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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是粗线条单色调，但我们都想知道历史自哪里来、到哪里去。
中共四大，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形成的历史起点。弄堂里举行的这次秘密群英会，通过了14项文件，首创性地提出多个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并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
为寻找中共四大纪念馆，笔者辗转跑了多个地方。原来，四大会址早年已被毀于日军炮火，夷为平地。位于四大遗址边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在近处绿树小湖和远处现代化高楼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重。
走进纪念馆，邂逅一段激情澎湃的历史，映入眼帘的是一位位代表或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的照片和生平介绍。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一份份手稿原件，一件件故人使用的物品，回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足迹。
湮没于历史深处的红色记忆
1925年1月，上海闸北淞沪铁路附近的一条逼仄的弄堂内，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秘密举行。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干事张伯简受党的委托，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个租界与华界的“三不管”地界，租借了这里的一栋石库门房子。这里很少有租界巡捕，中国警察也不能在这个地区巡逻，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就可以立即撤往租界。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遗憾的是四大会址与三大会址一样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没能幸免于难，它毁于1932年“一·二八”的炮火。由于四大会址毁于战火，许多当事人又先后去世，使得后来确认会址成为一个历史难题。
“文革”前，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曾数度寻找中共四大会址，询问信件发遍全国各地。可是，当年的20名与会代表有的离世，有的旅居国外，还有的羁囚牢狱，长达四年的寻访工作最终只留下10多份说法各一的访谈资料。
真正的会址到底在哪里呢？就在线索似乎中断的时候，中共四大召开期间曾任工作人员的郑超麟出现了。当年，郑超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四大召开时，他作为工作人员除了负责会议记录外，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赶赴会场。在他撰写的《怀旧集》和《郑超麟回忆录》两本书中，都提到了中共四大：“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
郑超麟拿出他1980年完成的《怀旧集》，其中描写：“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从后门出入。”郑超麟回忆说：“外地来的代表食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楼下客堂；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会议期间，未曾发生什么意外。”据有关文献记载，三楼房间作为部分代表的临时宿舍，大部分代表住在上海大学、上海书店等地。
经过随后的几次实地勘察、寻觅、验证，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于1987年4月最终确认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为四大会址，遗址并被上海政府公布为市保单位。1995年是中共四大召开70周年，上海市政府在遗址处立一石碑，上书：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若不是有这石碑，罕有人知道这里当年是一幢三层楼里弄房子，毕竟遗迹已荡然无存。
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场景再现区展示了当年四大的石库门会址景象。模拟会场长桌后方的白墙上挂有一副巨大油画，画面显示当年20位与会代表严肃、坚毅、激动和期盼的神情。他们身后的窗户虽然紧闭着，但窗面却被屋内的灯盏映得格外闪亮，像是预示中国的黎明终将到来。
姗姗来迟的中共四大
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应于1924年召开。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谐音）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期不远”，要求各地同志对于一年来党的政策及实际活动的意见“写成报告汇寄中央局”。
9月15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召开，并将四大将要讨论的问题以及代表推举的细则告知各地组织，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提交议案。今天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陈里，还能看到落款为“钟英”的这两份通知——其中8月31日这份由行楷写成的通知，来自毛泽东的亲笔签署。
其实，大会的筹备工作早在1924年7月就开始了。这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于是，1924年成为中共成立后最为繁忙的一年，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建立、推动冯玉祥倒戈、部署推动全国的国民运动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来，如期召开大会十分困难。随着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升温，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国共双方的关系似乎步入了蜜月期。但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国民党排挤共产党人的倾向渐露端倪。恰是这些暗流，令四大的召开时间一拖再拖。
1924年6月，国民党右派邓泽如、张继等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护党宣言》，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员友好地退出国民党”。
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在这场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究竟应该由谁掌控？尽管1923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写道：“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但是，到1924年的下半年，态势已经迥然转变。 1924年11月底，一位学者模样的外国男子身裹大衣又一次来到中国上海，寄居在昆山花园的白俄富商家中。他就是受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人维经斯基（中文名为吴廷康）。他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关系十分密切，并被称为共产国际的“中国通”。此前，维经斯基曾于1924年4月来到中国，并参加了5月份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他此行目的是为指导中共四大的召开。
维经斯基参与审定了中共四大的基本材料和提纲，并与陈独秀一起主持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四大的中心议题。维经斯基指出：“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也就是从在小组中做宣传工作过渡到在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的问题，向工人们说明现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因素。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他还指出：“虽然国共两党关系不能说尽如人意，但我们在会上还是不全面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帮助国民党，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掀起反帝运动浪潮。”
中共中央指定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等组织起草委员会，四大的所有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草拟。瞿秋白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并将维经斯基起草的议决案和其他文件译成中文。12月19日，维经斯基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尼科夫，通报了中共四大的筹备情况。因为四大开会需要维经斯基参加，原定于11月15日召开的会议先被改为12月20日，后又被推迟。
四大召开前，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周恩来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彭述之为大会秘书长，郑超麟和张伯简为大会记录员。
回应谁来掌控革命领导权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正式举行。
寒风呼啸的1月11日午后，大会的向导郑超麟陆续将出席者带入会场。出席代表有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他们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陈独秀宣布开会后，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致贺词。
在三张八仙桌拼接成的会议桌旁，陈独秀端坐正中，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做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共四大代表们认真讨论了陈独秀的工作报告，全面评价了党中央一年多来的工作。
中共四大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对于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表明党对反封建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
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傳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但是，中共四大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四大对民族资产阶级也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这时，刚在苏联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共代表彭述之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会前，他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惟不敢出来作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彭述之虽然肯定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却无视资产阶级正在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事实。这种观点对大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为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决定将原党章中“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在四大通过的党章中，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原先的“委员长”改为“总书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称“书记”。
第四届中央委员的产生，不是由各代表投票选举，而是由上届中央委员会提出事先拟议的一份名单交给大会表决。中共四大一致同意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后来，向警予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在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即1月21日，正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特发表了《中共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在除夕的前夜——1月22日，陈独秀宣布会议结束时，会场响起“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内的军阀！中国劳动群众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豪迈声音。
四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已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党发展为群众性的大党，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果说中共一大共产党初创时，中共的宣传动员对象主要集中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当中，中共二大精力主要集中于工人运动，中共三大重点在于国共合作，到了四大则普遍深入到职工、农民、青年、妇女等不同群体当中，渐渐由较为单一有重点的宣传受众走向全面的广泛群体，不再只是口号与主义的鼓动，而是更深入地开展组织工作、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目标结合起来。在工农运动的熊熊烈火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边缓步，边参观中共四大纪念馆，眼前闪现出众多革命前辈的音容笑貌，感觉自己仿佛也置身于那历史的瞬间。走出纪念馆，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当年弄堂里召开的中共四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意义上走出书斋，迈向更广阔的历史时空。岁月如梭，时光带不走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一切成为一个大党的宝贵财富。
责任编辑 王碧清
中共四大，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形成的历史起点。弄堂里举行的这次秘密群英会，通过了14项文件，首创性地提出多个理论：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并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
为寻找中共四大纪念馆，笔者辗转跑了多个地方。原来，四大会址早年已被毀于日军炮火，夷为平地。位于四大遗址边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在近处绿树小湖和远处现代化高楼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重。
走进纪念馆，邂逅一段激情澎湃的历史，映入眼帘的是一位位代表或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的照片和生平介绍。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一份份手稿原件，一件件故人使用的物品，回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足迹。
湮没于历史深处的红色记忆
1925年1月，上海闸北淞沪铁路附近的一条逼仄的弄堂内，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秘密举行。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干事张伯简受党的委托，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个租界与华界的“三不管”地界，租借了这里的一栋石库门房子。这里很少有租界巡捕，中国警察也不能在这个地区巡逻，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就可以立即撤往租界。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遗憾的是四大会址与三大会址一样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没能幸免于难，它毁于1932年“一·二八”的炮火。由于四大会址毁于战火，许多当事人又先后去世，使得后来确认会址成为一个历史难题。
“文革”前，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曾数度寻找中共四大会址，询问信件发遍全国各地。可是，当年的20名与会代表有的离世，有的旅居国外，还有的羁囚牢狱，长达四年的寻访工作最终只留下10多份说法各一的访谈资料。
真正的会址到底在哪里呢？就在线索似乎中断的时候，中共四大召开期间曾任工作人员的郑超麟出现了。当年，郑超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四大召开时，他作为工作人员除了负责会议记录外，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赶赴会场。在他撰写的《怀旧集》和《郑超麟回忆录》两本书中，都提到了中共四大：“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
郑超麟拿出他1980年完成的《怀旧集》，其中描写：“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从后门出入。”郑超麟回忆说：“外地来的代表食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楼下客堂；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会议期间，未曾发生什么意外。”据有关文献记载，三楼房间作为部分代表的临时宿舍，大部分代表住在上海大学、上海书店等地。
经过随后的几次实地勘察、寻觅、验证，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于1987年4月最终确认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为四大会址，遗址并被上海政府公布为市保单位。1995年是中共四大召开70周年，上海市政府在遗址处立一石碑，上书：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若不是有这石碑，罕有人知道这里当年是一幢三层楼里弄房子，毕竟遗迹已荡然无存。
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场景再现区展示了当年四大的石库门会址景象。模拟会场长桌后方的白墙上挂有一副巨大油画，画面显示当年20位与会代表严肃、坚毅、激动和期盼的神情。他们身后的窗户虽然紧闭着，但窗面却被屋内的灯盏映得格外闪亮，像是预示中国的黎明终将到来。
姗姗来迟的中共四大
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应于1924年召开。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谐音）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称“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期不远”，要求各地同志对于一年来党的政策及实际活动的意见“写成报告汇寄中央局”。
9月15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召开，并将四大将要讨论的问题以及代表推举的细则告知各地组织，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提交议案。今天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展陈里，还能看到落款为“钟英”的这两份通知——其中8月31日这份由行楷写成的通知，来自毛泽东的亲笔签署。
其实，大会的筹备工作早在1924年7月就开始了。这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于是，1924年成为中共成立后最为繁忙的一年，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建立、推动冯玉祥倒戈、部署推动全国的国民运动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来，如期召开大会十分困难。随着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升温，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国共双方的关系似乎步入了蜜月期。但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国民党排挤共产党人的倾向渐露端倪。恰是这些暗流，令四大的召开时间一拖再拖。
1924年6月，国民党右派邓泽如、张继等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护党宣言》，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员友好地退出国民党”。
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在这场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究竟应该由谁掌控？尽管1923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写道：“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但是，到1924年的下半年，态势已经迥然转变。 1924年11月底，一位学者模样的外国男子身裹大衣又一次来到中国上海，寄居在昆山花园的白俄富商家中。他就是受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人维经斯基（中文名为吴廷康）。他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关系十分密切，并被称为共产国际的“中国通”。此前，维经斯基曾于1924年4月来到中国，并参加了5月份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他此行目的是为指导中共四大的召开。
维经斯基参与审定了中共四大的基本材料和提纲，并与陈独秀一起主持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四大的中心议题。维经斯基指出：“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也就是从在小组中做宣传工作过渡到在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的问题，向工人们说明现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因素。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他还指出：“虽然国共两党关系不能说尽如人意，但我们在会上还是不全面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帮助国民党，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掀起反帝运动浪潮。”
中共中央指定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等组织起草委员会，四大的所有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草拟。瞿秋白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并将维经斯基起草的议决案和其他文件译成中文。12月19日，维经斯基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尼科夫，通报了中共四大的筹备情况。因为四大开会需要维经斯基参加，原定于11月15日召开的会议先被改为12月20日，后又被推迟。
四大召开前，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周恩来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彭述之为大会秘书长，郑超麟和张伯简为大会记录员。
回应谁来掌控革命领导权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正式举行。
寒风呼啸的1月11日午后，大会的向导郑超麟陆续将出席者带入会场。出席代表有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他们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陈独秀宣布开会后，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致贺词。
在三张八仙桌拼接成的会议桌旁，陈独秀端坐正中，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做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共四大代表们认真讨论了陈独秀的工作报告，全面评价了党中央一年多来的工作。
中共四大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对于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表明党对反封建的内涵有了进一步认识。
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傳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但是，中共四大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四大对民族资产阶级也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这时，刚在苏联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共代表彭述之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会前，他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惟不敢出来作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彭述之虽然肯定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却无视资产阶级正在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事实。这种观点对大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为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决定将原党章中“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在四大通过的党章中，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原先的“委员长”改为“总书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称“书记”。
第四届中央委员的产生，不是由各代表投票选举，而是由上届中央委员会提出事先拟议的一份名单交给大会表决。中共四大一致同意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后来，向警予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在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即1月21日，正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特发表了《中共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在除夕的前夜——1月22日，陈独秀宣布会议结束时，会场响起“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内的军阀！中国劳动群众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豪迈声音。
四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已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党发展为群众性的大党，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果说中共一大共产党初创时，中共的宣传动员对象主要集中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当中，中共二大精力主要集中于工人运动，中共三大重点在于国共合作，到了四大则普遍深入到职工、农民、青年、妇女等不同群体当中，渐渐由较为单一有重点的宣传受众走向全面的广泛群体，不再只是口号与主义的鼓动，而是更深入地开展组织工作、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目标结合起来。在工农运动的熊熊烈火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边缓步，边参观中共四大纪念馆，眼前闪现出众多革命前辈的音容笑貌，感觉自己仿佛也置身于那历史的瞬间。走出纪念馆，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当年弄堂里召开的中共四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意义上走出书斋，迈向更广阔的历史时空。岁月如梭，时光带不走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一切成为一个大党的宝贵财富。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