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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宏龄为首的革新派没有决策权，票号改革计划只能被束之高阁。
“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甚至清政府的财政金库罄尽，也要依靠山西票号的资助。但是，在清末，国内时局陡变之际，山西票号却因循守旧，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发展改革的良机。
称雄一个多世纪的票号，在辛亥革命后基本衰败。这与时势相关，也与其代表人物密切相连。山西票号既拥有审时度势、不断开拓进取的革新派，也有墨守成规、不察时势的守旧势力。
190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票号改组银行活动，前后一年时间，把大部分基层力量发动起来，但是因为以李宏龄为首的革新派没有决策权，最终失败。
此后，传统的票号一批接一批的被清理、关闭，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时局陡变
在历史上，票号资本比传统的账局、钱庄雄厚，所以一直没有遇到强劲的竞争对手。彼时晋商的票庄总号均设在晋中，而分支派别遍布全国，形成极有系统的商业金融集团，几乎垄断了国内金融业，长达一个多世纪。
但是，到了清末，国内时局陡变，票号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首先，国内银行兴起，同行竞争加剧。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1911年国内一共有官办银行、各省官钱局、商办银行17家，他们所拥有的资金虽各不相同，但都以汇兑为主要业务，而且官方金融机构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和优惠政策，这便使票号业务受到影响。
如大理寺少卿盛宣怀曾恳求清政府“敕下户部通行各省关，嗣后凡存解官款，但系有通商银行之处，务须统交银行收有汇解”。
其实，清政府组织成立户部银行时，曾经邀请山西票号入股，甚至一度邀请票号掌柜组织银行。无奈山西票号总号主持人，大多偏居平遥，墨守成规，不愿入股，甚至亦不准分庄派员参加，以致坐失良机。后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也导致了后来江浙财团的兴起。
户部银行成立后，利用清政府的特权，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户部银行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库伦、恰克图、张家口、烟台、青岛、营口、奉天等地都设有分号。1909年，清政府批准，凡设有户部银行分支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
据统计，1906年传统票号赖以生存的公款汇兑额达2250余万银两，其后逐渐下降，到1911年只剩下530万银两，几乎减少四分之三以上。
此外，户部等银行因为资本远远超过全体票号资本，又加上清政府授予发行银行券和代理国库、藩库的职能，享有种种特权，即便遇到倒账，凭借权利可以全数收回，而票号的坏账回收率不足一半。
其次，外国在华银行也极力排挤中国票号，争夺汇兑业务。
五口通商后，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外国洋行与外资银行纷至沓来。1843 年上海开埠后，票号、钱庄、外资银行更是呈鼎足之势。
早前，外国洋行要采买中国内地土特产品，必依靠票号在全国的汇兑网络。因此，票号与外国银行常发生一些业务往来。有时票号也将闲余钱款存放外国银行。
但到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天津对上海的棉纱款项年汇兑额10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占一半，中国银行经办的约占30%，而传统票号经办的只占20%。
在中外银行的围攻之下，票号无所适从，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金融市场的大权一步一步地被银行夺走，票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力促改革
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李宏龄为首的分号经理，鉴于票号大势已去，认定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所以他们联合在北京的祁、太、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为银行，从而维持山西票号在国内金融界的一席之地，挽救生计。
在此次改革运动中，李宏龄是代表人物。
李宏龄，自幼好学，因为家道中落，弃儒从商。在16岁时，他进入山西票号蔚丰厚做事，是一位行家里手。
李宏龄在进入蔚丰厚后，深得总经理器重，由小伙计渐渐成为业务骨干，进而被派到分号任副经理，随之又升任分号经理。
因为李宏龄轮番主持北京、天津、汉口、上海等重要城市的分号，目睹耳闻，时局多变，商战激烈，他强烈感觉到票号必须顺应形势改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而与此同时，山西票号的东家和掌柜仍固守山西，足不出城，决策往往与多变的时势相背离。譬如，随着国内电报事业的发展，为适应客户汇款快捷的要求，光绪十五年（1889年）前后，各票号相继开办了电报汇兑业务。
可是，蔚丰厚票号的总经理们在试办电汇一年以后，又命令各分号停办电汇。之所以逆潮流而行，在于东家认为“所得汇费寥寥，而关乎厉害深大”。所谓的“关乎厉害甚大”是唯恐假电报发生损失而已，不过是庸人自扰。
此次，在银行的步步紧逼之下，山西票号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李宏龄的改革计划不失为挽救山西票号的良方。
北京各票号在李宏龄的带头下，联名致函总号，陈述改组银行的必要。同时，李宏龄还与同仁制定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该计划主要囊括以下几点：
每家各出资本银三到五万两，作为有限公司；集股本500万两，每股100两，每月4厘行息；银行应名为晋省汇丰银行，悉尊票号做法，略改其不便之处，以合银行规则；公举熟习商情、声望素孚之人充银行经理。已商请渠氏出任经理，渠氏甚为欣允；银行成立后，除内地繁盛各处均设分庄外，可渐推及各国商埠，以保本国利权。
票号出现在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带有或者保存一定的封建主义精神。票号的家长式管理就是其中之一，传统的票号一切决策权归总经理。
由李宏龄发动的这一票号改革计划，遭到了总号守旧者的极力反对。当时，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虽有 20余家，但以平遥侯氏的“五连号”（即蔚泰厚、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天成亨）势力为大，在“五连号”中又以蔚泰厚票号势力最大，故蔚泰厚票号总号经理毛鸿翰在各票号中很有影响。
但毛鸿翰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任蔚泰厚总號经理以来，长期住在平遥县城，对于外界一切大事，漠然不知，加之已经年逾七旬，思想保守。其首要考虑的仅为维持票号的现状，再加上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李宏龄的票号改革计划只能被束之高阁。
山西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的时机，也稍纵即逝。驰骋明清金融界数百年的山西票号不久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
“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甚至清政府的财政金库罄尽，也要依靠山西票号的资助。但是，在清末，国内时局陡变之际，山西票号却因循守旧，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发展改革的良机。
称雄一个多世纪的票号，在辛亥革命后基本衰败。这与时势相关，也与其代表人物密切相连。山西票号既拥有审时度势、不断开拓进取的革新派，也有墨守成规、不察时势的守旧势力。
190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票号改组银行活动，前后一年时间，把大部分基层力量发动起来，但是因为以李宏龄为首的革新派没有决策权，最终失败。
此后，传统的票号一批接一批的被清理、关闭，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时局陡变
在历史上，票号资本比传统的账局、钱庄雄厚，所以一直没有遇到强劲的竞争对手。彼时晋商的票庄总号均设在晋中，而分支派别遍布全国，形成极有系统的商业金融集团，几乎垄断了国内金融业，长达一个多世纪。
但是，到了清末，国内时局陡变，票号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首先，国内银行兴起，同行竞争加剧。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1911年国内一共有官办银行、各省官钱局、商办银行17家，他们所拥有的资金虽各不相同，但都以汇兑为主要业务，而且官方金融机构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和优惠政策，这便使票号业务受到影响。
如大理寺少卿盛宣怀曾恳求清政府“敕下户部通行各省关，嗣后凡存解官款，但系有通商银行之处，务须统交银行收有汇解”。
其实，清政府组织成立户部银行时，曾经邀请山西票号入股，甚至一度邀请票号掌柜组织银行。无奈山西票号总号主持人，大多偏居平遥，墨守成规，不愿入股，甚至亦不准分庄派员参加，以致坐失良机。后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也导致了后来江浙财团的兴起。
户部银行成立后，利用清政府的特权，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户部银行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库伦、恰克图、张家口、烟台、青岛、营口、奉天等地都设有分号。1909年，清政府批准，凡设有户部银行分支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
据统计，1906年传统票号赖以生存的公款汇兑额达2250余万银两，其后逐渐下降，到1911年只剩下530万银两，几乎减少四分之三以上。
此外，户部等银行因为资本远远超过全体票号资本，又加上清政府授予发行银行券和代理国库、藩库的职能，享有种种特权，即便遇到倒账，凭借权利可以全数收回，而票号的坏账回收率不足一半。
其次，外国在华银行也极力排挤中国票号，争夺汇兑业务。
五口通商后，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外国洋行与外资银行纷至沓来。1843 年上海开埠后，票号、钱庄、外资银行更是呈鼎足之势。
早前，外国洋行要采买中国内地土特产品，必依靠票号在全国的汇兑网络。因此，票号与外国银行常发生一些业务往来。有时票号也将闲余钱款存放外国银行。
但到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天津对上海的棉纱款项年汇兑额10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占一半，中国银行经办的约占30%，而传统票号经办的只占20%。
在中外银行的围攻之下，票号无所适从，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金融市场的大权一步一步地被银行夺走，票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力促改革
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李宏龄为首的分号经理，鉴于票号大势已去，认定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所以他们联合在北京的祁、太、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为银行，从而维持山西票号在国内金融界的一席之地，挽救生计。
在此次改革运动中，李宏龄是代表人物。
李宏龄，自幼好学，因为家道中落，弃儒从商。在16岁时，他进入山西票号蔚丰厚做事，是一位行家里手。
李宏龄在进入蔚丰厚后，深得总经理器重，由小伙计渐渐成为业务骨干，进而被派到分号任副经理，随之又升任分号经理。
因为李宏龄轮番主持北京、天津、汉口、上海等重要城市的分号，目睹耳闻，时局多变，商战激烈，他强烈感觉到票号必须顺应形势改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而与此同时，山西票号的东家和掌柜仍固守山西，足不出城，决策往往与多变的时势相背离。譬如，随着国内电报事业的发展，为适应客户汇款快捷的要求，光绪十五年（1889年）前后，各票号相继开办了电报汇兑业务。
可是，蔚丰厚票号的总经理们在试办电汇一年以后，又命令各分号停办电汇。之所以逆潮流而行，在于东家认为“所得汇费寥寥，而关乎厉害深大”。所谓的“关乎厉害甚大”是唯恐假电报发生损失而已，不过是庸人自扰。
此次，在银行的步步紧逼之下，山西票号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李宏龄的改革计划不失为挽救山西票号的良方。
北京各票号在李宏龄的带头下，联名致函总号，陈述改组银行的必要。同时，李宏龄还与同仁制定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该计划主要囊括以下几点：
每家各出资本银三到五万两，作为有限公司；集股本500万两，每股100两，每月4厘行息；银行应名为晋省汇丰银行，悉尊票号做法，略改其不便之处，以合银行规则；公举熟习商情、声望素孚之人充银行经理。已商请渠氏出任经理，渠氏甚为欣允；银行成立后，除内地繁盛各处均设分庄外，可渐推及各国商埠，以保本国利权。
票号出现在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带有或者保存一定的封建主义精神。票号的家长式管理就是其中之一，传统的票号一切决策权归总经理。
由李宏龄发动的这一票号改革计划，遭到了总号守旧者的极力反对。当时，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虽有 20余家，但以平遥侯氏的“五连号”（即蔚泰厚、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天成亨）势力为大，在“五连号”中又以蔚泰厚票号势力最大，故蔚泰厚票号总号经理毛鸿翰在各票号中很有影响。
但毛鸿翰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任蔚泰厚总號经理以来，长期住在平遥县城，对于外界一切大事，漠然不知，加之已经年逾七旬，思想保守。其首要考虑的仅为维持票号的现状，再加上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李宏龄的票号改革计划只能被束之高阁。
山西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的时机，也稍纵即逝。驰骋明清金融界数百年的山西票号不久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