1053年）增为二十五。至和二年（1055年）“有马雄略”军的设置值得特别注意。这是侬智高事变平定之后两年，在事变的发生地新置的骑兵部队，广（治今广州）、桂（治今桂林）、邕（治今南宁）三州各一指挥，属“侍卫马军司”统辖。[15]其后局势平定，置防时有放松，时有缺员而未及时补上。绍圣元年（1094年），沅州增置“有马雄略”一指挥。[16]元符元年（1098年），在荆湖南路、江南东路各增置“有马雄略”一指挥。在南方设置马军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定的，反映出朝廷在对南方用骑的认识上有了一些变化。当然，与北方相比，在南方营建马军的实用性是有限的。
元祐六年（1091年），措置湖北边事司上言请求：“沅州最处极边，戍兵不习水土，例多死亡。乞以辰州雄略第十五、二十五两指挥兵员更戍，免戍他路。仍于本州添置有马雄略第八指挥，以四百人为额，候招配人及五分，奏乞支马。仍今后马军犯罪该配者，并免特刺，充沅州雄略马军，不许差出。”[17]上奏得到朝廷批准。可以看出，有马雄略军的设置基本上都在南方地区，防范“极边”之地民变目的明显。这类地区条件艰苦，步军吃不消时，派马军驻守，甚至有若干“优待”政策。靖康元年（1126年）有诏，“广西宜、融二州实为极边，旧置马军难议减省，且依元降指挥招置”[18]。方国事艰难之际，不减马军，表现了对岭南极边之地的重视，也说明岭南的驻防已经离不开马军了；虽然更多的意义在于备防而已。
据宋《淳熙三山志》，从至和元年（1054年）起，福建厢兵承例差赴广西屯戍，至绍圣五年（1098年），方罢遣戍卒，代之以“有马雄略”。[19]同年下半年，敕令“东南要郡”添置马军，《志》载允许“减步人额数，易以骑卒”，进而言：
福州钤辖所在最当冲要，前差在京虎翼、龙骑两指挥，皆是骑兵赴州驻扎，绍圣三年直抽归京至今，马军差使甚阙，可添置有马雄略一指挥，排次为第十二，以四百人为额。其合用马，听于有马地分收买支填，仍不得过七分。自此循袭无他废置。至建炎之初，马二百九十匹，宣抚司选可用者九十八匹以归军前，余耗死殆尽。乾道六年，本军所管仅存二十三，遂以隶省马院使就刍秣焉。本军今四百八人，将校二十三人，兵级三百八十五人，阙四人。[20]
据此，元符元年（1098年）敕令东南添置马军，至南宋时未变。“虎翼”“龙骑”为两支步军，属殿前司所辖下，配以骑兵驻扎冲要之地的福州，当属临时性的权宜举措。新添“有马雄略”军是属侍卫司所属的禁军。加强驻防能力，应该是基于对骑兵在南方或山地的运用有了新的认识。宋代军队番号以“指挥”（营）为单位，福州的“有马雄略”已排次为第十二，以四百人为额，则共设“有马雄略”总数约为五千人，分驻南方十二处要冲之地。至此，在宋“东南”布防上作了调整和加强，前揭苏绅批评朝廷“鲜复留意南方”的状况稍得改观。
作为诸州镇兵的厢军，加强配备马军，《宋史·兵志三》载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就排定“有马厢军二十二指挥，无马厢军二百二十九指挥”。在荆湖、广南四路中，“有马厢军”在熙宁以后增多，新增之地有荆湖路安州（治今湖北安陆）、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和广南路宜州（治今广西宜山）。可以看出，熙宁以后，加强了长江沿岸以及广西路的马军设置。
三、马战南传及其影响
侬智高事变的平定是一个契机，最终以马军取胜，使宋人对南方运用马战有了新的认识。当然，这更是出于实战的需要。北宋中期以后，骑军逐渐在南方得到重视。可以看见的是，宋神宗、徽宗时期，骑兵在南方的运用得到扩大。伐交趾、开南江、平泸夷等，宋朝在南方的军事活动日渐频繁，均有骑兵参与。宋朝君臣认识到，只要运用得宜，南方是可以利用骑兵来作战的。
宋神宗熙宁年间，宋政府有“开南江”之举，章惇开“梅山蛮”。宋之南江本唐叙州（今湘西）“群蛮”聚居之地，宋初并隶辰州，后有峡州舒光秀为之统领。舒氏是当地群蛮大姓。据《宋史》，汾州人王奇以武举中第，“章惇经营湖北溪洞，以为将领，降其酋舒光贵，缚元猛，平懿、洽等州。”而曾“从军破侬智高”的李浩亦“从章惇于南江”，屡屡得胜，或亦有得于骑兵之利。[21]章惇与王安石书，谈到在湖南作战时，多得马军之力。王安石进而和宋神宗讨论了马军建设问题。神宗表示“亦以为南方宜用马军”，安石则说：“彼止有步人，我兼马步，固宜胜。”[22]皆对马军在南方的运用作了肯定，与仁宗时多言南方不宜用马的朝论已经不同。熙宁年间，交趾犯境，连陷广西数州，宋军以今甘肃静宁人曲珍随郭逵、赵禼南征。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曲珍“将轻骑三千”，大败敌军，马军再建新功。三人战马皆毙，战事之烈可以想见。随郭逵南征的陶弼后知邕州（治今南宁），曾“率百骑深入左江峒”，招抚因战乱而散匿山谷的百姓，使余敌不敢轻动，当地遂安。元丰七年（1084年），广西的“宜州蛮”扰边，熊本除知桂州，一方面安抚“劳问溪洞酋长”，一方面也“益市马以足骑兵”[23]，宜州遂而无事。一些地方战事吃紧时，朝廷则派遣骑兵驰往，如元丰二年（1079年），“发神骑等指挥戍桂州，后止令驻湖南”[24]。“神骑”乃禁军殿前司属下的一支骑军。此当属临时增援骑兵，战事缓和，未再南下。元丰元年（1078年）“泸夷之乱”时，宋朝派出善战的西北番兵和土兵，五千兵中，其中“马军一千”。后来宋朝对南方的征战中，每每都要派出一定数量的骑兵，许多骑兵都是从西北番兵和土军中调派过来的。北宋后期的泸南，宋军把当地归顺的“夷民”编制为“夷义军”，兵农合一，是和北方的番兵相似的一种兵种。宋朝廷给夷义军分配战马，并且“令习战马”[25]。《宋史·辛弃疾列传》载，在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辛弃疾在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任上，鉴于“湖南控带二广”的重要性，要求各地营寨配驻马军，“先以缗钱五万于广西买马五百匹，诏广西安抚司岁带买三十匹”。南宋初工部侍郎韩肖胄言：“战以骑兵为胜。今川陕马纲不通，而广右邻诸番，宜即邕州置官收市，专责成功。”[26]广马的购买，本来就有赖于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帮助。专责在广西购买战马，自当有助于当地民众对骑兵的认识。 马戰的威力是实在的，南方地区诸族感受强烈。侬智高残部入特磨道后，其母“阿侬入保特磨，依其夫侬夏卿，收残众得三千余人，习骑战，复欲入寇”[27]。收残众而“习骑战”，这说明，岭南诸族尚未使用骑兵作战。但这种临阵磨枪，自然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广西峒丁提出了“愿习马战”的要求。权知邕州刘初等受命点集左右江峒丁，团结成保队，他进言说：“峒丁睹王师讨伐交人，因马取胜，愿习马战。乞选两江武勇峒丁，结成马社，人自买蛮马，每匹官给钱三万。”但广南峒丁不如泸南夷义军走运，朝廷没有接受他们“习马战”的要求，“止令习溪峒所长武艺，勿教马战”，而溪峒所长不过“兵器有环刀、标牌、木弩，善为药箭”[28]而已。当地峒丁习马战不能使朝廷放心，广西提点刑狱彭次云甚至要求“禁马战之术”。元丰六年八月知桂州熊本言：“提点刑狱彭次云所乞禁马战之术，不使入外域，及招马军责保询乡贯，并乞令邕州马军于桂州习学，轮赴邕州防拓。窃详马战之法，所从来远，交趾界有马可用，未禁以前，应用马战。桂州至邕州十八驿，不惟道途往复劳费，南方夏秋毒暑烟瘴，使之涉历山川，人马俱敝，恐不可施行。乞自今本路招刺马军，依近降五路招军法。”[29]陕西五路地近西夏，重视骑战训练。元丰六年六月规定，招刺马军需比试武艺，将善马分配给武艺高强之人。邕州（治今南宁）地近交趾，桂州（治今桂林）则稍近内地，彭次云之“不放心”于此可见。熊本则认为地临边境，更需要加强训练。这表明，马战已经于南方渐次推广之际，禁止马战之术是行不通的。宋朝廷曾在广西路组织有当地夷民“田子甲”武装，南宋中期周去非说：“峒豪颇习骁骑，峒官出入，前驱千人，后骑数十。整整不乱，亦谓之马前排。”[30]首领得良马而骑，虽然主要不是用来作战的，但可以看出，“峒官”们已经有了一支小型的随从骑兵，或许正是长期“耳濡目染”的结果。
骑战也逐渐传于宋境之外，交趾（今属越南境）历来以象阵作战，熙宁与宋的战阵中，也曾“搜集象、马，阅习奔冲”[31]；不过后来战阵中只见其象，未见其马。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闽人有泛海官吉阳军者，飘至占城，见其国与真腊乘象以战，无大胜负。乃说王以骑战，教之弓弩骑射，其大王悦，具舟送之吉阳，厚赍，随以买马，得数十疋，以战则克。”[32]这位闽人的活动大概发生了作用，淳熙二年（1175年）秋，“占城国王遗琼州守臣书，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艘，至海南买马。上命帅臣张敬夫作书，谕以中国马未尝出外夷，乃去。安南亦不产马，故以象拒战焉”[33]。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骑战南传及其在南方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一个明显例子。
注释：
[1]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马政》，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
[2]《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3]《宋朝骑兵在南方的布防与运用》，载《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1期。
[4]《宋史》卷三三四《萧注列传》。本文所引《宋史》，均为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乙亥；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七月丙午。
[6]《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九月癸亥，皇祐四年十月丙子。如此，则南征骑兵数达一万人，规模相当宏大，但投入决定性的归仁辅之战的骑兵则只有数百骑而已。
[7]《宋史》卷三五○《和斌列传》。
[8]李攸：《宋朝事实》卷十六《平广南蛮贼侬智高·露布》，中华书局1955年。
[9]滕元发：《孙威敏征南录》，上海师大整理《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八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
[10]《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四月庚辰。
[11]滕元发：《孙威敏征南录》，上海师大编《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八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
[12]毕仲游：《西台集》卷十二《司封员外郎令狐公墓志铭》。
[13]《长编》卷一二一，宝元二月甲申；卷一二二，宝元元年十一月甲辰。
[14]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第147页。
[15][18]《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16]《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以上共计“有马雄略”六指挥。其下还有“中兴，二”三字，语意未明，可能是南宋时增加了两指挥，待考。
[17]《长编》卷四六一，元祐六年七月。
[19]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十八《兵防类一·诸廂禁军》，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1990年。绍圣五年即元符元年，是年六月改元。
[20]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十八《有马雄略指挥》。
[21]分别见《宋史》卷四五二《王奇列传》、卷三五○《李浩列传》。
[22]《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十月庚寅。据《宋史·王奇列传》，王奇乃收降舒光贵者，舒本人当未被诛，后为“京东西路差遣”，见《长编》卷三三九，元丰六年九月庚申。
[23]《长编》卷三四六，元丰七年五月壬申。
[24]《长编》卷二九九，元丰二年八月癸亥。
[25]《长编》卷二九○，元丰元年七月甲戌；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一月庚辰。
[2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九，绍兴元年十一月丁酉，中华书局1988年。
[27]《宋史》卷四九五《蛮夷列传三·广源州》。特磨乃侬姓聚居地，当今云南东南广南、富宁一带。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南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
[28]《长编》卷二八八，元丰元年三月癸未；《宋史》卷四九五《蛮夷列传三》。
[29]《长编》卷三三八，元丰六年八月乙亥。
[30]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田子甲》。
[31]《长编》卷二七七，熙宁九年七月乙亥。
[3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三。
[3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广马》。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