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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5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肯尼亚、南非、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和佛得角等非洲七国进行了访问。这是继美国总统奥巴马7月中旬访问加纳后在时隔不到4周的时间内美国政府高官再次踏上非洲大陆，凸显奥巴马政府在加紧其对非外交攻势。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于8月10日抵达乌干达，开始其对乌干达、卢旺达和刚果(金)等非洲三国的访问，并呼吁国际投资者加大对非洲的金融支持，帮助非洲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而在此前一个月，即7月在意大利拉奎特召开的2009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及此前的数届八国峰会上，会议拿出近一半的时间讨论非洲发展问题几乎已成惯例。在西方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及非洲国家的强烈呼吁下，不管是八国峰会，还是美非、欧非高峰会议拟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涉非会议，也都出台了加大对非援助和经贸合作以及增加对非农业、教育、艾滋病救治等不同领域投资的承诺。那么，是什么把大国的目光又吸引到了非洲，大国在非洲又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战略？他们的对非战略与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又有何区别呢？
非洲为何重为“国际宠儿”
在殖民主义时期，英、法、德和葡萄牙等老殖民主义国家曾是非洲这片土地的“主人”，肮脏的奴隶贸易和1884年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是世人对殖民史的长久记忆。冷战时期，非洲又曾经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一个“战场”。为遏制对方影响的扩大，争夺势力范围，非洲大陆上演了一幕幕有超级大国背景的“代理人战争”。不论是扎伊尔(今民主刚果)，还是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战争，不少非洲地区性冲突的背后均有美苏争夺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在美苏争霸时期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开始下降，“非洲悲观论”一度成为西方大国制定对非政策的主导思想。但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以及非洲政局日益走向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非洲通过联合自强和自主外交，其国际地位正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也重现增强之势。非洲又重新成为大国关注和争夺的对象。
从安全和地缘战略的角度看，作为面积仅次于亚洲的世界第二大洲的非洲，其重要的地理战略位置(苏伊士运河和好望角航线扼东西交通要冲、且毗邻重要的中东产油区)和丰富的资源(拥有发展工业所需的50多种矿产资源)曾是冷战时期超级大国最看重的筹码。“911事件”后，基于反恐的需要，非洲在美国等西方大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贫瘠并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边缘化的非洲不仅存在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而且本?拉登等“基地”组织的要员还曾有藏匿东北部非洲的经历。为防止恐怖分子“利用非洲特有的环境——混乱的边界、地区冲突、松散的金融制度、武器泛滥——来营造和扩展自己的网络和基地”，美国重视并加强了与非洲的反恐军事合作。
另外，欧盟的南下也提高了非洲的地缘战略地位。欧盟近年来不断深化与扩大，但地缘扩张的空间越来越小，东扩到独联体各国，触及俄罗斯神经，东南方面挺进到中东西亚，与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碰撞，不得不开始南下非洲。
从资源和市场潜力的角度看，由于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能源缺乏日益彰显，另一方面则是市场保护主义趋势抬头。而非洲丰富且未得到充分开发的自然资源和53个国家、近10亿人口的潜在大市场，以及近10年来年均约5％的经济增长率，无不使非洲成为西方大国竞相逐鹿的宝地。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非洲探明的石油储量不断增加，出口量增幅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被认为是世界石油天然气供应的“新大陆”。
而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博弈角度看，非洲53个成员国占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27.7％，是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非洲国家一直是高姿态参与，而且自始至终不畏外来压力或诱惑，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要求在安理会中拥有两个带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两个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事实上，没有非洲国家的支持和拥护，任何实质性的联合国或安理会的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
西方大国各怀心思
虽然关注和重视非洲已成为大国外交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但由于各大国的国家定位和战略目标不同，其聚焦非洲的利益着眼点自然也存在一定差距。
作为冷战后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9.11事件”后把反恐和确保能源安全视为国家的一项中长期战略，重视并加强了与非洲的反恐军事合作。2003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了塞内加尔、南非、博茨瓦纳、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等非洲5国，允诺拿出1亿美元来帮助东非和非洲之角国家提高反恐能力。五角大楼还宣布建立非洲司令部来统管非洲地区的情报收集、后勤补给及军事行动。为防止恐怖主义从中西亚地区向中、东非地区蔓延，美军除在非洲之角加强海岸巡逻并与有关非洲国家进行大规模实战反恐军事演习外，已着手将战略重点转移至由西向东贯穿于加勒比海沿岸、北非、高加索、中亚、南亚、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的一条所谓“不稳定弧形带”。
在能源方面，为确保能源来源的多样化，美国防部和政府的相关文件中已把“非洲石油”提升到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目前，美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占其石油进口总量的19％。据预测，2015年将达到25%，超过美国从整个海湾地区进口的石油量。因此，美国各大跨国石油公司不仅投巨资于石油储量丰富的西非几内亚湾，美国政府还于2002年同位于几内亚湾东南部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达成协议，在这个面积仅1001平方公里的岛国上建立美国海军基地。
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为争夺在非洲的势力范围，互挖墙角，搞代理人战争。冷战后，苏联解体，转型期的俄罗斯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精力和能力和非洲开展全面合作，其在非洲的影响也自然淡出。但近年来(特别是在此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借助国际经济发展和能源价格上涨的东风，俄经济曾实现连续7年的快速增长，因此又有了重振大国雄风的动力和本钱。
2006年9月，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曾出访南非和摩洛哥。俄媒体评述说，“除了1961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过摩洛哥之外，苏联和俄罗斯的首脑还从未访问过南非和摩洛哥。普京的非洲之旅将从南部的好望角一直到北部的撒哈拉沙漠。”俄媒体还据此认为，“黑色大陆已再次成为全球影响力的争夺中心”。事实上，普京访问非洲意在试图恢复同非洲的经贸关系，增加俄罗斯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拓宽俄罗斯在国际上的战略空间。
2006年4月末、5月初，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也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加纳两国以及非洲联盟总部，成为继森喜朗2001年１月访问非洲三国之后，第二位访问非洲的日本首相。
冷战时期，日本对非奉行的是“资源外交”政策，只是单纯把非洲视为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谋求的主要是经济利益。冷战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日本充当“世界政治大国”欲望的日益膨胀，其对非洲国家的渗透力度不断加大，将打开非洲外交局面视为自身成为“正常国家”或“政治大国”的一条路，同时也是为了对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扩大形成某种牵制。日本一外交官曾说，“非洲是日本外交的资产”。日本前外相河野洋平也说过，“非洲与日本的安全与繁荣密切相关，我们应发挥作用和承担大国的责任”。为争取非洲国家支持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圆其“世界大国梦”，日本近年来不惜花费巨资，“全面介入”非洲。从1993年10月起，日本每隔5年就在东京召开规模巨大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出台各项对非工作的《行动计划》以提升其在非洲的影响力。 非洲还是法国在海外传统影响最深、经营时间最长的地区，自戴高乐以来的历届法国政府都把非洲视为支撑其大国地位的“前沿基地”，把维护其在法语非洲国家的特殊利益作为对非政策的核心，强调“失去非洲，法国将成为二流国家”。长期以来，法非关系的维系一直主要通过四根纽带，即：国家元首间的私交和两年一度的法非首脑会议；对非发展援助以及对非洲国家，特别是法语非洲国家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控制；法非文化合作和保持、扩大法语在非洲的影响；军事干预和保留法国在非洲的驻军。虽然不同时期的不同政府在不同方面的侧重点不同，但法国在冷战后取代苏联成为在非洲与美国竞争影响力的最强劲对手则是与这四方面纽带的联系分不开的。
“良政”与“不干涉内政”
虽然西方大国关注非洲的利益着眼点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推动非洲的“良政”、“善治”和“人权”方面的立场却是惊人的一致。冷战结束后，在欢呼“历史的终结”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为把非洲纳入其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竭力向非洲国家兜售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甚至把援助与是否实行“多党民主”挂钩，粗暴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从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国务卿希拉里的非洲访问行程安排、发表的讲话，特别是此前奥巴马总统访问加纳时发表的对非政策主旨演讲来看，美国现政府的对非政策虽然是延续多于变革，继承多于创新，但加强民主、惩治腐败、推行“良政”以及加强非洲“为实现根本性变革而进行的能力建设”(奥巴马语)无疑是美国现政府向非洲传达的主要信息，也表明美国现政府会将政策的侧重点向这方面的天平倾斜。
和冷战后西方将援助与民主挂钩的干涉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对非政策完全“去意识形态化”，强调不干涉内政和尊重非洲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中国的对非援助也从不附加任何条件。之所以采取这一有别于西方的对非政策，主要基于同为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痛苦历史记忆(在西方的强权干涉下被剥夺了许多宝贵的资源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如今同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课题和挑战。
中国自身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是照搬或照抄任何西方的政治或经济发展模式而得来的。相反，正是反对西方的干涉，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才保持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信奉儒家礼数原则的中国外交尊重并充分相信最了解自己本国国情的非洲国家和人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无需外国的“指点”和“干涉”。从本质上看，中非关系不是“教师爷”或“施惠者”与受者的关系，而是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共同发展的南南合作关系。
然而，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外交近年来常常受到一些西方政客、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指责，认为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对所谓“无赖”或“失败国家”的变相支持，不利于西方国家在非洲推动的民主、人权事业以及反专制和反腐败运动的进展。
对这一指责细细分析，不难看出有一种牵强附会的联系。姑且不论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努力(所谓“内因为主”和“外因为辅”)，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主”、“人权”和“良政”并不是建立在沙基上的海市蜃楼，不可能通过漂亮的口号和一味的鼓吹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它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以及人民教育水平和法制、民主意识提高的基础之上(实际上西方自身也是经过了数百年的努力才达到了今天的水平)。因此，中国在非洲大力发展经贸合作(仅中非贸易一项近年来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20%)、帮助非洲国家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大力开展对非人力资源培训等等工作实际上就是在夯实非洲实现民主和良政的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
说到底，非洲的发展道路选择毕竟是掌握在非洲人民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于8月10日抵达乌干达，开始其对乌干达、卢旺达和刚果(金)等非洲三国的访问，并呼吁国际投资者加大对非洲的金融支持，帮助非洲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而在此前一个月，即7月在意大利拉奎特召开的2009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及此前的数届八国峰会上，会议拿出近一半的时间讨论非洲发展问题几乎已成惯例。在西方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及非洲国家的强烈呼吁下，不管是八国峰会，还是美非、欧非高峰会议拟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涉非会议，也都出台了加大对非援助和经贸合作以及增加对非农业、教育、艾滋病救治等不同领域投资的承诺。那么，是什么把大国的目光又吸引到了非洲，大国在非洲又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战略？他们的对非战略与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又有何区别呢？
非洲为何重为“国际宠儿”
在殖民主义时期，英、法、德和葡萄牙等老殖民主义国家曾是非洲这片土地的“主人”，肮脏的奴隶贸易和1884年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是世人对殖民史的长久记忆。冷战时期，非洲又曾经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一个“战场”。为遏制对方影响的扩大，争夺势力范围，非洲大陆上演了一幕幕有超级大国背景的“代理人战争”。不论是扎伊尔(今民主刚果)，还是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战争，不少非洲地区性冲突的背后均有美苏争夺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在美苏争霸时期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开始下降，“非洲悲观论”一度成为西方大国制定对非政策的主导思想。但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以及非洲政局日益走向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非洲通过联合自强和自主外交，其国际地位正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也重现增强之势。非洲又重新成为大国关注和争夺的对象。
从安全和地缘战略的角度看，作为面积仅次于亚洲的世界第二大洲的非洲，其重要的地理战略位置(苏伊士运河和好望角航线扼东西交通要冲、且毗邻重要的中东产油区)和丰富的资源(拥有发展工业所需的50多种矿产资源)曾是冷战时期超级大国最看重的筹码。“911事件”后，基于反恐的需要，非洲在美国等西方大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贫瘠并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边缘化的非洲不仅存在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而且本?拉登等“基地”组织的要员还曾有藏匿东北部非洲的经历。为防止恐怖分子“利用非洲特有的环境——混乱的边界、地区冲突、松散的金融制度、武器泛滥——来营造和扩展自己的网络和基地”，美国重视并加强了与非洲的反恐军事合作。
另外，欧盟的南下也提高了非洲的地缘战略地位。欧盟近年来不断深化与扩大，但地缘扩张的空间越来越小，东扩到独联体各国，触及俄罗斯神经，东南方面挺进到中东西亚，与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碰撞，不得不开始南下非洲。
从资源和市场潜力的角度看，由于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能源缺乏日益彰显，另一方面则是市场保护主义趋势抬头。而非洲丰富且未得到充分开发的自然资源和53个国家、近10亿人口的潜在大市场，以及近10年来年均约5％的经济增长率，无不使非洲成为西方大国竞相逐鹿的宝地。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非洲探明的石油储量不断增加，出口量增幅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被认为是世界石油天然气供应的“新大陆”。
而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博弈角度看，非洲53个成员国占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27.7％，是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非洲国家一直是高姿态参与，而且自始至终不畏外来压力或诱惑，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要求在安理会中拥有两个带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两个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事实上，没有非洲国家的支持和拥护，任何实质性的联合国或安理会的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
西方大国各怀心思
虽然关注和重视非洲已成为大国外交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但由于各大国的国家定位和战略目标不同，其聚焦非洲的利益着眼点自然也存在一定差距。
作为冷战后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9.11事件”后把反恐和确保能源安全视为国家的一项中长期战略，重视并加强了与非洲的反恐军事合作。2003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了塞内加尔、南非、博茨瓦纳、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等非洲5国，允诺拿出1亿美元来帮助东非和非洲之角国家提高反恐能力。五角大楼还宣布建立非洲司令部来统管非洲地区的情报收集、后勤补给及军事行动。为防止恐怖主义从中西亚地区向中、东非地区蔓延，美军除在非洲之角加强海岸巡逻并与有关非洲国家进行大规模实战反恐军事演习外，已着手将战略重点转移至由西向东贯穿于加勒比海沿岸、北非、高加索、中亚、南亚、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的一条所谓“不稳定弧形带”。
在能源方面，为确保能源来源的多样化，美国防部和政府的相关文件中已把“非洲石油”提升到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目前，美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占其石油进口总量的19％。据预测，2015年将达到25%，超过美国从整个海湾地区进口的石油量。因此，美国各大跨国石油公司不仅投巨资于石油储量丰富的西非几内亚湾，美国政府还于2002年同位于几内亚湾东南部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达成协议，在这个面积仅1001平方公里的岛国上建立美国海军基地。
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为争夺在非洲的势力范围，互挖墙角，搞代理人战争。冷战后，苏联解体，转型期的俄罗斯自顾不暇，根本没有精力和能力和非洲开展全面合作，其在非洲的影响也自然淡出。但近年来(特别是在此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借助国际经济发展和能源价格上涨的东风，俄经济曾实现连续7年的快速增长，因此又有了重振大国雄风的动力和本钱。
2006年9月，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曾出访南非和摩洛哥。俄媒体评述说，“除了1961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过摩洛哥之外，苏联和俄罗斯的首脑还从未访问过南非和摩洛哥。普京的非洲之旅将从南部的好望角一直到北部的撒哈拉沙漠。”俄媒体还据此认为，“黑色大陆已再次成为全球影响力的争夺中心”。事实上，普京访问非洲意在试图恢复同非洲的经贸关系，增加俄罗斯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拓宽俄罗斯在国际上的战略空间。
2006年4月末、5月初，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也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加纳两国以及非洲联盟总部，成为继森喜朗2001年１月访问非洲三国之后，第二位访问非洲的日本首相。
冷战时期，日本对非奉行的是“资源外交”政策，只是单纯把非洲视为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谋求的主要是经济利益。冷战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日本充当“世界政治大国”欲望的日益膨胀，其对非洲国家的渗透力度不断加大，将打开非洲外交局面视为自身成为“正常国家”或“政治大国”的一条路，同时也是为了对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扩大形成某种牵制。日本一外交官曾说，“非洲是日本外交的资产”。日本前外相河野洋平也说过，“非洲与日本的安全与繁荣密切相关，我们应发挥作用和承担大国的责任”。为争取非洲国家支持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圆其“世界大国梦”，日本近年来不惜花费巨资，“全面介入”非洲。从1993年10月起，日本每隔5年就在东京召开规模巨大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出台各项对非工作的《行动计划》以提升其在非洲的影响力。 非洲还是法国在海外传统影响最深、经营时间最长的地区，自戴高乐以来的历届法国政府都把非洲视为支撑其大国地位的“前沿基地”，把维护其在法语非洲国家的特殊利益作为对非政策的核心，强调“失去非洲，法国将成为二流国家”。长期以来，法非关系的维系一直主要通过四根纽带，即：国家元首间的私交和两年一度的法非首脑会议；对非发展援助以及对非洲国家，特别是法语非洲国家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控制；法非文化合作和保持、扩大法语在非洲的影响；军事干预和保留法国在非洲的驻军。虽然不同时期的不同政府在不同方面的侧重点不同，但法国在冷战后取代苏联成为在非洲与美国竞争影响力的最强劲对手则是与这四方面纽带的联系分不开的。
“良政”与“不干涉内政”
虽然西方大国关注非洲的利益着眼点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推动非洲的“良政”、“善治”和“人权”方面的立场却是惊人的一致。冷战结束后，在欢呼“历史的终结”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为把非洲纳入其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竭力向非洲国家兜售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甚至把援助与是否实行“多党民主”挂钩，粗暴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从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国务卿希拉里的非洲访问行程安排、发表的讲话，特别是此前奥巴马总统访问加纳时发表的对非政策主旨演讲来看，美国现政府的对非政策虽然是延续多于变革，继承多于创新，但加强民主、惩治腐败、推行“良政”以及加强非洲“为实现根本性变革而进行的能力建设”(奥巴马语)无疑是美国现政府向非洲传达的主要信息，也表明美国现政府会将政策的侧重点向这方面的天平倾斜。
和冷战后西方将援助与民主挂钩的干涉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对非政策完全“去意识形态化”，强调不干涉内政和尊重非洲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中国的对非援助也从不附加任何条件。之所以采取这一有别于西方的对非政策，主要基于同为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痛苦历史记忆(在西方的强权干涉下被剥夺了许多宝贵的资源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如今同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课题和挑战。
中国自身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是照搬或照抄任何西方的政治或经济发展模式而得来的。相反，正是反对西方的干涉，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才保持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信奉儒家礼数原则的中国外交尊重并充分相信最了解自己本国国情的非洲国家和人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无需外国的“指点”和“干涉”。从本质上看，中非关系不是“教师爷”或“施惠者”与受者的关系，而是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共同发展的南南合作关系。
然而，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外交近年来常常受到一些西方政客、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指责，认为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对所谓“无赖”或“失败国家”的变相支持，不利于西方国家在非洲推动的民主、人权事业以及反专制和反腐败运动的进展。
对这一指责细细分析，不难看出有一种牵强附会的联系。姑且不论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努力(所谓“内因为主”和“外因为辅”)，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主”、“人权”和“良政”并不是建立在沙基上的海市蜃楼，不可能通过漂亮的口号和一味的鼓吹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它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以及人民教育水平和法制、民主意识提高的基础之上(实际上西方自身也是经过了数百年的努力才达到了今天的水平)。因此，中国在非洲大力发展经贸合作(仅中非贸易一项近年来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20%)、帮助非洲国家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大力开展对非人力资源培训等等工作实际上就是在夯实非洲实现民主和良政的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
说到底，非洲的发展道路选择毕竟是掌握在非洲人民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