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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华北平原残雪未融，寒风料峭。
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司各庄镇洼里村，从一个农家大院里，传出一个女孩的歌声：
“上课铃声响，
我们走进课堂，
安安静静等着老师把课讲。
我们要做读书好儿郎。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长大做有用的人，
为了祖国繁荣富强。”
唱歌的女孩叫肖雪，患有类风湿病，骨关节变形，步履蹒跚。她告诉记者，她唱的歌叫《心愿》，是老师写的歌。同她在一起的还有30多名肢体严重残疾，甚至行动都需要搀扶的孩子。
这些孩子来自各地农村，他们在这里吃住，念书，受到照顾，且不需花费一分钱。
这是一户特殊的大“家庭”，承载着几十个孩子的快乐，也承载着几十个家庭的希望。这个家庭的“妈妈”叫高淑珍，滦南县司各庄镇洼里村一位普通农妇。13年来，先后有100多名残疾儿童感受过这个“家庭”的温暖。
这个温暖的地方是“家”
肖雪，15岁，来这儿已经8年了。她患有类风湿病，来时坐着轮椅，不能走路。高淑珍每天坚持给她按摩双腿，扶着她一点点练习走路。现在肖雪已经可以甩掉轮椅自己走路了。她说：“因为生活不能自理，其他学校不收我，但我想上学。我的手指关节变形了，来的时候笔都握不住，老师就手把手地教我练，现在我能写字了。”随后，她把《心愿》的歌词写出来给记者看。
于文，衡水人，脑瘫。与其他孩子不同，他在特教学校读过4年书。记者问他为什么到这儿来，他说：“我去的那个特教学校，学费一年1万多元。父母都是农民，供不起我。我爸听说这儿不要钱，就带我来了。过去那个特教学校讲的太简单了，我是脑瘫，不是弱智。在高姨这儿我没交过一分钱学费，老师讲得也好，我学了好多知识。我现在能看报纸了，还想上个好大学，学习好了以后找个好工作。”
常林，15岁，脑瘫，常年坐在轮椅上。记者问他几岁时来到这里的，他想了一会儿，冲着高淑珍问了一句：“妈，我几岁来的？”。高淑珍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孩子总管我叫妈。”
当年，常林的奶奶听说这里有个能让残疾孩子读书的地方，还不收学费，就把他送来了。常林说：“我现在已经学六年级的课了。我有点担心，初中的课怎么学？这里没有初中老师。我就是想学习，没有文化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想上大学。”
这个大家庭不仅给了孩子们愉快的生活，给了他们各种知识，还给了他们自信。在生活的磨难与不公面前，正确的教育与关怀，让这些孩子变得比同龄人更坚强，更成熟，更自信。
妈妈给你办个学校
18年前的一天，高淑珍4岁的儿子利国在玩耍时摔了一跤，膝盖上起了一个大包，医生说是类风湿病。为治病家里几乎花去了所有积蓄，儿子还是无法弯腰，走路困难，手指也无法正常伸张。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高淑珍把儿子送到了附近的小学。教室在二楼，她每天把儿子背进教室后，就坐在操场上等。课间休息，她背着儿子去厕所。一个月后，学校给了她一份协议书：如果你儿子在校园摔倒、摔伤，学校不负任何责任。
她理解学校，也不想让儿子成为学校的累赘。就这样，学校不再去了，她又去县特教学校打听。学校答复说：县特殊教育学校只招收聋哑儿童、弱智儿童和盲童。她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不知情的儿子依然吵着要上学，高淑珍的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她安慰儿子：“以后妈妈给你办个学校，让你念书。”
一句本为敷衍儿子的承诺，高淑珍竟认真起来。她开始十里八村到处打听，看看别人家的残疾孩子都去哪儿念书。经过了解发现，周围村里有很多肢体严重残疾的孩子，都无法上学，而且大部分家庭都很困难，有的家长把孩子独自扔在家里下地干活，孩子顿顿都吃凉饭。 看到这一幕幕场景，高淑珍的心软了，一个念头挥之不去：她要收留这些可怜的残疾孩子，教他们读书识字。
1998年，高淑珍腾出了家里的一间屋子做教室，买来桌子、板凳，四处借教材，招收附近农家失学的残疾儿童……她的“肢残儿童学习班”就这样开课了。当时的老师就是高淑珍刚初中毕业的女儿王国光。学习班是义务教学，不收费。
开始，孩子们是早上来，晚上走，但经过一段时间，很多孩子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按时来。高淑珍干脆就让孩子们吃住在家里，仍然不收费。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高淑珍，知道了这个大家庭，不断有家长带着自己的残疾孩子来到这里，附近村的有，周围县市的也有。高淑珍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涨。她希望这些孩子在学完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之后，能得到一个学历，于是她向县教育部门打了报告，申请办个特教学校。2000年10月，“滦南县周各庄镇民办特教学校”的申请终于批了下来。学校挂牌那天，孩子们欢呼起来。
为了孩子全家上阵
“学习班”变成了特教学校。然而，高淑珍不认同民办特教学校收费的做法。她说：“孩子几乎都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我怎么能向他们的父母收钱？一是不能收，二是收也收不上来。我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照顾好这些孩子，有我吃的，就有他们吃的。”
来的孩子多了，花销就更大了。
高淑珍家承包了20多亩水稻。高淑珍的丈夫王越元一个人包揽了全部农活。每年秋后，他将打下的几万斤粮食全部入仓。别人家种粮食为了卖钱，她家种粮食只给这一大家人吃。农闲时，王越元还要用自己的拖拉机为别人家耕地挣点钱，收入统统补贴“家用”。
最初，王越元并不完全理解妻子的爱心义举，为此差点离婚。他对妻子说：“咱们家根本没这个条件让你收养这些孩子。”高淑珍说：“咱们的儿子已经残疾，他不读书将来怎么办，那些孩子也一样，没有文化没有希望，咱们还年轻，苦点就苦点吧。”吵归吵，老实的王越元也慢慢爱上了那些孩子，自觉地担起了“后勤供给部长”的重任，而且一干就是13年。
丈夫的收入仍不能满足这么多孩子的花销，高淑珍就骑车带上批发来的小商品去集上买。更多时是走村串户。为了多卖点东西，天黑了高淑珍还挨家挨户地敲门推销，为此没少挨白眼。
高淑珍说：“这些年，我们两口子挣的钱也够在村里盖个二层楼了，给儿子取个媳妇也没啥问题。现在钱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了。”她拍了拍身上的蓝色旧棉衣，“连我这衣服都是好心人捐的，买不起。”
一次，儿子在村口看到卖凉粉，嚷着要吃，高淑珍哪敢让孩子随便“奢侈”，看着儿子眼巴巴盯着那碗凉粉，她内疚极了。
“为了把学校办下去，高姐真的是豁出去了。”孩子吴崔云的家长告诉记者，“我和其他家长几次央求高淑珍收点钱，都被拒绝了。我女儿严重残疾，没办法去上学。以前我们出去干活，就得把她一个人锁在家里。现在送到这，我们没有了累赘，孩子还能学点文化。高姐一家是我们家的恩人啊！” 说着泣不成声。
苦，累，穷，对高淑珍一家不算啥。最让她难过的，就是2004年4月滦南县教育局的一纸决定。该局认为滦南县周各庄镇民办特教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缺乏稳定经费来源，教学设备未达标准，决定收回办学许可证。
高淑珍含泪摘掉院门口“滦南县周各庄镇民办特教学校”的牌子。这对她和她的家来讲，没有啥损失。因为，有没有牌子她都不会收孩子们一分钱。她之所以掉泪，是因为学校没了牌子，孩子们学成后得不到毕业证书。她对同样伤心的孩子们说：“我们不叫学校了，就叫做家，这永远是你们的家。”
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房子不够了，2004年，高淑珍从亲戚家借来14万元钱，用好心人捐助的砖石，在村委会的帮助下，在两个亲戚的宅基地上建起一个大院，院里有教室、师生宿舍、厨房、厕所、粮仓。
河北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信息工程学院和唐山市文化宫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将这里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挂上了金晃晃的铜牌子。每年都有大学生来这里。高淑珍告诉校方，特教学校的牌子已经被县教育局摘了。校方表示，这里是最好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有没有特教学校的牌子，学生仍然会来。
爱心温暖孩子们
高淑珍能够支撑住这个大家庭10多年，单靠她一家人远远不够。这里经常有个人和组织前来捐献，给孩子送衣服、教科书、笔、本等生活学习用品。
高淑珍特别激动地指着院子里的一堆煤说：“年前，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出钱买来好几车煤，解决了我们一冬的做饭取暖问题。”
她又指着宿舍里一排排的暖气片，对记者说：“这些暖气和炉子，是前些天一对年轻夫妻来这儿，找工人为孩子们装的。他们还送来10套新的褥子和床单，送来十几把椅子和一台电脑。但说什么也不留下姓名。我只知道他们从唐山来。”
“年前，一位刚转业的军人带着妻子来这儿看望这些孩子。临走，硬是塞给我一个信封，说给孩子们添点衣服，改善一下伙食。信封里装着5000块钱。”
……
她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感动的泪水顺着脸颊淌。
高淑珍告诉记者，支撑着这个大家庭的，还离不开那些来这里志愿义务执教的年轻人。
13年来，先后来过这里志愿执教的年轻人共有7位。他们没有薪水，和孩子们一口锅里吃饭，一个房顶下睡觉。有的一干就是几年。一位唐山卫校毕业的女孩严文杰，送自己的残疾的表妹来这里时，深受感动，毅然丢掉县医院的工作，到这里义务教书。
记者见到3位义务老师。
任丽华，秦皇岛人，原家乡私立学校教师。5年前，她只身来到这里。现在她还不到30岁，本来秀气的脸庞上，已添了几许沧桑。她的愿望，就是孩子们能有新版的教科书，能有几台电脑。记者问她有没有离开的打算，她说：“等这里发展好了再走。”
王国光，高淑珍的女儿，初中毕业后给孩子们教书。一教就是13年。13年来，她每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玩耍、吃饭，晚上跟孩子们挤在一起睡。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事业憧憬，王国光也有。她也想出去找份工作，离开贫困的乡村，但当她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她就会忘记一切。
王利忠，邯郸小伙，原国企职工。2001年一次工休时，一张包着螺丝钉的报纸吸引了他，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张报纸上印着高淑珍和她的特教学校的事迹。王利忠被感动了。当年“五一”，王利忠的单位奖励优秀职工出去旅游，火车路过唐山站，王利忠突然闪过看看这个特教学校的念头。于是他放弃行程迅速下车，辗转来到了高淑珍家。推开大门的一霎那，他惊呆了，院子里的孩子们有的坐着轮椅，有的在老师背上，有的一瘸一拐，正沉浸在游戏当中。
几天假期里，王利忠给孩子们洗衣做饭，给孩子们讲故事……第一次登上讲台给孩子们讲课。假期很快过去，当他收拾行李的时候，一个患侏儒症的孩子问他要干什么去，他说要回单位上班，孩子说：“你走了我们就没老师了。”王利忠迈出大门时，有个孩子扔下双拐，拽着他的裤角不让他走。七尺男儿的眼泪怎么也抑制不住了……他扔下行囊，毅然决定留下。他先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后来干脆辞去工作。得知高淑珍盖校舍钱紧，他打电话跟父母要了两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不会走，要和妻子一起在这里教书。原来，王国光已经成了他的妻子。
临行，张杰一定要为记者唱一首老师王利忠创作的歌——《我爱我的家》。
“我爱我的家，
我们同一个妈妈，
随着一声声呼唤，
我们渐渐长大；
我爱我的家，
快乐你我他，
有了自己的学校，
告别孤单繁杂；
我爱我的家，
来自海角天涯，
为了我们的明天，
他们不图报答;
我爱我的家，
我们努力奋发，
建设我们的家园，
让爱永驻我家……”
此刻，高淑珍早已泪流满面。
（文中残疾孩子均为化名）
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司各庄镇洼里村，从一个农家大院里，传出一个女孩的歌声：
“上课铃声响，
我们走进课堂，
安安静静等着老师把课讲。
我们要做读书好儿郎。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长大做有用的人，
为了祖国繁荣富强。”
唱歌的女孩叫肖雪，患有类风湿病，骨关节变形，步履蹒跚。她告诉记者，她唱的歌叫《心愿》，是老师写的歌。同她在一起的还有30多名肢体严重残疾，甚至行动都需要搀扶的孩子。
这些孩子来自各地农村，他们在这里吃住，念书，受到照顾，且不需花费一分钱。
这是一户特殊的大“家庭”，承载着几十个孩子的快乐，也承载着几十个家庭的希望。这个家庭的“妈妈”叫高淑珍，滦南县司各庄镇洼里村一位普通农妇。13年来，先后有100多名残疾儿童感受过这个“家庭”的温暖。
这个温暖的地方是“家”
肖雪，15岁，来这儿已经8年了。她患有类风湿病，来时坐着轮椅，不能走路。高淑珍每天坚持给她按摩双腿，扶着她一点点练习走路。现在肖雪已经可以甩掉轮椅自己走路了。她说：“因为生活不能自理，其他学校不收我，但我想上学。我的手指关节变形了，来的时候笔都握不住，老师就手把手地教我练，现在我能写字了。”随后，她把《心愿》的歌词写出来给记者看。
于文，衡水人，脑瘫。与其他孩子不同，他在特教学校读过4年书。记者问他为什么到这儿来，他说：“我去的那个特教学校，学费一年1万多元。父母都是农民，供不起我。我爸听说这儿不要钱，就带我来了。过去那个特教学校讲的太简单了，我是脑瘫，不是弱智。在高姨这儿我没交过一分钱学费，老师讲得也好，我学了好多知识。我现在能看报纸了，还想上个好大学，学习好了以后找个好工作。”
常林，15岁，脑瘫，常年坐在轮椅上。记者问他几岁时来到这里的，他想了一会儿，冲着高淑珍问了一句：“妈，我几岁来的？”。高淑珍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孩子总管我叫妈。”
当年，常林的奶奶听说这里有个能让残疾孩子读书的地方，还不收学费，就把他送来了。常林说：“我现在已经学六年级的课了。我有点担心，初中的课怎么学？这里没有初中老师。我就是想学习，没有文化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想上大学。”
这个大家庭不仅给了孩子们愉快的生活，给了他们各种知识，还给了他们自信。在生活的磨难与不公面前，正确的教育与关怀，让这些孩子变得比同龄人更坚强，更成熟，更自信。
妈妈给你办个学校
18年前的一天，高淑珍4岁的儿子利国在玩耍时摔了一跤，膝盖上起了一个大包，医生说是类风湿病。为治病家里几乎花去了所有积蓄，儿子还是无法弯腰，走路困难，手指也无法正常伸张。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高淑珍把儿子送到了附近的小学。教室在二楼，她每天把儿子背进教室后，就坐在操场上等。课间休息，她背着儿子去厕所。一个月后，学校给了她一份协议书：如果你儿子在校园摔倒、摔伤，学校不负任何责任。
她理解学校，也不想让儿子成为学校的累赘。就这样，学校不再去了，她又去县特教学校打听。学校答复说：县特殊教育学校只招收聋哑儿童、弱智儿童和盲童。她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不知情的儿子依然吵着要上学，高淑珍的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她安慰儿子：“以后妈妈给你办个学校，让你念书。”
一句本为敷衍儿子的承诺，高淑珍竟认真起来。她开始十里八村到处打听，看看别人家的残疾孩子都去哪儿念书。经过了解发现，周围村里有很多肢体严重残疾的孩子，都无法上学，而且大部分家庭都很困难，有的家长把孩子独自扔在家里下地干活，孩子顿顿都吃凉饭。 看到这一幕幕场景，高淑珍的心软了，一个念头挥之不去：她要收留这些可怜的残疾孩子，教他们读书识字。
1998年，高淑珍腾出了家里的一间屋子做教室，买来桌子、板凳，四处借教材，招收附近农家失学的残疾儿童……她的“肢残儿童学习班”就这样开课了。当时的老师就是高淑珍刚初中毕业的女儿王国光。学习班是义务教学，不收费。
开始，孩子们是早上来，晚上走，但经过一段时间，很多孩子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按时来。高淑珍干脆就让孩子们吃住在家里，仍然不收费。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高淑珍，知道了这个大家庭，不断有家长带着自己的残疾孩子来到这里，附近村的有，周围县市的也有。高淑珍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涨。她希望这些孩子在学完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之后，能得到一个学历，于是她向县教育部门打了报告，申请办个特教学校。2000年10月，“滦南县周各庄镇民办特教学校”的申请终于批了下来。学校挂牌那天，孩子们欢呼起来。
为了孩子全家上阵
“学习班”变成了特教学校。然而，高淑珍不认同民办特教学校收费的做法。她说：“孩子几乎都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我怎么能向他们的父母收钱？一是不能收，二是收也收不上来。我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照顾好这些孩子，有我吃的，就有他们吃的。”
来的孩子多了，花销就更大了。
高淑珍家承包了20多亩水稻。高淑珍的丈夫王越元一个人包揽了全部农活。每年秋后，他将打下的几万斤粮食全部入仓。别人家种粮食为了卖钱，她家种粮食只给这一大家人吃。农闲时，王越元还要用自己的拖拉机为别人家耕地挣点钱，收入统统补贴“家用”。
最初，王越元并不完全理解妻子的爱心义举，为此差点离婚。他对妻子说：“咱们家根本没这个条件让你收养这些孩子。”高淑珍说：“咱们的儿子已经残疾，他不读书将来怎么办，那些孩子也一样，没有文化没有希望，咱们还年轻，苦点就苦点吧。”吵归吵，老实的王越元也慢慢爱上了那些孩子，自觉地担起了“后勤供给部长”的重任，而且一干就是13年。
丈夫的收入仍不能满足这么多孩子的花销，高淑珍就骑车带上批发来的小商品去集上买。更多时是走村串户。为了多卖点东西，天黑了高淑珍还挨家挨户地敲门推销，为此没少挨白眼。
高淑珍说：“这些年，我们两口子挣的钱也够在村里盖个二层楼了，给儿子取个媳妇也没啥问题。现在钱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了。”她拍了拍身上的蓝色旧棉衣，“连我这衣服都是好心人捐的，买不起。”
一次，儿子在村口看到卖凉粉，嚷着要吃，高淑珍哪敢让孩子随便“奢侈”，看着儿子眼巴巴盯着那碗凉粉，她内疚极了。
“为了把学校办下去，高姐真的是豁出去了。”孩子吴崔云的家长告诉记者，“我和其他家长几次央求高淑珍收点钱，都被拒绝了。我女儿严重残疾，没办法去上学。以前我们出去干活，就得把她一个人锁在家里。现在送到这，我们没有了累赘，孩子还能学点文化。高姐一家是我们家的恩人啊！” 说着泣不成声。
苦，累，穷，对高淑珍一家不算啥。最让她难过的，就是2004年4月滦南县教育局的一纸决定。该局认为滦南县周各庄镇民办特教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缺乏稳定经费来源，教学设备未达标准，决定收回办学许可证。
高淑珍含泪摘掉院门口“滦南县周各庄镇民办特教学校”的牌子。这对她和她的家来讲，没有啥损失。因为，有没有牌子她都不会收孩子们一分钱。她之所以掉泪，是因为学校没了牌子，孩子们学成后得不到毕业证书。她对同样伤心的孩子们说：“我们不叫学校了，就叫做家，这永远是你们的家。”
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房子不够了，2004年，高淑珍从亲戚家借来14万元钱，用好心人捐助的砖石，在村委会的帮助下，在两个亲戚的宅基地上建起一个大院，院里有教室、师生宿舍、厨房、厕所、粮仓。
河北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信息工程学院和唐山市文化宫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将这里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挂上了金晃晃的铜牌子。每年都有大学生来这里。高淑珍告诉校方，特教学校的牌子已经被县教育局摘了。校方表示，这里是最好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有没有特教学校的牌子，学生仍然会来。
爱心温暖孩子们
高淑珍能够支撑住这个大家庭10多年，单靠她一家人远远不够。这里经常有个人和组织前来捐献，给孩子送衣服、教科书、笔、本等生活学习用品。
高淑珍特别激动地指着院子里的一堆煤说：“年前，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出钱买来好几车煤，解决了我们一冬的做饭取暖问题。”
她又指着宿舍里一排排的暖气片，对记者说：“这些暖气和炉子，是前些天一对年轻夫妻来这儿，找工人为孩子们装的。他们还送来10套新的褥子和床单，送来十几把椅子和一台电脑。但说什么也不留下姓名。我只知道他们从唐山来。”
“年前，一位刚转业的军人带着妻子来这儿看望这些孩子。临走，硬是塞给我一个信封，说给孩子们添点衣服，改善一下伙食。信封里装着5000块钱。”
……
她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感动的泪水顺着脸颊淌。
高淑珍告诉记者，支撑着这个大家庭的，还离不开那些来这里志愿义务执教的年轻人。
13年来，先后来过这里志愿执教的年轻人共有7位。他们没有薪水，和孩子们一口锅里吃饭，一个房顶下睡觉。有的一干就是几年。一位唐山卫校毕业的女孩严文杰，送自己的残疾的表妹来这里时，深受感动，毅然丢掉县医院的工作，到这里义务教书。
记者见到3位义务老师。
任丽华，秦皇岛人，原家乡私立学校教师。5年前，她只身来到这里。现在她还不到30岁，本来秀气的脸庞上，已添了几许沧桑。她的愿望，就是孩子们能有新版的教科书，能有几台电脑。记者问她有没有离开的打算，她说：“等这里发展好了再走。”
王国光，高淑珍的女儿，初中毕业后给孩子们教书。一教就是13年。13年来，她每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玩耍、吃饭，晚上跟孩子们挤在一起睡。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事业憧憬，王国光也有。她也想出去找份工作，离开贫困的乡村，但当她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她就会忘记一切。
王利忠，邯郸小伙，原国企职工。2001年一次工休时，一张包着螺丝钉的报纸吸引了他，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张报纸上印着高淑珍和她的特教学校的事迹。王利忠被感动了。当年“五一”，王利忠的单位奖励优秀职工出去旅游，火车路过唐山站，王利忠突然闪过看看这个特教学校的念头。于是他放弃行程迅速下车，辗转来到了高淑珍家。推开大门的一霎那，他惊呆了，院子里的孩子们有的坐着轮椅，有的在老师背上，有的一瘸一拐，正沉浸在游戏当中。
几天假期里，王利忠给孩子们洗衣做饭，给孩子们讲故事……第一次登上讲台给孩子们讲课。假期很快过去，当他收拾行李的时候，一个患侏儒症的孩子问他要干什么去，他说要回单位上班，孩子说：“你走了我们就没老师了。”王利忠迈出大门时，有个孩子扔下双拐，拽着他的裤角不让他走。七尺男儿的眼泪怎么也抑制不住了……他扔下行囊，毅然决定留下。他先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后来干脆辞去工作。得知高淑珍盖校舍钱紧，他打电话跟父母要了两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不会走，要和妻子一起在这里教书。原来，王国光已经成了他的妻子。
临行，张杰一定要为记者唱一首老师王利忠创作的歌——《我爱我的家》。
“我爱我的家，
我们同一个妈妈，
随着一声声呼唤，
我们渐渐长大；
我爱我的家，
快乐你我他，
有了自己的学校，
告别孤单繁杂；
我爱我的家，
来自海角天涯，
为了我们的明天，
他们不图报答;
我爱我的家，
我们努力奋发，
建设我们的家园，
让爱永驻我家……”
此刻，高淑珍早已泪流满面。
（文中残疾孩子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