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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的注释规范，是一个关涉学术论文基本规范的重要问题，它不仅与学术论文的科学撰述有关，而且与学术成果的发表和评价机制有关，也与人才培养、学术伦理和学风建设有直接关联。我们如果要切实建设、发展、创新中国的学术与文化事业，就不能不首先从这些基础工程开始。为此，本刊与学术批评网合作，围绕学术论文的注释规范及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生动活泼的学术讨论。这一专题讨论是围绕《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发表的《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一文展开的，有关各方见仁见智，具体、深入地探讨了相关问题。——编者
《中国社会科学》现在被许多高校列为文科类最高的学术期刊。凡是能在其上发表一篇文章者，各高校的奖励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人民币不等(我所在的学校是二千元)。我校凡是在这个头等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教师，没有一个不牛的。评职称时，只要在自己的学术成果上写上有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评委们没有不高看的，往往一路绿灯，全票通过。有了这种礼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文章，对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来说简直就是高山仰止，日思夜想着自己猴年马月也能在这个期刊上弄上一篇文章。所以，《中国社会科学》新的一期一到，我总是急不可待地仔细拜讀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文章，虽然也想看其他专业的文章，只是太深，专业又不对口，只好作罢。我拜读的主要目的是要看看人家《中国社会科学》的作者们是怎样做研究的，从中汲取“营养”，以便日后自己也能在那里发上一篇。所以，我对所读文章上列的参考文章和著作都不敢漏过，目的是能够按图索骥，让那些曾经滋润过《中国社会科学》撰稿者们的论著再来滋润滋润我，使自己丰富起来。老实说，绝大多数本专业的文章，我读后都受益匪浅。
然而，看了《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所刊的第一篇文章——《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我颇有点失望。让我失望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作者的注释。因为作者鲁品越先生是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对于文章内容的好坏，我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人物不便评价，但作者在该文中的第一条注释(第4页)的确让人感到是“伪注”。
鲁晶越教授的这一条注释是这样写的：Samuel P．Huntington，The C1ash of Civolizs-tlon?,Diplomacy,New York，Summer,1993(见《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4页注1)。正是这一条看似规范的注释让人看到作者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不错，亨廷顿确实是在美国大名鼎鼎的《外交》双月刊(以前是季刊)1993年夏季号(第72卷第3期，第56-73页)上发表过轰动一时的《文明的冲突》一文。然而，中文所说《外交》是约定俗成的译法，它的英文名称是Forexgn Affairs(外交事务或对外事务等)。这样，中文的此“外交”就不是英文的此“外交”(Diplomacy)，而是英文的“对外事务”(Foreign Affmrs)。这个刊物非同小可，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晴雨表，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出台，一般首先在它所刊登的文章中体现出来。如当年美国遏制政策出台前，乔治·凯南就以X化名写过“苏联行为的根源”；尼克松主义正式出台前，尼克松在这刊物上写过“越南后的亚洲”，等等。严格地说，这一刊物不完全是纯学术性，它是表达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各种人物重要外交思想(现在也涉及经济)的喉舌。这样一本极其重要的刊物，如果是真的读过的话，应该是不会把名称写错的。
本人这里暂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加以猜测，鲁品越教授很可能是把中文的名称翻译回去的，并没有看过原期刊。但是，将中文“翻回”英文往往是要“失真”的。记得两年前也是南京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的《西方史学史》被人说成剽窃，揭露者也举类似的例子：那位历史教授从中文“回”英文，但真正的英文书名与作者所翻译的英文名完全不同。当然，这位哲学教授没有犯题名错误，因为中文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上就有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只是期刊英文的名称写错了。这种不可能也不应该写错的地方却偏偏写错了，让人不可思议。笔误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其中的原委，恐怕只有文章的作者自己知道。
现在学术论文中的伪注现象相当严重，不少学者在论著中“作注”喜欢外文，否则似乎不够档次，不能表现出其学贯中西的气象。但是，引用外文书刊的条件是自己必须亲自读过或者至少是认真核对过。我觉得，在学术论文中作“伪注”也是一种学风问题。因为文科文章中的注释，如同科学论文中的数据一样，是不能作假的。
最后，顺便说一句，像《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综合性刊物，如果要进行专家匿名评审，建议一定要请这一专业真正的专家进行严格匿名审读。否则，很难发现其中的真假。出现《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类似的学术注释的伪注问题，将不能不对《中国社会科学》这样高标准、高声誉的刊物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笔者之在此开诚布公地提出批评，也是为了爱护和维护《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形象与学术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现在被许多高校列为文科类最高的学术期刊。凡是能在其上发表一篇文章者，各高校的奖励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人民币不等(我所在的学校是二千元)。我校凡是在这个头等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教师，没有一个不牛的。评职称时，只要在自己的学术成果上写上有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评委们没有不高看的，往往一路绿灯，全票通过。有了这种礼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文章，对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来说简直就是高山仰止，日思夜想着自己猴年马月也能在这个期刊上弄上一篇文章。所以，《中国社会科学》新的一期一到，我总是急不可待地仔细拜讀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文章，虽然也想看其他专业的文章，只是太深，专业又不对口，只好作罢。我拜读的主要目的是要看看人家《中国社会科学》的作者们是怎样做研究的，从中汲取“营养”，以便日后自己也能在那里发上一篇。所以，我对所读文章上列的参考文章和著作都不敢漏过，目的是能够按图索骥，让那些曾经滋润过《中国社会科学》撰稿者们的论著再来滋润滋润我，使自己丰富起来。老实说，绝大多数本专业的文章，我读后都受益匪浅。
然而，看了《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所刊的第一篇文章——《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我颇有点失望。让我失望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作者的注释。因为作者鲁品越先生是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对于文章内容的好坏，我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人物不便评价，但作者在该文中的第一条注释(第4页)的确让人感到是“伪注”。
鲁晶越教授的这一条注释是这样写的：Samuel P．Huntington，The C1ash of Civolizs-tlon?,Diplomacy,New York，Summer,1993(见《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4页注1)。正是这一条看似规范的注释让人看到作者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不错，亨廷顿确实是在美国大名鼎鼎的《外交》双月刊(以前是季刊)1993年夏季号(第72卷第3期，第56-73页)上发表过轰动一时的《文明的冲突》一文。然而，中文所说《外交》是约定俗成的译法，它的英文名称是Forexgn Affairs(外交事务或对外事务等)。这样，中文的此“外交”就不是英文的此“外交”(Diplomacy)，而是英文的“对外事务”(Foreign Affmrs)。这个刊物非同小可，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晴雨表，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出台，一般首先在它所刊登的文章中体现出来。如当年美国遏制政策出台前，乔治·凯南就以X化名写过“苏联行为的根源”；尼克松主义正式出台前，尼克松在这刊物上写过“越南后的亚洲”，等等。严格地说，这一刊物不完全是纯学术性，它是表达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各种人物重要外交思想(现在也涉及经济)的喉舌。这样一本极其重要的刊物，如果是真的读过的话，应该是不会把名称写错的。
本人这里暂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加以猜测，鲁品越教授很可能是把中文的名称翻译回去的，并没有看过原期刊。但是，将中文“翻回”英文往往是要“失真”的。记得两年前也是南京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的《西方史学史》被人说成剽窃，揭露者也举类似的例子：那位历史教授从中文“回”英文，但真正的英文书名与作者所翻译的英文名完全不同。当然，这位哲学教授没有犯题名错误，因为中文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上就有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只是期刊英文的名称写错了。这种不可能也不应该写错的地方却偏偏写错了，让人不可思议。笔误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其中的原委，恐怕只有文章的作者自己知道。
现在学术论文中的伪注现象相当严重，不少学者在论著中“作注”喜欢外文，否则似乎不够档次，不能表现出其学贯中西的气象。但是，引用外文书刊的条件是自己必须亲自读过或者至少是认真核对过。我觉得，在学术论文中作“伪注”也是一种学风问题。因为文科文章中的注释，如同科学论文中的数据一样，是不能作假的。
最后，顺便说一句，像《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综合性刊物，如果要进行专家匿名评审，建议一定要请这一专业真正的专家进行严格匿名审读。否则，很难发现其中的真假。出现《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类似的学术注释的伪注问题，将不能不对《中国社会科学》这样高标准、高声誉的刊物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笔者之在此开诚布公地提出批评，也是为了爱护和维护《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形象与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