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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文学家、思想家李贽在纵观前人文字的基础上提出了童心说，成为他的文学创作理论，更对后世文学作品的观念、主题和风格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李贽；童心说；内涵；文学价值
作者简介：李爽（1994.8-），女，汉，江苏省南通市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1
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就产生了“主情”和“主理”两条齐头并进而又交相辉映的脉络。“主情”一脉行文不拘，较少受到传统礼教的束缚。譬如庄子的散文汪洋恣肆、寓真于玄；屈原的《离骚》则充满幻想和强烈的抒情色彩；发展到汉初，骚体赋比兴蕴藉，继承了楚辞的浪漫之风；唐代更是将诗歌创作推向高峰，以律诗绝句抒情言志；元杂剧、金院本更是异彩纷呈，通过歌颂男女爱情来批判封建礼教，是文人真性情的流露；明代则出现了《西厢记》《水浒传》这样的至情之作和大量直白淳朴的民歌。
1、童心说的内涵
明代文学家、思想家李贽观览前人文字，提出了童心说。所谓“童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1]，李贄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2]即如果能保持童心、本心，那么所谓的道理、闻识都是站不住脚的；任何时间、任何人、任何体裁都可以创作出“至文”。童心说不仅是李贽的创作理论，更是他的实践标准。他敢于批判被统治者立为官学的孔孟之道，甚至贬斥程朱理学，所作《焚书》《藏书》中载有大量现在看来进步的观点，在当时被当做异端邪说。
作为李贽创作的核心创作观点，童心说着重分析的是创作主体的个性心理和作品之间的联系。从客观上讲，儒学的僵化导致了文坛的沉闷。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学确立了作为官学的正统地位。伴随着封建制度、中央集权的强化，儒家经典的解读与政治密切相关。“四书五经”不仅是八股取士的标准，更是巩固政治根基的工具。朱熹进一步将儒家思想引向服务政治，他作《四书章句集注》《诗经集解》等书，以政治的眼光评价作品，不仅存在曲解的现象，而且极大地削弱了诗歌的抒情气息和艺术美感。儒学的僵化呼唤文坛吹进一股清新空气，李贽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文风革新的任务。从主观上，李贽认为道理纲常往往束缚人的本性，使人说假话、抒假情，而真正写出“天下之至文”[2]的人，未必受过高等教育，也不拘泥于时间体裁，情感的真实流露就是本心之作。南朝民歌出自民间，所表现的爱情生活不符合封建礼教，也极少考虑纲常伦理，却是“至文”的代表。
2、童心说的文学价值
童心说的提出，不仅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对后世文学作品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促成了文学观念的更新。在童心说之后，主张性灵、本心的学说层出不穷。以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为首的公安派率先提出“独出性灵，不拘格套”[3]的创作理论。他们反对模拟，主张“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为一新”[4]。其后的竟陵派在矫正公安派俚俗浅陋的同时，也主张真性情的写作，继承了李贽的文学观念。清初袁枚更是系统地提出“性灵说”，与沈德潜的“格调说”相抗衡。他认为“真”才是人的自然本性，“真”可以不符合正统道德，却是文学创作的最高价值标准。“真人”与“真性情”最为袁枚所中，也与“童心说”一脉相承。
其次影响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在童心说提出后，很多明代传奇、清代小说、笔记体现出对纲常伦理的突破。明传奇《牡丹亭》以奇幻想象承载浪漫风格，以绮丽词语展现无边风情，以男女情事反对封建礼教，塑造了一个“至情世界”。主人公杜丽娘“生生死死为情多”的痴情女子形象，鼓舞了后世女子为争取自由和幸福抗争。而《聊斋志异》更是塑造了狐鬼花妖的有情世界。蒲松龄在现实世界中潦倒困顿，转而将感情投射到一个虚构的世界中，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而袁枚的《子不语》，记载各种灵异鬼狐、脂粉裙钗之事，书名正是对“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公然挑战。
最后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风格。童心说为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鼓励后世文人尊崇本心、以真实性情创作，而非钻营取巧。“文”不是进身之阶，而应该是本心的自然流露。晚明的小品文受童心说的影响，文风趋向于生活化和世俗化。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和《湖心亭看雪》从容记述游览景色的所见所感。而小品文另一个特点则是率真直露，《自为墓志铭》中，张岱毫不避讳地自述“好娈童”、“好美婢”[5]，记录下年轻时浮华奢侈生活。这在明以前的正统文学中是极为其罕见，也难被包容的。
综上所述，李贽在观览前人文字的基础上总结出的童心说，不但认同了不同年代、作者、文体产生“至情之作”的可能性，而且对后世文学作品的观念、主题和风格都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竞艳注说：《焚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页。
[2]李竞艳注说：《焚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5页。
[3]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4]《四库全书总目》影印本《袁中郎集》。
[5]张岱：《嫏嬛文集》，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页。
关键词：李贽；童心说；内涵；文学价值
作者简介：李爽（1994.8-），女，汉，江苏省南通市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1
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就产生了“主情”和“主理”两条齐头并进而又交相辉映的脉络。“主情”一脉行文不拘，较少受到传统礼教的束缚。譬如庄子的散文汪洋恣肆、寓真于玄；屈原的《离骚》则充满幻想和强烈的抒情色彩；发展到汉初，骚体赋比兴蕴藉，继承了楚辞的浪漫之风；唐代更是将诗歌创作推向高峰，以律诗绝句抒情言志；元杂剧、金院本更是异彩纷呈，通过歌颂男女爱情来批判封建礼教，是文人真性情的流露；明代则出现了《西厢记》《水浒传》这样的至情之作和大量直白淳朴的民歌。
1、童心说的内涵
明代文学家、思想家李贽观览前人文字，提出了童心说。所谓“童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1]，李贄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2]即如果能保持童心、本心，那么所谓的道理、闻识都是站不住脚的；任何时间、任何人、任何体裁都可以创作出“至文”。童心说不仅是李贽的创作理论，更是他的实践标准。他敢于批判被统治者立为官学的孔孟之道，甚至贬斥程朱理学，所作《焚书》《藏书》中载有大量现在看来进步的观点，在当时被当做异端邪说。
作为李贽创作的核心创作观点，童心说着重分析的是创作主体的个性心理和作品之间的联系。从客观上讲，儒学的僵化导致了文坛的沉闷。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学确立了作为官学的正统地位。伴随着封建制度、中央集权的强化，儒家经典的解读与政治密切相关。“四书五经”不仅是八股取士的标准，更是巩固政治根基的工具。朱熹进一步将儒家思想引向服务政治，他作《四书章句集注》《诗经集解》等书，以政治的眼光评价作品，不仅存在曲解的现象，而且极大地削弱了诗歌的抒情气息和艺术美感。儒学的僵化呼唤文坛吹进一股清新空气，李贽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文风革新的任务。从主观上，李贽认为道理纲常往往束缚人的本性，使人说假话、抒假情，而真正写出“天下之至文”[2]的人，未必受过高等教育，也不拘泥于时间体裁，情感的真实流露就是本心之作。南朝民歌出自民间，所表现的爱情生活不符合封建礼教，也极少考虑纲常伦理，却是“至文”的代表。
2、童心说的文学价值
童心说的提出，不仅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对后世文学作品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促成了文学观念的更新。在童心说之后，主张性灵、本心的学说层出不穷。以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为首的公安派率先提出“独出性灵，不拘格套”[3]的创作理论。他们反对模拟，主张“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为一新”[4]。其后的竟陵派在矫正公安派俚俗浅陋的同时，也主张真性情的写作，继承了李贽的文学观念。清初袁枚更是系统地提出“性灵说”，与沈德潜的“格调说”相抗衡。他认为“真”才是人的自然本性，“真”可以不符合正统道德，却是文学创作的最高价值标准。“真人”与“真性情”最为袁枚所中，也与“童心说”一脉相承。
其次影响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在童心说提出后，很多明代传奇、清代小说、笔记体现出对纲常伦理的突破。明传奇《牡丹亭》以奇幻想象承载浪漫风格，以绮丽词语展现无边风情，以男女情事反对封建礼教，塑造了一个“至情世界”。主人公杜丽娘“生生死死为情多”的痴情女子形象，鼓舞了后世女子为争取自由和幸福抗争。而《聊斋志异》更是塑造了狐鬼花妖的有情世界。蒲松龄在现实世界中潦倒困顿，转而将感情投射到一个虚构的世界中，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而袁枚的《子不语》，记载各种灵异鬼狐、脂粉裙钗之事，书名正是对“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公然挑战。
最后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风格。童心说为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鼓励后世文人尊崇本心、以真实性情创作，而非钻营取巧。“文”不是进身之阶，而应该是本心的自然流露。晚明的小品文受童心说的影响，文风趋向于生活化和世俗化。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和《湖心亭看雪》从容记述游览景色的所见所感。而小品文另一个特点则是率真直露，《自为墓志铭》中，张岱毫不避讳地自述“好娈童”、“好美婢”[5]，记录下年轻时浮华奢侈生活。这在明以前的正统文学中是极为其罕见，也难被包容的。
综上所述，李贽在观览前人文字的基础上总结出的童心说，不但认同了不同年代、作者、文体产生“至情之作”的可能性，而且对后世文学作品的观念、主题和风格都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竞艳注说：《焚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页。
[2]李竞艳注说：《焚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5页。
[3]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4]《四库全书总目》影印本《袁中郎集》。
[5]张岱：《嫏嬛文集》，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