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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世界强国的傲然姿态，去到那想象中水深火热的西方世界，却只能得到震惊与自惭。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中国人又一次知耻而后勇，起自1978年官员出国潮。
“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
让王全国大受刺激的西欧五国行，发生在1978年，此前，中国已经被封锁和自我封闭了20多年。
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1978年，刚打倒“四人帮”的中国人意气风发，对外引资的规模也飕飕地涨起来。
从1977年秋国家计委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跳到“8年引资180-200亿美元”的新计划，只用了半年。手头储备的项目不足，国家计委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让干部出去看看，落实引进规划”，这就重启了出国考察之门。
与世隔绝20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和外贸的干部外，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没出过国。许多人，都是在1978年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察“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
宝钢离休干部张衍，就是跟着上海宝钢初步设计审查团到日本谈判去的。当时国家只发100元置装费，而他们每人要带两套外衣，只好借一套西装做一套中山装——毕竟，国内平时不穿西装，还是做中山装划算。
也有的单位统一订制了西装，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美国政府请中国代表团听音乐会，演出结束后，中国人涌向衣帽间，随便拿起一件就走，看得美国服务员目瞪口呆。原来，西装都是统一做的，从颜色款式上无从分辨，只好谁合适就给谁穿了。
翻开老照片，当年走出国门的干部，往往是身着笔挺西装，腕戴公家发的手表，手持标有编号的照相机，虽然兜里只有20元外汇券做零用钱，却显得并不寒酸。
当年对外部世界的热度，从中国社科院办的一份刊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能窥见一斑。这份刊物从1979年创刊到当年年底，已出了200期，其中刊登了出国考察报告的就有101期。在这101期中，又以出访日本、南斯拉夫、匈牙利、美国、西欧的见闻五分天下。
干部出访之集中，甚至给国外造成了压力。1980年有个统计，第四、五、六机械工业部与海军先后都派人到西德的同一家电池厂去考察，而日本名古屋市某厂则接待中国考察团达92个批次之多。
回看1978年间的报告，那时的出国考察可谓“货真价实”，绝非游山玩水，更没有探亲等私事。
中国农业代表团在美国待了40天，就参观了102个单位，包括农庄、养猪场、渔港、农业大专院校、研究所等，皆有名有姓，有见闻有观感。以这种一天赶3个场子的频率算来，他们是无暇参观“赌城”拉斯维加斯了。
被派到西欧的农业专家就更敬业了，虽然他们不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养瘦肉猪，却暗地里抓了把饲料，打听着养瘦肉猪的技术，甚至还数出荷兰生猪比中国生猪多了两条肋骨，作为技术指标。
正因为观察细致，情报准确，他们成了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考察路径：日本、东欧、西欧、港澳
各路“侦察兵”中，最核心的，是由中央直接派出的“正规军”。此时，纳入中央考察视野的，有美、日及西欧的发达国家，还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
1978年春天，中央派出的4路人马相继出发。
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的经验；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走访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研；副总理谷牧则带着经济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
从代表团的名称看，考察方向显而易见，它们都冠以经贸之名。1977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学习外国时，主要提出两条：一是学习科学技术；二是学习科学管理——这是我们借鉴外国经验的大方向。
从目的地来看，则暗示了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
西方国家中，最先走入领导人视野的是邻国日本。国家经委的考察团向华国锋汇报：在中国“大跃进”以前，日本经济和中国差不多，后来差距拉大，主要是我们在管理、技术上落后了。于是，当年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次年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学会，举办管理干部研究班。
在东欧国家中，最先去探查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早在1950年代，就摒弃了从苏联引入的计划经济模式，试行市场经济。过去我们一直批判它是修正主义，华国锋访南后，才又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中央代表团访南后，对南斯拉夫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印象深刻，就在国内也搞起了“贝科倍”（农工商联合体），在全国26个省、区的36个农垦单位试点，着实热闹了一番。
去香港的人回来以后，则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在宝安、珠海建设经济特区。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汇报，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提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经济特区肇始于此。
西欧五国考察团团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杨波就总结说，改革开放其实是主要从香港拿到了资本，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有对东欧的借鉴。
不谈政治的会谈
在1978年出国潮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当属西欧五国之行。这是新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代表团，这也是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一次访问。
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领导。
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5国的2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行程之紧，可谓“坐着飞机看花”。
为了有备而去，出发前，考察团集中在北京做了一个多月的功课，不过这并不能避免“对牛弹琴”的第一次会见。
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与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会谈时，谷牧团长按照国内准备的稿子，讲了政治外交，但没谈经济。单从表情看，就知道人家兴趣不大。后来，巴尔总理干脆直说，“政治问题我不谈，我就谈经济，政治问题我们总统跟你谈。”
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总统又说，政治问题我们中间没什么好说的，还是谈谈经济吧。法国驻华大使则当着他们总统的面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对中国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
为中国做贡献，可信吗？让考察团惊讶的是，他们还没回来，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已经先一步到京了，一来就提出了25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在西德，德国人对于“贡献”更是急切。北威州州长屈恩在欢迎宴会上说，“贷款50亿美元，现在就签，贷款200亿，宴会后谈判一小时签字。”
即便遇上这等好事，中国人阶级斗争那根弦可没放松，会谈中还批判人家搞绥靖政策，借钱给“苏修”，把“苏修”给喂肥了。德国的州长则诉苦说，资本也要找出路呀。
德国人知道中国对主权非常敏感，就出主意说，为了在不影响你们主权的情况下用我的资金，你们可以在欧洲开个银行，我们把钱存在你们的银行里，这是正常的信贷关系，不影响主权。
听说中日已经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西欧五国就更急了，争相借钱给中国。
代表团也悟出了弦外之音：德国正在经历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开工不足，千亿游资都盯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想和中国拉上关系的企业太多，代表团坐汽车已经参观不过来了，只好搭上军用直升机，一上午就走访三个厂子。
现代化什么样
“现代化什么样？出去一看，噢，原来是这样！”在西欧五国考察团中，即使是1950年代出过国的，都没想到“腐朽的帝国主义”会发展得如此神速。
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
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中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
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更让出访者没有想到的，是“被剥削阶级”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连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的商品多达50万种。
而我们呢，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商品2.2万种，城市职工20多年没涨工资，人均住房面积3.6平方米，拥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还是大多数家庭的追求，农村仍有2亿人没解决温饱，“实在觉得很寒碜”。
差距感是自然的，连邓小平都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社会上甚至流传一种说法，“帝国主义是腐而不朽”。
不过，大多数回来的高层官员，不但没气馁反而信心爆棚。
一是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像日本、西德、丹麦以及东亚“四小龙”都只用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就富起来了。
二是我们的改革不愁没钱花。1974年石油危机后，资本主义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争相要和中国做买卖。
知耻而后勇。这批“侦察兵”，在各自领域成了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近8个小时的汇报
1978年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西欧五国行的考察汇报。这场汇报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1时15分，将近8个小时。
谷牧向中央领导讲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小事：在丹麦，农场主不能把农场随便转给儿子经营，儿子要想继承父业，必须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证书，并且在其他农场实习两年才行。
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好的制度，值得借鉴。
中央领导兴趣盎然，热烈地发表了意见。
叶剑英说，“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
聂荣臻说：“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
主持汇报会的华国锋要求：考察人员继续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进一步统一认识。
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又专门找谷牧去谈话。邓小平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是很大的利益。需要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但质量要选好，要先进的。
由此看来，谷牧副总理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一直分管特区工作，都不是偶然。
大寨的思想乱了
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建国初期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过程，时断时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急转弯，每一轮学习往往意味着对上一轮所学知识的否定。
改革之初，这个学习的百年循环，再次轮回到了晚清那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起点。
1978年的考察报告，围绕经济和技术打转。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的思想呢？较少见诸文字的，是大寨在1978年夏天那场思想大震动。
这年夏天，中共昔阳县委第一副书记李喜慎，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了一个月。
他们回来向县里干部做了报告，美国种种，样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李喜慎聊起美国见闻来就说：“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做报告，下面人可以乱提意见。州长的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这下麻烦了，马上在干部思想上引起了震动。
在过去的宣传中，我们把资本主义和失业、饥饿、挨冻、工厂倒闭、抢劫、强奸、环境污染等直接连在一起，什么不好，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不提人家的生产力、科学的发展。现在有人去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美国看了一个月，眼见和过去听的宣传对不上号，而且反差如此之大，心理就承受不住了。
这个过去以批判资本主义而闻名世界的地方，思想乱了，一系列观念正在动摇。这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事。
不过，也有不为所动的人。郭凤莲也向大寨领头人陈永贵做了详细汇报，讲到美国农业的大机械化，讲到只有3.5%的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讲到大豆带、小麦带，相当于中国几个省的面积一色地种小麦或棉花。陈永贵细细听了，叹道：“好是好，咱没这个水平呀。就当是开开眼吧，资本主义这农业不简单哩！咱没人家那条件，咱们搞点小型机械……”
据当年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1978年的官员出国考察，比一百年前的清末“五大臣出洋”，来得规模大得多，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更迅猛广泛。这一次，中国的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
“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
让王全国大受刺激的西欧五国行，发生在1978年，此前，中国已经被封锁和自我封闭了20多年。
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1978年，刚打倒“四人帮”的中国人意气风发，对外引资的规模也飕飕地涨起来。
从1977年秋国家计委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跳到“8年引资180-200亿美元”的新计划，只用了半年。手头储备的项目不足，国家计委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让干部出去看看，落实引进规划”，这就重启了出国考察之门。
与世隔绝20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和外贸的干部外，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没出过国。许多人，都是在1978年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察“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
宝钢离休干部张衍，就是跟着上海宝钢初步设计审查团到日本谈判去的。当时国家只发100元置装费，而他们每人要带两套外衣，只好借一套西装做一套中山装——毕竟，国内平时不穿西装，还是做中山装划算。
也有的单位统一订制了西装，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美国政府请中国代表团听音乐会，演出结束后，中国人涌向衣帽间，随便拿起一件就走，看得美国服务员目瞪口呆。原来，西装都是统一做的，从颜色款式上无从分辨，只好谁合适就给谁穿了。
翻开老照片，当年走出国门的干部，往往是身着笔挺西装，腕戴公家发的手表，手持标有编号的照相机，虽然兜里只有20元外汇券做零用钱，却显得并不寒酸。
当年对外部世界的热度，从中国社科院办的一份刊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能窥见一斑。这份刊物从1979年创刊到当年年底，已出了200期，其中刊登了出国考察报告的就有101期。在这101期中，又以出访日本、南斯拉夫、匈牙利、美国、西欧的见闻五分天下。
干部出访之集中，甚至给国外造成了压力。1980年有个统计，第四、五、六机械工业部与海军先后都派人到西德的同一家电池厂去考察，而日本名古屋市某厂则接待中国考察团达92个批次之多。
回看1978年间的报告，那时的出国考察可谓“货真价实”，绝非游山玩水，更没有探亲等私事。
中国农业代表团在美国待了40天，就参观了102个单位，包括农庄、养猪场、渔港、农业大专院校、研究所等，皆有名有姓，有见闻有观感。以这种一天赶3个场子的频率算来，他们是无暇参观“赌城”拉斯维加斯了。
被派到西欧的农业专家就更敬业了，虽然他们不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养瘦肉猪，却暗地里抓了把饲料，打听着养瘦肉猪的技术，甚至还数出荷兰生猪比中国生猪多了两条肋骨，作为技术指标。
正因为观察细致，情报准确，他们成了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考察路径：日本、东欧、西欧、港澳
各路“侦察兵”中，最核心的，是由中央直接派出的“正规军”。此时，纳入中央考察视野的，有美、日及西欧的发达国家，还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
1978年春天，中央派出的4路人马相继出发。
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的经验；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走访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研；副总理谷牧则带着经济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
从代表团的名称看，考察方向显而易见，它们都冠以经贸之名。1977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学习外国时，主要提出两条：一是学习科学技术；二是学习科学管理——这是我们借鉴外国经验的大方向。
从目的地来看，则暗示了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
西方国家中，最先走入领导人视野的是邻国日本。国家经委的考察团向华国锋汇报：在中国“大跃进”以前，日本经济和中国差不多，后来差距拉大，主要是我们在管理、技术上落后了。于是，当年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次年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学会，举办管理干部研究班。
在东欧国家中，最先去探查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早在1950年代，就摒弃了从苏联引入的计划经济模式，试行市场经济。过去我们一直批判它是修正主义，华国锋访南后，才又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中央代表团访南后，对南斯拉夫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印象深刻，就在国内也搞起了“贝科倍”（农工商联合体），在全国26个省、区的36个农垦单位试点，着实热闹了一番。
去香港的人回来以后，则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在宝安、珠海建设经济特区。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汇报，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提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经济特区肇始于此。
西欧五国考察团团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杨波就总结说，改革开放其实是主要从香港拿到了资本，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有对东欧的借鉴。
不谈政治的会谈
在1978年出国潮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当属西欧五国之行。这是新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代表团，这也是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一次访问。
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领导。
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5国的2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行程之紧，可谓“坐着飞机看花”。
为了有备而去，出发前，考察团集中在北京做了一个多月的功课，不过这并不能避免“对牛弹琴”的第一次会见。
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与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会谈时，谷牧团长按照国内准备的稿子，讲了政治外交，但没谈经济。单从表情看，就知道人家兴趣不大。后来，巴尔总理干脆直说，“政治问题我不谈，我就谈经济，政治问题我们总统跟你谈。”
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总统又说，政治问题我们中间没什么好说的，还是谈谈经济吧。法国驻华大使则当着他们总统的面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对中国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
为中国做贡献，可信吗？让考察团惊讶的是，他们还没回来，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已经先一步到京了，一来就提出了25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在西德，德国人对于“贡献”更是急切。北威州州长屈恩在欢迎宴会上说，“贷款50亿美元，现在就签，贷款200亿，宴会后谈判一小时签字。”
即便遇上这等好事，中国人阶级斗争那根弦可没放松，会谈中还批判人家搞绥靖政策，借钱给“苏修”，把“苏修”给喂肥了。德国的州长则诉苦说，资本也要找出路呀。
德国人知道中国对主权非常敏感，就出主意说，为了在不影响你们主权的情况下用我的资金，你们可以在欧洲开个银行，我们把钱存在你们的银行里，这是正常的信贷关系，不影响主权。
听说中日已经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西欧五国就更急了，争相借钱给中国。
代表团也悟出了弦外之音：德国正在经历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开工不足，千亿游资都盯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想和中国拉上关系的企业太多，代表团坐汽车已经参观不过来了，只好搭上军用直升机，一上午就走访三个厂子。
现代化什么样
“现代化什么样？出去一看，噢，原来是这样！”在西欧五国考察团中，即使是1950年代出过国的，都没想到“腐朽的帝国主义”会发展得如此神速。
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
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中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
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更让出访者没有想到的，是“被剥削阶级”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连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的商品多达50万种。
而我们呢，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商品2.2万种，城市职工20多年没涨工资，人均住房面积3.6平方米，拥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还是大多数家庭的追求，农村仍有2亿人没解决温饱，“实在觉得很寒碜”。
差距感是自然的，连邓小平都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社会上甚至流传一种说法，“帝国主义是腐而不朽”。
不过，大多数回来的高层官员，不但没气馁反而信心爆棚。
一是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像日本、西德、丹麦以及东亚“四小龙”都只用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就富起来了。
二是我们的改革不愁没钱花。1974年石油危机后，资本主义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争相要和中国做买卖。
知耻而后勇。这批“侦察兵”，在各自领域成了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近8个小时的汇报
1978年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西欧五国行的考察汇报。这场汇报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1时15分，将近8个小时。
谷牧向中央领导讲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小事：在丹麦，农场主不能把农场随便转给儿子经营，儿子要想继承父业，必须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证书，并且在其他农场实习两年才行。
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好的制度，值得借鉴。
中央领导兴趣盎然，热烈地发表了意见。
叶剑英说，“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
聂荣臻说：“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
主持汇报会的华国锋要求：考察人员继续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进一步统一认识。
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又专门找谷牧去谈话。邓小平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是很大的利益。需要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但质量要选好，要先进的。
由此看来，谷牧副总理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一直分管特区工作，都不是偶然。
大寨的思想乱了
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建国初期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过程，时断时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急转弯，每一轮学习往往意味着对上一轮所学知识的否定。
改革之初，这个学习的百年循环，再次轮回到了晚清那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起点。
1978年的考察报告，围绕经济和技术打转。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的思想呢？较少见诸文字的，是大寨在1978年夏天那场思想大震动。
这年夏天，中共昔阳县委第一副书记李喜慎，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了一个月。
他们回来向县里干部做了报告，美国种种，样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李喜慎聊起美国见闻来就说：“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做报告，下面人可以乱提意见。州长的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这下麻烦了，马上在干部思想上引起了震动。
在过去的宣传中，我们把资本主义和失业、饥饿、挨冻、工厂倒闭、抢劫、强奸、环境污染等直接连在一起，什么不好，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不提人家的生产力、科学的发展。现在有人去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美国看了一个月，眼见和过去听的宣传对不上号，而且反差如此之大，心理就承受不住了。
这个过去以批判资本主义而闻名世界的地方，思想乱了，一系列观念正在动摇。这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事。
不过，也有不为所动的人。郭凤莲也向大寨领头人陈永贵做了详细汇报，讲到美国农业的大机械化，讲到只有3.5%的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讲到大豆带、小麦带，相当于中国几个省的面积一色地种小麦或棉花。陈永贵细细听了，叹道：“好是好，咱没这个水平呀。就当是开开眼吧，资本主义这农业不简单哩！咱没人家那条件，咱们搞点小型机械……”
据当年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1978年的官员出国考察，比一百年前的清末“五大臣出洋”，来得规模大得多，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更迅猛广泛。这一次，中国的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