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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转型、产业升级的概念尚存争议，在分析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广大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促进产业升级理论和时间的进一步研究和创新，有必要对产业升级的研究进行回顾。
关键词：产业转型;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产业结构
“产业转型升级”包含了两个问题，即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两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产业转型与产业产业升级是有本质区别的，“转型”意味着转变或转换，即对事务进行的根本性变革;而“升级”意味着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强调从的劳动生产率向高劳动生产率、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低技术水平向高技术水平、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变迁。尽管如此，孙宝强（2011）指出，产业转型与产业产业升级是有联系的，两者相互促进，产业转型的方向是产业升级，并且指出前者包括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组织升级、后者包括产业结构转型与产业组织转型两个方面。
一、“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格里芬（1999）通过对服装出口企业的研究，提出可以从企业内部、产业内部、地区内、地区间四个维度利用产业链升级进而促进整体产业升级。
张其仔（2008）指出产业升级路径的理论选择有比较优势演化模型、HK模型，根据模型推导发现：产业升级的路径不一定的线性的，非线性产业升级包括产业内升级优先分叉（优先实行产业内升级）、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叉（优先实行产业间升级），如果产业间升级的技术距离少于产业内的技术距离，就需要发展产业剑升级，从我国的时间来看，实施产业间升级更有利于保持经济的高成长性和出口的高成长性。
刘志彪（2009）提出构建国家价值链，理由在于：本土市场的容量特别是高端市场的容量是决定改过产业创新能力能否培育成的根本因素;对于成长中的中国经济来说，越是处于产品或产业价值链环节的高端要素，越要依赖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空间来实现其价值的转移和增值过程;从竞争手段来看，发达国家日益依靠对市场进入壁垒的打造来获取竞争优势，利用本土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标准体系可以作为一种进入别国市场、绕开对方市场标准壁垒的交换筹码。
郑健壮（2012）在论述了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二者含义的差别后，分别从产业间转型的路径（主导产业的更迭）、产业内转型路径（通过加、减、乘、除法，子产业完成的跨越发展）、产业升级的路径（从事研发、营销从而向“微笑曲线”两端提升）、产业间转型升级的路径（先转型后升级、先升级后转型、两者共同进行）四方面进行了论述。
王海杰（2013）将产业升级的路径分为三个：第一，技术路径，包括原始设别设计（OEM）—原值设计与制造（ODM）—自助品牌制造（OBM）;第二，功能路径，即模块化生产，产业模块化追求的是多样性与效率性的统一;区域发展路径，即OBM的阶段性渐进升级，将OBM分为三个阶段，从DOBM（国内自主品牌制造）到ROBM（区域自主品牌制造）再到GOBM（全球自主品牌制造）。
金京、戴翔等（2013）指出我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深度融入全球要素分工，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在进一步延伸;要素分工能给我国带来“比较优势创造效应”和“比较优势激发效应”;我国可以通过“逆向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二、我国产业升级存在的问题
刘志彪、张晔（2005）通过分析苏州地区的加工贸易模式，发现：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道路在初期迅速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演进，但极容易导致产业结构高度化失衡、形成外资挤压性的二元化发展格局，印发本土产业的空心化和边缘化危机。
张其仔（2008）指出，产业升级路径由其比较优势演化路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演化路径不一定是线性的、连续的，可能出现分岔和断档的风险，面对比较优势突变，给我国带来了局部性断档的问题。
张少军、刘志彪（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际贸易背后的组织和治理力量—GVC—对内资企业产业升级存在阻碍作用，并且作为国际贸易组织和治理力量的GVC，使得中国对外贸易演变为被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协同封锁，陷入进口和出口互相引致、技术和市场双边追赶的俘获型网络。
蔡昉（2013）在讨论雁阵式产业模式在中国国内何以发生时，关注的主要为要素成本的变化，并指出由于要素成本的上升，沿海地区的一些产业失去比较优势，不得不向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由于贸易状况的波动，中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衰退，“资源诅咒”被用来形容资源对中西部地区阻碍作用，其根源在于资源造成的资源产业结构单一、产业结构僵化，为缓解这一矛盾，实行产业间升级的主要方式在于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相应地，张其仔（2014）通过对地区间比较优势演化的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的同时，其自身的产业升级方向并不明确，即我国已进入到雁阵式产业升级的第二阶段，将面临雁阵式产业升级带来的中等收入陷阱。
参考文献：
[1]孙宝强.产业升级理论研究中的争论与反思[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1（7）.
[2] 陈建军，杨飞.人力资本 与区域产业升级：基于前沿文献的讨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4（9）：150-158.
[3]邓伟根.20世纪的中国产业转型：经验与理论思考[J].学术研究，2006（8）：22-24.
[4]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学术月刊，2009（9）：59-67.
[5]王海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评述[J].经济纵横，2013（6）：114-115.
[6] 张舒.产业升级路径：产品质量阶梯的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14（10）：43-46.
[7]邓伟根，王然.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外向型经济产业转型—以珠三角地区为例[J].学术研究，2010（1）：56-61.
关键词：产业转型;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产业结构
“产业转型升级”包含了两个问题，即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两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产业转型与产业产业升级是有本质区别的，“转型”意味着转变或转换，即对事务进行的根本性变革;而“升级”意味着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强调从的劳动生产率向高劳动生产率、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低技术水平向高技术水平、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变迁。尽管如此，孙宝强（2011）指出，产业转型与产业产业升级是有联系的，两者相互促进，产业转型的方向是产业升级，并且指出前者包括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组织升级、后者包括产业结构转型与产业组织转型两个方面。
一、“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格里芬（1999）通过对服装出口企业的研究，提出可以从企业内部、产业内部、地区内、地区间四个维度利用产业链升级进而促进整体产业升级。
张其仔（2008）指出产业升级路径的理论选择有比较优势演化模型、HK模型，根据模型推导发现：产业升级的路径不一定的线性的，非线性产业升级包括产业内升级优先分叉（优先实行产业内升级）、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叉（优先实行产业间升级），如果产业间升级的技术距离少于产业内的技术距离，就需要发展产业剑升级，从我国的时间来看，实施产业间升级更有利于保持经济的高成长性和出口的高成长性。
刘志彪（2009）提出构建国家价值链，理由在于：本土市场的容量特别是高端市场的容量是决定改过产业创新能力能否培育成的根本因素;对于成长中的中国经济来说，越是处于产品或产业价值链环节的高端要素，越要依赖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空间来实现其价值的转移和增值过程;从竞争手段来看，发达国家日益依靠对市场进入壁垒的打造来获取竞争优势，利用本土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标准体系可以作为一种进入别国市场、绕开对方市场标准壁垒的交换筹码。
郑健壮（2012）在论述了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二者含义的差别后，分别从产业间转型的路径（主导产业的更迭）、产业内转型路径（通过加、减、乘、除法，子产业完成的跨越发展）、产业升级的路径（从事研发、营销从而向“微笑曲线”两端提升）、产业间转型升级的路径（先转型后升级、先升级后转型、两者共同进行）四方面进行了论述。
王海杰（2013）将产业升级的路径分为三个：第一，技术路径，包括原始设别设计（OEM）—原值设计与制造（ODM）—自助品牌制造（OBM）;第二，功能路径，即模块化生产，产业模块化追求的是多样性与效率性的统一;区域发展路径，即OBM的阶段性渐进升级，将OBM分为三个阶段，从DOBM（国内自主品牌制造）到ROBM（区域自主品牌制造）再到GOBM（全球自主品牌制造）。
金京、戴翔等（2013）指出我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深度融入全球要素分工，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在进一步延伸;要素分工能给我国带来“比较优势创造效应”和“比较优势激发效应”;我国可以通过“逆向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二、我国产业升级存在的问题
刘志彪、张晔（2005）通过分析苏州地区的加工贸易模式，发现：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道路在初期迅速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演进，但极容易导致产业结构高度化失衡、形成外资挤压性的二元化发展格局，印发本土产业的空心化和边缘化危机。
张其仔（2008）指出，产业升级路径由其比较优势演化路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演化路径不一定是线性的、连续的，可能出现分岔和断档的风险，面对比较优势突变，给我国带来了局部性断档的问题。
张少军、刘志彪（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际贸易背后的组织和治理力量—GVC—对内资企业产业升级存在阻碍作用，并且作为国际贸易组织和治理力量的GVC，使得中国对外贸易演变为被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协同封锁，陷入进口和出口互相引致、技术和市场双边追赶的俘获型网络。
蔡昉（2013）在讨论雁阵式产业模式在中国国内何以发生时，关注的主要为要素成本的变化，并指出由于要素成本的上升，沿海地区的一些产业失去比较优势，不得不向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由于贸易状况的波动，中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衰退，“资源诅咒”被用来形容资源对中西部地区阻碍作用，其根源在于资源造成的资源产业结构单一、产业结构僵化，为缓解这一矛盾，实行产业间升级的主要方式在于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相应地，张其仔（2014）通过对地区间比较优势演化的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的同时，其自身的产业升级方向并不明确，即我国已进入到雁阵式产业升级的第二阶段，将面临雁阵式产业升级带来的中等收入陷阱。
参考文献：
[1]孙宝强.产业升级理论研究中的争论与反思[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1（7）.
[2] 陈建军，杨飞.人力资本 与区域产业升级：基于前沿文献的讨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4（9）：150-158.
[3]邓伟根.20世纪的中国产业转型：经验与理论思考[J].学术研究，2006（8）：22-24.
[4]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学术月刊，2009（9）：59-67.
[5]王海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评述[J].经济纵横，2013（6）：114-115.
[6] 张舒.产业升级路径：产品质量阶梯的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14（10）：43-46.
[7]邓伟根，王然.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外向型经济产业转型—以珠三角地区为例[J].学术研究，2010（1）：5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