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黄金发展期明显伴随着矛盾凸显期的所谓战略机遇期，在矛盾凸显的约束之下，需要有一轮新的可以称为价税财联动的配套改革。
　　目前，国内很多矛盾突出表现为资源制约、环境制约、分配关系制约之下的合理化问题。要在新一轮财税价格配套改革解决资源价格、财产价格、人力资源价格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与配置机制，也要进一步解决怎样以经济手段为主和怎样实现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变革，使间接调控更加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的问题，包括需要有复合税制体系进一步的改革。这种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然还要有一个和它配套的政府转型，各级事权如何合理界定，财政怎么样能够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进行实质性的转型，并且带动和推动总体配套转型的问题，这个转型不限于经济层面，一定会关联着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配套改革。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我认为“十二五”期间财政税制和配套改革方面至少要强调这样一些重点事项：
　　从财政体制方面看，现在应该在省直管县和乡镇综合改革的基础上，于“十二五”争取使五级财政框架扁平化到三级框架。全国省直管县除特殊地区外要全部覆盖；乡财县管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推行了，有一定基础，这样财政扁平化到三级就可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案。
　　从1994年到现在，省以下迟迟没有进入分税制的状态。分税制在省以下不能被贯彻落实，实际的体制是五花八门、复杂易变、讨价还价色彩非常浓重的分成制和包干制，我们知道它必有种种利弊，需要改变。财政体制扁平化改革是这一系列配套改革的前提条件，现在我们希望在“十二五”推进，进而应该鼓励构建财权与事权相顺应、税基合理配置、最后达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基本特征应该是减少到三级框架，每一级政权有一级合理的事权，跟着要有一级财权，关键问题就是合理的税基，进而形成一级现代意义的预算——要公开、透明接受监督，公众意见要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可以追求绩效，也可以有举债权和产权，再加上中央、省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那时候欠发达地区市县和基层的困难都可望解决。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财力总水平也不断提升，又有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是长治久安之局。
　　西部地区可以资源税为主导，形成财源支柱，其他地区以不动产税为主，也可以称为房地产税，就是物业税或准备在房产税上改变条款规定推出的不动产保有环节税收，这样一般地方税体系中的支柱财源都有了。市县、省和中央间比较多的共享成分可逐渐减少。财政体制怎么跟市场经济间接调控框架相协调，怎么样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社会、纳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模样，哪怕是粗的框架，也要在“十二五”期间大体形成才好。
　　从税制改革方面看，要有分步骤的考虑。从近期到中期，显然有大家特别关心的房地产税的改革，它既配套于体制框架，也配套于热点的房地产健康发展，并且密切关联于方方面面都在谈的收入再分配。
　　再有就是政务信息公开，财政信息和其他相关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大势所趋。怎样逐渐推进信息公开，特别是从财政预算到其他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这也是一种综合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