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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语,一个国家的“口头禅”。它们在大众中口口相传,承载着各个时代群体的集体记忆。它们像社会生活中一根根敏感的神经,潜入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肌理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汉语流行语经历了哪些变化?其中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何在?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政治价值主导社会流行语
2016年国庆节期间,长期从事语言学教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骆峰,回到湖南老家看望90多岁的姑妈。让她惊讶的是,虽然老人年事已高,但依然清晰地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歌曲的歌词,譬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就说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大二公”,对“个人修养”的看法就是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这些“流行语”,老人更是记忆犹新。
如果给新中国60多年来的流行语做一个简单的划分,会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特点:以1979年为界,在此以前,社会流行语一般与政治相联。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有了自己的社会文化理想——共产主义,充满了建设激情;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骆峰表示,“同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流行语,都是当时人民精神面貌和生活常态的真实反映。
当政治价值成为社会认可的本位价值后,其另一种表现形式——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流行语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蔓延。最明显的表现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样的话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身为60后的骆峰将这一时期的流行语特征归纳为:一致的精神认同、口号式的统一的表述口径和整齐划一的话语格局。像强调社会的整体秩序和利益的“一切听从党召唤”“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强调社会主义道路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强调勤俭节约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些流行语都体现了当时的主导价值观。
“持续不断的运动带来了政治词语的爆炸式增加,让这一时期的社会流行语充斥着某种斗争性和反智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正大对记者表示,这些词句基本来自最高领导层的政令和宣传,它们被制作和传播的目的,就是要成为流行语,具有清楚鲜明的目的性和与党中央决策的高度一致性。另外,这些流行语语义鲜明、表达清晰,具有高度的語义透明性,直接指称那个特定时代的重要主题、事件和日常的政治生活方式。同时,从表达层面来看,没有也不可能有诙谐戏谑的色彩。这些都是后来的流行语所不具备的特点。
改革开放至今:社会转型迸发多元词汇
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带来一场巨大的经济体制变革,更带来了人们思想和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化,流行语开始变得丰富。
“那時候,几乎所有的报纸、广播,都会讲‘脱贫致富’这4个字。”如今已退休在家的北京市民王阿姨,对于上世纪80年代印象最深的是人们对致富重燃希望。“我的老家在江西农村,村里要是出个万元户,那整个村都会感到光荣。”在那个时期,“万元户”不仅成为了衡量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更代表着当时人们的幸福指数。
这一时期,语言系统中的热词开始集中反映社会各领域新事物新观念。像经济领域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勤劳致富”“万元户”“下海”“市场经济”“下岗”;文化领域的“迪斯科”“摇滚”“春晚”“炒作”;教育领域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留学”“托福”;通信领域的“大哥大”“BP机”“电脑”“软件”;金融领域的“炒股”“牛市”“熊市”等。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孙美堂表示,这显示人们关于利益、财富等方面的观念开始变化,人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以富有为荣,而且这是与国家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全面兴起,一些地方的流行语开始借助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优势上升为全国流行语。像北京流行语中的“大款儿”“大腕儿”“托儿”“没戏”,港台流行语中的“老公”“老爸”“打工”“埋单”“炒鱿鱼”“哇噻”等词语广为流传。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的发展让网络流行语在中国的迭代速度日益加快。
“在我开始接触网络的聊天室时候,很多人都希望遇到自己的‘轻舞飞扬’或是‘痞子蔡’。但是现在,你看谁还用‘MM’‘恐龙’这些当年的流行词?”80后小伙杜峰,如今在北京一家网络公司任职。在他看来,网络聊天室的兴起可谓是网络流行语的发端,“‘MM’‘886’‘大虾’这些词都是在网聊的时候产生的。”
随后,模仿成为网络新词的主要形成方式。“范跑跑”“躲猫猫”等反映社会热点事件的三字词,“男默女泪”“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四字缩略词逐渐流行,风靡至今。
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们城里人真会玩”“主要看气质”等,成为2015年度网络流行用语。这已是中国连续第11次向社会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年与2017年的年底年初,更多的媒体和机构都在盘点和评选此类“流行语”,“供给侧”“洪荒之力”“小目标”“葛优躺”等都有当选。
“全民造词现象的确是新世纪以后流行语的一大转型。”在唐正大看来,这些流行词的出现充分体现和发挥了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在语言文字创造过程中的智慧、才能、情感,它反映的更是一种具有个体自我参照性的集体情绪。
流行语的“镜子”作用:健全社会心态疏导系统
“流行语是社会发展的镜子。”唐正大表示,从总的趋势来看,流行语的逐渐丰富,是国力日渐强盛、改革开放红利逐渐出现等因素在语言文字中的体现。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不只是解放了生产力,还使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创造力获得空前解放。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社会学家已经意识到流行语对于社会心态的折射作用。例如,“点赞”“给力”“正能量”反映公众积极向上、充满信心的状态;“躲猫猫”代表公众对获知事件真相的迫切;“拼爹”反映大众对社会不良现象的不满;“人生是一张茶几,上面放满了杯具”则说出了一些新生代对人生的悲观主义看法。
一些流行语所代表的负面心态也反映了人们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不足和目前公共讨论的渠道不畅。有学者认为,流行语作为一定时期内大家共享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共同态度,应纳入到社会心态的测量指标当中,以便及时了解人们对国家大政方针、社会热点事件等的认知和态度。
同时,应当通过培养人们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开辟更多更畅通的参政议政渠道,让人们的正式言说能够发表出来,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效率和效果,这将有利于疏导目前一些人焦虑、不满的负面社会心态,也就自然减少反映负面情绪的流行语。
流行语对汉语的意义何在呢?唐正大表示,流行语的产出量、新词构词方式、词语内涵、所涉及的方面等包罗万象。对于这些新词新语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反思汉语更深层次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更好地发挥汉语创造新文化的作用。
不过,骆峰同时提醒,一些粗鄙化、低俗化、反文化倾向的流行语,应受到严肃的文化批判。“这需要媒体应用的规范、教育领域的节制、出版行业的谨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这些流行语污染社会文化,保持汉语基本的规范与社会心态的健康。”骆峰说。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政治价值主导社会流行语
2016年国庆节期间,长期从事语言学教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骆峰,回到湖南老家看望90多岁的姑妈。让她惊讶的是,虽然老人年事已高,但依然清晰地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歌曲的歌词,譬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就说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大二公”,对“个人修养”的看法就是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这些“流行语”,老人更是记忆犹新。
如果给新中国60多年来的流行语做一个简单的划分,会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特点:以1979年为界,在此以前,社会流行语一般与政治相联。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有了自己的社会文化理想——共产主义,充满了建设激情;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骆峰表示,“同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流行语,都是当时人民精神面貌和生活常态的真实反映。
当政治价值成为社会认可的本位价值后,其另一种表现形式——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流行语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蔓延。最明显的表现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样的话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身为60后的骆峰将这一时期的流行语特征归纳为:一致的精神认同、口号式的统一的表述口径和整齐划一的话语格局。像强调社会的整体秩序和利益的“一切听从党召唤”“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强调社会主义道路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强调勤俭节约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些流行语都体现了当时的主导价值观。
“持续不断的运动带来了政治词语的爆炸式增加,让这一时期的社会流行语充斥着某种斗争性和反智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正大对记者表示,这些词句基本来自最高领导层的政令和宣传,它们被制作和传播的目的,就是要成为流行语,具有清楚鲜明的目的性和与党中央决策的高度一致性。另外,这些流行语语义鲜明、表达清晰,具有高度的語义透明性,直接指称那个特定时代的重要主题、事件和日常的政治生活方式。同时,从表达层面来看,没有也不可能有诙谐戏谑的色彩。这些都是后来的流行语所不具备的特点。
改革开放至今:社会转型迸发多元词汇
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带来一场巨大的经济体制变革,更带来了人们思想和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化,流行语开始变得丰富。
“那時候,几乎所有的报纸、广播,都会讲‘脱贫致富’这4个字。”如今已退休在家的北京市民王阿姨,对于上世纪80年代印象最深的是人们对致富重燃希望。“我的老家在江西农村,村里要是出个万元户,那整个村都会感到光荣。”在那个时期,“万元户”不仅成为了衡量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更代表着当时人们的幸福指数。
这一时期,语言系统中的热词开始集中反映社会各领域新事物新观念。像经济领域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勤劳致富”“万元户”“下海”“市场经济”“下岗”;文化领域的“迪斯科”“摇滚”“春晚”“炒作”;教育领域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留学”“托福”;通信领域的“大哥大”“BP机”“电脑”“软件”;金融领域的“炒股”“牛市”“熊市”等。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孙美堂表示,这显示人们关于利益、财富等方面的观念开始变化,人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以富有为荣,而且这是与国家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全面兴起,一些地方的流行语开始借助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优势上升为全国流行语。像北京流行语中的“大款儿”“大腕儿”“托儿”“没戏”,港台流行语中的“老公”“老爸”“打工”“埋单”“炒鱿鱼”“哇噻”等词语广为流传。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的发展让网络流行语在中国的迭代速度日益加快。
“在我开始接触网络的聊天室时候,很多人都希望遇到自己的‘轻舞飞扬’或是‘痞子蔡’。但是现在,你看谁还用‘MM’‘恐龙’这些当年的流行词?”80后小伙杜峰,如今在北京一家网络公司任职。在他看来,网络聊天室的兴起可谓是网络流行语的发端,“‘MM’‘886’‘大虾’这些词都是在网聊的时候产生的。”
随后,模仿成为网络新词的主要形成方式。“范跑跑”“躲猫猫”等反映社会热点事件的三字词,“男默女泪”“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四字缩略词逐渐流行,风靡至今。
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们城里人真会玩”“主要看气质”等,成为2015年度网络流行用语。这已是中国连续第11次向社会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年与2017年的年底年初,更多的媒体和机构都在盘点和评选此类“流行语”,“供给侧”“洪荒之力”“小目标”“葛优躺”等都有当选。
“全民造词现象的确是新世纪以后流行语的一大转型。”在唐正大看来,这些流行词的出现充分体现和发挥了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在语言文字创造过程中的智慧、才能、情感,它反映的更是一种具有个体自我参照性的集体情绪。
流行语的“镜子”作用:健全社会心态疏导系统
“流行语是社会发展的镜子。”唐正大表示,从总的趋势来看,流行语的逐渐丰富,是国力日渐强盛、改革开放红利逐渐出现等因素在语言文字中的体现。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不只是解放了生产力,还使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创造力获得空前解放。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社会学家已经意识到流行语对于社会心态的折射作用。例如,“点赞”“给力”“正能量”反映公众积极向上、充满信心的状态;“躲猫猫”代表公众对获知事件真相的迫切;“拼爹”反映大众对社会不良现象的不满;“人生是一张茶几,上面放满了杯具”则说出了一些新生代对人生的悲观主义看法。
一些流行语所代表的负面心态也反映了人们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不足和目前公共讨论的渠道不畅。有学者认为,流行语作为一定时期内大家共享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共同态度,应纳入到社会心态的测量指标当中,以便及时了解人们对国家大政方针、社会热点事件等的认知和态度。
同时,应当通过培养人们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开辟更多更畅通的参政议政渠道,让人们的正式言说能够发表出来,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效率和效果,这将有利于疏导目前一些人焦虑、不满的负面社会心态,也就自然减少反映负面情绪的流行语。
流行语对汉语的意义何在呢?唐正大表示,流行语的产出量、新词构词方式、词语内涵、所涉及的方面等包罗万象。对于这些新词新语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反思汉语更深层次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更好地发挥汉语创造新文化的作用。
不过,骆峰同时提醒,一些粗鄙化、低俗化、反文化倾向的流行语,应受到严肃的文化批判。“这需要媒体应用的规范、教育领域的节制、出版行业的谨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这些流行语污染社会文化,保持汉语基本的规范与社会心态的健康。”骆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