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西海淀燕园中，一泓碧水，娴雅空灵。东岸小丘上，傲立一塔，八角十三级，沉静中难掩英勃的气质。因置身于北京大学校园里，更是驰名中外。如果不是细心的，或是有考据癖的游者，也许永远不会了解，博雅塔是有原型的，它也矗立在水边，那水不是湖，是河——京杭大运河。塔名燃灯佛舍利塔。原塔却没有北大的塔有名气，这多少有点不公、有点苦涩、有点无奈。清代人王维珍有《古塔凌云》诗，“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只塔影认通州。”
　　皓月当空，群星自隐，通州距离北京城太近了。人们很难关注它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和城市品格，通州真的需要被发现。
　　因一部《官场现形记》闻名的晚清文人李伯元，在《南亭四話》中记载了一副对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对联背后，藏着一个机智故事。有一年，乾隆皇帝南巡，从通州码头登安福舻御舟南下。文人天子在启程前，想玩一个文字游戏，脚下的通州给了他灵感，上联一出，随驾群臣穷索枯肠面露难色。纪晓岚忽瞥见街头当铺高挑的幌子，灵机一动对出了下联。故事也许是后世文人的美妙想象，但通州通南北，却说得实在。一条京杭大运河通南北，通州是起点也是终点。自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开凿永济渠，此后一千多年，朝代更迭，运河改道，通州都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
　　算算通州的年纪不算小了。春秋战国时即是燕国领地；西汉时设县；金天德年间以漕运通畅周济之意，称通州。以名号论，先有大运河，后有通州名。这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水波荡漾，给本就年长的通州皱起了更宽的历史波澜，连河底墨黑的淤泥都淤积了千年。每年初春清淤，隋朝的瓦罐、唐朝的铜簪、宋朝的通宝、元明两朝的青花残片、清代的金丝楠木，还有数不清扭曲锈透了的铁锚，它们伸个懒腰，翻身河岸，办起一场静静的博览会，炫耀着曾经的舳舻千里，帆樯蔽空。
　　金、元、明、清四朝定鼎北京，800年航运重镇，运河的印记烙满了通州，现存的通运桥、永通桥，就是坚实的见证。大多数建筑抵不过时间的磨洗，地名却留住了过往岁月。南北东西地势高低不同，便有了解决航运落差的船闸。闸桥、南浦闸、二道闸等地名至今犹存。
　　明成祖迁都，营建北京，从运河上漂来了一座北京城。每年，漕粮、贡品、食盐、布匹、竹子、生姜、皇家建材，经大运河源源不断地抵达京城，便需要众多仓场储存囤放。瓜场、草场、砖厂、皇木厂、竹木厂、姜厂子、盐滩、葛布店、中仓、后南仓的名字应运而生。
　　运河河防，要筑堤修坝，土坝、杨家堤、马家堤保一方平安。水火无情，人们需要祈求神灵，保佑航运平安，波澜平静。小圣庙、天后宫，筑起了运河两岸人们心灵的避难所。


　　“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欣闻号子歌。”漕船辐辏，商旅、漕兵、船夫、纤夫、脚夫来往繁忙，待到暮色垂垂，抚慰背井的乡愁，犒赏一天的乏累，没有比一碗烈酒更实惠的了，也就有了烧酒巷……如今，这些地方或为村落住宅，或为通衢大道，当年繁华盛况已成明日黄花，前尘往事。据不完全统计，通州境内与运河有关的地名有68个，在路牌的字里行间，在一代代通州人的口耳相传中，还是留给了世人隔世的遗传、历史的想象。
　　如果说，地名是历史留在大地上唯一的遗迹，凭吊之余只留给人们想象，饮食则牢固占据着时空的流转。人们的唇齿间，往往咀嚼着几十甚至成百上千年的味道。
　　通州小吃糖火烧名号一响就是300多年。明朝崇祯年间，一个名叫刘刚的南京人，背着包袱登舟北上，顺着大运河一直漂到了通州。因漕运而繁荣的通州，挽住了刘刚的脚步。他在这个天字第一号的水陆码头，挑起大顺斋的幌子。也许是来自江南的基因，也许是从南到北，一路漂来乏味的水上食物所激起的口腹抗议酝酿出的灵感。刘刚自创出了一道融合南北的点心——糖火烧。面粉、芝麻酱是北方黄土的味道，红糖、桂花则带有甜腻香甜的水乡气息。再用油调和，将南北之味紧紧裹住。分块后，置于缸壁上烤熟，故而得名。糖火烧油重糖浓，热量高，保存时间较长。入口绵软香甜，又非麦饼干粮可比，真算是行舟远航的佳点。糖火烧一出，马上风靡通州，名噪运河。说不定，糖火烧真是刘刚在船舱里咬干粮咬出来的创意。这道带着运河印记的小吃，如今已成北京名点。人们享受它的甜而不黏，糯而不散，也在无意间，咀嚼消化着运河历史。
　　曾经名噪一时的通州腐乳，也因其储存时间长，适合航运而兴盛。通州名菜烧鲶鱼，也是因为运河里鲶鱼多而肥，食材易得，而始入食肆水牌。
　　糖火烧、腐乳、烧鲶鱼合称通州三宝。这三种吃食都与运河水、漕运城因缘和合。它们从另一个角度提醒着人们，历史并未远去，历史不只可以阅读、可以想象，还可以咀嚼回味。

二

　　运河漕运，关乎国脉。据《通县县志》记载，“金、元、明、清四朝建都北京，官民所用，明清两代修造城垣、宫室、皇陵、园林所用砖瓦木石，均仰赖东南水运。”通州也就自然成了“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康熙皇帝一生6次南巡，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掌故，可《通县县志》告诉世人，这位圣明天子，巡幸通州达27次之多。通州城衙门设立之多也超乎想象。清代，除州署外，司空分署、坐粮厅署、大运西仓监督署、通永道衙署、仓场总督衙署，林立在不大的州城内。户部仓场侍郎是驻节通州的最高品级官员，正二品，小小通州俨然省城格局。通州潞河驿始设于明代，明清两代，北自山海关外，南至运河沿岸诸省，举凡番邦朝觐入贡，官员赴京陛见，皆经过潞河驿至通州，再进北京城。通州潞河驿，传递着帝国政令，把都城与广袤国土勾连贯通，甚至沟通了半个中华朝贡体系。在运河时代，通州占尽了地利，一京，二卫（天津），三通州。以一州而论，地位之高、规格之盛，简直让天下州县嫉妒了。
　　时代如风，吹尽了历史的烟云。古今皆言时光似水，大运河也就成了连通古今的时间隧道。它亲历着繁华、凋敝、希望、绝望、光明正大、暗室阴谋。映照着荣耀的笑脸，混合着屈辱的血泪。运河畔的通州，成了多少豪杰一时满怀期望的起点，黯然落寞的归途。像极了一个满腹旧事的智者，任风云散尽，只静静旁观，不言不语却阅尽沧桑。 　　运河是政治的河，官方的河，也是平民的河，是散发着烟火气的一脉清波。它载着皇家御舟、贡使船队，也接纳旅行的乌篷、撒网的渔舟。粮食、布匹、盐茶、瓷器、砖瓦、木料……源源不断，供养着北京城里的芸芸众生，打点着衣食住行的角角落落。侍郎、道台、知州、御史、郎中，通州城确实冠盖云集、官威浩浩。但城里城外，河畔街头更多的是靠着运河讨生活的商人、水手、漕兵。是一个熙熙攘攘笑骂快意的平头百姓的生死道场。

三

　　容纳，是一切河流的特质，京杭大运河因其特殊的功能和际遇，将容纳诠释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浸透，京杭大运河把容纳的基因传给了身旁的通州，塑造了通州容纳的城市品格。通州，容纳高贵，容乃低贱；容纳成功，容纳失败；容纳正统，容纳个性。哪怕这种个性被视为“异端”。
　　通州莲花寺的嘉年别馆里，一个年逾古稀的清瘦老人注视着从门缝射入的一缕阳光，光域里，尘埃翻腾。桌上，两盏清茶静静地冒着热气。他在等着一个名叫马经纶的通州人。
　　这个清瘦老人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地图上绕不过去的坐标——李贽，李卓吾。他的一生，平淡又壮阔。他的履历平淡到乏味。从中举开始，李贽做过主管一县教育的小官，在礼部充当最低等级的从九品司务，又在国子监任从八品的博士；辗转陪都南京，挂了个刑部员外郎的闲差，最后远赴云南任职边地知府。在古代读书出仕的逻辑下，这样的履历很难算是成功。但在这平淡的仕途轨迹背后，却藏着一个足以让人震惊的书生，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一支笔横扫儒、释两大学说，批判的狼毫直指程颢、张载、朱熹等前代儒学重镇。甚至把历代正统奉为圭臬的六经、《论语》《孟子》斥责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以假道学，评价千年正统。正统文人自然视之为异端，李贽索性留须断发以异端自居，“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就是这个异端，升腾起一股举国若狂的文化热潮。“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今日士风猖狂……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夹一册，以为奇货。”从时人的文字中可以想象，李贽在民间有着神一样的魅力。然而，势力庞大的正统文人，无论如何是不许异端存在的。口诛笔伐失效后，开始了野蛮的驱逐。万历二十八年，在正统文人冯应京的导演下，一伙暴徒冲进李贽在湖北隐居的芝佛院，一场熊熊烈火，寺院成了一片瓦砾。连他为自己选择的最后归宿埋骨的宝塔，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他迎着湖北冬日的寒风，开始了东躲西藏，先是藏在朋友杨定见家中，随后奔入黄檗山中，一藏就是一个冬天。这一年，李贽74岁。华夏广大，名城大镇无数，却容不下一个古稀老人。正在李贽穷途末路之时，马经纶从通州赶到湖北，为李贽的山中岁月画上了句号。他带着李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通州。
　　寓居通州莲花寺中的李贽度过了他生命中颇为闲适的一年，也是生命中最后的一年。马经纶为他建造了“假年别馆”，又从自己的庄园中，划出专供他日常用度的果园、菜圃、田地，并陪伴李贽一同读《易》，朝夕切磋探讨。在通州，李贽修订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易因正解》。通州，为中华文化史，留下了一刹温馨的瞬间。也许是通州容纳了他最后的步履，这位思想巨匠留下遗嘱，埋骨通州。通州，收纳了这位思想巨子的英魂铮骨。西海子湖畔青砖灰瓦的李贽墓，也许是对“容纳”最好的诠释。
　　一个连异端都可以容纳的城市，还有什么容納不下？作家刘绍棠，从文革的风雨中撑起一把伞，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通州，这块厚土和生息在运河边的乡民，没有视其为异类。荒村小园中孩子们围坐着，听他讲故事。乡亲父老还是一口一个后生地叫。通州，留住了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根脉。当代通州也吸引了一批文人艺术家，学者冯其庸、画家黄永玉、艺术家韩美林、作家王梓夫都选择通州为终老之所。如果历史没开玩笑的话，通州还收纳了一位曹雪芹。这些注定镌刻在文学史、艺术史上的名字，点亮了文化薪火，注解了通州从古而今的容纳品格。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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