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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毫无疑问是位美丽的女人，虽然曾经在车祸中被一根冰凉的铁栏杆贯穿了身体，但恰好车上乘客携带的一瓶涂料洒落在她身上，让她全身涂满了金粉，就像一座由肉体、鲜血和黄金制成的痛苦雕像。
如果说这是弗里达生命的开始，也许有些残酷。没有人希望痛苦变成开始。然而这次车祸使她的脊柱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盖骨和肋骨。骨盆三处破裂，很难再有正常的生育能力，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
这次外伤带来的后遗症是，弗里达的生活和创作有了持续的主题：她曾经在画里，让一根爱奥尼亚式圆柱穿过自己的整个身体，代替了她的脊柱，穿着胸衣的身体从中间被撕开，遍身伤痕、皮肤和骨骼里打着钉子。这画让人一阵剧痛。但尽管如此，也远远比不上弗里达经历过的痛楚。
从自己身体中被发现
弗里达1907年7月出生在墨西哥，身为摄影师的父亲威廉·卡洛是匈牙利裔犹太人，擅长绘画和钢琴，母亲玛蒂尔德·卡尔德隆则兼有西班牙与印第安血统。至于弗里达，她有浓密的眉毛、女神一样的眼睛、漆黑的头发。人们乐于把血缘和美貌联系在一起，弗里达无疑证明了这一神秘联系理论的可靠。
我们能够从弗里达的画中看到她自己。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与别人看到的不同的认识，弗里达曾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她最让人难忘的画作几乎都是自画像：那个眉毛粗黑而连在一起的女人，头发散乱，身体里面长出植物来，血液流向大地；或者长着鹿子的身体奔跑在密林中，脊背上插满了箭；她还画过自己的诞生——那看起来就像是用一种血淋淋的方式被世界勉强接受，因为挂在墙上的圣母像并没有用惯常的怜悯眼神看着她。
世人喜欢用人生经历来衡量一个人。作为女性，同时也是最优秀的女性艺术家之一，弗里达的人生一直被传扬和诠释。从好的方面理解，了解生平或许能够帮助人们更好了解艺术家的作品；而吹毛求疵地讲，生平经历绝非作品背后的全部。如同我们看到的，弗里达大部分都在画她自己，画生命的本能和绵长的痛苦。但痛苦本身究竟占据了她人生的多少，却是我们看不到的。
对于敏锐的艺术家而言，也许美丽的事物才最难能可贵。在弗里达遭遇的一次流产中，急救车把她送往医院。躺在病床上的她被护士推着经过一条过道，疼痛没有阻止她继续打量身边的世界，她看到天花板旁边一组色彩丰富的管子时向丈夫喊道：“看，迭戈，那多么美丽！”
弗里达喜欢热闹与狂欢。在众人面前，她说脏话，不停地喝龙舌兰酒，唱歌词淫荡的小曲，乐于成为聚会的中心。男人们为她着迷，停下脚步献着殷勤，却几乎看不透她。弗里达也曾以纯净的姿态出现自画像里，戴着贝壳项链，穿着白色的裙子，眼神认真而温柔。
这是另一个弗里达，她不是平整的石头，她的每一面都熠熠发光。
鸽子与大象
“我今生遭遇到两个意外。一个是被电车撞倒，一个是迭戈。”弗里达生命中这位意外是迭戈·里韦拉（Diego Rivera)。他们相识时，弗里达还是名学生，而里韦拉已经是一名壁画家，被找来为学校创作壁画。从惨烈的车祸中康复后，弗里达请里韦拉评判自己的画，是他的肯定让她把艺术作为终身事业。里韦拉说弗里达“是艺术史上第一个女人，以全然鲁莽的真诚以及安静的残忍，在她的艺术里潜心钻研常见的、却独特的、仅仅关于女人的主题。”
这对艺术家伴侣在1929年正式结婚，在1940年离婚。11年的婚姻中，他们的结合被称作大象和鸽子的结合，因为里韦拉体态庞大，而弗里达娇小瘦弱。事实上，身形的差异不是全部，里韦拉是那个深深影响着弗里达的人。
他把弗里达打扮成风情万种的墨西哥女人，建议她穿传统的墨西哥服饰，那些色彩浓丽的服装和镶嵌珍奇的首饰很讨人们欢心。这些打扮配上弗里达标志性的一字眉毛，成为了她的特征。他喜欢她的作品，是她最大的崇拜者。反过来，弗里达也是里韦拉最可信赖的批评家，以及他生活的热爱者。然而婚后的里韦拉仍旧是个花花公子，从不放弃追逐其他女人的机会。他曾接受美国财团的邀请，带着弗里达到纽约进行壁画创作。在美国，荣誉和褒扬之辞围绕着里韦拉，他成为“大西洋海岸最热门的人物”，有了更加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女人中间寻找乐子，而被冷落的弗里达只能在家看好莱坞电影，顺便沉迷在混乱的男女关系中打发时间。他们就这样互相背叛和依赖着。
在弗里达和里韦拉的婚姻中，有过激情、欺骗、令人惊讶的创造性合作，以及刻骨的憎恶。里韦拉不放过身边任何美丽的女人，甚至是弗里达的妹妹。弗里达发现他们的事情后，画下了她看上去也许最血腥的一幅画《少少掐个几小下》（Unos Cuantos Piquetitos），男人站立着，手中拿着刀，女人赤裸着躺在窄床上，身体血迹斑斑，一些血从画面中溅到画框上，似乎把画中的世界和真实世界连在了一起，就像超现实主义者常常为之努力的一样。而有趣的是，弗里达并不认为自己是超现实主义者，她说自己画的是现实生活。
不过，弗里达自己也并非一个忠贞的爱人。她有过无数情人，其中许多甚至是通过里韦拉认识的。她还是双性恋者，有过一些女性情人。在给女画家雅克琳·兰芭的信中，她写道，“你的眼眸就是我的眼眸，偶人在它们的玻璃大房间里排列着，属于我们俩。”
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作品中，弗里达塑造过两个自己：一个是穿着墨西哥式裙子的她，另一个则披挂着繁复的欧式婚服。她们的心脏通过血管连在一起，其中一个心脏破裂开，血从血管中渗出来滴在裙子上。这两个形象无疑是分裂的弗里达：一个外表光鲜地被里韦拉爱着，另一个却受着伤，固执地住在自己身体深处。
离开的快乐
弗里达的一位朋友曾经用“活在垂死中”来评论她的生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弗里达从来就没有真正健康过。1944年后，她屡次接受治疗脊骨与跛脚的手术。她喜欢修理自己。在那段时间，弗里达作为艺术家的声望持续升高，被美国的博物馆列入最有威望的艺术家之列。1954年她在墨西哥举办个展，由自行车送到画展现场，并由担架抬入展厅。她躺在预备好的床上，整晚唱歌、喝酒、取悦大家。她告诉记者们，“我不是病了，我是碎了。但是只要我能画画，我便是快乐的。”
在这一年，弗里达接受了右腿膝关节以下截肢手术，这给了她致命的打击。1954年7月，弗里达在一次共产党的示威活动上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不久后，47岁的她离开世界。许多人认为她是自杀而死。
弗里达知晓自己生命的意义。她生前的最后一幅画名为《生活万岁》（Viva La Vida），画中一片西瓜上写着大大的字：“生活万岁！”而她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则写着，“我希望离开是愉快的，我希望再也不回来”。
如果说这是弗里达生命的开始，也许有些残酷。没有人希望痛苦变成开始。然而这次车祸使她的脊柱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盖骨和肋骨。骨盆三处破裂，很难再有正常的生育能力，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
这次外伤带来的后遗症是，弗里达的生活和创作有了持续的主题：她曾经在画里，让一根爱奥尼亚式圆柱穿过自己的整个身体，代替了她的脊柱，穿着胸衣的身体从中间被撕开，遍身伤痕、皮肤和骨骼里打着钉子。这画让人一阵剧痛。但尽管如此，也远远比不上弗里达经历过的痛楚。
从自己身体中被发现
弗里达1907年7月出生在墨西哥，身为摄影师的父亲威廉·卡洛是匈牙利裔犹太人，擅长绘画和钢琴，母亲玛蒂尔德·卡尔德隆则兼有西班牙与印第安血统。至于弗里达，她有浓密的眉毛、女神一样的眼睛、漆黑的头发。人们乐于把血缘和美貌联系在一起，弗里达无疑证明了这一神秘联系理论的可靠。
我们能够从弗里达的画中看到她自己。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与别人看到的不同的认识，弗里达曾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她最让人难忘的画作几乎都是自画像：那个眉毛粗黑而连在一起的女人，头发散乱，身体里面长出植物来，血液流向大地；或者长着鹿子的身体奔跑在密林中，脊背上插满了箭；她还画过自己的诞生——那看起来就像是用一种血淋淋的方式被世界勉强接受，因为挂在墙上的圣母像并没有用惯常的怜悯眼神看着她。
世人喜欢用人生经历来衡量一个人。作为女性，同时也是最优秀的女性艺术家之一，弗里达的人生一直被传扬和诠释。从好的方面理解，了解生平或许能够帮助人们更好了解艺术家的作品；而吹毛求疵地讲，生平经历绝非作品背后的全部。如同我们看到的，弗里达大部分都在画她自己，画生命的本能和绵长的痛苦。但痛苦本身究竟占据了她人生的多少，却是我们看不到的。
对于敏锐的艺术家而言，也许美丽的事物才最难能可贵。在弗里达遭遇的一次流产中，急救车把她送往医院。躺在病床上的她被护士推着经过一条过道，疼痛没有阻止她继续打量身边的世界，她看到天花板旁边一组色彩丰富的管子时向丈夫喊道：“看，迭戈，那多么美丽！”
弗里达喜欢热闹与狂欢。在众人面前，她说脏话，不停地喝龙舌兰酒，唱歌词淫荡的小曲，乐于成为聚会的中心。男人们为她着迷，停下脚步献着殷勤，却几乎看不透她。弗里达也曾以纯净的姿态出现自画像里，戴着贝壳项链，穿着白色的裙子，眼神认真而温柔。
这是另一个弗里达，她不是平整的石头，她的每一面都熠熠发光。
鸽子与大象
“我今生遭遇到两个意外。一个是被电车撞倒，一个是迭戈。”弗里达生命中这位意外是迭戈·里韦拉（Diego Rivera)。他们相识时，弗里达还是名学生，而里韦拉已经是一名壁画家，被找来为学校创作壁画。从惨烈的车祸中康复后，弗里达请里韦拉评判自己的画，是他的肯定让她把艺术作为终身事业。里韦拉说弗里达“是艺术史上第一个女人，以全然鲁莽的真诚以及安静的残忍，在她的艺术里潜心钻研常见的、却独特的、仅仅关于女人的主题。”
这对艺术家伴侣在1929年正式结婚，在1940年离婚。11年的婚姻中，他们的结合被称作大象和鸽子的结合，因为里韦拉体态庞大，而弗里达娇小瘦弱。事实上，身形的差异不是全部，里韦拉是那个深深影响着弗里达的人。
他把弗里达打扮成风情万种的墨西哥女人，建议她穿传统的墨西哥服饰，那些色彩浓丽的服装和镶嵌珍奇的首饰很讨人们欢心。这些打扮配上弗里达标志性的一字眉毛，成为了她的特征。他喜欢她的作品，是她最大的崇拜者。反过来，弗里达也是里韦拉最可信赖的批评家，以及他生活的热爱者。然而婚后的里韦拉仍旧是个花花公子，从不放弃追逐其他女人的机会。他曾接受美国财团的邀请，带着弗里达到纽约进行壁画创作。在美国，荣誉和褒扬之辞围绕着里韦拉，他成为“大西洋海岸最热门的人物”，有了更加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女人中间寻找乐子，而被冷落的弗里达只能在家看好莱坞电影，顺便沉迷在混乱的男女关系中打发时间。他们就这样互相背叛和依赖着。
在弗里达和里韦拉的婚姻中，有过激情、欺骗、令人惊讶的创造性合作，以及刻骨的憎恶。里韦拉不放过身边任何美丽的女人，甚至是弗里达的妹妹。弗里达发现他们的事情后，画下了她看上去也许最血腥的一幅画《少少掐个几小下》（Unos Cuantos Piquetitos），男人站立着，手中拿着刀，女人赤裸着躺在窄床上，身体血迹斑斑，一些血从画面中溅到画框上，似乎把画中的世界和真实世界连在了一起，就像超现实主义者常常为之努力的一样。而有趣的是，弗里达并不认为自己是超现实主义者，她说自己画的是现实生活。
不过，弗里达自己也并非一个忠贞的爱人。她有过无数情人，其中许多甚至是通过里韦拉认识的。她还是双性恋者，有过一些女性情人。在给女画家雅克琳·兰芭的信中，她写道，“你的眼眸就是我的眼眸，偶人在它们的玻璃大房间里排列着，属于我们俩。”
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作品中，弗里达塑造过两个自己：一个是穿着墨西哥式裙子的她，另一个则披挂着繁复的欧式婚服。她们的心脏通过血管连在一起，其中一个心脏破裂开，血从血管中渗出来滴在裙子上。这两个形象无疑是分裂的弗里达：一个外表光鲜地被里韦拉爱着，另一个却受着伤，固执地住在自己身体深处。
离开的快乐
弗里达的一位朋友曾经用“活在垂死中”来评论她的生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弗里达从来就没有真正健康过。1944年后，她屡次接受治疗脊骨与跛脚的手术。她喜欢修理自己。在那段时间，弗里达作为艺术家的声望持续升高，被美国的博物馆列入最有威望的艺术家之列。1954年她在墨西哥举办个展，由自行车送到画展现场，并由担架抬入展厅。她躺在预备好的床上，整晚唱歌、喝酒、取悦大家。她告诉记者们，“我不是病了，我是碎了。但是只要我能画画，我便是快乐的。”
在这一年，弗里达接受了右腿膝关节以下截肢手术，这给了她致命的打击。1954年7月，弗里达在一次共产党的示威活动上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不久后，47岁的她离开世界。许多人认为她是自杀而死。
弗里达知晓自己生命的意义。她生前的最后一幅画名为《生活万岁》（Viva La Vida），画中一片西瓜上写着大大的字：“生活万岁！”而她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则写着，“我希望离开是愉快的，我希望再也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