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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叙事角度入手对孙惠芬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从乡土和女性两个方面来探讨其创作特色，肯定其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孙惠芬 女性视角 乡土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纵观辽海文坛，孙惠芬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多年来她一直植根于辽南乡土，以她生活过的歇马山庄为素材，创作出众多优秀的乡土小说。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的创作绝不同于其他女性作家，而是拥有自己的叙事话语。
一
乡土文学是现当代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创作领域，自鲁迅伊始，农民形象系列就成为现当代作家创作的重要对象。在鲁迅的影响和扶持下，产生了以一系列年轻作家为核心的小说流派——乡土小说派。严家炎曾经指出：“由鲁迅首先创作，到1924年前后蔚然成风的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最早形成的小说流派之一。”纵观整个20世纪的文学创作，乡土模式的创作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流方式。从20年代的乡土写实派，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40年代的解放区小说，到十七年文学中的农业合作化小说，都是乡土文学发展的典范之作。而新时期以来无论是伤痕、反思、寻根、先锋，还是新写实，文坛上每个时期盛行的文学流派里都充斥着“乡土”的影子。
在乡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女性作家的创作极少，这就使孙惠芬显得更加与众不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词这样评价她，“孙惠芬是忠实的乡土守望者，自80年代中期以来，她以专注的目光，在乡土生活的日常质地建立了丰盈的艺术世界。近年来，她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表现了乡土社会的法度、结构和乡土生活秩序在时代潮流冲击下的嬗变，精细分析了这种变化对人的心灵的微妙影响，她具有耐心沉着的艺术风格”。孙惠芬的创作一直执着于乡土叙事，她用独特的语言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歇马山庄。这不禁让人想到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她的小说犹如一幅田园风情画，向读者展示了乡村文明的美好。这种美好充满了宁静与祥和，令人向往。不单是沈从文先生，多数乡土文学的创作者都有一个自己构设的乡土世界，如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江川”，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而歇马山庄是一个只属于孙惠芬的世界。多年来，孙惠芬的创作一直离不开歇马山庄，她从这里不断地汲取创作的素材和养料来丰富自己的创作。作家笔下每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都从歇马山庄缓缓走来，向读者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与传统乡土叙事不同的是，孙惠芬的关注点不仅仅是歇马山庄的人和事，而是城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乡村在城市的冲击下所面临的改变与困惑。随着城乡之间交通的便利，城市的文化不断地撞击着传统的乡村文化。长期以来的乡村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乡村人民心目中固有的民俗文化与社会习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文化不断地吸引着乡村人民走近它，并试图融入其中，然而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导致乡村人民不断地面临挫折与失败。城市就像是一个梦境，看起来十分美好，走进去才发现同样是千疮百孔。在不断的失落之中，回归乡村似乎成为惟一的选择，然而回归带来的究竟是真正的祥和还是不断的挣扎，作家有自己的阐述。
《歇马山庄》里的小青为了能够留在城市，不惜用自己年轻的身体来诱惑校长，希望能够获得毕业分配留在城里的机会。《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里的李平曾经也是一个怀揣“城市梦”的女孩，爱情的失败使李平明白了一个道理，城里人没有真情。最终李平选择了回归乡下，安心地做成子的媳妇，来结束自己多年来的城市梦想。《保姆》里的翁惠珠由于小的时候跟随大姑在沈阳生活了五年，城市便成为她永远的向往。翁惠珠从乡村来到城市，又从城市回到乡村，命运仿佛与她开了一个玩笑，不管怎么努力，终将还是回到原点。
孙惠芬的乡土叙事是在城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之中完成的，对于城市与乡村作家没有明确的褒贬，只是在缓缓的叙事之中，用自己细密的针脚式的语言，织补出一幅城乡之间的风情画。在编织画卷的过程中，作家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而像是一个在城乡之间不断游动的精灵，利用城市与乡村的双重视角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乡土世界。“在中国当代女作家中，和土地、农村有深层联系，同时又能站在城市现代文明的角度探究农村生活的人毕竟太少，而孙惠芬却是其中有创作成绩的一个。”幼时的乡村经历使她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乡村，多年的城市生活更使她看透了城市文明“虚伪”的一切，因此孙惠芬能够真正站在城市角度上探讨乡村人物命运。孙惠芬笔下人物所面临的困境也恰恰是作家自己的精神困惑——他们想要走出乡村，真正融入城市文化，然而每每现实把梦想击得粉碎时，生养自己的乡村似乎也距离越来越远。
中国乡土文学从20年代起就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拥有了各自不同的叙事主题。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处于启蒙阶段，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乡土文学偏重于和土地革命的结合，充满了阶级色彩。80年代之后不断涌现的文学流派创作中都有“乡土”的存在，却由于新时期作家对创作的不断尝试而呈现出文体探索的状态。孙惠芬的创作探索的是现代化浪潮下城乡文明的对抗，“对于乡村女性而言，现代化多带来的从乡村到都市的迁徙，在预约文明、幸福的同时，似乎还意味着要承受来自都市和乡村的双重盘剥。他们可能既不属于都市也不属于乡村，既不属于现代也不属于传统，而处在两者之间灰暗不明的地带”。孙惠芬在构建乡土世界的同时，始终关注的是现代化对乡村文明的冲击。从城市到乡村，这似乎是现代化文明的大背景下绝大多数乡村人民的必经之路，然而这条道路却崎岖又漫长。歇马山庄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纷纷向城市涌来，然而他们却不能相见。因为进城的男人在工地，进城的女人则是在宾馆。这是一种极具讽刺的社会现象，但却是当今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潜规则”。而现代化迁徙带来的并不是美好幸福生活的开始，而是两种文明、两种文化的撞击，它们之间的斗争过程是以乡村人民的利益“牺牲”为代价来完成的。因此，乡村人民在城市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同时也无法回归乡村，在无法搭乘现代化浪潮这趟“列车”的同时也无法回归传统，只能处在城乡之间的灰色“地带”。
在孙惠芬笔下，即使有一小部分人物偶尔走通了这条路，却不是长久之计。如《吉宽的马车》中吉宽，跟随林榕真在城里搞装修，一度成为吉总，但是在林榕真杀人后，吉宽很快就陷入了新的生存危机。其他人物则是在追求城市梦的过程中既付出沉重的代价，又没有胜利的“果实”。这导致乡村人民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城乡之间的夹缝中苦苦地寻求生存的一线生机。
二
自现代文学伊始，女性作家的创作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方式的变革，西方文化大规模地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写出了众多优秀的作品。在这些女作家中，孙惠芬是与众不同的一位，与同时期的残雪、徐小斌相比，孙惠芬更立足于乡土文化；与更加年轻的陈染、林白相比，其作品并没有过多女性意识的流露。然而细细探究之后，不难发现这是属于孙氏所特有的耐心细致的叙事风格。在视角的使用上，孙惠芬的小说常常使用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有时也使用第三人称的限知视角，但是在这个表层视角的背后总有一个隐形的女性视角的存在。这个女性视角存在于所有人物背后，用女性特殊的思想方式来看歇马山庄的一切。
布斯的《小说叙事学》对于作者与视角之间关系有精妙的阐述，他认为在真实作者和叙述者之间有一个隐含作者的存在。在孙惠芬的小说里，也有隐含作者的存在，“她”（指隐含作者）在表层叙事视角背后拥有一个隐形的女性视角。该隐形女性视角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实际上就是隐含作者自己在“看”。这就使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有一个隐形人存在，“她”并不出现，只是用冷静的眼光看待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当事件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打动了隐含作者时，“她”就会不自觉地发出慨叹。在《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隐含作者一直使用隐形视角观察着李平和潘桃友情的发展，使作家更加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去捕捉二人的心理变化，把复杂深刻的女性情谊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潘桃与李平没有屈服于婆婆的压力，为两人的友情赢得第一场胜利的时候，隐含作者再也不能容忍自己只作为一个隐形人而存在着，“她”以隐形视角表达了内心的兴奋与激动。“一场胜利不但将潘桃和李平的友谊往深层推了一步，抹去了阴影，且让她们深刻地认识到，她们的好，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好，她们的好是一种坚守、一种斗争，是不向现实屈服的合唱。”这段文字很明显是隐含作者为两个女人的友情取得胜利而不自觉发出的欢呼，“她”用心理的言说为自己征得了话语权。
隐含作者的隐形视角并不是昙花一现，“她”在适当的时候就像作者的代言人一样及时出现并发表言论。“女人的世界其实没多大，就两个人。李平实在了不起，李平的总结太精辟了。李平的男人回来了，就有了她的又一个世界，李平有了那样的男人女人两个人的世界，便抛下她，撇下她，婆婆便成了她惟一的世界。”面对潘桃与李平的友情危机，隐形视角成为冷静观察的最佳方式，共同的情感特征使“她”能真正深入女性人物内心，捕捉细微心理变化背后的原因。因此隐形视角的使用使孙惠芬的创作更加容易体会人物的心灵，真实地表现人物的心灵世界。
然而这个经常在孙惠芬作品中出现的“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旁观者呢？当然“她”有着女性的心理特征，女性的观察角度和方法，但却不是一个有着强烈女性意识的人物。因此，孙惠芬笔下的女性人物并不具备极强的女性意识。9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的觉醒，女权主义、女性意识在女性作家的创作中的确占有很大的比重。多数女性作家的笔下是在都市之中寻求身体解放的女性形象，她们用反常态的举动来表达对于男性话语权的反抗。但是，谁说没有对于女权主义的过度推崇，女性作家就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孙惠芬就是一个例证。其视角没有模仿他人，而是掉转了方向，伸向生活在乡村的底层人物——那群来自歇马山庄的女人。她们在现代化浪潮中向往改变，追求独立，但是她们并没有强烈地体现出女性意识。她们想要的是经济上的独立，并不是人格的独立。这种经济上的独立却是极其有限的，通常要借助一些外来的力量才能够达成，也并不排斥使用依靠男人的方式。
《上塘书》里的张家二姑娘在城里不到一年，回家过年就拿着两千八百块钱的手机，并且有小轿车来接送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叫做“冯哥”的水产小老板在每个夜晚，甚至包括过年都要占有二姑娘的身体。《吉宽的马车》里的黑牡丹初到城市选择了“鸡山”作为事业的起步，之后的她一步步利用身边的所有人使自己达到了事业的顶峰。黑牡丹的心中没有爱情，她利用身边男人的权力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黑牡丹也没有亲情，她用自己的嫉妒之心毁掉了女儿一生的幸福。尽管黑牡丹成为了一位女企业家，她内心的精神伤痛却无可替代。
隐含作者使用隐形视角是孙惠芬的特色，该隐含作者有极强的责任感，有自己的追求，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女性意识，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还不够成熟，但这并不影响“她”使用冷静客观的女性视角去完成乡村女性苦难的书写，并塑造一系列丰富的乡村女性形象。
结语
孙惠芬的乡土文学描绘的是一幅乡村人民追逐“城市梦想”破灭的画卷，孙惠芬的女性文学是隐性女性视角的话语言说，而乡村立场与女性立场正是孙惠芬文学创作的基本立足点。使用女性视角来完成乡土文学的创作，并达成乡土人物性格与命运的重塑，这似乎是孙惠芬一直要走的路。
参考文献：
[1]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孙惠芬：《歌者》，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3] 李青：《“新乡土小说”异军突起》，《青年报》，2004年8月20日。
[4] 吴周文、吴笑欢：《对心灵家园的执着追求》，《名作欣赏》，2006年第5期。
[5]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刘颖慧，女，1983—，黑龙江双鸭山人，博士，助教，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
关键词：孙惠芬 女性视角 乡土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纵观辽海文坛，孙惠芬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多年来她一直植根于辽南乡土，以她生活过的歇马山庄为素材，创作出众多优秀的乡土小说。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的创作绝不同于其他女性作家，而是拥有自己的叙事话语。
一
乡土文学是现当代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创作领域，自鲁迅伊始，农民形象系列就成为现当代作家创作的重要对象。在鲁迅的影响和扶持下，产生了以一系列年轻作家为核心的小说流派——乡土小说派。严家炎曾经指出：“由鲁迅首先创作，到1924年前后蔚然成风的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最早形成的小说流派之一。”纵观整个20世纪的文学创作，乡土模式的创作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流方式。从20年代的乡土写实派，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40年代的解放区小说，到十七年文学中的农业合作化小说，都是乡土文学发展的典范之作。而新时期以来无论是伤痕、反思、寻根、先锋，还是新写实，文坛上每个时期盛行的文学流派里都充斥着“乡土”的影子。
在乡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女性作家的创作极少，这就使孙惠芬显得更加与众不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词这样评价她，“孙惠芬是忠实的乡土守望者，自80年代中期以来，她以专注的目光，在乡土生活的日常质地建立了丰盈的艺术世界。近年来，她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表现了乡土社会的法度、结构和乡土生活秩序在时代潮流冲击下的嬗变，精细分析了这种变化对人的心灵的微妙影响，她具有耐心沉着的艺术风格”。孙惠芬的创作一直执着于乡土叙事，她用独特的语言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歇马山庄。这不禁让人想到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她的小说犹如一幅田园风情画，向读者展示了乡村文明的美好。这种美好充满了宁静与祥和，令人向往。不单是沈从文先生，多数乡土文学的创作者都有一个自己构设的乡土世界，如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江川”，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而歇马山庄是一个只属于孙惠芬的世界。多年来，孙惠芬的创作一直离不开歇马山庄，她从这里不断地汲取创作的素材和养料来丰富自己的创作。作家笔下每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都从歇马山庄缓缓走来，向读者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与传统乡土叙事不同的是，孙惠芬的关注点不仅仅是歇马山庄的人和事，而是城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乡村在城市的冲击下所面临的改变与困惑。随着城乡之间交通的便利，城市的文化不断地撞击着传统的乡村文化。长期以来的乡村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乡村人民心目中固有的民俗文化与社会习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文化不断地吸引着乡村人民走近它，并试图融入其中，然而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导致乡村人民不断地面临挫折与失败。城市就像是一个梦境，看起来十分美好，走进去才发现同样是千疮百孔。在不断的失落之中，回归乡村似乎成为惟一的选择，然而回归带来的究竟是真正的祥和还是不断的挣扎，作家有自己的阐述。
《歇马山庄》里的小青为了能够留在城市，不惜用自己年轻的身体来诱惑校长，希望能够获得毕业分配留在城里的机会。《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里的李平曾经也是一个怀揣“城市梦”的女孩，爱情的失败使李平明白了一个道理，城里人没有真情。最终李平选择了回归乡下，安心地做成子的媳妇，来结束自己多年来的城市梦想。《保姆》里的翁惠珠由于小的时候跟随大姑在沈阳生活了五年，城市便成为她永远的向往。翁惠珠从乡村来到城市，又从城市回到乡村，命运仿佛与她开了一个玩笑，不管怎么努力，终将还是回到原点。
孙惠芬的乡土叙事是在城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之中完成的，对于城市与乡村作家没有明确的褒贬，只是在缓缓的叙事之中，用自己细密的针脚式的语言，织补出一幅城乡之间的风情画。在编织画卷的过程中，作家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而像是一个在城乡之间不断游动的精灵，利用城市与乡村的双重视角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乡土世界。“在中国当代女作家中，和土地、农村有深层联系，同时又能站在城市现代文明的角度探究农村生活的人毕竟太少，而孙惠芬却是其中有创作成绩的一个。”幼时的乡村经历使她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乡村，多年的城市生活更使她看透了城市文明“虚伪”的一切，因此孙惠芬能够真正站在城市角度上探讨乡村人物命运。孙惠芬笔下人物所面临的困境也恰恰是作家自己的精神困惑——他们想要走出乡村，真正融入城市文化，然而每每现实把梦想击得粉碎时，生养自己的乡村似乎也距离越来越远。
中国乡土文学从20年代起就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拥有了各自不同的叙事主题。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处于启蒙阶段，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乡土文学偏重于和土地革命的结合，充满了阶级色彩。80年代之后不断涌现的文学流派创作中都有“乡土”的存在，却由于新时期作家对创作的不断尝试而呈现出文体探索的状态。孙惠芬的创作探索的是现代化浪潮下城乡文明的对抗，“对于乡村女性而言，现代化多带来的从乡村到都市的迁徙，在预约文明、幸福的同时，似乎还意味着要承受来自都市和乡村的双重盘剥。他们可能既不属于都市也不属于乡村，既不属于现代也不属于传统，而处在两者之间灰暗不明的地带”。孙惠芬在构建乡土世界的同时，始终关注的是现代化对乡村文明的冲击。从城市到乡村，这似乎是现代化文明的大背景下绝大多数乡村人民的必经之路，然而这条道路却崎岖又漫长。歇马山庄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纷纷向城市涌来，然而他们却不能相见。因为进城的男人在工地，进城的女人则是在宾馆。这是一种极具讽刺的社会现象，但却是当今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潜规则”。而现代化迁徙带来的并不是美好幸福生活的开始，而是两种文明、两种文化的撞击，它们之间的斗争过程是以乡村人民的利益“牺牲”为代价来完成的。因此，乡村人民在城市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同时也无法回归乡村，在无法搭乘现代化浪潮这趟“列车”的同时也无法回归传统，只能处在城乡之间的灰色“地带”。
在孙惠芬笔下，即使有一小部分人物偶尔走通了这条路，却不是长久之计。如《吉宽的马车》中吉宽，跟随林榕真在城里搞装修，一度成为吉总，但是在林榕真杀人后，吉宽很快就陷入了新的生存危机。其他人物则是在追求城市梦的过程中既付出沉重的代价，又没有胜利的“果实”。这导致乡村人民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城乡之间的夹缝中苦苦地寻求生存的一线生机。
二
自现代文学伊始，女性作家的创作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方式的变革，西方文化大规模地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写出了众多优秀的作品。在这些女作家中，孙惠芬是与众不同的一位，与同时期的残雪、徐小斌相比，孙惠芬更立足于乡土文化；与更加年轻的陈染、林白相比，其作品并没有过多女性意识的流露。然而细细探究之后，不难发现这是属于孙氏所特有的耐心细致的叙事风格。在视角的使用上，孙惠芬的小说常常使用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有时也使用第三人称的限知视角，但是在这个表层视角的背后总有一个隐形的女性视角的存在。这个女性视角存在于所有人物背后，用女性特殊的思想方式来看歇马山庄的一切。
布斯的《小说叙事学》对于作者与视角之间关系有精妙的阐述，他认为在真实作者和叙述者之间有一个隐含作者的存在。在孙惠芬的小说里，也有隐含作者的存在，“她”（指隐含作者）在表层叙事视角背后拥有一个隐形的女性视角。该隐形女性视角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实际上就是隐含作者自己在“看”。这就使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有一个隐形人存在，“她”并不出现，只是用冷静的眼光看待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当事件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打动了隐含作者时，“她”就会不自觉地发出慨叹。在《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隐含作者一直使用隐形视角观察着李平和潘桃友情的发展，使作家更加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去捕捉二人的心理变化，把复杂深刻的女性情谊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潘桃与李平没有屈服于婆婆的压力，为两人的友情赢得第一场胜利的时候，隐含作者再也不能容忍自己只作为一个隐形人而存在着，“她”以隐形视角表达了内心的兴奋与激动。“一场胜利不但将潘桃和李平的友谊往深层推了一步，抹去了阴影，且让她们深刻地认识到，她们的好，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好，她们的好是一种坚守、一种斗争，是不向现实屈服的合唱。”这段文字很明显是隐含作者为两个女人的友情取得胜利而不自觉发出的欢呼，“她”用心理的言说为自己征得了话语权。
隐含作者的隐形视角并不是昙花一现，“她”在适当的时候就像作者的代言人一样及时出现并发表言论。“女人的世界其实没多大，就两个人。李平实在了不起，李平的总结太精辟了。李平的男人回来了，就有了她的又一个世界，李平有了那样的男人女人两个人的世界，便抛下她，撇下她，婆婆便成了她惟一的世界。”面对潘桃与李平的友情危机，隐形视角成为冷静观察的最佳方式，共同的情感特征使“她”能真正深入女性人物内心，捕捉细微心理变化背后的原因。因此隐形视角的使用使孙惠芬的创作更加容易体会人物的心灵，真实地表现人物的心灵世界。
然而这个经常在孙惠芬作品中出现的“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旁观者呢？当然“她”有着女性的心理特征，女性的观察角度和方法，但却不是一个有着强烈女性意识的人物。因此，孙惠芬笔下的女性人物并不具备极强的女性意识。9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的觉醒，女权主义、女性意识在女性作家的创作中的确占有很大的比重。多数女性作家的笔下是在都市之中寻求身体解放的女性形象，她们用反常态的举动来表达对于男性话语权的反抗。但是，谁说没有对于女权主义的过度推崇，女性作家就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孙惠芬就是一个例证。其视角没有模仿他人，而是掉转了方向，伸向生活在乡村的底层人物——那群来自歇马山庄的女人。她们在现代化浪潮中向往改变，追求独立，但是她们并没有强烈地体现出女性意识。她们想要的是经济上的独立，并不是人格的独立。这种经济上的独立却是极其有限的，通常要借助一些外来的力量才能够达成，也并不排斥使用依靠男人的方式。
《上塘书》里的张家二姑娘在城里不到一年，回家过年就拿着两千八百块钱的手机，并且有小轿车来接送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叫做“冯哥”的水产小老板在每个夜晚，甚至包括过年都要占有二姑娘的身体。《吉宽的马车》里的黑牡丹初到城市选择了“鸡山”作为事业的起步，之后的她一步步利用身边的所有人使自己达到了事业的顶峰。黑牡丹的心中没有爱情，她利用身边男人的权力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黑牡丹也没有亲情，她用自己的嫉妒之心毁掉了女儿一生的幸福。尽管黑牡丹成为了一位女企业家，她内心的精神伤痛却无可替代。
隐含作者使用隐形视角是孙惠芬的特色，该隐含作者有极强的责任感，有自己的追求，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女性意识，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还不够成熟，但这并不影响“她”使用冷静客观的女性视角去完成乡村女性苦难的书写，并塑造一系列丰富的乡村女性形象。
结语
孙惠芬的乡土文学描绘的是一幅乡村人民追逐“城市梦想”破灭的画卷，孙惠芬的女性文学是隐性女性视角的话语言说，而乡村立场与女性立场正是孙惠芬文学创作的基本立足点。使用女性视角来完成乡土文学的创作，并达成乡土人物性格与命运的重塑，这似乎是孙惠芬一直要走的路。
参考文献：
[1]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孙惠芬：《歌者》，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3] 李青：《“新乡土小说”异军突起》，《青年报》，2004年8月20日。
[4] 吴周文、吴笑欢：《对心灵家园的执着追求》，《名作欣赏》，2006年第5期。
[5]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刘颖慧，女，1983—，黑龙江双鸭山人，博士，助教，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