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军队是导致政权更替的决定性因素。至清朝末年，八旗、绿营的战斗力已所剩无几，模仿日本军制所建成的36镇（师）新军成为清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在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只建成20万新军，然而这支武装却成了终结自己统治的掘墓人。武昌起义之后，南方新军纷纷拥护革命党，袁世凯统领的北洋新军又乘机逼宫，统治中国270多年的爱新觉罗王朝终于从历史舞台谢幕。
　　清政府出现兵权旁落，始于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和1901年全国兴办新军后，清政府对兵权的掌控一步步被削弱。国库财政短缺，清政府只得让各省督抚自行筹款。在募兵制下，入伍者多是破产农民和城市失业者，“端谁的碗，服谁的管”的规则逐渐形成。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成立7000人的新建陆军，逐步发展成“北洋六镇”的8万新军，其间营中每天开饭时官长都要大声问士兵：“你们端谁的碗，吃谁的饭？”士兵要集体回答：“我们是端袁宫保的碗，吃袁大帅的饭！”这种视直属官长为衣食父母的方式，恰恰是典型的“兵为将有”的军阀传统的体现。
　　自小站练兵后，袁世凯一直通过个人“知遇”关系网罗各级军官。军官的个人提升、扩大军队的“水涨”，就带来下级逐步升迁的“船高”。他又通过结拜“兄弟”、收门生义子、联姻和金钱收买的方式，同北洋军将领建立起密切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他们只知效忠“袁大帅”而无视朝廷。清廷看到袁世凯功高震主，在1907年以“足疾”之名夺其兵权，让他回河南老家。北洋官兵顿时群情激奋，害怕兵变的朝廷便不敢再进一步撤换军官。
　　1911年10月，南方的新军第八镇发起武昌起义，清政府命北洋军前往镇压，北洋军不为所动，清廷只得再让袁世凯出山统兵。结果此人两面讹诈，先让北洋军攻下汉口、汉阳，逼迫南方革命党人拥戴自己当总统。随后，袁世凯又以革命党要挟清廷，以“尊号不变”和提供供养费迫使其退位，于1912年2月竊取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
　　中华民国成立后，各省新军自行扩充，编制达33个师和97个旅，兵力超过百万，其中北洋系军队约占其中一半。此时的袁世凯仅能在名义上号令天下，多数省份并不向中央缴税且自行养兵。1915年秋，袁世凯欲称帝，云南督军蔡锷发起护国军北伐，南方许多省份的军阀纷纷响应，此时在事实上已形成同北京政府对峙的局面。
　　1916年袁世凯病死后，北洋军内部分裂成皖系、直系和奉系。有些省份内部又有多派割据，仅四川一省就有十几派大小军阀，并且长期相互混战。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从1912年至1928年间一直是列强所承认的中国政府，却因各派系斗争导致总统、总理如走马灯般变换，共换了9次元首和47届内阁。下野的高官往往逃到天津、上海的外国租界当寓公，寻求列强支持准备东山再起。
　　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军阀和豪绅实施割据的社会基础，如许多土豪劣绅也能自购武器组建看家护院的民团。20世纪初期，德国著名的毛瑟手枪（中国国内称“驳壳枪”）的最大客户就是中国，“有枪就是草头王”成了当时国内社会面貌的写照。
　　当年北方老百姓大都认为，在各军阀中最野蛮的是奉系。其头领张作霖经常向手下许诺攻下一城就允许“放假三天”，可任意奸淫掳掠。这个满身匪气的“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声称：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西南军阀滇、桂、湘三派及广东军阀各自拥兵割据，在名义上拥护广州政府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实际上只有给钱时才听号令。广东军阀陈炯明早年加入同盟会，在孙中山无力向他发饷时就投靠北洋军，并在1922年炮轰总统府试图谋害本党“总理”。孙中山感叹道，南北军阀实为“一丘之貉”。随后，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歌》的歌声中，铲除祸国殃民的南北军阀就成了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头号任务。
　　（据《解放军报》）
　　（本文选自：百姓生活 2019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