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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商学院培养人手，一流商学院培养人才，超一流商学院培养人物
3月29日，在“2006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开幕式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正式揭牌。这宣告着一种全新的商学院模式在中国的诞生。
这被看作交大110周年校庆前夕最重要的一项战略性举措。
被交大校方称为“两位国际大师级的人物”——博士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的周林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陈方若与交大正式签订合同，执掌交大的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此前，双方已经经过了长达半年的筹备与磨合工作。
交大的胜负手
“从刚才校长宣布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成立的一刻开始，我的头衔就变了，我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院长。我们下面有两个学院——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这样一个体制，可能在座的各个学校还比较陌生。”院长王方华在主持论坛时说。
王方华的前一个身份是安泰管理学院院长，较之“履新”前，新的学院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回答《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提问时，他解释：我们成立的经济与管理学院，今后的功能是经营与管理这么一个商学院，学校的管理主要面向经济与管理学院。虽然三者中文都称作学院，但职能有所区别。
“经济与管理学院对整个安泰经济管理学院下面的人、财、物进行全面的管理，具有经营和管理学院及市场化经营的职能，是college，下面两个叫school，他们主要负责教学的组织、科研的管理以及教师的聘用、教师的提高。”
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马德秀说，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学科建设、科研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商学院。但是十多年来交大的经济学科相对较弱，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需要。
与此同时，没有一流的经济学科也就没有一流的管理学科。为此，交大决心坚定不移地支持管理学院把经济学科搞上去，通过体制创新，用管理支撑经济，用经济滋养管理，新成立的经济与管理学院，正是这一思想深思熟虑的产物。 这样的尝试是全新的。事实上，这个模式创新经过交大校长办公会议和校党委长期充分的讨论，将之视作交大经济管理学科谋求“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胜负手。“学校酝酿这件事有一年的时间。这是自我谋求发展的关键一步，现在不做，以后可能就错过机会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田彭说。
“院长们的教职仍然在原来的学校，但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在我们这里，在未来的三年里对我们的学科规划负全责。”王方华说。为此，安泰特地配置了两位执行院长，都是安泰管理学院的教授，执行两位院长的思想。
经济学院执行院长费方域表示，两位国际知名学者就任院长表明他们已经不是原来当个顾问、提些建议的角色，而是直接进入操盘手的角色。在组织形式上迈出了一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
“我当这个副院长，就是具体执行的角色，协助陈方若教授，协调他的思想与国内大学体制及交大一些可能会产生冲突的地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校长要求我一切要听他的。”管理学院执行院长田彭笑称。
国际化生存
费方域坦言，这是安泰管理学院迫切国际化的需要。
不独交大，很多中国商学院都面临这一问题。“中国商学院的发展，这5年是非常迅速的，但现在面临着同样一个瓶颈问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田彭表示。
王方华说，“按原来的模式，经营管理和教学科研很难有明确的分工，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严格的问责制，来支持这一体系。”
马德秀说，国际化是上海交通大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也是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必须牢牢把握的发展战略，国际化不仅仅是目的，更是一种手段，一种方式，它让我们以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商学院的要求作为标杆，推动自身的发展。特别是今天，我们更希望能够借助全球商学院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探讨新时代、新形势下商学院办学的新模式，推动全球商学院的共同发展。
交大校长助理、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徐飞告诉记者，今天的商学院正在迈一个“坎”，怎样由商学院的国际化，变成国际化的商学院。二流商学院是培养人手的，一流商学院是培养人才的，超一流商学院是培养人物的。安泰希望自己是培养人物的，培养商界翘楚的，培养中国重要商业思想的一个基地，培养中国高管人员的“黄埔”，培养政府智囊的一个智库，也为别的商学院输送一流的师资。
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副院长库马(RaviKuma)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商学院的国际化到国际化的商学院，这是中国商学院超越瓶颈的必由之路，而这对于他们来说，路还很长。
“商学院的国际化只是一个理念，国际化的商学院有国际化的教材、师资和软硬件。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徐飞说。
国际化之辩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翁君奕认为，你在国外发表几篇论文，这不算国际化，更不是国际化的最高层次。虽然也是应该做的，但是不是我们最终的追求目的。所以厦门管理学院发展的项目，实际上是把自主创新和国际化结合起来，自主创新根本的动力或者服务对象是发展本土企业。
达到了怎样的指标就说明这个商学院够国际化?翁君奕认为，国际化具体能从课程设置、教授、学生团体、教学方式、教学设施、工作人员等六个方面体现出来，例如有一定数量的优秀的洋教授、洋学生等。当然，所谓国际化，不是简单地将这些因素全盘西化。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在业界拥有影响力，在国际上有一定的排名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张维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中国政府以及欧盟对于中欧支持是中欧最大的优势。同时，国际化也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我们的MBA项目是全英文教学，并且招收多个国家的学生。我们的师资队伍也是国际化的，同时我们还与30多所国外学校有合作项目，每年我们都有大约一半数量的学生出国学习。”
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学院在国际化之路上疾进，然而院长们已经将眼光放在了下一阶段的发展上。
翁君奕说，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历史，如果按照目前有些媒体所说的国际化，其实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是第一阶段了。从国外引进国外的师资和课程，然后传授给我们的学生，我们从80年代初就开始做了。在这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的国际化就是找一个国外的商学院来合作，然后招我们自己的学生，这就是国际化，这样的话联想其实早就国际化了，干嘛企业发展的愿景是国际化的联想?
参加论坛的中国商学院院长都谈 到，中国商学院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现在确实到了一“坎”——就是我们的模仿已经告一段落了，模仿之后是创新。因为靠模仿永远得不到同行和对手的尊敬。
韩国高丽大学商学院院长张夏成(HasungJang)在论坛发言中指出，很多亚洲商学院正想要达到全球标准，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亚洲商学院更想得到国际认证，但有些并不能成功地取得认证，他们并没有达到全球的标准，特别是对于MBA项目方面的要求。他们引进外国的教材，但是没有作出适当的改动，没有适应当地的要求，同时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是不平衡的。
一种新的共识正在形成，那就是商学院国际化的关键是要实现国际化和本地化的平衡。在韩国，直接运用美国的观念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很多韩国企业照搬美国的经验失败了，而很多中国商学院和企业仍旧在重复这一道路。
中国MBA困局待破题
韩国高丽大学商学院院长张夏成提到的亚洲MBA质量与国际水平差距的问题在中国显得尤其突出。
“中国的MBA项目在本土项目还做得不错，如果是国际项目的话，差距还很大。”库马教授评论说。
古时人们崇尚“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当下这种一掷千金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花钱去读MBA上。因为MBA在一些人看来是“市场英雄”的代名词，而且被更多的人当做“通往上流社会的敲门砖”。而对它真的所能带来的创富能力，人们既怀疑，又充满着期待。
从1991年中国首批九所高校开始MBA试点招生，到今年已有15年。15年来，中国本土的MBA院校已近百所，造就了一个中国的MBA教育产业。虽然与已近百年的西方MBA教育历史相比，中国的MBA教育还是稚嫩的，但这并不妨碍各个院校热衷于MBA，更多的人开始嗅到了其中的商机。
然而，公众对MBA就业能力或者职业能力的怀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强烈过。“从中国颁布《公司法》那天开始，MBA就像流行歌曲一样开始在中国泛滥开来，享受着众星捧月般的待遇，但是十多年来，MBA在中国却走进毁誉参半的境地。”上海通商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研究员朱长春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张新民在论坛中坦陈了他对中国MBA的忧虑：实践性确实是商学院学生最重要的标志，从国内的EMBA来看，主要不存在就业问题，MBA尤其是全日制的MBA，确实存在就业问题。而这个就业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实践性，就是你的学生好不好用。
到现在为止，国内的全日制的MBA就业确实遇到了困难，这是各个商学院普遍面临的一种困难。困难的形成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就是生源的素质问题，以现在的普遍考试模式，商学院很难把有培养潜力的这种MBA遴选出来。
“我听说北大、清华已经做得很好了，在招生面试的时候和用人单位在一起面试。但是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必须是高淘汰率，50％甚至更高的高淘汰率。”张新民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商学院教育，实践性教育的能力问题。相当多的商学院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是力不从心的，他是想培养，也许喊了口号，但实际上是力不从心的。为什么?因为有些老师没有这个能力，甚至有些老师根本不知道给MBA学生教学和普通学生教学方法上有什么差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我们引进MBA这个学科本身是正确的，倡导职业经理人担当重任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学习和引进的只是形式，却没有实质内容，那不是形而上学吗?”朱长春质疑道。
第三个问题就是学生的自我定位。在MBA教育过程里面，很多学生自认为MBA就是一个高薪的后备军，毕业以后就要拿到高薪，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在去年就提出来，大多数MBA在国内的定位应该是中低层次的管理者或者中小企业的管理岗位的从业人员。如果这样定位的话，可能对我们的就业又是另外一种天地了。总盯着高级管理岗位肯定是不好办的。但是，有两大问题还是要解决。一个是培养过程，一个是生源质量必须要解决。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喊多少口号也是没有用的。”张新民说。
3月29日，在“2006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开幕式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正式揭牌。这宣告着一种全新的商学院模式在中国的诞生。
这被看作交大110周年校庆前夕最重要的一项战略性举措。
被交大校方称为“两位国际大师级的人物”——博士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的周林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陈方若与交大正式签订合同，执掌交大的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此前，双方已经经过了长达半年的筹备与磨合工作。
交大的胜负手
“从刚才校长宣布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成立的一刻开始，我的头衔就变了，我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院长。我们下面有两个学院——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这样一个体制，可能在座的各个学校还比较陌生。”院长王方华在主持论坛时说。
王方华的前一个身份是安泰管理学院院长，较之“履新”前，新的学院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回答《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提问时，他解释：我们成立的经济与管理学院，今后的功能是经营与管理这么一个商学院，学校的管理主要面向经济与管理学院。虽然三者中文都称作学院，但职能有所区别。
“经济与管理学院对整个安泰经济管理学院下面的人、财、物进行全面的管理，具有经营和管理学院及市场化经营的职能，是college，下面两个叫school，他们主要负责教学的组织、科研的管理以及教师的聘用、教师的提高。”
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马德秀说，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学科建设、科研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商学院。但是十多年来交大的经济学科相对较弱，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需要。
与此同时，没有一流的经济学科也就没有一流的管理学科。为此，交大决心坚定不移地支持管理学院把经济学科搞上去，通过体制创新，用管理支撑经济，用经济滋养管理，新成立的经济与管理学院，正是这一思想深思熟虑的产物。 这样的尝试是全新的。事实上，这个模式创新经过交大校长办公会议和校党委长期充分的讨论，将之视作交大经济管理学科谋求“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胜负手。“学校酝酿这件事有一年的时间。这是自我谋求发展的关键一步，现在不做，以后可能就错过机会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田彭说。
“院长们的教职仍然在原来的学校，但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在我们这里，在未来的三年里对我们的学科规划负全责。”王方华说。为此，安泰特地配置了两位执行院长，都是安泰管理学院的教授，执行两位院长的思想。
经济学院执行院长费方域表示，两位国际知名学者就任院长表明他们已经不是原来当个顾问、提些建议的角色，而是直接进入操盘手的角色。在组织形式上迈出了一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
“我当这个副院长，就是具体执行的角色，协助陈方若教授，协调他的思想与国内大学体制及交大一些可能会产生冲突的地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校长要求我一切要听他的。”管理学院执行院长田彭笑称。
国际化生存
费方域坦言，这是安泰管理学院迫切国际化的需要。
不独交大，很多中国商学院都面临这一问题。“中国商学院的发展，这5年是非常迅速的，但现在面临着同样一个瓶颈问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田彭表示。
王方华说，“按原来的模式，经营管理和教学科研很难有明确的分工，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严格的问责制，来支持这一体系。”
马德秀说，国际化是上海交通大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也是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必须牢牢把握的发展战略，国际化不仅仅是目的，更是一种手段，一种方式，它让我们以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商学院的要求作为标杆，推动自身的发展。特别是今天，我们更希望能够借助全球商学院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探讨新时代、新形势下商学院办学的新模式，推动全球商学院的共同发展。
交大校长助理、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徐飞告诉记者，今天的商学院正在迈一个“坎”，怎样由商学院的国际化，变成国际化的商学院。二流商学院是培养人手的，一流商学院是培养人才的，超一流商学院是培养人物的。安泰希望自己是培养人物的，培养商界翘楚的，培养中国重要商业思想的一个基地，培养中国高管人员的“黄埔”，培养政府智囊的一个智库，也为别的商学院输送一流的师资。
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副院长库马(RaviKuma)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商学院的国际化到国际化的商学院，这是中国商学院超越瓶颈的必由之路，而这对于他们来说，路还很长。
“商学院的国际化只是一个理念，国际化的商学院有国际化的教材、师资和软硬件。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徐飞说。
国际化之辩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翁君奕认为，你在国外发表几篇论文，这不算国际化，更不是国际化的最高层次。虽然也是应该做的，但是不是我们最终的追求目的。所以厦门管理学院发展的项目，实际上是把自主创新和国际化结合起来，自主创新根本的动力或者服务对象是发展本土企业。
达到了怎样的指标就说明这个商学院够国际化?翁君奕认为，国际化具体能从课程设置、教授、学生团体、教学方式、教学设施、工作人员等六个方面体现出来，例如有一定数量的优秀的洋教授、洋学生等。当然，所谓国际化，不是简单地将这些因素全盘西化。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在业界拥有影响力，在国际上有一定的排名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张维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中国政府以及欧盟对于中欧支持是中欧最大的优势。同时，国际化也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我们的MBA项目是全英文教学，并且招收多个国家的学生。我们的师资队伍也是国际化的，同时我们还与30多所国外学校有合作项目，每年我们都有大约一半数量的学生出国学习。”
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学院在国际化之路上疾进，然而院长们已经将眼光放在了下一阶段的发展上。
翁君奕说，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历史，如果按照目前有些媒体所说的国际化，其实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是第一阶段了。从国外引进国外的师资和课程，然后传授给我们的学生，我们从80年代初就开始做了。在这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的国际化就是找一个国外的商学院来合作，然后招我们自己的学生，这就是国际化，这样的话联想其实早就国际化了，干嘛企业发展的愿景是国际化的联想?
参加论坛的中国商学院院长都谈 到，中国商学院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现在确实到了一“坎”——就是我们的模仿已经告一段落了，模仿之后是创新。因为靠模仿永远得不到同行和对手的尊敬。
韩国高丽大学商学院院长张夏成(HasungJang)在论坛发言中指出，很多亚洲商学院正想要达到全球标准，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亚洲商学院更想得到国际认证，但有些并不能成功地取得认证，他们并没有达到全球的标准，特别是对于MBA项目方面的要求。他们引进外国的教材，但是没有作出适当的改动，没有适应当地的要求，同时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是不平衡的。
一种新的共识正在形成，那就是商学院国际化的关键是要实现国际化和本地化的平衡。在韩国，直接运用美国的观念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很多韩国企业照搬美国的经验失败了，而很多中国商学院和企业仍旧在重复这一道路。
中国MBA困局待破题
韩国高丽大学商学院院长张夏成提到的亚洲MBA质量与国际水平差距的问题在中国显得尤其突出。
“中国的MBA项目在本土项目还做得不错，如果是国际项目的话，差距还很大。”库马教授评论说。
古时人们崇尚“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当下这种一掷千金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花钱去读MBA上。因为MBA在一些人看来是“市场英雄”的代名词，而且被更多的人当做“通往上流社会的敲门砖”。而对它真的所能带来的创富能力，人们既怀疑，又充满着期待。
从1991年中国首批九所高校开始MBA试点招生，到今年已有15年。15年来，中国本土的MBA院校已近百所，造就了一个中国的MBA教育产业。虽然与已近百年的西方MBA教育历史相比，中国的MBA教育还是稚嫩的，但这并不妨碍各个院校热衷于MBA，更多的人开始嗅到了其中的商机。
然而，公众对MBA就业能力或者职业能力的怀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强烈过。“从中国颁布《公司法》那天开始，MBA就像流行歌曲一样开始在中国泛滥开来，享受着众星捧月般的待遇，但是十多年来，MBA在中国却走进毁誉参半的境地。”上海通商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研究员朱长春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张新民在论坛中坦陈了他对中国MBA的忧虑：实践性确实是商学院学生最重要的标志，从国内的EMBA来看，主要不存在就业问题，MBA尤其是全日制的MBA，确实存在就业问题。而这个就业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实践性，就是你的学生好不好用。
到现在为止，国内的全日制的MBA就业确实遇到了困难，这是各个商学院普遍面临的一种困难。困难的形成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就是生源的素质问题，以现在的普遍考试模式，商学院很难把有培养潜力的这种MBA遴选出来。
“我听说北大、清华已经做得很好了，在招生面试的时候和用人单位在一起面试。但是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必须是高淘汰率，50％甚至更高的高淘汰率。”张新民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商学院教育，实践性教育的能力问题。相当多的商学院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是力不从心的，他是想培养，也许喊了口号，但实际上是力不从心的。为什么?因为有些老师没有这个能力，甚至有些老师根本不知道给MBA学生教学和普通学生教学方法上有什么差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我们引进MBA这个学科本身是正确的，倡导职业经理人担当重任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学习和引进的只是形式，却没有实质内容，那不是形而上学吗?”朱长春质疑道。
第三个问题就是学生的自我定位。在MBA教育过程里面，很多学生自认为MBA就是一个高薪的后备军，毕业以后就要拿到高薪，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在去年就提出来，大多数MBA在国内的定位应该是中低层次的管理者或者中小企业的管理岗位的从业人员。如果这样定位的话，可能对我们的就业又是另外一种天地了。总盯着高级管理岗位肯定是不好办的。但是，有两大问题还是要解决。一个是培养过程，一个是生源质量必须要解决。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喊多少口号也是没有用的。”张新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