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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系统的价格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当前最关注的社会问题，群众对“看病难、药价贵”的呼声高涨，医疗服务中不和谐因素日益突出。为此，“新闻中国月度论坛”邀请相关部门、学者和行业代表，共同对医药系统既往的管理模式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于宗河：整体审视医与药的依存关系
目前政府对药品加强价格监管，想通过药品降价来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作用可能还不明显。
老百姓反映“看病贵”，主要原因在于医疗风险没有进行社会分摊。现在将近60%的医疗费用是百姓个人支付，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人费用更是完全自己承担，没有任何人来提供帮助，在这种状况下当然感觉看病贵。
所以关键在于建立一种风险分担机制，让全社会的人或者收入高的人群来帮助遇到困难的人群，用一种社会保障机制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从建国以来就制定了“以药养医”的政策，这导致了医院赢利结构的一半几乎都是依靠药品收入，药价调整必然关乎医院整体的生存。医院为了正常生存，降低药价必然增加检查费、诊察费等医疗费。这就像是一个跷跷板，这边低了，那边肯定得高。
现在出现的问题，很多是以医院为独立创收的单位所带来的。如果从医药合一的角度进行整体调控的话，药品收入补贴医院的比重应当在国家这个层面来决定与实施，而不是分到每个医院甚至到每个班组，用奖金激励医生开药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从全局来考虑，医药系统的调控与监管不是降几次价就能解决的。如果降了价，对医院不足的部分也得补上，因为如果让医院采取措施自己去补，效果会更坏。
周子君：压低药品价格只能是权宜之计
这几年医院在发展，但政府的医疗保障没有同步发展，所以，到今天仍然有80%的农村人口和40%的城市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得了一场重病，要花几万块钱，完全让自己拿钱支付，这是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提高医疗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
由于医疗服务行业的特殊性，医生可以利用技术优势来诱导服务，因此对于基本医疗服务的价格应该由政府来监管和调控，如果放开医院用利益机制去诱导，最后肯定会产生很多问题。但是，政府管制价格单纯靠降价难以达到设想的效果，应该研究逐步理顺医疗服务的价格，从机制上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每个人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政府在进行价格管制的时候要给老百姓一些选择的空间。理论上讲，公众需要的东西我们就应当提供。
总之，进行价格管制压低价格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用于医疗服务和健康的费用会逐步增加。所以从长远看，必须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俞观文：从源头抑制以药养医的利益驱动
“看病难、药价贵”确实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目前政府采取的对策措施主要是降低药品价格，国家药品降价已经降了17次，降价空间达400亿人民币。
中国的药价指数是逐年下降的。根据国家统计的数据，2001年药价指数下降1.5%，2002年下降了3.5%，2003年下降了1.7%，2004年下降了3.6%。但是，同期医院人均门诊费和住院费分别每年平均增长8.2%和8.6%。从这里可以看出，药品价格每年是在下降的，但只降药品的价格不一定能够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药价虚高主要由于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以药养医的制度。政府对医院的财政补助很少，医院要靠卖药来补充费用，这种以药养医造成的利益驱动是看病贵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药品的特殊性使得它基本上通过医院来销售。现在全国80%的药品是通过医院销售的，药品的生产供应者和消费者在医院这样的垄断性销售者面前处于弱势，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工商企业为了多得到市场份额必须设法让产品进入医院，于是高折扣甚至回扣成为主要的营销手段。患者为流通环节中的不规范利益额外支付了过多的成本，这也是造成药价虚高的另一个深层原因。
现在国家调整指定药品的价格，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有很多低价的药，医院很需要，疗效也比较可靠，因为药品定价过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企业赔钱生产是不可能的。所以，价格管理不能只管降价，对于廉价的、疗效高的和医疗确实需要的药，应该适当把价格调上去，提高这些品种的价格其实也是在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王锦霞：医药分业，势在必行
药品价格一次次地降，但老百姓并不认为自己得到了实惠，还是觉得药品价格高，为什么？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医院处于既提供医疗又销售药品的超级垄断地位。医药不分业提供了利益驱动，不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中国的药品价格改革永远不会见成效。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还有医药生产流通体制改革一定要联动，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部门全盘考虑，拿出一个整体的改革和解决的方案。医药不分业，医院垄断，以药养医，必然使得老百姓没有选择权，必须从制度上切断开方和卖药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这样医生才能公正地开方，才能对症下药，才能够因病施治。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自1999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以后，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后续措施没有跟上，医疗保险覆盖人群窄，保险给付不方便，作为第三方付费的医疗保险机构没有起到监督作用。
在医药生产流通领域，要给百姓和消费者更多知情权和选择权。医药分开之后，增加定点药店，解决报销渠道问题，门诊病人拿着处方就可以到社会药店去买药。老百姓有了知情权和选择权，对“看病贵”的怨气也就消了。
李玲：寻求配置医疗资源更合理的管理体制
现在需要寻求一套能更合理地配置现有医疗资源的卫生管理体制，这涉及到投入水平、保障形式、医药关系和政府作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医疗投入水平问题。我们国家上个世纪末承诺医疗费用要达到GDP5%的国际标准，现在也就在这个标准的左右。比较资源使用的效果，英国医疗费用占GDP的7.6%，做到了全民免费医疗；香港医疗费用占GDP的5%，全体市民看病都是免费的；做得最好的是新加坡，只用了GDP的3%，也是全民健康保险体制。而我们现在大量农村人口及老人儿童没有享受医疗保障，相比之下我们的资源使用非常不合理。建立一个合理的医疗卫生管理体系，我们可以在不增加卫生投入总量的情况下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服务。
第二个是医疗保障问题。保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保险，对于每个人而言，生病都是不确定性事件，无论通过政府或商业的保险都可以建立一种疾病风险的分担机制；还有一种保障形式是国家直接提供医疗服务，这种体制相对于保险，成本可以控制得更好。因为医患关系里面最突出的特点是信息不对称，保险机构有一定的监控能力但是医院骗保险公司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现在美国实行了一种所谓的管理保健制度，就是再次把保险付费机构和医院服务机构合二为一，来控制医疗成本。
第三个问题，医和药是一对非常密切又很矛盾的关系。西方国家基本上是医药分家，我们建国以后长期实行以药养医政策。过去的国有药厂不需要考虑利润，提供非常低的价格以弥补医院医疗服务的成本。现在的药厂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医院也开始实行自负盈亏，国家的投入比重在下降，大部分资金要靠到市场上去赚。这就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现在的以药养医利润是被一小部分人获得了，而没有像当初期望的那样使老百姓得到福利。
第四个问题，我们现有的卫生管理体制没能合理地配置医疗资源，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这个领域能起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医患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所以医疗市场有很大的局限性，需要政府在中间起很大的作用，这是各国在理论和实践上总结出来的经验。
医疗、社会保险和教育这些基本的生存权利要么由政府来提供，要么由政府来主导，政府在医疗方面可以起更积极的作用，在改革过程中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
于宗河：整体审视医与药的依存关系
目前政府对药品加强价格监管，想通过药品降价来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作用可能还不明显。
老百姓反映“看病贵”，主要原因在于医疗风险没有进行社会分摊。现在将近60%的医疗费用是百姓个人支付，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人费用更是完全自己承担，没有任何人来提供帮助，在这种状况下当然感觉看病贵。
所以关键在于建立一种风险分担机制，让全社会的人或者收入高的人群来帮助遇到困难的人群，用一种社会保障机制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从建国以来就制定了“以药养医”的政策，这导致了医院赢利结构的一半几乎都是依靠药品收入，药价调整必然关乎医院整体的生存。医院为了正常生存，降低药价必然增加检查费、诊察费等医疗费。这就像是一个跷跷板，这边低了，那边肯定得高。
现在出现的问题，很多是以医院为独立创收的单位所带来的。如果从医药合一的角度进行整体调控的话，药品收入补贴医院的比重应当在国家这个层面来决定与实施，而不是分到每个医院甚至到每个班组，用奖金激励医生开药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从全局来考虑，医药系统的调控与监管不是降几次价就能解决的。如果降了价，对医院不足的部分也得补上，因为如果让医院采取措施自己去补，效果会更坏。
周子君：压低药品价格只能是权宜之计
这几年医院在发展，但政府的医疗保障没有同步发展，所以，到今天仍然有80%的农村人口和40%的城市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得了一场重病，要花几万块钱，完全让自己拿钱支付，这是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提高医疗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
由于医疗服务行业的特殊性，医生可以利用技术优势来诱导服务，因此对于基本医疗服务的价格应该由政府来监管和调控，如果放开医院用利益机制去诱导，最后肯定会产生很多问题。但是，政府管制价格单纯靠降价难以达到设想的效果，应该研究逐步理顺医疗服务的价格，从机制上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每个人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政府在进行价格管制的时候要给老百姓一些选择的空间。理论上讲，公众需要的东西我们就应当提供。
总之，进行价格管制压低价格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用于医疗服务和健康的费用会逐步增加。所以从长远看，必须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俞观文：从源头抑制以药养医的利益驱动
“看病难、药价贵”确实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目前政府采取的对策措施主要是降低药品价格，国家药品降价已经降了17次，降价空间达400亿人民币。
中国的药价指数是逐年下降的。根据国家统计的数据，2001年药价指数下降1.5%，2002年下降了3.5%，2003年下降了1.7%，2004年下降了3.6%。但是，同期医院人均门诊费和住院费分别每年平均增长8.2%和8.6%。从这里可以看出，药品价格每年是在下降的，但只降药品的价格不一定能够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药价虚高主要由于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以药养医的制度。政府对医院的财政补助很少，医院要靠卖药来补充费用，这种以药养医造成的利益驱动是看病贵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药品的特殊性使得它基本上通过医院来销售。现在全国80%的药品是通过医院销售的，药品的生产供应者和消费者在医院这样的垄断性销售者面前处于弱势，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工商企业为了多得到市场份额必须设法让产品进入医院，于是高折扣甚至回扣成为主要的营销手段。患者为流通环节中的不规范利益额外支付了过多的成本，这也是造成药价虚高的另一个深层原因。
现在国家调整指定药品的价格，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有很多低价的药，医院很需要，疗效也比较可靠，因为药品定价过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企业赔钱生产是不可能的。所以，价格管理不能只管降价，对于廉价的、疗效高的和医疗确实需要的药，应该适当把价格调上去，提高这些品种的价格其实也是在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王锦霞：医药分业，势在必行
药品价格一次次地降，但老百姓并不认为自己得到了实惠，还是觉得药品价格高，为什么？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医院处于既提供医疗又销售药品的超级垄断地位。医药不分业提供了利益驱动，不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中国的药品价格改革永远不会见成效。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还有医药生产流通体制改革一定要联动，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部门全盘考虑，拿出一个整体的改革和解决的方案。医药不分业，医院垄断，以药养医，必然使得老百姓没有选择权，必须从制度上切断开方和卖药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这样医生才能公正地开方，才能对症下药，才能够因病施治。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自1999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以后，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后续措施没有跟上，医疗保险覆盖人群窄，保险给付不方便，作为第三方付费的医疗保险机构没有起到监督作用。
在医药生产流通领域，要给百姓和消费者更多知情权和选择权。医药分开之后，增加定点药店，解决报销渠道问题，门诊病人拿着处方就可以到社会药店去买药。老百姓有了知情权和选择权，对“看病贵”的怨气也就消了。
李玲：寻求配置医疗资源更合理的管理体制
现在需要寻求一套能更合理地配置现有医疗资源的卫生管理体制，这涉及到投入水平、保障形式、医药关系和政府作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医疗投入水平问题。我们国家上个世纪末承诺医疗费用要达到GDP5%的国际标准，现在也就在这个标准的左右。比较资源使用的效果，英国医疗费用占GDP的7.6%，做到了全民免费医疗；香港医疗费用占GDP的5%，全体市民看病都是免费的；做得最好的是新加坡，只用了GDP的3%，也是全民健康保险体制。而我们现在大量农村人口及老人儿童没有享受医疗保障，相比之下我们的资源使用非常不合理。建立一个合理的医疗卫生管理体系，我们可以在不增加卫生投入总量的情况下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服务。
第二个是医疗保障问题。保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保险，对于每个人而言，生病都是不确定性事件，无论通过政府或商业的保险都可以建立一种疾病风险的分担机制；还有一种保障形式是国家直接提供医疗服务，这种体制相对于保险，成本可以控制得更好。因为医患关系里面最突出的特点是信息不对称，保险机构有一定的监控能力但是医院骗保险公司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现在美国实行了一种所谓的管理保健制度，就是再次把保险付费机构和医院服务机构合二为一，来控制医疗成本。
第三个问题，医和药是一对非常密切又很矛盾的关系。西方国家基本上是医药分家，我们建国以后长期实行以药养医政策。过去的国有药厂不需要考虑利润，提供非常低的价格以弥补医院医疗服务的成本。现在的药厂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医院也开始实行自负盈亏，国家的投入比重在下降，大部分资金要靠到市场上去赚。这就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现在的以药养医利润是被一小部分人获得了，而没有像当初期望的那样使老百姓得到福利。
第四个问题，我们现有的卫生管理体制没能合理地配置医疗资源，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这个领域能起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医患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所以医疗市场有很大的局限性，需要政府在中间起很大的作用，这是各国在理论和实践上总结出来的经验。
医疗、社会保险和教育这些基本的生存权利要么由政府来提供，要么由政府来主导，政府在医疗方面可以起更积极的作用，在改革过程中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