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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庆邦的《梅妞放羊》、《鞋》、《遍地白花》、《春天的仪式》等一系列乡村题材小说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个性化的语言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享有“短篇王”美誉的刘庆邦十分重视小说的语言，其语言个性主要表现为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三个方面的特色。
关键词：刘庆邦 语言 地方化 本色化 审美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作者个性生命体验的文字呈现过程。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语言的成功与否是小说成功的关键。享有“短篇王”美誉的刘庆邦十分重视小说的语言，他认为“创作上语言是第一位的，带着自己呼吸、有个人气质的独特的语言才美”。他的《梅妞放羊》、《鞋》、《遍地白花》、《春天的仪式》等一系列乡村题材小说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个性化的语言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刘庆邦小说的语言个性主要表现为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三个方面的特色。
一 地方化语言
方言是地域文化重要的载体，乡土文学作家们无不有意识地从方言宝库中提炼、采撷鲜活的富有表现力的语汇进入文学作品，用浸润着泥土气息的语言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刘庆邦生于河南沈丘，他在这块大平原上生活了19年，那里的地方语言在其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故其创作中使用农民方言俗语时是信手拈来，随心所欲，浓郁的乡土气息使人感到既亲切又自然。比如，豫东地区方言中名词后面往往带上“子”这一后缀，这一语言现象在刘庆邦的乡村题材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瓜庵子、疯杈子、玉米辫子、辣椒串子、箔篱子、奶浆子、白面剂子，这样的词语随处可见。刘庆邦还善于使用民间语言宝库中一些表现力极强的词语，比如：
吹奏者塌蒙着眼皮，表情是职业化的。（《响器》）
她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枣树，四月春深，满树的枣花开得正喷。（《鞋》）
凡是高玉华的消息都是好消息，一听到有关高玉华的消息，他心里就美气的不行。
二姨以为香当着母亲的面碍口，想把香拉到一边去问个究竟，二姨一拉，香就一“卜楞”，二姨不能够拉她走。（《闺女儿》）
这孩子，恐怕要丢搭坏。（《小呀小姐姐》）
这是一只大号的瓦碗，鸡蛋茶盛得溜边溜沿，不只是五个六个，还是九个十个。荷包蛋已经成疙瘩打蛋。（《相家》）
上述语句中加点的词是豫东方言乃至河南方言中极富地方特色的词语，这些词语在一定区域内被一代又一代人长期使用，很传神，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日常口语表达中常常有规范的普通话词汇不能替代的作用和魅力。比如“塌蒙”一词所表达的意思类似于“耷拉”，但“耷拉”很难表达出眼皮下垂蒙盖在眼珠上的那种状态。“喷”的意思是花开得正旺，但却比“旺”显得更有气势。“美气”一词则蕴含了兴奋、快乐、幸福等多重意思。“卜楞”写出了对外力拉拽的推拒和反抗。“丢搭”指的是由于忙碌、贫穷等原因而疏于对孩子、家禽家畜的照顾。“溜边溜沿”指东西盛得很满，但却比一个“满”字要具体生动得多。
地方化的语言也为人物形象增色不少，因为方言是真正地来源于生活，和人们的情感有着难舍难分天然一体的牵连。刘庆邦在小说中还大量运用民间俚语歌谣等表现农民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一腔一韵表达着农民最朴素而丰富的思想，使其小说语言既新鲜、生动，又很有嚼头。比如：
二姨笑了，说，我说过这两个孩子是一对儿，不会有错儿，一个葫芦嘴，一个嘴葫芦，都抱着葫芦不开瓢。（《闺女儿》
好看不过对肚子瓜，当媒人的两头夸，母亲允许表叔的话有所夸张。待到表叔把话说成了车轱辘，母亲才说了一句：她叔，闺女的事让您操心了。（《相家》）
在乡村题材的小说中，用地方化的语言去叙述产生、流行这种语言的地区的生活，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第一，做到“文”与“言”的统一，即内容与语言的协调，增加真实的质感，对人事生活的叙述得以自然而然地完成，于是产生鲜明的地域或地区文化特色。第二，对于本地域、本地区的读者，自然有一种亲切感，增加其阅读兴趣；对于外地域读者则有一种陌生感、距离感，这也可以使之产生阅读兴趣。在词汇现代化的今天，有许多方言土语都在迅速湮没，而刘庆邦小说中运用的地方化语言不仅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当时农民们活生生的口头语言，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地域文化，富有浓郁的地方风情和生活气息，具体生动，可闻可感。
二 本色化语言
刘庆邦的小说立足于民间生活，站在民间的立场来写民间。其民间立场不仅表现在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叙事风格上，在小说语言上也有所反映，具体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放弃知识分子在语言上的优越感和叙事中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用极富乡土本色的语言来书写乡村人物与乡村生活。
刘庆邦认为：“我们写小说写什么呢？无非是写人，写人的喜怒哀乐，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多姿多彩的人生形式，写人性的丰富性……”那么如何来写人物呢？刘庆邦强调要贴着人物写：“看来还得贴着人物写，这是我们写作者的惟一选择。要贴着人物写，我们脑子里起码要装着一些人物。这些人物或者是故乡的乡亲，或者是以前的工友，或者就是自己的亲人亲戚，等等。对这些人物，我们是应该比较熟悉的，知道他们怎样说话，怎样走路，怎样哭笑，怎样咳嗽。闭上眼睛，他们如在眼前。否则我们就无从贴起。”贴着人物写，表现在人物语言上，就是尽量让人物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讲话，让人物说贴合自己身份、性格及生活环境的本色语言，怎样的人，处在怎样的地位，具有怎样的情趣，便现出怎样的语言风采。
《谁家的小姑娘》里农村小姑娘改的弟弟开放哭时，改的娘问：“放儿哭啥哩？”得知儿子饿时，她又说“一会儿不嚼我他就不能过”，娘虽然累得没劲了，还是“一声没吭”让儿子“嚼”她。后来娘让改把地里的鱼送到黑叔鱼塘里去，改拒绝去，娘问“那是为啥？”改只说“啥也不为”。在娘中暑晕倒时，改带着哭腔喊“娘，娘，你咋啦？”小说中仅有的几处人物语言充满了泥土般的质朴气息，通过这些简短而生动的口语，娘的辛劳和改的倔强跃然纸上。在小说《鞋》中，因为妹妹动了守明视如珍宝的鞋，守明跟妹妹吵起来了，守明质问妹妹：“谁让你动我的东西，你的手怎么这么贱！”“还敢嘴硬，看看上面你的脏爪子印！”母亲过来劝架，把鞋底看了又看，说这不是干干静静的吗！守明说：“就脏了，就脏了，反正我不要了，她得赔我，不赔我就不算完！”母亲说：“不算完怎么了，你还能把她吃了，你是姐姐，得有个当姐姐的样儿。”这是一场真实生动的吵架场面，几乎是将生活中姐妹吵架、母亲劝架的语言原滋原味地搬到作品里了。
不仅人物对话是人物本色语言，与之相关的叙述语言也是非常符合被刻画的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的。小说《鞋》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又开始给棉花打杈子时，守明心里像是生了杈子，时不时往河那岸望一眼。河那边就是那庄子的地，地尽头那绿苍苍的一片，就是那庄子，她的那个人就住在那个庄子里。”没有激情澎湃的语言，没有用到“思念”、“相思”、“刻骨铭心”之类的词语，只是写主人公时不时往河那岸望一眼的动作，作者用极富乡土气息的语言刻画出了乡村少女内心对未婚夫“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思念与渴望。再如《夜色》写周文兴定亲后，心里“美气”得不行，走起路来都格外“带劲儿”，“美气”和“带劲儿”是最实在最真切的农民语言，表现了周文兴定亲后掩饰不住的兴奋与激动。《相家》描写“母亲”将要亲自去为闺女儿相家：“她想把这个事暂且丢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可是不行，她低头是这个事，抬头人还没有出门，梦里去相家已经去了好几次了。”这几句话简洁素朴，通俗明白如家常话，既贴近农村妇女的身份和性格，又极富生活气息，令人回味无穷。
本色化语言的运用使刘庆邦的乡村题材小说从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所形成的夹击里突围而出，以生动传神的对话和细腻到位的心理刻画再现了民间生命丰富的情感世界。
三 审美化语言
刘庆邦曾说过：“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的底蕴是很厚的，根是很深的……用这些字的时候我是怀着敬畏之心，生怕哪个字用得不是地方，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推敲。”刘庆邦对待小说语言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大量撷取民间语言宝库的可贵资源用于小说创作，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对小说语言的驾驭，他的乡村题材小说语言在地方化和本色化之外，还体现出审美化的特色。
审美化首先体现在对原始民间语言的提纯净化。在小说创作中，无论是地方化语言还是高度贴合人物身份、性格、生活环境的本色语言，对于乡土文学作品的创作均具有普通话语汇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来自民间的东西往往是很俗的，如若把握不当，就会使得作品语言显得过于粗糙、野性，甚至造成读者理解的困难。刘庆邦在处理运用来自民间的语言时是很讲究的，“俗”的表现方式也是极有分寸的。如《小呀小姐姐》对罗锅子弟弟平路驱鸡、骂鸡的描写，是用叙述人语言转述的。这是一段日常生活小事的描写，用的是极其简洁朴实的本色化语言，有几分俏皮风趣，令人忍俊不禁。农家顽童那股子野性、倔劲活脱脱跃然纸上。若将口语中“骂鸡”的语言原封不动地写出，那必定给人一种过于粗俗之感，但经叙述人转述，就化腐朽为神奇，既没有改变原味，又显得干净和文雅多了。刘庆邦对少儿向来持肯定赞美态度，出于诗意化的需要，他把少儿的语言作了纯净化处理。
审美化还体现在小说叙述语言的诗意。叙述语言是叙事作品中使故事得以呈现的陈述语句本身，也就是作者为表达写作意图而使用的叙述、描写等语言手段，它直接影响着作者表情达意的效果和读者进行接受的效果，凡是优秀的作家，无不在这些方面刻意追求。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都是从生活中捕捉一个人、一件事，或一个场景，娓娓道来，虽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委婉曲折的情节，叙述语言简练含蓄，朗朗如白话，但却总是能够让人感到一种细微而美妙的韵味，这就是他的叙述语言的魅力。如《野烧》中这样描写一条黄狗：黄狗似乎也认为自己这样空嘴而归对于三位贪吃的哥子不好交账，它显得很抱歉，远远地就塌下眼皮，低下头，前腿一伸，卧倒在地，自我解嘲似地回过头来啃自己的背。这样的文字描写，描神绘物，宛在目前，如同中国画中花前月下必有一蝶一虫一样，在意境的宁静平和中，增加了画面的动感，强化了视觉效果。《曲胡》中也不乏优美雅致的语句：“秋叶飘零的夜晚，月白如霜，琴声悠悠扬扬传来，如泣如诉，使好多善良的农人痴痴呆呆，嗟叹不已。”“三月春风户外飘，柳条摆动，麦苗起伏，塘边的桃花花蕊微微颤动，托春风捎去缕缕清香。”上述描写典雅而通俗，有诗的意境、词的节奏和散文的韵律，同时也与小说主人公凄美的爱情和谐一致。这份诗意更多的时候是素朴的、自然的，且看几篇小说的开头：
“清明节快要到了，地上的潮气往上升，升得地面云一块雨一块的。趁着地气转暖，墒情好，猜小想种点什么。”（《种在坟上的倭瓜》）
“太阳升起来，草叶上的露珠落下去，梅妞该去放羊了。”（《梅妞放羊》）
“麦子甩穗，豌豆开花，三月三到了，三月三是柳镇的庙会。”（《春天的仪式》）
这样的开头与汪曾祺的手法极其相似，开门见山，直入话题，用的是纯自然的语言，自然得如日出日落、花开花谢、春雨冬雪一样应时而至，于平淡中氤氲着素朴的诗意。
诚如刘庆邦所说：“我深信一个写作者的价值就在于他对这个世界个性的独立的表达。”作家在形成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与发现之后，就要努力使小说的语言具有个性。反之，小说的语言个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存在个性。刘庆邦乡村题材小说的个性魅力即来自作家对乡村生活充满了审美理解的感受与关注，也离不开其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的个性文学语言。
参考文献：
[1] 刘庆邦：《民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刘庆邦：《河南故事》，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
[3] 刘庆邦：《贴着人物写》，《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4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李红艳，女，1975—，河南浚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刘庆邦 语言 地方化 本色化 审美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作者个性生命体验的文字呈现过程。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语言的成功与否是小说成功的关键。享有“短篇王”美誉的刘庆邦十分重视小说的语言，他认为“创作上语言是第一位的，带着自己呼吸、有个人气质的独特的语言才美”。他的《梅妞放羊》、《鞋》、《遍地白花》、《春天的仪式》等一系列乡村题材小说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个性化的语言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刘庆邦小说的语言个性主要表现为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三个方面的特色。
一 地方化语言
方言是地域文化重要的载体，乡土文学作家们无不有意识地从方言宝库中提炼、采撷鲜活的富有表现力的语汇进入文学作品，用浸润着泥土气息的语言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刘庆邦生于河南沈丘，他在这块大平原上生活了19年，那里的地方语言在其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故其创作中使用农民方言俗语时是信手拈来，随心所欲，浓郁的乡土气息使人感到既亲切又自然。比如，豫东地区方言中名词后面往往带上“子”这一后缀，这一语言现象在刘庆邦的乡村题材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瓜庵子、疯杈子、玉米辫子、辣椒串子、箔篱子、奶浆子、白面剂子，这样的词语随处可见。刘庆邦还善于使用民间语言宝库中一些表现力极强的词语，比如：
吹奏者塌蒙着眼皮，表情是职业化的。（《响器》）
她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枣树，四月春深，满树的枣花开得正喷。（《鞋》）
凡是高玉华的消息都是好消息，一听到有关高玉华的消息，他心里就美气的不行。
二姨以为香当着母亲的面碍口，想把香拉到一边去问个究竟，二姨一拉，香就一“卜楞”，二姨不能够拉她走。（《闺女儿》）
这孩子，恐怕要丢搭坏。（《小呀小姐姐》）
这是一只大号的瓦碗，鸡蛋茶盛得溜边溜沿，不只是五个六个，还是九个十个。荷包蛋已经成疙瘩打蛋。（《相家》）
上述语句中加点的词是豫东方言乃至河南方言中极富地方特色的词语，这些词语在一定区域内被一代又一代人长期使用，很传神，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日常口语表达中常常有规范的普通话词汇不能替代的作用和魅力。比如“塌蒙”一词所表达的意思类似于“耷拉”，但“耷拉”很难表达出眼皮下垂蒙盖在眼珠上的那种状态。“喷”的意思是花开得正旺，但却比“旺”显得更有气势。“美气”一词则蕴含了兴奋、快乐、幸福等多重意思。“卜楞”写出了对外力拉拽的推拒和反抗。“丢搭”指的是由于忙碌、贫穷等原因而疏于对孩子、家禽家畜的照顾。“溜边溜沿”指东西盛得很满，但却比一个“满”字要具体生动得多。
地方化的语言也为人物形象增色不少，因为方言是真正地来源于生活，和人们的情感有着难舍难分天然一体的牵连。刘庆邦在小说中还大量运用民间俚语歌谣等表现农民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一腔一韵表达着农民最朴素而丰富的思想，使其小说语言既新鲜、生动，又很有嚼头。比如：
二姨笑了，说，我说过这两个孩子是一对儿，不会有错儿，一个葫芦嘴，一个嘴葫芦，都抱着葫芦不开瓢。（《闺女儿》
好看不过对肚子瓜，当媒人的两头夸，母亲允许表叔的话有所夸张。待到表叔把话说成了车轱辘，母亲才说了一句：她叔，闺女的事让您操心了。（《相家》）
在乡村题材的小说中，用地方化的语言去叙述产生、流行这种语言的地区的生活，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第一，做到“文”与“言”的统一，即内容与语言的协调，增加真实的质感，对人事生活的叙述得以自然而然地完成，于是产生鲜明的地域或地区文化特色。第二，对于本地域、本地区的读者，自然有一种亲切感，增加其阅读兴趣；对于外地域读者则有一种陌生感、距离感，这也可以使之产生阅读兴趣。在词汇现代化的今天，有许多方言土语都在迅速湮没，而刘庆邦小说中运用的地方化语言不仅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当时农民们活生生的口头语言，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地域文化，富有浓郁的地方风情和生活气息，具体生动，可闻可感。
二 本色化语言
刘庆邦的小说立足于民间生活，站在民间的立场来写民间。其民间立场不仅表现在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叙事风格上，在小说语言上也有所反映，具体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放弃知识分子在语言上的优越感和叙事中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用极富乡土本色的语言来书写乡村人物与乡村生活。
刘庆邦认为：“我们写小说写什么呢？无非是写人，写人的喜怒哀乐，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多姿多彩的人生形式，写人性的丰富性……”那么如何来写人物呢？刘庆邦强调要贴着人物写：“看来还得贴着人物写，这是我们写作者的惟一选择。要贴着人物写，我们脑子里起码要装着一些人物。这些人物或者是故乡的乡亲，或者是以前的工友，或者就是自己的亲人亲戚，等等。对这些人物，我们是应该比较熟悉的，知道他们怎样说话，怎样走路，怎样哭笑，怎样咳嗽。闭上眼睛，他们如在眼前。否则我们就无从贴起。”贴着人物写，表现在人物语言上，就是尽量让人物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讲话，让人物说贴合自己身份、性格及生活环境的本色语言，怎样的人，处在怎样的地位，具有怎样的情趣，便现出怎样的语言风采。
《谁家的小姑娘》里农村小姑娘改的弟弟开放哭时，改的娘问：“放儿哭啥哩？”得知儿子饿时，她又说“一会儿不嚼我他就不能过”，娘虽然累得没劲了，还是“一声没吭”让儿子“嚼”她。后来娘让改把地里的鱼送到黑叔鱼塘里去，改拒绝去，娘问“那是为啥？”改只说“啥也不为”。在娘中暑晕倒时，改带着哭腔喊“娘，娘，你咋啦？”小说中仅有的几处人物语言充满了泥土般的质朴气息，通过这些简短而生动的口语，娘的辛劳和改的倔强跃然纸上。在小说《鞋》中，因为妹妹动了守明视如珍宝的鞋，守明跟妹妹吵起来了，守明质问妹妹：“谁让你动我的东西，你的手怎么这么贱！”“还敢嘴硬，看看上面你的脏爪子印！”母亲过来劝架，把鞋底看了又看，说这不是干干静静的吗！守明说：“就脏了，就脏了，反正我不要了，她得赔我，不赔我就不算完！”母亲说：“不算完怎么了，你还能把她吃了，你是姐姐，得有个当姐姐的样儿。”这是一场真实生动的吵架场面，几乎是将生活中姐妹吵架、母亲劝架的语言原滋原味地搬到作品里了。
不仅人物对话是人物本色语言，与之相关的叙述语言也是非常符合被刻画的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的。小说《鞋》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又开始给棉花打杈子时，守明心里像是生了杈子，时不时往河那岸望一眼。河那边就是那庄子的地，地尽头那绿苍苍的一片，就是那庄子，她的那个人就住在那个庄子里。”没有激情澎湃的语言，没有用到“思念”、“相思”、“刻骨铭心”之类的词语，只是写主人公时不时往河那岸望一眼的动作，作者用极富乡土气息的语言刻画出了乡村少女内心对未婚夫“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思念与渴望。再如《夜色》写周文兴定亲后，心里“美气”得不行，走起路来都格外“带劲儿”，“美气”和“带劲儿”是最实在最真切的农民语言，表现了周文兴定亲后掩饰不住的兴奋与激动。《相家》描写“母亲”将要亲自去为闺女儿相家：“她想把这个事暂且丢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可是不行，她低头是这个事，抬头人还没有出门，梦里去相家已经去了好几次了。”这几句话简洁素朴，通俗明白如家常话，既贴近农村妇女的身份和性格，又极富生活气息，令人回味无穷。
本色化语言的运用使刘庆邦的乡村题材小说从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所形成的夹击里突围而出，以生动传神的对话和细腻到位的心理刻画再现了民间生命丰富的情感世界。
三 审美化语言
刘庆邦曾说过：“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的底蕴是很厚的，根是很深的……用这些字的时候我是怀着敬畏之心，生怕哪个字用得不是地方，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推敲。”刘庆邦对待小说语言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大量撷取民间语言宝库的可贵资源用于小说创作，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对小说语言的驾驭，他的乡村题材小说语言在地方化和本色化之外，还体现出审美化的特色。
审美化首先体现在对原始民间语言的提纯净化。在小说创作中，无论是地方化语言还是高度贴合人物身份、性格、生活环境的本色语言，对于乡土文学作品的创作均具有普通话语汇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来自民间的东西往往是很俗的，如若把握不当，就会使得作品语言显得过于粗糙、野性，甚至造成读者理解的困难。刘庆邦在处理运用来自民间的语言时是很讲究的，“俗”的表现方式也是极有分寸的。如《小呀小姐姐》对罗锅子弟弟平路驱鸡、骂鸡的描写，是用叙述人语言转述的。这是一段日常生活小事的描写，用的是极其简洁朴实的本色化语言，有几分俏皮风趣，令人忍俊不禁。农家顽童那股子野性、倔劲活脱脱跃然纸上。若将口语中“骂鸡”的语言原封不动地写出，那必定给人一种过于粗俗之感，但经叙述人转述，就化腐朽为神奇，既没有改变原味，又显得干净和文雅多了。刘庆邦对少儿向来持肯定赞美态度，出于诗意化的需要，他把少儿的语言作了纯净化处理。
审美化还体现在小说叙述语言的诗意。叙述语言是叙事作品中使故事得以呈现的陈述语句本身，也就是作者为表达写作意图而使用的叙述、描写等语言手段，它直接影响着作者表情达意的效果和读者进行接受的效果，凡是优秀的作家，无不在这些方面刻意追求。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都是从生活中捕捉一个人、一件事，或一个场景，娓娓道来，虽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委婉曲折的情节，叙述语言简练含蓄，朗朗如白话，但却总是能够让人感到一种细微而美妙的韵味，这就是他的叙述语言的魅力。如《野烧》中这样描写一条黄狗：黄狗似乎也认为自己这样空嘴而归对于三位贪吃的哥子不好交账，它显得很抱歉，远远地就塌下眼皮，低下头，前腿一伸，卧倒在地，自我解嘲似地回过头来啃自己的背。这样的文字描写，描神绘物，宛在目前，如同中国画中花前月下必有一蝶一虫一样，在意境的宁静平和中，增加了画面的动感，强化了视觉效果。《曲胡》中也不乏优美雅致的语句：“秋叶飘零的夜晚，月白如霜，琴声悠悠扬扬传来，如泣如诉，使好多善良的农人痴痴呆呆，嗟叹不已。”“三月春风户外飘，柳条摆动，麦苗起伏，塘边的桃花花蕊微微颤动，托春风捎去缕缕清香。”上述描写典雅而通俗，有诗的意境、词的节奏和散文的韵律，同时也与小说主人公凄美的爱情和谐一致。这份诗意更多的时候是素朴的、自然的，且看几篇小说的开头：
“清明节快要到了，地上的潮气往上升，升得地面云一块雨一块的。趁着地气转暖，墒情好，猜小想种点什么。”（《种在坟上的倭瓜》）
“太阳升起来，草叶上的露珠落下去，梅妞该去放羊了。”（《梅妞放羊》）
“麦子甩穗，豌豆开花，三月三到了，三月三是柳镇的庙会。”（《春天的仪式》）
这样的开头与汪曾祺的手法极其相似，开门见山，直入话题，用的是纯自然的语言，自然得如日出日落、花开花谢、春雨冬雪一样应时而至，于平淡中氤氲着素朴的诗意。
诚如刘庆邦所说：“我深信一个写作者的价值就在于他对这个世界个性的独立的表达。”作家在形成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与发现之后，就要努力使小说的语言具有个性。反之，小说的语言个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存在个性。刘庆邦乡村题材小说的个性魅力即来自作家对乡村生活充满了审美理解的感受与关注，也离不开其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的个性文学语言。
参考文献：
[1] 刘庆邦：《民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刘庆邦：《河南故事》，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
[3] 刘庆邦：《贴着人物写》，《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4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李红艳，女，1975—，河南浚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鹤壁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