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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导演戈达尔在“文革”期间造访中国，就曾扬言样板戏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之一，有“大国风度”的《智取威虎山》，好多美国大片也难望其项背——这样看，江青的要求谢铁骊算是达到了。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界有着著名的“南谢北谢”之称——谢晋和谢铁骊。
7年前被称“南谢”的谢晋去世，享年85岁;2015年6月19日，“北谢”谢铁骊也故去，享年90岁。他们的离开，带走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时代。
“文艺黑线的黑干将”
1925年接近岁末出生的谢铁骊，少年时就投身新四军，从此一直从事文艺工作。1959年，谢铁骊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无名岛》;1961年，他又拍了反响颇为热烈的《暴风骤雨》。但是，真正奠定影史地位，又改变了他一生轨迹的，还是《早春二月》。
影片讲述了“五四青年”萧涧秋来到江南小镇，试图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结果在传统势力的阻挠下终归失败的故事。这与当时的革命电影有很大不同：没有战火、没有敌人、没有烈士，穿插着爱情、理想，温和而哀伤。
在那个年代，能有一部风格特殊的影片出来，当然是缘于高层的指示。1961年，周恩来要求电影从业者们“多在艺术性方面下功夫”。谢铁骊当即着手改编柔石的小说《二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親自改定剧本，并将其命名为更有寓意的《早春二月》。但《早春二月》即将杀青的时候，北京文艺界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开始，谢铁骊还不以为意，一来电影有周恩来的指示、夏衍的参与;二来柔石是被鲁迅推崇的作家，又是烈士，他的作品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
因此，当周扬看过放映，表示“这部片子有很严重的思想问题”时，谢铁骊真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但还没有来得及修改，传来新的命令：“一个镜头不要动，准备公之于众，供批判”。
当《早春二月》与观众见面的时候，谢铁骊已经被打为“文艺黑线的黑干将”。
谢铁骊参加革命早，并没有太多可供挖掘的“污点”。批斗时，红卫兵让他自陈罪行，他只有一个：“我拍了大毒草《早春二月》。”红卫兵当然不肯罢休，继续追问，谢铁骊说：“就这一点就罪该万死了。”
“大国风度”的《智取威虎山》
谢铁骊在牛棚中受难时间不长，1967年就被江青“征调”去拍样板戏。他后来回忆，江青看中他，“一方面看过我的大毒草《早春二月》，觉得这个人还有一点艺术细胞;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查我的档案，15岁就参加新四军。”江青曾亲切地把谢铁骊叫过“红小鬼”，但谢铁骊却说，“我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蓝萍（江青上海时期的艺名）是谁。”
现在来看，谢铁骊拍过的样板戏大多数知名度都不高了，唯有《智取威虎山》因为徐克的翻拍，又火了一回。
江青曾经在上海电影中摸爬滚打过，对好莱坞的一套东西非常熟悉，她要求谢铁骊按好莱坞方式，拍出中国英雄特有的高、大、全。
当时的北影厂地方不大，一旦要仰拍英雄人物，就容易穿帮。于是江青把北影厂迁址，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一个摄影棚。实际拍摄中，使用的树枝和树叶，是从十三陵摘的;江青要求，服装必须是用料子的，杨子荣的帽子必须是貂皮的。这样风一吹，会有毛毛飞动，有很好的舞台效果。
之后的几部样板戏，下的力气也一点不少。拍《杜鹃山》，需要一片竹林做布景，江青一声令下，出动了一个专列，到江西把竹子连根带土包好，拉了一车皮到北京。
几乎所有关于江青的回忆，都会说到她脾气不好，谢铁骊也为此受了不少委屈。
有一次，江青让剧组去东北，找森林雪景进行实景拍摄。谢铁骊无意识地回了一句：“如果用实景，杨子荣的马鞭的舞蹈动作能用吗？大雪景是不是就应该骑着真马？”江青一听，脸上当然就挂不住了：“我是让你们试试嘛！”
结果显然只能是失败的。最后审查的时候，周恩来和叶剑英等领导都去了，放映完毕，他们鼓掌说好，江青这才随着说：通过了。
应该说，江青的要求谢铁骊最后还是达到了。法国大导演戈达尔在“文革”期间造访中国，就曾扬言样板戏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之一，有“大国风度”的《智取威虎山》，好多美国大片也难望其项背。
“四人帮”倒台后重获认可
作为一个有艺术追求的导演，谢铁骊不希望样板戏垄断银幕，他给周恩来写信，表示想继续拍故事片。江青对于谢铁骊这种行为很不满，因此谢铁骊策划拍摄的《海霞》被定为“和革命样板戏唱对台戏的作品”，他自己则戴上了“文艺黑线回潮”的帽子。
现实确实是比电影更魔幻。江青控制下的文化部原定在1976年10月12日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批判谢铁骊等人，谢铁骊甚至做好了被发配北大荒的准备。但是就在原定日期的几天前，以江青为首的所谓“四人帮”倒台了。
于谢铁骊而言，相比革命年代的政治任务，温和的《早春二月》或许才是他真正心仪的风格。此后他20年间他又继续拍摄了《知音》、《清水湾淡水湾》、《红楼梦》等影片，都得心应手，又广受好评。
10年前，谢铁骊80岁时就已经不拍戏了，晚年的停顿中他充满着困惑和无奈，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是用来找剧本，但好作品却寥寥无几。他还遇到了制片厂时代不曾遇见的难题——资金短缺。他曾想将郁达夫搬上银幕，但郁家乡的一位官员直接说，拍一个过去的人有什么用，我不如留点钱去装修厕所。
谢铁骊耄耋之年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7点钟起床，出去散散步，安排一些社会活动，回来坐在客厅的老式弹簧沙发上读报看小说，或者戴着蓝色的老式帽子到附近菜市场买点蔬菜和水果。而电影，更多时候慢慢沉淀在记忆里，“我得保持住晚节呀！”他笑着说。
（《山东商报》 2015.6.25 杨津涛/文）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界有着著名的“南谢北谢”之称——谢晋和谢铁骊。
7年前被称“南谢”的谢晋去世，享年85岁;2015年6月19日，“北谢”谢铁骊也故去，享年90岁。他们的离开，带走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时代。
“文艺黑线的黑干将”
1925年接近岁末出生的谢铁骊，少年时就投身新四军，从此一直从事文艺工作。1959年，谢铁骊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无名岛》;1961年，他又拍了反响颇为热烈的《暴风骤雨》。但是，真正奠定影史地位，又改变了他一生轨迹的，还是《早春二月》。
影片讲述了“五四青年”萧涧秋来到江南小镇，试图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结果在传统势力的阻挠下终归失败的故事。这与当时的革命电影有很大不同：没有战火、没有敌人、没有烈士，穿插着爱情、理想，温和而哀伤。
在那个年代，能有一部风格特殊的影片出来，当然是缘于高层的指示。1961年，周恩来要求电影从业者们“多在艺术性方面下功夫”。谢铁骊当即着手改编柔石的小说《二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親自改定剧本，并将其命名为更有寓意的《早春二月》。但《早春二月》即将杀青的时候，北京文艺界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开始，谢铁骊还不以为意，一来电影有周恩来的指示、夏衍的参与;二来柔石是被鲁迅推崇的作家，又是烈士，他的作品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
因此，当周扬看过放映，表示“这部片子有很严重的思想问题”时，谢铁骊真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但还没有来得及修改，传来新的命令：“一个镜头不要动，准备公之于众，供批判”。
当《早春二月》与观众见面的时候，谢铁骊已经被打为“文艺黑线的黑干将”。
谢铁骊参加革命早，并没有太多可供挖掘的“污点”。批斗时，红卫兵让他自陈罪行，他只有一个：“我拍了大毒草《早春二月》。”红卫兵当然不肯罢休，继续追问，谢铁骊说：“就这一点就罪该万死了。”
“大国风度”的《智取威虎山》
谢铁骊在牛棚中受难时间不长，1967年就被江青“征调”去拍样板戏。他后来回忆，江青看中他，“一方面看过我的大毒草《早春二月》，觉得这个人还有一点艺术细胞;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查我的档案，15岁就参加新四军。”江青曾亲切地把谢铁骊叫过“红小鬼”，但谢铁骊却说，“我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蓝萍（江青上海时期的艺名）是谁。”
现在来看，谢铁骊拍过的样板戏大多数知名度都不高了，唯有《智取威虎山》因为徐克的翻拍，又火了一回。
江青曾经在上海电影中摸爬滚打过，对好莱坞的一套东西非常熟悉，她要求谢铁骊按好莱坞方式，拍出中国英雄特有的高、大、全。
当时的北影厂地方不大，一旦要仰拍英雄人物，就容易穿帮。于是江青把北影厂迁址，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一个摄影棚。实际拍摄中，使用的树枝和树叶，是从十三陵摘的;江青要求，服装必须是用料子的，杨子荣的帽子必须是貂皮的。这样风一吹，会有毛毛飞动，有很好的舞台效果。
之后的几部样板戏，下的力气也一点不少。拍《杜鹃山》，需要一片竹林做布景，江青一声令下，出动了一个专列，到江西把竹子连根带土包好，拉了一车皮到北京。
几乎所有关于江青的回忆，都会说到她脾气不好，谢铁骊也为此受了不少委屈。
有一次，江青让剧组去东北，找森林雪景进行实景拍摄。谢铁骊无意识地回了一句：“如果用实景，杨子荣的马鞭的舞蹈动作能用吗？大雪景是不是就应该骑着真马？”江青一听，脸上当然就挂不住了：“我是让你们试试嘛！”
结果显然只能是失败的。最后审查的时候，周恩来和叶剑英等领导都去了，放映完毕，他们鼓掌说好，江青这才随着说：通过了。
应该说，江青的要求谢铁骊最后还是达到了。法国大导演戈达尔在“文革”期间造访中国，就曾扬言样板戏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之一，有“大国风度”的《智取威虎山》，好多美国大片也难望其项背。
“四人帮”倒台后重获认可
作为一个有艺术追求的导演，谢铁骊不希望样板戏垄断银幕，他给周恩来写信，表示想继续拍故事片。江青对于谢铁骊这种行为很不满，因此谢铁骊策划拍摄的《海霞》被定为“和革命样板戏唱对台戏的作品”，他自己则戴上了“文艺黑线回潮”的帽子。
现实确实是比电影更魔幻。江青控制下的文化部原定在1976年10月12日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批判谢铁骊等人，谢铁骊甚至做好了被发配北大荒的准备。但是就在原定日期的几天前，以江青为首的所谓“四人帮”倒台了。
于谢铁骊而言，相比革命年代的政治任务，温和的《早春二月》或许才是他真正心仪的风格。此后他20年间他又继续拍摄了《知音》、《清水湾淡水湾》、《红楼梦》等影片，都得心应手，又广受好评。
10年前，谢铁骊80岁时就已经不拍戏了，晚年的停顿中他充满着困惑和无奈，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是用来找剧本，但好作品却寥寥无几。他还遇到了制片厂时代不曾遇见的难题——资金短缺。他曾想将郁达夫搬上银幕，但郁家乡的一位官员直接说，拍一个过去的人有什么用，我不如留点钱去装修厕所。
谢铁骊耄耋之年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7点钟起床，出去散散步，安排一些社会活动，回来坐在客厅的老式弹簧沙发上读报看小说，或者戴着蓝色的老式帽子到附近菜市场买点蔬菜和水果。而电影，更多时候慢慢沉淀在记忆里，“我得保持住晚节呀！”他笑着说。
（《山东商报》 2015.6.25 杨津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