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早已被公证死去的人，7年后竟然复活，而且还凭空给“公证”出了一个妻子。成都市律政公证处这个“一个生者的公证死亡”事件暴露出的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和公信力的下降，已经到了让我们难以置信的地步。
　　作为一种非诉讼活动，公证与法治天然不可分割，只有纳入法治轨道的公证行业，才能获得持久发展的动力和保障。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公证制度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种种丑闻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公证立法的缺失，在没有相应法律规范的情况下，一些公证行为容易失范，甚至在市场化运作机制的背景下演变为权力谋私的道具。2006年3月，我国正式出台了第一部《公证法》，对公证人员、公证机构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都作出了规范，对公证的权限、程序、责任等进行了约束，从而为公证行业的法治化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立法支撑。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法治环境中，谁能够保证《公证法》的实施就能避免公证丑闻的再现？谁又能保证一部法律能够在实践中真正挽回公证行业的社会公信力？在后立法时代，谁能保证不会再发生诸如“活死人”之类的公证奇闻呢？
　　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由此，良法的制定与实施，成为公证领域法治的两个关键要素。诚然，在出台《公证法》之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操作细则和各种配套规则，事实上国家司法部也一直在努力，相继出台了遗嘱、证据保全、奖票等方面的一系列细则，收养、招投标等公证细则也将陆续出台。问题是，当我们有了这些“良法”之后，我们能不能很好地将其付诸实施。
　　良法尚需善施。无数事实证明，中国在迈向法治的征程中，主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对法律的漠视与规避，乃至成为一些执法者深谙的“经验法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公证制度公信力的重铸，最核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立法的不健全，而是执法机制的塑造、执法环境的改善、执法素质的提高。
　　在畅行法治、重铸公信的转型时期，公证制度正是以其行为透明、程序安全、成本低廉、交易便捷的诸多优势，在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中发挥着吸收不满、遏止纠纷等重要功能，从执法人员的选拔培训到执法责任机制的贯彻落实，从执法程序的公开透明到执法过程的实地查验，从公证收费的严格规范到法律文书的制作送达，无论哪一个环节的脱落，都将影响公证的公信力，造成公证制度的局部萎缩。因此，严格而优良的执法，已经成为我们重铸公证公信力的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