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死在民国三年旧历七月的一个夜里。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痛苦的。一直到最后一天，她还很清醒，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们到病床前看她，她总要流眼泪。
　　在我们兄弟姊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也不能够安慰她，减轻她的痛苦。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她临死前五天还叫大哥到一位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看，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对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样痛苦的病中还想到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个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老妈子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跟有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个缺陷罢，父亲后来就为我们接了一个更年轻的母亲来。
　　这位新母亲待我们也很好。但是她并不能够医好我心上的那个伤痕。她不能够像死去的母亲那样地爱我，我也不能够像爱亡母那样地爱她。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原是两个彼此不了解的陌生的人。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这一辈的男男女女很多。我除了两个胞姐和三个堂姐外还有好几个表姐。她们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们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时候大哥就忙起来。姐姐、堂姐、表姐聚在一块儿，她们给大哥起了一个“无事忙”的绰号。
　　游戏的种类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酒令。酒令有好几种，大哥房里就藏得有几副酒筹。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们凑了一点钱，买了几样下酒的冷菜，还叫厨子做几样热菜。于是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谈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评论《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外，没有一个人不曾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当时虽然不曾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中的人物和事情。
　　后来有两个表姐离开了成都，二姐又跟着母亲死了。大哥和姐姐们的聚会当然没有以前那样地热闹，但是也还有新的参加者，譬如两个表哥和一个年轻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三哥也参加过两三次。
　　不过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三哥他们组织了新剧团，又跟着六叔他们组织了侦探队。我还常常躲在马房里躺在轿夫的破床上烟灯旁边听他们讲青年时代的故事。
　　有一个时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仆人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戏。可园演的有川戏，也有京戏。我们一连看了两三个月。父亲是那个戏园的股东，有一厚本免费的戏票。而且座位是在固定的包厢里面，用不着临时去换票。我们爱看武戏，回来在家里也学着翻斤斗，翻杠杆。
　　自从父亲死后，祖父对我的态度也渐渐地改变。他开始关心我，而且很爱我。后来他听见人说牛奶很“养人”，便出钱给我订了一份牛奶。他还时常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去，对我亲切地谈一些做人处世的话。甚至在他临死前发狂的一个月中间他也常常叫人把我找去。我站在他的床前，望著他。他的又黑又瘦的老脸上露出微笑，眼里却淌了泪水。
　　以前在我们祖孙两个中间并没有什么感情。我不曾爱过祖父，我只是害怕他;而且有时候我还把他当做专制、压迫的代表，我的确憎恨过他。
　　但是在他最后的半年里不知道怎样，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对他也开始发生了感情。
　　然而时间是这么短！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旧历），我就失掉了他。
　　新年中别的家庭里充满了喜悦，爆竹声挨门挨户地响起来。然而在众人的欢乐中，我们一家人却匍匐在灵前哀哀地哭着死去的祖父。
　　这悲哀一半是虚假的，因为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的光景，叔父们就在他的房间里开会处分了他的东西，而且后来他们还在他的灵前发生过争吵。
　　可惜祖父没有知觉了，不然他对于所谓“五世同堂”的好梦也会感到幻灭罢。我想他的病中的发狂决不是没有原因的。
　　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曾祖死后，做了多年的官，后来“告归林下”。他买了不少的田产，修了漂亮的公馆，搜藏了好些古玩字画。他结过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五儿一女，还见到了重孙（大哥的儿子）。结果他使儿子们成为彼此不相容的仇敌，在家庭里种下了长期争斗的根源，他自己依旧免不掉发狂地死在孤独里。并没有人真正爱他，也没有人真正了解他。
　　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更黑暗了。新的专制压迫的代表起来代替了祖父，继续拿旧礼教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敌”的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在二十世纪中维持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结果产生了更多的争斗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而裂痕依旧是一天一天地增加，一直到最后完全崩溃的一天。
　　（冀雨欣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