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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两国的接触，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十三世纪。从路易九世到路易十四，法国国王几度派传教士来中国探访，到十八世纪，法国已有一百多名传教士在中国游历。然而，在这四百年里，几乎看不出“天朝上国”对欧洲或法国的热情，中国皇帝只习惯坐在龙椅上，等四方来朝。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和晚期，因“鸦片”和“越南”引发的战争，“天朝上国”方龙颜失色，开始放眼欧洲。于是中国人这才真正看见了早已是列强之一的法国。
中国人探索西方世界，将中国文明传入西方，即所谓东学西渐，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远远早于西方人探寻中国。西方学术思想传入中国，即所谓西学东渐，仅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然而，法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或者说，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了解与喜好，却要晚于法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兴趣。当法国开始热衷中国文化的时候，中国之于法国文化，还处于雾里看花的阶段。这抑或是千百年来，“老大帝国”的身价在从中作祟。
早在十六世纪，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在其《随笔》中说：“在中国，在这个很少与我们交往，对我们并不了解的帝国里，它的政府体制和艺术，在一些杰出的领域内超越了我们，它的历史告诉我，世界之大，之丰富，是我们的祖辈和我们自己所无法深刻理解的。”那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已为法国人打开了中国之窗。在地中海沿岸，在那些邻国兴起的“中国时尚”，足以让法国文人对中国文化羡慕不已，味蕾大开，甚至还有了自惭形秽的感觉。与蒙田同时代的人文主义学者约瑟夫·斯卡里热，在读完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所著的《大中华帝国史》时说：“生活在异常宁静、公正的环境，而又如此守秩序的中国人，让法兰西小王国，那些正在搞宗教纷争的基督徒们感到羞愧。”
于是，法国人自那时起，便开始关注东方大国，到了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路易十四慷慨解囊，建立了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神修院。该院招募、培养、训练应招的修士，让他们掌握与中国打交道的技能。二十多年后，六位学识渊博，训练有素，并获得“国王数学家”称谓的传教士，肩负探索中国文明的使命，离开法国，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康熙时代的中国。
这个来自欧洲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文化使团”，沿着邻国“欧洲汉学先驱”——利玛窦的战略途径，对向往已久的东方古国，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访。自此以后，法国人的汉学成果迅速的超越了它的邻居，巴黎已然成为欧洲汉学的研究中心，一批举足轻重的汉学著述在巴黎相继出版。其著述之多，资料之翔实，描述之准确，已大大超越了先行一步的邻国。
法国的汉学家们，把欧洲人从《马可·波罗游记》于十四世纪所“创建的亚洲”及“幻象的中国”里释放出来，让他们清晰的感受中国的思想、哲学、艺术和文学。中国当代学者钱林森为此著文描述：“十七、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的著作，则以热情的笔调给法国和欧洲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中国’……它们成了十八世纪法国和欧洲的中国文化热的主要材料源头。启蒙运动领袖以此来构筑自己的理性王国，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哲学家从中提炼有益的思想滋养，以建立新的思维模式;文学家借此寻求新的文学题材，创造出新的人物;美学家追寻中国风尚，收藏家崇尚中國艺术……于是，空前规模的中国文化热便在法国和欧洲兴起了。”
从阐释“四书”、“五经”的专著，到译述《今古奇观》中的小故事，再到《诗经》、《赵氏孤儿》的选译，欧洲人自法国，开始真正接触到了中国的文学。中国诗歌和戏剧让法国人耳目一新，公元1732年，耶稣会士马若瑟率先将元代杂剧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两年后，《赵氏孤儿》法译本在耶稣会杜阿尔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志》第三卷上发表。又过了近二十年，法国文学大家、启蒙运动旗手、“欧洲的良心”——伏尔泰读到此译本，继而，幸喜之余，用数月时间，将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五幕法国悲剧，名为《中国孤儿》。原剧中的儒家思想已变为欧洲的启蒙主义思想。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全名为《冤报冤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报仇》。伏尔泰将原作演绎有关“道、义、忠、奸”的复仇故事，改编成靼鞑人和中国人之间，即文明与野蛮相互对抗的故事。人物形象也在舍生取义、不屈不挠、敢于献身的精神之外，赋予了更深沉的思考，让正面形象成为中华民族道德和灵魂的化身，借此来批判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批判文化专制和蒙昧主义，进而促进启蒙运动。
这部全新的话剧在巴黎首演便引起轰动。自此以后，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其他国家，也先后出现了各自版本的“中国孤儿”。伏尔泰自《中国孤儿》之后又用中国题材，异国情调来创作他的新作《伊兰娜》和《查第格》，为中法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架起了第一座桥梁。
《赵氏孤儿》与伏尔泰不期而遇，是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最具历史意义的邂逅，是东方和西方两股澎湃奔涌的文化河流，第一次强有力的拥抱，它碰撞的涛声将永久回荡，余音绕绕;四溅的浪花将永远闪烁异彩，成为不倦的话题。
十八世纪末，中法外交因“礼仪之争”而受挫， “中国热”渐渐冷却，但当时的欧洲正流行巴洛克风尚，文学艺术开始追求新奇怪异，对异国风情尤为痴迷，于是法国人又想起了由伏尔泰《中国孤儿》刮起的“中国风”，甚至想起了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由法国人自己想象的“中国情调”和“中国风味”。1692年，勒纳尔编写戏剧《中国人》，由法国皇室的意大利喜剧团演出，开创所谓“中国戏剧”之先河。随后就有了《巴伯·空塔玛医生两幕独白中国剧》，以及《中国孤儿》、《回来的中国人》、《在法国的斯文华人》、《鞑靼人》、《中国瓷菩萨》等等，但只有《中国孤儿》才是第一个登上欧洲舞台的中国戏剧。《中国孤儿》启发汉学家和剧作家们，去追溯创作借鉴的正宗源头，他们希望看到中国戏剧的原始文本，于是，中国元曲开始译介到法国，在汉学家们的持续努力下，到了十九世紀初，法国有别于巴洛克风尚的“中国热”，再度升温。
当时，法国《亚洲杂志》、《学术杂志》连续刊登汉学家们所译介的元代杂剧。十九世纪末，汉学家、翻译家德·比西所著的《中国文化教程》中，收有元代戏曲《潇湘雨》、《杀狗劝夫》《来生债》戏文选译，有《薛仁贵》、《马陵道》剧本全译。有《慎鸾交》第二出、《风筝误》第六出、《奈何天》第二出，还有从拉丁文转译的《东堂老》。经他翻译的元杂剧多达十余种。还有，汉学家路易·拉卢瓦翻译的《汉宫秋》，于1921年由尔迪莱印刷所出版;汉学家莫朗翻译的全译本《西厢记》在巴黎出版，出版提名为《热恋的少女：中国十三世纪的爱情故事》。 在此以前，法国科学院已正式将中文列入大学的教程;法兰西研究院将中文纳入法国最高研究院科目;汉学家们纷纷将中国文献、文学翻译成法文。到十九世纪中晚期，法国来华传教士顾赛芬用法文、拉丁文翻译了《四书》、《诗经》、《书经》、《礼记》、《春秋左传》和《仪禮》;莱昂·威热编著《中国方块字》、《现代中国民间传说》等。曾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的斯塔尼斯拉斯·于连编撰《新编汉语句法结构》、《汉文指南》，翻译出版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太上感应篇》、《天工开物》、《道德经》、《灰阑记》、《复仇豹》、《西厢记》、《白蛇精传》和《平山冷燕》，并将早期被肢解的译本《赵氏孤儿》，以及自己老师翻译的《玉娇梨》，进行了全文重译。于连的学生巴赞翻译出版了《梅香》、《合汗衫》、《货郎担》、《窦娥冤.》和《琵琶记》等等。
在法国汉学家们的倡导下，《诗经》、《楚辞》和《唐诗》也被陆续翻译、介绍到法国和欧洲。1862年，主持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戴维尔·圣·德尼侯爵，出版了他的《唐诗》选译，他精心选译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三十五位唐代诗人的九十七首诗作，这可谓是法国最早的唐诗译本。昂博尔·于阿里编著的《十八世纪中国诗人袁子才的生平及创作》、《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诗》、《中国现代诗》等文学评述专著也逐一在巴黎问世。曾在中国逗留十四年的外交官、法国著名诗人保罗·克洛岱尔，于1896年在《巴黎杂志》发表散文诗集《认识东方》，讲述中国风情。
二十世纪初，法国一些象征派诗人，已不满足于固有的创作资源，他们瞭望东方，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找到了渴望已久的心灵慰藉，例如克洛岱的散文诗《认识东方》，已散发出浓厚的中国情结。象征主义诗人马拉梅，用一首《倦怠》表明了自己的艺术取向：“我要放弃残忍国度的贪婪艺术……模仿着清澈、细腻之心的中国人”。有评论文章说：《倦怠》“笼罩着一层雾，一种中国智慧的芬芳”。
另有法国著名诗人、作家、汉学家和考古学家谢阁兰，他一生与中国结下深厚渊源，他因激情饱满地笔耕中国而负盛名。他被中国的帝都深深陶醉，1910年，他以光绪皇帝为原型，创作小说《天子》（未完），1912年，在北京发表了诗歌代表作，咏歌中国的诗集《碑林集》。1912年发表散文《画集》。1917年再次来华，写下《中国的雕刻艺术》、《汉代的丧葬艺术》和长诗《西藏》。1923年，出版长篇日记体小说《勒内·莱斯》，其主角乃是隆裕太后的情人、光绪皇帝的朋友，想象力极为辽阔。另有散文集《出征》，共二十八章，记述游历中国的所见所闻及哲学思考。书中糅合了许多中国神话，例如书中第二十章，几乎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再创作。
还有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汉学家葛兰言，于1919年出版了一部研究中国上古时代原始宗教思想的专著——《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书中探讨了《诗经·国风》里的诗篇与中国古代节庆、劳动、歌舞、爱情等相生相成的关系。此后，他还有《中国人的宗教》、《中国思想》、《中国文明》等，先后于1922年和1929年，在巴黎出版。等以上种种人物和著作，将法国的“中国热”推向新的高潮。
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乃为东西方文化互补的过程，中国学者和欧洲学者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在法国，早在十八世纪初，中国学者、传教士黄嘉略赴法国朝圣，成为第一个定居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他几乎也是第一位由中国来到巴黎的文化使者，旅法期间，曾被任命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和皇家图书馆中文图书管理员。1702年赴法，直至客死他乡，他始终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积极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传播。在法国汉学家的协助下，他编写了《汉法字典》和《汉语语法》，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铺路石，另外，他还将明代长篇小说《玉娇梨》译成法文，当时法文译本名为《两个表姐妹》，据说，这是第一部介绍到法国的中国才子佳人小说。
这种学者与学者间的直接交流，在中国亦有体现。十六世纪晚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共同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英国汉学家理雅各、法国汉学家于连，相继与晚清翻译家、政论家王韬，共同研究、翻译中国及欧洲的典籍。王韬是西学东渐的杰出人物，他还先后与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传教士，翻译出版《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等书，还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等著作。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麦都思分别翻译、编撰《圣经》、《全地万国纪略》、《东西史记和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编《亚美理哥合省志略》、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编《古今万国纲鉴》、《大英国统志》、《万国地理全集》、《贸易通志》等等。中国读者对欧洲学术著作的兴趣，并不亚于欧洲的“中国热”，尤其是1897年12月，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所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天演论》在天津出版，以及法国文学稍后进入中国，而引发的文化震荡，足以证明中国人对西洋思想及文化的热情。
西洋文学作品传入中国，英国为先，法国较晚。英国最早始于十七世纪初叶，这也与利玛窦有关。1608年，利玛窦著述《畴人十篇》，1614年，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著述《七克》，这两部著作分别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伊索寓言，均以翻译其中的部分故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此后，有伊索寓言单行本问世，如1625年出版的《况义》，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与中国文人张赓合作编译;1840年出版的《意拾寓言》，由英國人罗伯特·汤姆与中国蒙昧先生合译。其后，1853年和1864年，又有英国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和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朗费罗的诗篇《人生颂》的汉文译本，相继问世。
直至近代以前，在西洋文学的汉文译本中，还没有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西洋文学作品。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从欧洲列强的枪炮下清醒，“老大帝国”终于放下了勉强还端着的身价，朝廷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办了以教授西方语言为主的京师同文馆;创办了翻译出版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了综合性的外语学校和翻译机构——洋务学堂。自此以后，中国民间的译书社团及私家译书活动也蓬勃兴起。 欧洲文明伴随着坚船利炮，撞开了“天朝上国”的门窗，代表西洋文化的法国文学，于十九世纪晚期，映入了中国大众的眼帘，且引起轰动。最早进入中国的法国文学作品，诗歌为 “马赛曲”，有学者撰文说：据考证，王韬于1871年翻译“马赛曲”，当时题目为《麦须尔诗》，以古诗体翻译西洋诗。小说为《茶花女》，最初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以漂亮的文言文意译爱情故事。这是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又一次邂逅和拥抱。
中国大众读者，真正接触“西洋文学”，应始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即1899年。作品来自法国。这一年，林纾与王寿昌合力翻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小说在中国东南部的福州问世，当时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不懂外文的林纾“以华人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在王寿昌的口译下，写出文言版的法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于1899年在福州，由索隐书屋出版，初版为“林氏畏庐刻本”。虽然仅刻印了一百部，但这个凄美的故事，却在大江南北搅起了波澜。与林纾同时搅动中国的翻译家、启蒙思想家严复，为此题诗：“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氏畏庐刻本”刊行仅几个月，上海便出现了“索隐书屋本”。近代文学家、翻译家陈衍在《林纾传》中感叹：“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两年后又出版了玉情瑶怨馆石印本，及各种排印本。
至此以后，西洋文学涌入中国，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热情，远远超越了法国人。仅林纾一人，一生翻译外国作品达一百七十余部，而法国文学作品就占有二十三部，继《茶花女》之后的翻译作品有：大仲马的《王楼花劫》，即《红屋骑士》、孟德斯鸠《鱼雁抉微》，即《波斯人信札》、巴尔扎克短篇集《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即《九三年》、圣·皮埃尔的《离恨天》，即《宝儿与威尼斯》和洛蒂的《鱼海泪波》，即《冰岛渔夫》等等。
1900年，陈寿彭、薛绍徽翻译房朱力士（儒勒·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该书于1902年再版。1902年，梁启超由日文转译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今译《两年的假日》）。1903年，鲁迅由日文转译嚣俄的《哀尘》（雨果《悲惨世界》）的选段、冷血（陈景韩）翻译西余谷（雨果）的《游皮》、埃米尔·德里昂的《明日之战争》、苏子毂翻译《惨社会》（《悲惨世界》）选段。1904年，苏曼殊、陈独秀译《惨世界》（《悲惨世界》）选段。1905年，黑石（周作人）翻译《天缪儿》（《悲惨世界》）节选、天笑生翻译《侠奴血》、《铁窗红泪记》。1907年，商务印书馆译《孤星泪》（《悲惨世界》选段）、冷血翻译《逸犯》（《悲惨世界》选段）等等。
法国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曾朴，于1904年和翻译家徐念慈创办“小说林社”，出版中外小说。1907年，曾朴在其三年前发行的期刊《女子世界》的基础上，发行《小说林》月刊杂志，大量刊登翻译法国小说。曾朴自己的法国翻译作品及法国文艺评论就非常丰富。他极力推崇法国浪漫主义大师雨果的作品，曾朴的译作中，雨果的长篇小说有《九十三年》（今译《三九年》）、《笑的人》，（今译《笑面人》）。戏剧作品有：《克林威尔》（今译《克仑威尔》）、《嬉王》、《欧那尼》、《枭欤》（后改名为《吕克兰斯鲍夏》或《吕伯兰》）、《银瓶怨》、歌剧《钟楼怪人》等等。
有学者将1840年至1894年，这一阶段发生于中国的文学翻译活动，称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萌芽期，将1895年至1906年，称为发展期，将1907年至1919年，称为繁荣期。当翻译文学已进入发展阶段的时候，法国文学才开始进入中国。然而仅隔两年，在“茶花女”的魅力下，法国文学蜂拥而至，以曾朴为主的一批法国文学翻译家辛勤耕耘，硕果累累，迅速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推向高潮。
曾朴对雨果的偏爱，以及对雨果作品的译介，一度在中国掀起“法国文学热”和“雨果热”，甚至带动了“西洋文学热”。曾朴自己的自传体小说《鲁男子》和“谴责小说”《孽海花》均深受雨果及《九三年》的影响。
1908年，曾朴翻译大仲马的《马哥王后逸史》，在《小说林》第十一、十二期上刊载，1908年新世界小说社将其刊印，分三册出版。之后翻译佐拉的《南丹与奈侬夫人》;莫利埃（莫里哀）的《夫人学堂》（今译《太太学堂》）;戈恬（戈蒂耶）的《鸦片烟管》、《春之初笑》;龙沙的《燕》;李显賓的《乞儿歌》、《亲昵集》中的《花月》、《轮图》;诺亚伊夫人的《月间》，《儿童蔼洛斯》，《青年》;顾岱林的《戈雄特曼大》、《女性的交情》;弗老贝（福楼拜）的《马笃法谷》;浦莱孚斯德的《别一个人》;勒穆尼埃的《尼众派小说》等等。
曾朴的文艺评论译作有：拉蒙黄南台的《雷麦克（雷马克）〈西部前线平静无事（西线无战事）〉的法国批评》，拉鲁的《法国今日的小说》，栾奈鲁拉的《雷翁杜岱四部奇著的批评》等等。1927年，曾朴与其长子曾虚白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创办《真美善》杂志。在其主编的《真美善》杂志上，他撰写的文艺评论有：《法国语言的原始》，《谈谈法国骑士文学》，《论法兰西悲剧源流》，《阿弗洛狄德（维拉斯）的考索》，《李显宾乞儿歌的鸟瞰》，《法国文豪乔治·顾岱林颂》，《诺亚依夫人》，《穆利哀（莫里哀）的女儿》，《穆利哀（莫里哀）的恋史》，《巴尔萨克（巴尔扎克）的婚姻史》，《乔治桑的诉讼》，《大仲马传》等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文学于中国再掀热潮。“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文化精英，发起“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即所谓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白話文，主张“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价值观，将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及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段的“新文学”理念引入中国。法国文学，对中国知识界，带来重大影响。“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沈雁冰、周作人和谢冠生等，积极推介福楼拜等人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例如，沈雁冰发表《纪念佛罗贝尔（福楼拜）的百年生日》、《佛罗贝尔（福楼拜）》、《佛罗贝尔的〈波华荔夫人传〉》（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一系列专论。探讨福楼拜的文学成就和艺术创作方法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意义。又如，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直接导致中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出现。其代表人物有：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等。 法国先锋派诗歌的开拓者阿波利奈尔，于1913年，发表未来派宣言——《未来主义的反传统》，整个欧洲文艺界受其影响长达近二十年，他直接导致超现实主义的产生。中国著名诗人戴望舒，率先将阿波利奈尔的《莱茵河秋日谣曲》翻译发表，极具影响力。随后众多翻译家跟进翻译了阿波利奈尔的诸多诗作，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李玉民翻译的《烧酒与爱情》。紧接着，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勒东、阿拉贡、苏波的作品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象征派诗王”保尔·福尔，以及创作惊世之作《夏娃》的夏尔·佩吉等各大流派的诗人及作品，均在引入之列。
法国文学的创作技巧，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已经被中国文人所借鉴。近代文学翻译家周桂笙于1903年所翻译的法国侦探小说《毒蛇圈》，应用充满悬念的倒叙写作技巧，让中国读者为之着迷。译作发表仅四个月，中国出版界便出现了用倒叙手法创作的侦探小说。另外，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也对中国文人有很大的影响。有学者撰文说：“1918年，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一文中，以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莫泊桑的《二渔夫》为例，将短篇小说定义为：‘用最经济的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感到充分满意的文章。’自此，中国短篇小说走上了受莫泊桑影响的现实主义道路，开始了第一个十年的繁荣。”我们从沈雁冰、沈从文、丁玲、张天翼等作家的短篇作品中，时常可以看到莫泊桑等法国作家的影子。
二十世纪上半叶，或者说，新文化运动期间，中法两国文学交流的热情再一次创下新高。赴法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将重新审视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到法国，让法国汉学家们耳目一新。戏曲研究家、藏书家傅惜华，古典文学研究家、藏书家吴晓玲和戴望舒等学者、诗人，均在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的汉学杂志上，发表中国小说和戏曲研究的专论。从而让法国汉学界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研究，有了新的见解和突破。除此以外，法国其他杂志或出版社，也常有留学生探究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博士论文及专论发表或出版。例如，吴益泰的《论中国小说的书目与批评》，贺师俊的《论〈儒林外史〉》，郭麟阁的《论〈红楼梦〉》，郑勉编著的《中国近代戏目分类注解》，蒋凯恩的《昆曲：关于中国古典戏剧》。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是留学生的中国诗人梁宗岱，将带入法国的陶渊明《归园田居》等十九首古诗和《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几篇散文，译成法文后寄给法国伟大作家罗曼·罗兰，于是，罗曼·罗兰得出结论：“在这样一部作品里，它和最古典的地中海——特别是拉丁诗，有着真切的血统。贺拉斯和维吉尔都在这里面找到了自己。在一些和谐的沉思，如‘蔼蔼堂前林’或‘少无适俗韵’里，我听到阿尔卑斯山上，一座别墅里的泉水庄严的音乐”。“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发现中国的心灵和法国两派之一（拉丁法国）的心灵有许多酷肖之点，这简直使我不能不相信那种人类学的元素——神秘的血统关系。亚洲没有一个别的民族和我们的民族显示出这样的姻亲关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局，出版青年学者徐仲年译著的《中国诗文选》，其中收有《汉宫秋》第四折戏文、《桃花扇》第二十二出戏文，还有《牡丹亭》第四出和《长生殿》第二十九出戏文的摘译，以及《窦娥冤》的戏文片断。徐仲年赴法留学期间，发表的博士论文《李太白的时代、生平和著作》以及早期译作《子夜歌》十五首，一度让巴黎文坛欣喜雀跃。随后不断发表法文著作，如《诗人杜甫》、《红楼梦简介》、《自居易研究》等。
与此同时，中国新文化运动产生的作品也开始陆续介绍到法国，例如，在中国读者眼里，永远可与罗曼·罗兰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青年翻译家敬隐渔，于1926年将鲁迅的《阿Q正传》译成法文，附带鲁迅的生平简介，发表在由罗曼·罗兰创立的《欧罗巴》杂志上。敬隐渔是最先把罗曼·罗兰的文学巨著《约翰·克里斯多夫》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的人。1924年7月，罗曼·罗兰致敬隐渔的一封信，被刊登在由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上。沈雁冰对罗曼·罗兰推崇备至，于是敬隐渔在中国文学界引起高度关注。1925年，敬隐渔在瑞士邂逅罗曼·罗兰，与之探讨中国和法国文学，并将鲁迅介绍到法国。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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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期间，敬隐渔始终与鲁迅保持着书信来往。这一时期，他还将法国作家亨利·巴尔布斯所著小说《光明》的中文译本寄回中国发表，并在法国杂志上发表介绍中国现代作家的论文，1929年，巴黎里埃德尔出版社出版了他编译的《中国当代小说家作品选》，书中收录了鲁迅、茅盾、郁达夫、落华生、陈炜谟以及敬隐渔本人的六篇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不幸的是，年纪轻轻的他身染性病，尽管罗曼·罗兰慷慨解囊，资助他医疗的费用，但病痛依然无法减轻。一年后，敬隐渔回国病逝，年仅二十九岁。
1930年，巴黎出版青年学者汪德耀的翻译作品，此作品为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女作家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前面提到的青年学者徐仲年，于1931年，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向法国读者介绍鲁迅的《呐喊》。同年，徐仲年开辟并主持巴黎《新法兰西杂志》的《中国文学》专栏。1933年，又在巴黎《上海日报·今日中国》专栏上，推介鲁迅的《肥皂》和丁铃的《水》。徐仲年终身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译作极为丰富，成就卓越。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长篇小说被源源不断地译介到中国，长篇译作进入空前繁荣阶段。巴尔扎克浩瀚的长篇巨制《人间喜剧》，包含各种生活场景的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等，几十部作品纷纷与读者见面。莫里哀、司汤达、罗曼·罗兰等等大家们的作品，一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那些世界级大家的灵魂与形象越来越清晰和完整。
中法文学至邂逅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两国文化汇流的长河，由涓涓细流，逐渐变为磅礴的奔涌。尤其是在中国，在那撞击的涛声中，我们时常能听到一长串震耳欲聋的人名与书名，他们是：蒙田、莫里哀、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梅里美、乔治·桑、波德莱尔、福楼拜、左拉、都德、法朗士、莫泊桑、罗曼·罗兰、纪德、普鲁斯特、萨特、加缪。它们是：《伪君子》、《波斯人信札》、《忏悔录》、《红与黑》、《人间喜剧》、《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系列、《基督山伯爵》、《卡门》、《恶之花》、《包法利夫人》、《卢贡—马卡尔家族》、《诸神渴了》、《羊脂球》、《约翰·克利斯朵夫》、《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与之相呼应的中国翻译家有：林纾、高常真、卞之琳、戴望舒、曾朴、鲍文蔚、李健吾、蒋怀青、穆木天、黎烈文、伍光建、包天笑、冷血、敬隐渔、李青崖、周瘦鹃、张竟生、胡适、王了一、徐霞村、刘半农、曾仲鸣、梁宗岱、傅雷、曾仲鸣、徐蔚南、谢直君、徐仲年等等。尤其是罗曼·罗兰与傅雷。二十世纪的法国作家及中国翻译家中，罗曼·罗兰和傅雷，无疑是最让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靈，遭受激烈撞击的作家和翻译家，他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西合璧，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大家傅雷，有人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没有他，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也无法诞生一个个“克利斯朵夫”。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与精神。
参考文献：
[1]许钧，宋学智，《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2007年9月，湖北教育出版社。
[2]钱林森，《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2009年7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1990年，7月，花城出版社。
[4]许光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894——1949）》，中国比较文学，2004（5）
[5]彭建华，《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2008年3月，中国书籍出版社。
[6]陈友冰，《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流播及学术特征》，国学网。
[7]陈友冰，《20世纪前期中法文学的互动及其意义》，百度文库。
中国人探索西方世界，将中国文明传入西方，即所谓东学西渐，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远远早于西方人探寻中国。西方学术思想传入中国，即所谓西学东渐，仅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然而，法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或者说，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了解与喜好，却要晚于法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兴趣。当法国开始热衷中国文化的时候，中国之于法国文化，还处于雾里看花的阶段。这抑或是千百年来，“老大帝国”的身价在从中作祟。
早在十六世纪，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在其《随笔》中说：“在中国，在这个很少与我们交往，对我们并不了解的帝国里，它的政府体制和艺术，在一些杰出的领域内超越了我们，它的历史告诉我，世界之大，之丰富，是我们的祖辈和我们自己所无法深刻理解的。”那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已为法国人打开了中国之窗。在地中海沿岸，在那些邻国兴起的“中国时尚”，足以让法国文人对中国文化羡慕不已，味蕾大开，甚至还有了自惭形秽的感觉。与蒙田同时代的人文主义学者约瑟夫·斯卡里热，在读完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所著的《大中华帝国史》时说：“生活在异常宁静、公正的环境，而又如此守秩序的中国人，让法兰西小王国，那些正在搞宗教纷争的基督徒们感到羞愧。”
于是，法国人自那时起，便开始关注东方大国，到了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路易十四慷慨解囊，建立了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神修院。该院招募、培养、训练应招的修士，让他们掌握与中国打交道的技能。二十多年后，六位学识渊博，训练有素，并获得“国王数学家”称谓的传教士，肩负探索中国文明的使命，离开法国，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康熙时代的中国。
这个来自欧洲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文化使团”，沿着邻国“欧洲汉学先驱”——利玛窦的战略途径，对向往已久的东方古国，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访。自此以后，法国人的汉学成果迅速的超越了它的邻居，巴黎已然成为欧洲汉学的研究中心，一批举足轻重的汉学著述在巴黎相继出版。其著述之多，资料之翔实，描述之准确，已大大超越了先行一步的邻国。
法国的汉学家们，把欧洲人从《马可·波罗游记》于十四世纪所“创建的亚洲”及“幻象的中国”里释放出来，让他们清晰的感受中国的思想、哲学、艺术和文学。中国当代学者钱林森为此著文描述：“十七、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的著作，则以热情的笔调给法国和欧洲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中国’……它们成了十八世纪法国和欧洲的中国文化热的主要材料源头。启蒙运动领袖以此来构筑自己的理性王国，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哲学家从中提炼有益的思想滋养，以建立新的思维模式;文学家借此寻求新的文学题材，创造出新的人物;美学家追寻中国风尚，收藏家崇尚中國艺术……于是，空前规模的中国文化热便在法国和欧洲兴起了。”
从阐释“四书”、“五经”的专著，到译述《今古奇观》中的小故事，再到《诗经》、《赵氏孤儿》的选译，欧洲人自法国，开始真正接触到了中国的文学。中国诗歌和戏剧让法国人耳目一新，公元1732年，耶稣会士马若瑟率先将元代杂剧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两年后，《赵氏孤儿》法译本在耶稣会杜阿尔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志》第三卷上发表。又过了近二十年，法国文学大家、启蒙运动旗手、“欧洲的良心”——伏尔泰读到此译本，继而，幸喜之余，用数月时间，将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五幕法国悲剧，名为《中国孤儿》。原剧中的儒家思想已变为欧洲的启蒙主义思想。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全名为《冤报冤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报仇》。伏尔泰将原作演绎有关“道、义、忠、奸”的复仇故事，改编成靼鞑人和中国人之间，即文明与野蛮相互对抗的故事。人物形象也在舍生取义、不屈不挠、敢于献身的精神之外，赋予了更深沉的思考，让正面形象成为中华民族道德和灵魂的化身，借此来批判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批判文化专制和蒙昧主义，进而促进启蒙运动。
这部全新的话剧在巴黎首演便引起轰动。自此以后，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其他国家，也先后出现了各自版本的“中国孤儿”。伏尔泰自《中国孤儿》之后又用中国题材，异国情调来创作他的新作《伊兰娜》和《查第格》，为中法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架起了第一座桥梁。
《赵氏孤儿》与伏尔泰不期而遇，是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最具历史意义的邂逅，是东方和西方两股澎湃奔涌的文化河流，第一次强有力的拥抱，它碰撞的涛声将永久回荡，余音绕绕;四溅的浪花将永远闪烁异彩，成为不倦的话题。
十八世纪末，中法外交因“礼仪之争”而受挫， “中国热”渐渐冷却，但当时的欧洲正流行巴洛克风尚，文学艺术开始追求新奇怪异，对异国风情尤为痴迷，于是法国人又想起了由伏尔泰《中国孤儿》刮起的“中国风”，甚至想起了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由法国人自己想象的“中国情调”和“中国风味”。1692年，勒纳尔编写戏剧《中国人》，由法国皇室的意大利喜剧团演出，开创所谓“中国戏剧”之先河。随后就有了《巴伯·空塔玛医生两幕独白中国剧》，以及《中国孤儿》、《回来的中国人》、《在法国的斯文华人》、《鞑靼人》、《中国瓷菩萨》等等，但只有《中国孤儿》才是第一个登上欧洲舞台的中国戏剧。《中国孤儿》启发汉学家和剧作家们，去追溯创作借鉴的正宗源头，他们希望看到中国戏剧的原始文本，于是，中国元曲开始译介到法国，在汉学家们的持续努力下，到了十九世紀初，法国有别于巴洛克风尚的“中国热”，再度升温。
当时，法国《亚洲杂志》、《学术杂志》连续刊登汉学家们所译介的元代杂剧。十九世纪末，汉学家、翻译家德·比西所著的《中国文化教程》中，收有元代戏曲《潇湘雨》、《杀狗劝夫》《来生债》戏文选译，有《薛仁贵》、《马陵道》剧本全译。有《慎鸾交》第二出、《风筝误》第六出、《奈何天》第二出，还有从拉丁文转译的《东堂老》。经他翻译的元杂剧多达十余种。还有，汉学家路易·拉卢瓦翻译的《汉宫秋》，于1921年由尔迪莱印刷所出版;汉学家莫朗翻译的全译本《西厢记》在巴黎出版，出版提名为《热恋的少女：中国十三世纪的爱情故事》。 在此以前，法国科学院已正式将中文列入大学的教程;法兰西研究院将中文纳入法国最高研究院科目;汉学家们纷纷将中国文献、文学翻译成法文。到十九世纪中晚期，法国来华传教士顾赛芬用法文、拉丁文翻译了《四书》、《诗经》、《书经》、《礼记》、《春秋左传》和《仪禮》;莱昂·威热编著《中国方块字》、《现代中国民间传说》等。曾任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的斯塔尼斯拉斯·于连编撰《新编汉语句法结构》、《汉文指南》，翻译出版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太上感应篇》、《天工开物》、《道德经》、《灰阑记》、《复仇豹》、《西厢记》、《白蛇精传》和《平山冷燕》，并将早期被肢解的译本《赵氏孤儿》，以及自己老师翻译的《玉娇梨》，进行了全文重译。于连的学生巴赞翻译出版了《梅香》、《合汗衫》、《货郎担》、《窦娥冤.》和《琵琶记》等等。
在法国汉学家们的倡导下，《诗经》、《楚辞》和《唐诗》也被陆续翻译、介绍到法国和欧洲。1862年，主持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戴维尔·圣·德尼侯爵，出版了他的《唐诗》选译，他精心选译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三十五位唐代诗人的九十七首诗作，这可谓是法国最早的唐诗译本。昂博尔·于阿里编著的《十八世纪中国诗人袁子才的生平及创作》、《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诗》、《中国现代诗》等文学评述专著也逐一在巴黎问世。曾在中国逗留十四年的外交官、法国著名诗人保罗·克洛岱尔，于1896年在《巴黎杂志》发表散文诗集《认识东方》，讲述中国风情。
二十世纪初，法国一些象征派诗人，已不满足于固有的创作资源，他们瞭望东方，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找到了渴望已久的心灵慰藉，例如克洛岱的散文诗《认识东方》，已散发出浓厚的中国情结。象征主义诗人马拉梅，用一首《倦怠》表明了自己的艺术取向：“我要放弃残忍国度的贪婪艺术……模仿着清澈、细腻之心的中国人”。有评论文章说：《倦怠》“笼罩着一层雾，一种中国智慧的芬芳”。
另有法国著名诗人、作家、汉学家和考古学家谢阁兰，他一生与中国结下深厚渊源，他因激情饱满地笔耕中国而负盛名。他被中国的帝都深深陶醉，1910年，他以光绪皇帝为原型，创作小说《天子》（未完），1912年，在北京发表了诗歌代表作，咏歌中国的诗集《碑林集》。1912年发表散文《画集》。1917年再次来华，写下《中国的雕刻艺术》、《汉代的丧葬艺术》和长诗《西藏》。1923年，出版长篇日记体小说《勒内·莱斯》，其主角乃是隆裕太后的情人、光绪皇帝的朋友，想象力极为辽阔。另有散文集《出征》，共二十八章，记述游历中国的所见所闻及哲学思考。书中糅合了许多中国神话，例如书中第二十章，几乎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再创作。
还有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汉学家葛兰言，于1919年出版了一部研究中国上古时代原始宗教思想的专著——《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书中探讨了《诗经·国风》里的诗篇与中国古代节庆、劳动、歌舞、爱情等相生相成的关系。此后，他还有《中国人的宗教》、《中国思想》、《中国文明》等，先后于1922年和1929年，在巴黎出版。等以上种种人物和著作，将法国的“中国热”推向新的高潮。
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乃为东西方文化互补的过程，中国学者和欧洲学者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在法国，早在十八世纪初，中国学者、传教士黄嘉略赴法国朝圣，成为第一个定居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他几乎也是第一位由中国来到巴黎的文化使者，旅法期间，曾被任命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和皇家图书馆中文图书管理员。1702年赴法，直至客死他乡，他始终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积极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传播。在法国汉学家的协助下，他编写了《汉法字典》和《汉语语法》，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铺路石，另外，他还将明代长篇小说《玉娇梨》译成法文，当时法文译本名为《两个表姐妹》，据说，这是第一部介绍到法国的中国才子佳人小说。
这种学者与学者间的直接交流，在中国亦有体现。十六世纪晚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共同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英国汉学家理雅各、法国汉学家于连，相继与晚清翻译家、政论家王韬，共同研究、翻译中国及欧洲的典籍。王韬是西学东渐的杰出人物，他还先后与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传教士，翻译出版《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等书，还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等著作。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麦都思分别翻译、编撰《圣经》、《全地万国纪略》、《东西史记和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编《亚美理哥合省志略》、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编《古今万国纲鉴》、《大英国统志》、《万国地理全集》、《贸易通志》等等。中国读者对欧洲学术著作的兴趣，并不亚于欧洲的“中国热”，尤其是1897年12月，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所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天演论》在天津出版，以及法国文学稍后进入中国，而引发的文化震荡，足以证明中国人对西洋思想及文化的热情。
西洋文学作品传入中国，英国为先，法国较晚。英国最早始于十七世纪初叶，这也与利玛窦有关。1608年，利玛窦著述《畴人十篇》，1614年，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著述《七克》，这两部著作分别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伊索寓言，均以翻译其中的部分故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此后，有伊索寓言单行本问世，如1625年出版的《况义》，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与中国文人张赓合作编译;1840年出版的《意拾寓言》，由英國人罗伯特·汤姆与中国蒙昧先生合译。其后，1853年和1864年，又有英国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和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朗费罗的诗篇《人生颂》的汉文译本，相继问世。
直至近代以前，在西洋文学的汉文译本中，还没有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西洋文学作品。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从欧洲列强的枪炮下清醒，“老大帝国”终于放下了勉强还端着的身价，朝廷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办了以教授西方语言为主的京师同文馆;创办了翻译出版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了综合性的外语学校和翻译机构——洋务学堂。自此以后，中国民间的译书社团及私家译书活动也蓬勃兴起。 欧洲文明伴随着坚船利炮，撞开了“天朝上国”的门窗，代表西洋文化的法国文学，于十九世纪晚期，映入了中国大众的眼帘，且引起轰动。最早进入中国的法国文学作品，诗歌为 “马赛曲”，有学者撰文说：据考证，王韬于1871年翻译“马赛曲”，当时题目为《麦须尔诗》，以古诗体翻译西洋诗。小说为《茶花女》，最初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以漂亮的文言文意译爱情故事。这是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又一次邂逅和拥抱。
中国大众读者，真正接触“西洋文学”，应始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即1899年。作品来自法国。这一年，林纾与王寿昌合力翻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小说在中国东南部的福州问世，当时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不懂外文的林纾“以华人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在王寿昌的口译下，写出文言版的法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于1899年在福州，由索隐书屋出版，初版为“林氏畏庐刻本”。虽然仅刻印了一百部，但这个凄美的故事，却在大江南北搅起了波澜。与林纾同时搅动中国的翻译家、启蒙思想家严复，为此题诗：“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氏畏庐刻本”刊行仅几个月，上海便出现了“索隐书屋本”。近代文学家、翻译家陈衍在《林纾传》中感叹：“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两年后又出版了玉情瑶怨馆石印本，及各种排印本。
至此以后，西洋文学涌入中国，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热情，远远超越了法国人。仅林纾一人，一生翻译外国作品达一百七十余部，而法国文学作品就占有二十三部，继《茶花女》之后的翻译作品有：大仲马的《王楼花劫》，即《红屋骑士》、孟德斯鸠《鱼雁抉微》，即《波斯人信札》、巴尔扎克短篇集《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即《九三年》、圣·皮埃尔的《离恨天》，即《宝儿与威尼斯》和洛蒂的《鱼海泪波》，即《冰岛渔夫》等等。
1900年，陈寿彭、薛绍徽翻译房朱力士（儒勒·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该书于1902年再版。1902年，梁启超由日文转译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今译《两年的假日》）。1903年，鲁迅由日文转译嚣俄的《哀尘》（雨果《悲惨世界》）的选段、冷血（陈景韩）翻译西余谷（雨果）的《游皮》、埃米尔·德里昂的《明日之战争》、苏子毂翻译《惨社会》（《悲惨世界》）选段。1904年，苏曼殊、陈独秀译《惨世界》（《悲惨世界》）选段。1905年，黑石（周作人）翻译《天缪儿》（《悲惨世界》）节选、天笑生翻译《侠奴血》、《铁窗红泪记》。1907年，商务印书馆译《孤星泪》（《悲惨世界》选段）、冷血翻译《逸犯》（《悲惨世界》选段）等等。
法国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曾朴，于1904年和翻译家徐念慈创办“小说林社”，出版中外小说。1907年，曾朴在其三年前发行的期刊《女子世界》的基础上，发行《小说林》月刊杂志，大量刊登翻译法国小说。曾朴自己的法国翻译作品及法国文艺评论就非常丰富。他极力推崇法国浪漫主义大师雨果的作品，曾朴的译作中，雨果的长篇小说有《九十三年》（今译《三九年》）、《笑的人》，（今译《笑面人》）。戏剧作品有：《克林威尔》（今译《克仑威尔》）、《嬉王》、《欧那尼》、《枭欤》（后改名为《吕克兰斯鲍夏》或《吕伯兰》）、《银瓶怨》、歌剧《钟楼怪人》等等。
有学者将1840年至1894年，这一阶段发生于中国的文学翻译活动，称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萌芽期，将1895年至1906年，称为发展期，将1907年至1919年，称为繁荣期。当翻译文学已进入发展阶段的时候，法国文学才开始进入中国。然而仅隔两年，在“茶花女”的魅力下，法国文学蜂拥而至，以曾朴为主的一批法国文学翻译家辛勤耕耘，硕果累累，迅速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推向高潮。
曾朴对雨果的偏爱，以及对雨果作品的译介，一度在中国掀起“法国文学热”和“雨果热”，甚至带动了“西洋文学热”。曾朴自己的自传体小说《鲁男子》和“谴责小说”《孽海花》均深受雨果及《九三年》的影响。
1908年，曾朴翻译大仲马的《马哥王后逸史》，在《小说林》第十一、十二期上刊载，1908年新世界小说社将其刊印，分三册出版。之后翻译佐拉的《南丹与奈侬夫人》;莫利埃（莫里哀）的《夫人学堂》（今译《太太学堂》）;戈恬（戈蒂耶）的《鸦片烟管》、《春之初笑》;龙沙的《燕》;李显賓的《乞儿歌》、《亲昵集》中的《花月》、《轮图》;诺亚伊夫人的《月间》，《儿童蔼洛斯》，《青年》;顾岱林的《戈雄特曼大》、《女性的交情》;弗老贝（福楼拜）的《马笃法谷》;浦莱孚斯德的《别一个人》;勒穆尼埃的《尼众派小说》等等。
曾朴的文艺评论译作有：拉蒙黄南台的《雷麦克（雷马克）〈西部前线平静无事（西线无战事）〉的法国批评》，拉鲁的《法国今日的小说》，栾奈鲁拉的《雷翁杜岱四部奇著的批评》等等。1927年，曾朴与其长子曾虚白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创办《真美善》杂志。在其主编的《真美善》杂志上，他撰写的文艺评论有：《法国语言的原始》，《谈谈法国骑士文学》，《论法兰西悲剧源流》，《阿弗洛狄德（维拉斯）的考索》，《李显宾乞儿歌的鸟瞰》，《法国文豪乔治·顾岱林颂》，《诺亚依夫人》，《穆利哀（莫里哀）的女儿》，《穆利哀（莫里哀）的恋史》，《巴尔萨克（巴尔扎克）的婚姻史》，《乔治桑的诉讼》，《大仲马传》等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文学于中国再掀热潮。“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文化精英，发起“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即所谓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白話文，主张“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价值观，将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及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段的“新文学”理念引入中国。法国文学，对中国知识界，带来重大影响。“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沈雁冰、周作人和谢冠生等，积极推介福楼拜等人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例如，沈雁冰发表《纪念佛罗贝尔（福楼拜）的百年生日》、《佛罗贝尔（福楼拜）》、《佛罗贝尔的〈波华荔夫人传〉》（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一系列专论。探讨福楼拜的文学成就和艺术创作方法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意义。又如，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直接导致中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出现。其代表人物有：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等。 法国先锋派诗歌的开拓者阿波利奈尔，于1913年，发表未来派宣言——《未来主义的反传统》，整个欧洲文艺界受其影响长达近二十年，他直接导致超现实主义的产生。中国著名诗人戴望舒，率先将阿波利奈尔的《莱茵河秋日谣曲》翻译发表，极具影响力。随后众多翻译家跟进翻译了阿波利奈尔的诸多诗作，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李玉民翻译的《烧酒与爱情》。紧接着，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布勒东、阿拉贡、苏波的作品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象征派诗王”保尔·福尔，以及创作惊世之作《夏娃》的夏尔·佩吉等各大流派的诗人及作品，均在引入之列。
法国文学的创作技巧，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已经被中国文人所借鉴。近代文学翻译家周桂笙于1903年所翻译的法国侦探小说《毒蛇圈》，应用充满悬念的倒叙写作技巧，让中国读者为之着迷。译作发表仅四个月，中国出版界便出现了用倒叙手法创作的侦探小说。另外，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也对中国文人有很大的影响。有学者撰文说：“1918年，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一文中，以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莫泊桑的《二渔夫》为例，将短篇小说定义为：‘用最经济的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感到充分满意的文章。’自此，中国短篇小说走上了受莫泊桑影响的现实主义道路，开始了第一个十年的繁荣。”我们从沈雁冰、沈从文、丁玲、张天翼等作家的短篇作品中，时常可以看到莫泊桑等法国作家的影子。
二十世纪上半叶，或者说，新文化运动期间，中法两国文学交流的热情再一次创下新高。赴法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将重新审视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到法国，让法国汉学家们耳目一新。戏曲研究家、藏书家傅惜华，古典文学研究家、藏书家吴晓玲和戴望舒等学者、诗人，均在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的汉学杂志上，发表中国小说和戏曲研究的专论。从而让法国汉学界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研究，有了新的见解和突破。除此以外，法国其他杂志或出版社，也常有留学生探究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博士论文及专论发表或出版。例如，吴益泰的《论中国小说的书目与批评》，贺师俊的《论〈儒林外史〉》，郭麟阁的《论〈红楼梦〉》，郑勉编著的《中国近代戏目分类注解》，蒋凯恩的《昆曲：关于中国古典戏剧》。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是留学生的中国诗人梁宗岱，将带入法国的陶渊明《归园田居》等十九首古诗和《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几篇散文，译成法文后寄给法国伟大作家罗曼·罗兰，于是，罗曼·罗兰得出结论：“在这样一部作品里，它和最古典的地中海——特别是拉丁诗，有着真切的血统。贺拉斯和维吉尔都在这里面找到了自己。在一些和谐的沉思，如‘蔼蔼堂前林’或‘少无适俗韵’里，我听到阿尔卑斯山上，一座别墅里的泉水庄严的音乐”。“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发现中国的心灵和法国两派之一（拉丁法国）的心灵有许多酷肖之点，这简直使我不能不相信那种人类学的元素——神秘的血统关系。亚洲没有一个别的民族和我们的民族显示出这样的姻亲关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局，出版青年学者徐仲年译著的《中国诗文选》，其中收有《汉宫秋》第四折戏文、《桃花扇》第二十二出戏文，还有《牡丹亭》第四出和《长生殿》第二十九出戏文的摘译，以及《窦娥冤》的戏文片断。徐仲年赴法留学期间，发表的博士论文《李太白的时代、生平和著作》以及早期译作《子夜歌》十五首，一度让巴黎文坛欣喜雀跃。随后不断发表法文著作，如《诗人杜甫》、《红楼梦简介》、《自居易研究》等。
与此同时，中国新文化运动产生的作品也开始陆续介绍到法国，例如，在中国读者眼里，永远可与罗曼·罗兰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青年翻译家敬隐渔，于1926年将鲁迅的《阿Q正传》译成法文，附带鲁迅的生平简介，发表在由罗曼·罗兰创立的《欧罗巴》杂志上。敬隐渔是最先把罗曼·罗兰的文学巨著《约翰·克里斯多夫》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的人。1924年7月，罗曼·罗兰致敬隐渔的一封信，被刊登在由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上。沈雁冰对罗曼·罗兰推崇备至，于是敬隐渔在中国文学界引起高度关注。1925年，敬隐渔在瑞士邂逅罗曼·罗兰，与之探讨中国和法国文学，并将鲁迅介绍到法国。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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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期间，敬隐渔始终与鲁迅保持着书信来往。这一时期，他还将法国作家亨利·巴尔布斯所著小说《光明》的中文译本寄回中国发表，并在法国杂志上发表介绍中国现代作家的论文，1929年，巴黎里埃德尔出版社出版了他编译的《中国当代小说家作品选》，书中收录了鲁迅、茅盾、郁达夫、落华生、陈炜谟以及敬隐渔本人的六篇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不幸的是，年纪轻轻的他身染性病，尽管罗曼·罗兰慷慨解囊，资助他医疗的费用，但病痛依然无法减轻。一年后，敬隐渔回国病逝，年仅二十九岁。
1930年，巴黎出版青年学者汪德耀的翻译作品，此作品为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女作家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前面提到的青年学者徐仲年，于1931年，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向法国读者介绍鲁迅的《呐喊》。同年，徐仲年开辟并主持巴黎《新法兰西杂志》的《中国文学》专栏。1933年，又在巴黎《上海日报·今日中国》专栏上，推介鲁迅的《肥皂》和丁铃的《水》。徐仲年终身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译作极为丰富，成就卓越。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长篇小说被源源不断地译介到中国，长篇译作进入空前繁荣阶段。巴尔扎克浩瀚的长篇巨制《人间喜剧》，包含各种生活场景的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等，几十部作品纷纷与读者见面。莫里哀、司汤达、罗曼·罗兰等等大家们的作品，一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那些世界级大家的灵魂与形象越来越清晰和完整。
中法文学至邂逅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两国文化汇流的长河，由涓涓细流，逐渐变为磅礴的奔涌。尤其是在中国，在那撞击的涛声中，我们时常能听到一长串震耳欲聋的人名与书名，他们是：蒙田、莫里哀、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梅里美、乔治·桑、波德莱尔、福楼拜、左拉、都德、法朗士、莫泊桑、罗曼·罗兰、纪德、普鲁斯特、萨特、加缪。它们是：《伪君子》、《波斯人信札》、《忏悔录》、《红与黑》、《人间喜剧》、《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系列、《基督山伯爵》、《卡门》、《恶之花》、《包法利夫人》、《卢贡—马卡尔家族》、《诸神渴了》、《羊脂球》、《约翰·克利斯朵夫》、《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与之相呼应的中国翻译家有：林纾、高常真、卞之琳、戴望舒、曾朴、鲍文蔚、李健吾、蒋怀青、穆木天、黎烈文、伍光建、包天笑、冷血、敬隐渔、李青崖、周瘦鹃、张竟生、胡适、王了一、徐霞村、刘半农、曾仲鸣、梁宗岱、傅雷、曾仲鸣、徐蔚南、谢直君、徐仲年等等。尤其是罗曼·罗兰与傅雷。二十世纪的法国作家及中国翻译家中，罗曼·罗兰和傅雷，无疑是最让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靈，遭受激烈撞击的作家和翻译家，他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西合璧，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大家傅雷，有人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没有他，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也无法诞生一个个“克利斯朵夫”。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与精神。
参考文献：
[1]许钧，宋学智，《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2007年9月，湖北教育出版社。
[2]钱林森，《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2009年7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1990年，7月，花城出版社。
[4]许光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894——1949）》，中国比较文学，2004（5）
[5]彭建华，《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2008年3月，中国书籍出版社。
[6]陈友冰，《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流播及学术特征》，国学网。
[7]陈友冰，《20世纪前期中法文学的互动及其意义》，百度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