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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水利建设自始至终受到自然条件、生产关系和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和制约，其发展的快与慢、高潮与低潮、顺利与曲折、健康与失误都与这三者有着密切的关系。纵观５０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对水利在国民经济中所处地位的认识产生过三次变化：从建国初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到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利必须为国民经济全面服务”，“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再到本世纪初的“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不同的认识形成不同的指导思想，使不同时期的水利建设呈现出不同的建设重点。一代又一代水利人不断探索治水途径，不断更新治水观念，使山西省在新时期面临水资源紧缺、水土流失严重、洪旱灾害以及日益加剧的水污染四大水问题威胁时，能够在曲折与改革中艰难前行，并取得一定成绩，实属不易。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新中国建立初期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三晋人民战天斗地，治山治水谱新篇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境内大部分地区为半干旱气候区，水资源紧缺是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发展水利设施而为农业生产提供最大保障，就成为三晋水利建设的首要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曾让人们引以为豪的“人定胜天”的思想给广大群众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无穷的力量，这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极大地焕发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热情，但也使人们在与自然的较量中倍尝艰辛。
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２年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面对长期战争造成的破坏和十分简陋的水利设施，农民群众积极要求兴办水利。省人民政府及时制定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的方针，并率先在全国推行了水利代表会的形式，对河系灌区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水规，实行水权归公、统一灌溉，并对年久失修的旧工程有计划地逐步修复、改建和扩建，大力推广新式水车，同时相继建成了滹沱河、潇河、桑干河等拦河闸坝和御河、民生渠等十多项水利灌溉工程。１９５２年全省遭遇严重春旱，群众高涨的生产热情很快促成了建国后山西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第一个高潮。这年全省有３００多万人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特别是过去靠天吃饭的山丘区农民也积极行动了起来，掏挖旱井、积雪储水、点种保墒、改造山沟、淤滩漫地、稳定河槽，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内容。１９５２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仅减轻了干旱灾害，保证了当年的农业丰收（１９５２年全省粮食总产３８亿公斤，比１９５１年增长６亿公斤），而且使各级领导干部第一次看到了群众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威力，并从其组织和凝聚群众力量中看到了它潜在的推动和促进当时农村互助与合作运动发展的政治效应。第一个五年（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计划期间，水利建设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个时期，水利建设贯彻了“积极引导，稳妥前进，依靠合作组织，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地开展群众性的小型水利”以及“民办公助，社办为主”的方针，广大农村普遍开展了打井、修渠、建池、筑库等多种形式的水利建设运动。与历史相比，这一时期山西省水利建设有几个新的发展：１９５３年在长治兴建了全省第一处小型电灌站；１９５４年在天镇县兴建了全省第一座蓄水工程——三十里铺水库；１９５５年在洪洞县兴建了全省第一座水力发电工程——明姜水电站，同年秋季组织了第一支水利工程地质勘测队，奔赴静乐县对汾河水库坝址与库区进行了全面的水文勘探；在水井建设上，１９５６年采用了当时较先进的人工架凿“５６型”打井方法；在灌溉技术方面，打破旧习惯，发动群众进行沟浇和冬浇。水利工作的全面开展为以后的水利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年“大跃进”中，广大农村遵照“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水利建设群众运动。高潮期间，水利工地上马劳力多达４００万人。平原、丘陵、高山上到处有开渠筑坝、挖泉打井、修水库、截潜流、排涝改碱、引水上山等多种多样的改造山河的战斗。汾河水库、漳泽水库、册田水库、关河水库、后湾水库以及夹马口、小樊等大型电灌站都是在这个时候动工兴建的。这三年全省建设了一大批水利骨干工程，虽然当时上马兴建的一些大中型水库没有配套，留下一定的后遗症，但是，广大群众在这场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劳动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而这一时期所建的一批骨干工程，也为山西省以后的水利事业奠定了基础。
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水利建设按照“巩固提高，配套受益”的方针，对灌区和井区进行全面的清查整顿和已有灌区的清淤、整修、配套，大抓了已有排灌机械的成龙配套和填平补齐。对于一批经济效益不好、规模设计工作深度不够或规模过大、非近期力所能及的大中型工程，果断地停建缓建；对于一批没有达到防洪标准和施工标准的险库和险工，进行了抢修。这些工作为解决“大跃进”时期所建水利工程留下的险工多、配套差、受益少的后遗症起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省委、省政府认真纠正了水利建设在“大跃进”中出现的“一平二调”错误，对平调农民的财物坚决实行退赔。这一政策的贯彻落实，进一步调动起了群众兴办水利的积极性，全省出现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伍这一崭新的组织形式。到１９６５年，水利战线的调整任务基本完成，水浇地总面积虽然比１９６０年减少７５万亩，但其中机电灌站和机电井的灌溉面积却比１９６０年增加１３８万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水利建设受到严重的干扰，连续４年处于放任自流和停顿状态，一些水利设施遭到损坏，１９７０年的水浇地面积比１９６６年减少３０多万亩。１９７０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提出了“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的问题，山西省委的答复是“学大寨，赶昔阳，大干快上，三年变样”。从此，整个７０年代山西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便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上水利工程。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尽管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但此时兴建的大批治山治水治田工程（如“海绵田”）对改善山西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山西农业发展后劲起了很大作用。这一时期山西省也修建了一些比较成功、效益较好的工程，如黄河的天桥水电站，等等。
回顾这段历史，水利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业。作为农业的命脉，水利建设的确使山西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山西粮食产量为２６亿公斤，到５０年代末以拦蓄提引为特征的水利大发展，使全省的粮食总产上升到５０亿公斤，７０年代，以打井配套为主的水利大发展，又使全省粮食产量增加到８０亿公斤。农业生产实践以铁的事实证明，水利建设的发展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巨大保障。
“水利必须为国民经济全面服务”，“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晋水利改革开放，服务国民经济大需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西被确定为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这对水资源紧缺、水土流失严重的山西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适应当时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山西水利部门不断深化改革，及时调整了水利事业的服务方向：从单纯为农业生产服务扩大到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服务。
为给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提供科学凭据，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山西对全省水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证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全省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７９年系列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１４２亿ｍ３，按照１９８０年人口计算，全省人均水资源量５７４ｍ３?熏约为全国平均值的１／５，属于水资源严重贫乏的区域。据此，省政府和水利电力部联合召开了“山西省水资源评价会议”，会议根据水资源紧缺状况提出了大力开源、全面节流、统一管理、加强保护的对策建议。之后，为科学利用水资源，大力保护水资源，山西采取了一系列在全国具有开创性的措施：省人大批准并实施了《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理》，这是全国第一部地方性水资源管理法规；成立了省、地、县三级水资源管理机构，协调管理各部门供用水矛盾，历届省管理委员会主任均由省长及常务副省长担任；根据《条例》规定，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取水许可制度，要求根据水资源状况调整国民经济建设布局，对用水量大的建设项目实行“就水建厂”；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征收水资源费，在全国率先实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此外。省政府从山西经济建设的长期目标出发，制定了汾河、册田、漳泽等水库的改造规划，提出了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
在进行水资源评价的同时，三晋水利改革开始起步。１９８１年河曲县农民苗混瞒“户包治理小流域”的产生和推广，把“一家一户”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与“小流域”这个水土流失最基本自然单元紧密结合起来，调动了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的积极性。１９８３年省政府颁发了《关于户包治理小流域的几项政策规定》，提出：凡承包治理荒山、荒坡、荒沟、荒滩，在履行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谁承包治理谁受益。中阳县则在治理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等开发性生产方面，在全国首先进行了劳动积累的探索与实践，１９８５年，山西正式建立全省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制度，正确地解决了农建的制度问题。１９８６年，省委和省政府提出确保水浇地１７００万亩的奋斗目标，并且重振旗鼓，再次掀起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热潮。１９８８年，临县曲峪乡敲响全国拍卖“四荒”第一锤，全乡８０％的农户参与购买治理支毛沟，此事曾得到江泽民总书记肯定：“卖掉的是使用权，得到的是农民治山治水的积极性”。１９８９年，山西省开始扭转水浇地面积下降的趋势，当年净增１５万亩，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６８１．９万亩；《山西省水利工程水费标准和管理办法（试行）》正式颁布实施；农业节水、水土保持、水电、水产工作稳步发展。但在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０年的１０年间，山西省没有建成新的水资源工程，而各行业用水总量却已由１９４９年的６亿立方米增加到５０多亿立方米，工农业用水比例也由２∶８变为３∶７，这不但使各大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也使农村缺水比例越来越大。用水量的增加还导致污废水排放量的逐年增加，１９８０年排放总量为５．５亿吨，１９９０年增加到７．０９亿吨，而污水处理能力却不足２０％。而供水方面也面临新的问题：地面水由３２．９亿立方米减为２３．１亿立方米?鸦地下水开采则由２６．６亿立方米增加到３１．３亿立方米，导致局部地区大量超采。水量不足、水质污染以及地下水超采问题的不断发展，使山西水资源供需矛盾面临日益严峻的局面，而且生态环境恶化的倾向逐步明显。
“八五”期间，山西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作为“三项建设”?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公路建设和重点工程建设?雪的中心，把水利作为“水、煤、电、路”四个战略重点之一，确立了“西引黄河，东抓蓄调，腹部盆地节调并举，东西两翼全方位实施水保综合治理”的水利建设战略部署，做出了一系列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决策。为此，山西省积极进行水利投入体制改革，率先在全国开始了从国家办水到社会办水的尝试，走出了一条“水利为社会，社会办水利”的道路，先后开拓了以工补农、以煤建农、水利债券、引进外资等多种集资渠道，并通过承包、股份、拍卖部分水利设施吸引投资，初步形成了省、地、县、乡、村等多级、多形式办水局面，有效地增加了水利建设的投入。“八五”期间，万家寨引黄、汾河二库、临汾沁河灌区开始建设，禹门口提水工程枢纽基本建成，１８座大中型病险水库完成除险加固改造，汾河、漳泽、册田等大型水库的防洪供水效益明显提高；农业“双千万亩”工程建设开始启动，政府每年拿出５０００万元贷款建设节水工程，每年跨行业筹集煤炭资金４７５０万元用以解决人畜饮水困难问题，此外还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的决定》和《关于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的决定》；水利工程供水量增加２．８８亿立方米；全省水地面积连年稳定上升，净增有效灌溉面积９５．７万亩；全省发展节水达标面积３８０万亩，为“七五”以前总和的近２倍，其中管灌节水面积２５２万亩。
１９９６年８月全省发生的大面积洪涝灾害和从１９９７年起遭遇的连续５年的严重干旱使“九五”时期的山西水利建设经受了严峻考验。１９９９年汾河二库建成下闸蓄水，这座由山西水利队伍自己设计、施工、监理的大型水库，其碾压混凝土大坝质量创下了全国最好记录。全省先后完成了关河、庞庄等７座重点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和吕庄、上马等１０座中型水库的应急度汛工程。这一阶段全省水利基础设施新增供水能力５．５２亿立方米，水利工程总供水能力增长１２％。全省农业节水灌溉从渠系节水向田间节水发展，从“浇地”向“浇作物”转变，从井灌区和小水小站向大中型灌区拓展，从传统的节水方式开始迈入以喷微灌为标志的现代化节水领域。到“九五”末，全省节水面积已累计发展到１０８０万亩，年节水量可达８亿立方米左右。“九五”期间，国家和省投入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资金达７．５亿元，投资的加大，带动了水保治理规模效益的显著提高，西北山丘区的一些重点治理区被世行官员赞为人间奇迹。户包小流域治理、水利水保相结合、旱井集雨和人字闸工程等经验得到进一步完善，专业队治理、报账制管理、扶持水保治理大户的新举措开始逐步推广，此外还开展了城市水保试点和水保预防监督工作。１９９８年长江、松花江发生全流域特大洪灾以后，省委、省政府立即着手对以汾河为重点的骨干河道进行综合整治，到１９９９年底，汾河两岸７６０公里堤防全线贯通，基本实现了“疏浚、固堤、通路、绿化、开发”的综合整治目标。
八九十年代以水利改革为基础，以更新改造、节水扩浇为内涵的水利建设，把全省粮食总产推上了９０亿公斤的台阶。这一阶段，仅占全省粮田面积的３０％左右的水地，生产的粮食却占到粮食总产的６０％左右；１９８０年，山西省城市工业和人民生活用水仅为１．３７亿立方米，而到２０００年已达５．２６亿立方米。事实证明，改革开放２０年的水利建设不但保障了全省城乡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对水资源的需求，而且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防洪安全保障，促进和支撑了山西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２１世纪初，三晋水利以人为本，构建人水和谐新山西
２１世纪之初，人们发现虽然５０年来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但洪旱灾害依旧在不断发生，而且水资源的污染破坏等新问题日渐严重，这迫使人们对５０多年来的治水实践进行深入反思。
反思使大家认识到：建国起来，治山治水手段不断提高和对自然调控能力的不断增长，曾大大增强了人们战胜一切水旱灾害的信心和决心，但也出现了在水利建设中往往考虑和防止水对人的伤害要多些，而考虑和防止人对水的伤害要少些；考虑眼前问题要多些，而考虑长远问题要少些的情况。譬如，为大力发展工农业而对水资源实施过度开采，造成大面积的地下水漏斗区?熏导致地面塌陷、地下水环境破坏?鸦对工业和生活废污水缺乏科学治理?熏导致大规模的地表水、地下水资源污染，等等。
通过回顾与反思，对今后的水利建设人们达成了共识：人不给水出路，水必与人为殃，既要防止水对人类的伤害，又要防止人类对水的伤害；水利建设不仅要重视水资源的开发、治理和利用，而且更要重视水资源的配置、节约和保护；不仅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防洪安全，满足经济用水、生活用水需求，而且更要考虑生态环境用水的需要；人类不能也不必要控制所有的洪水，但可以采取控制措施，也可通过自己的行为使洪旱灾害的损失减到最低程度。
基于此，新世纪之初，国家把解决水资源问题摆上了新的高度，强调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为统筹安排有限的水资源，２００１年，山西省政府启动了为期两年的全省第二次水资源评价。评价结果表明?熏新世纪的山西省水资源形势更加严峻：全省１９５６～２０００年系列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１２３．８亿ｍ３，与第一次水资源评价成果比较，减幅为１２．８％。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３８１ｍ３，比１９８０年减少了１９３ｍ３，是全国平均水平２２００ｍ３的约１／７，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２５。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这次水资源评价成果所揭示的严峻性，决定把建立节水型社会作为解决全省干旱缺水问题最根本的战略举措，把保障饮水安全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坚持除害兴利结合、开源节流并重、抗旱防洪并举、开发保护同步、城市农村齐抓、大中小工程齐上的方针，大做“节水、 保水、 蓄水、引水”八字文章，并对新世纪的治水理念和治水思路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为建设节水性社会，２００３年，山西省政府将建设“节水山西”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在全国率先制定了省域范围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研究编制了《建设“节水山西”的实施意见》，并于同年２月由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山西省用水定额》（试行），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微观控制指标体系；后经省政府批准，自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全省提高了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对超定额取水实行了累进加价制度，提价后的水资源费由原来的几百万元增加到２个亿。２００４年《山西省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太原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大纲》等文件陆续出台，太原市在完成了部分关井任务后，地下水位已出现回升趋势。“十五”期间山西共发展节水灌溉面积２９８万亩，完成计划的２０４％，节水灌溉在农业生产和抗旱减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农村饮水解困工程作为省政府为全省人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十五”期间共解决了５４８万人口的饮水困难，完成计划的１９６％?鸦全省９４％的解困工程都落实了工程主体，初步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管理服务网络?鸦与农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水价核定、水费征收、科技服务等工作深入扎实、规范有序。
在防洪保安方面实行的“加强洪水利用，实现由控制向洪水管理转变”的工作方针，使防洪保安能力进一步提高，到２００５年底竣工验收了１６座大中型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太原、大同、阳泉等重点城市的防洪规划开始实施，同时各地认真做好了责任制落实、物资储备、队伍建设和重点工程巡查等工作，实现了连续多年主汛期的安全度汛。
“十五”期间，全省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１．９８万平方公里，占到计划的１１３％，年治理度达到４％。京津风沙源治理项目、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推进。太原市、晋城市被命名为全国水土保持试点城市，乡宁、壶关等１５县和１６７条流域被命名为全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十百千”示范工程。
新水源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万家寨引黄一期工程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通水到太原；为确保引黄水安全、高效、清洁输送到汾河水库，为期２年的汾河上游８１公里治理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完工?熏并于２００３年汛期经受了首次超标准洪水考验?鸦临汾马房沟提水工程于２００４年９月建成； 沁河张峰水库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开工建设；吕梁横泉水库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奠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成功截流。“十五”期间新水源工程增加供水能力６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 涉及山西大同、朔州两市的首都水资源项目区的节水、治污、水土保持能力有了明显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从２００３年开始，根据水利部的调水令，项目区已三次累计向北京官厅水库调水１．８亿立方米，为缓解北京供水紧张形势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新中国成立到２００５年底，山西全省已建成水库７３０座，总库容４４．９５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小型灌区１．４７万处，配套机电井８．３１万眼，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８８５万亩；累计解决和改善了２０７９万人的饮水困难问题，累计建成农业节水灌溉面积１１６０万亩；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５．１８万平方公里，治理度达到４８％；全省水利工程的总供水能力达到５６．２１亿立方米；全省建成水电站１６３处，年发电量２．７９亿度；全省水产品年产量达到３．７５万吨。水管理和水法规框架体系初步建立。水利事业的发展为促进全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治国必先治水?熏治水才能安邦”，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进入“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需求已上升到饮水安全、工农业供水安全、防洪安全以及水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用水需求等方面，伴随着社会需求和水利地位的变化，新世纪的治水目标也已逐步从“治山治水”升华到“人水和谐”，而只有不断完善和提高治水的思想认识水平，才能不断适应水利建设的需要，才能不断满足人类自身生存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责编肖黎郄智）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新中国建立初期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三晋人民战天斗地，治山治水谱新篇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境内大部分地区为半干旱气候区，水资源紧缺是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发展水利设施而为农业生产提供最大保障，就成为三晋水利建设的首要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曾让人们引以为豪的“人定胜天”的思想给广大群众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无穷的力量，这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极大地焕发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热情，但也使人们在与自然的较量中倍尝艰辛。
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２年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面对长期战争造成的破坏和十分简陋的水利设施，农民群众积极要求兴办水利。省人民政府及时制定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的方针，并率先在全国推行了水利代表会的形式，对河系灌区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水规，实行水权归公、统一灌溉，并对年久失修的旧工程有计划地逐步修复、改建和扩建，大力推广新式水车，同时相继建成了滹沱河、潇河、桑干河等拦河闸坝和御河、民生渠等十多项水利灌溉工程。１９５２年全省遭遇严重春旱，群众高涨的生产热情很快促成了建国后山西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第一个高潮。这年全省有３００多万人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特别是过去靠天吃饭的山丘区农民也积极行动了起来，掏挖旱井、积雪储水、点种保墒、改造山沟、淤滩漫地、稳定河槽，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内容。１９５２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仅减轻了干旱灾害，保证了当年的农业丰收（１９５２年全省粮食总产３８亿公斤，比１９５１年增长６亿公斤），而且使各级领导干部第一次看到了群众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威力，并从其组织和凝聚群众力量中看到了它潜在的推动和促进当时农村互助与合作运动发展的政治效应。第一个五年（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计划期间，水利建设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个时期，水利建设贯彻了“积极引导，稳妥前进，依靠合作组织，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地开展群众性的小型水利”以及“民办公助，社办为主”的方针，广大农村普遍开展了打井、修渠、建池、筑库等多种形式的水利建设运动。与历史相比，这一时期山西省水利建设有几个新的发展：１９５３年在长治兴建了全省第一处小型电灌站；１９５４年在天镇县兴建了全省第一座蓄水工程——三十里铺水库；１９５５年在洪洞县兴建了全省第一座水力发电工程——明姜水电站，同年秋季组织了第一支水利工程地质勘测队，奔赴静乐县对汾河水库坝址与库区进行了全面的水文勘探；在水井建设上，１９５６年采用了当时较先进的人工架凿“５６型”打井方法；在灌溉技术方面，打破旧习惯，发动群众进行沟浇和冬浇。水利工作的全面开展为以后的水利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年“大跃进”中，广大农村遵照“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水利建设群众运动。高潮期间，水利工地上马劳力多达４００万人。平原、丘陵、高山上到处有开渠筑坝、挖泉打井、修水库、截潜流、排涝改碱、引水上山等多种多样的改造山河的战斗。汾河水库、漳泽水库、册田水库、关河水库、后湾水库以及夹马口、小樊等大型电灌站都是在这个时候动工兴建的。这三年全省建设了一大批水利骨干工程，虽然当时上马兴建的一些大中型水库没有配套，留下一定的后遗症，但是，广大群众在这场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劳动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而这一时期所建的一批骨干工程，也为山西省以后的水利事业奠定了基础。
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水利建设按照“巩固提高，配套受益”的方针，对灌区和井区进行全面的清查整顿和已有灌区的清淤、整修、配套，大抓了已有排灌机械的成龙配套和填平补齐。对于一批经济效益不好、规模设计工作深度不够或规模过大、非近期力所能及的大中型工程，果断地停建缓建；对于一批没有达到防洪标准和施工标准的险库和险工，进行了抢修。这些工作为解决“大跃进”时期所建水利工程留下的险工多、配套差、受益少的后遗症起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省委、省政府认真纠正了水利建设在“大跃进”中出现的“一平二调”错误，对平调农民的财物坚决实行退赔。这一政策的贯彻落实，进一步调动起了群众兴办水利的积极性，全省出现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伍这一崭新的组织形式。到１９６５年，水利战线的调整任务基本完成，水浇地总面积虽然比１９６０年减少７５万亩，但其中机电灌站和机电井的灌溉面积却比１９６０年增加１３８万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水利建设受到严重的干扰，连续４年处于放任自流和停顿状态，一些水利设施遭到损坏，１９７０年的水浇地面积比１９６６年减少３０多万亩。１９７０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提出了“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的问题，山西省委的答复是“学大寨，赶昔阳，大干快上，三年变样”。从此，整个７０年代山西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便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上水利工程。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尽管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但此时兴建的大批治山治水治田工程（如“海绵田”）对改善山西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山西农业发展后劲起了很大作用。这一时期山西省也修建了一些比较成功、效益较好的工程，如黄河的天桥水电站，等等。
回顾这段历史，水利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业。作为农业的命脉，水利建设的确使山西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山西粮食产量为２６亿公斤，到５０年代末以拦蓄提引为特征的水利大发展，使全省的粮食总产上升到５０亿公斤，７０年代，以打井配套为主的水利大发展，又使全省粮食产量增加到８０亿公斤。农业生产实践以铁的事实证明，水利建设的发展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巨大保障。
“水利必须为国民经济全面服务”，“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晋水利改革开放，服务国民经济大需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西被确定为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这对水资源紧缺、水土流失严重的山西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适应当时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山西水利部门不断深化改革，及时调整了水利事业的服务方向：从单纯为农业生产服务扩大到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服务。
为给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提供科学凭据，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山西对全省水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证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全省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７９年系列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１４２亿ｍ３，按照１９８０年人口计算，全省人均水资源量５７４ｍ３?熏约为全国平均值的１／５，属于水资源严重贫乏的区域。据此，省政府和水利电力部联合召开了“山西省水资源评价会议”，会议根据水资源紧缺状况提出了大力开源、全面节流、统一管理、加强保护的对策建议。之后，为科学利用水资源，大力保护水资源，山西采取了一系列在全国具有开创性的措施：省人大批准并实施了《山西省水资源管理条理》，这是全国第一部地方性水资源管理法规；成立了省、地、县三级水资源管理机构，协调管理各部门供用水矛盾，历届省管理委员会主任均由省长及常务副省长担任；根据《条例》规定，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取水许可制度，要求根据水资源状况调整国民经济建设布局，对用水量大的建设项目实行“就水建厂”；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征收水资源费，在全国率先实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此外。省政府从山西经济建设的长期目标出发，制定了汾河、册田、漳泽等水库的改造规划，提出了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
在进行水资源评价的同时，三晋水利改革开始起步。１９８１年河曲县农民苗混瞒“户包治理小流域”的产生和推广，把“一家一户”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与“小流域”这个水土流失最基本自然单元紧密结合起来，调动了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的积极性。１９８３年省政府颁发了《关于户包治理小流域的几项政策规定》，提出：凡承包治理荒山、荒坡、荒沟、荒滩，在履行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谁承包治理谁受益。中阳县则在治理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等开发性生产方面，在全国首先进行了劳动积累的探索与实践，１９８５年，山西正式建立全省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制度，正确地解决了农建的制度问题。１９８６年，省委和省政府提出确保水浇地１７００万亩的奋斗目标，并且重振旗鼓，再次掀起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热潮。１９８８年，临县曲峪乡敲响全国拍卖“四荒”第一锤，全乡８０％的农户参与购买治理支毛沟，此事曾得到江泽民总书记肯定：“卖掉的是使用权，得到的是农民治山治水的积极性”。１９８９年，山西省开始扭转水浇地面积下降的趋势，当年净增１５万亩，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６８１．９万亩；《山西省水利工程水费标准和管理办法（试行）》正式颁布实施；农业节水、水土保持、水电、水产工作稳步发展。但在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０年的１０年间，山西省没有建成新的水资源工程，而各行业用水总量却已由１９４９年的６亿立方米增加到５０多亿立方米，工农业用水比例也由２∶８变为３∶７，这不但使各大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也使农村缺水比例越来越大。用水量的增加还导致污废水排放量的逐年增加，１９８０年排放总量为５．５亿吨，１９９０年增加到７．０９亿吨，而污水处理能力却不足２０％。而供水方面也面临新的问题：地面水由３２．９亿立方米减为２３．１亿立方米?鸦地下水开采则由２６．６亿立方米增加到３１．３亿立方米，导致局部地区大量超采。水量不足、水质污染以及地下水超采问题的不断发展，使山西水资源供需矛盾面临日益严峻的局面，而且生态环境恶化的倾向逐步明显。
“八五”期间，山西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作为“三项建设”?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公路建设和重点工程建设?雪的中心，把水利作为“水、煤、电、路”四个战略重点之一，确立了“西引黄河，东抓蓄调，腹部盆地节调并举，东西两翼全方位实施水保综合治理”的水利建设战略部署，做出了一系列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决策。为此，山西省积极进行水利投入体制改革，率先在全国开始了从国家办水到社会办水的尝试，走出了一条“水利为社会，社会办水利”的道路，先后开拓了以工补农、以煤建农、水利债券、引进外资等多种集资渠道，并通过承包、股份、拍卖部分水利设施吸引投资，初步形成了省、地、县、乡、村等多级、多形式办水局面，有效地增加了水利建设的投入。“八五”期间，万家寨引黄、汾河二库、临汾沁河灌区开始建设，禹门口提水工程枢纽基本建成，１８座大中型病险水库完成除险加固改造，汾河、漳泽、册田等大型水库的防洪供水效益明显提高；农业“双千万亩”工程建设开始启动，政府每年拿出５０００万元贷款建设节水工程，每年跨行业筹集煤炭资金４７５０万元用以解决人畜饮水困难问题，此外还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的决定》和《关于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的决定》；水利工程供水量增加２．８８亿立方米；全省水地面积连年稳定上升，净增有效灌溉面积９５．７万亩；全省发展节水达标面积３８０万亩，为“七五”以前总和的近２倍，其中管灌节水面积２５２万亩。
１９９６年８月全省发生的大面积洪涝灾害和从１９９７年起遭遇的连续５年的严重干旱使“九五”时期的山西水利建设经受了严峻考验。１９９９年汾河二库建成下闸蓄水，这座由山西水利队伍自己设计、施工、监理的大型水库，其碾压混凝土大坝质量创下了全国最好记录。全省先后完成了关河、庞庄等７座重点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和吕庄、上马等１０座中型水库的应急度汛工程。这一阶段全省水利基础设施新增供水能力５．５２亿立方米，水利工程总供水能力增长１２％。全省农业节水灌溉从渠系节水向田间节水发展，从“浇地”向“浇作物”转变，从井灌区和小水小站向大中型灌区拓展，从传统的节水方式开始迈入以喷微灌为标志的现代化节水领域。到“九五”末，全省节水面积已累计发展到１０８０万亩，年节水量可达８亿立方米左右。“九五”期间，国家和省投入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资金达７．５亿元，投资的加大，带动了水保治理规模效益的显著提高，西北山丘区的一些重点治理区被世行官员赞为人间奇迹。户包小流域治理、水利水保相结合、旱井集雨和人字闸工程等经验得到进一步完善，专业队治理、报账制管理、扶持水保治理大户的新举措开始逐步推广，此外还开展了城市水保试点和水保预防监督工作。１９９８年长江、松花江发生全流域特大洪灾以后，省委、省政府立即着手对以汾河为重点的骨干河道进行综合整治，到１９９９年底，汾河两岸７６０公里堤防全线贯通，基本实现了“疏浚、固堤、通路、绿化、开发”的综合整治目标。
八九十年代以水利改革为基础，以更新改造、节水扩浇为内涵的水利建设，把全省粮食总产推上了９０亿公斤的台阶。这一阶段，仅占全省粮田面积的３０％左右的水地，生产的粮食却占到粮食总产的６０％左右；１９８０年，山西省城市工业和人民生活用水仅为１．３７亿立方米，而到２０００年已达５．２６亿立方米。事实证明，改革开放２０年的水利建设不但保障了全省城乡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对水资源的需求，而且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防洪安全保障，促进和支撑了山西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２１世纪初，三晋水利以人为本，构建人水和谐新山西
２１世纪之初，人们发现虽然５０年来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但洪旱灾害依旧在不断发生，而且水资源的污染破坏等新问题日渐严重，这迫使人们对５０多年来的治水实践进行深入反思。
反思使大家认识到：建国起来，治山治水手段不断提高和对自然调控能力的不断增长，曾大大增强了人们战胜一切水旱灾害的信心和决心，但也出现了在水利建设中往往考虑和防止水对人的伤害要多些，而考虑和防止人对水的伤害要少些；考虑眼前问题要多些，而考虑长远问题要少些的情况。譬如，为大力发展工农业而对水资源实施过度开采，造成大面积的地下水漏斗区?熏导致地面塌陷、地下水环境破坏?鸦对工业和生活废污水缺乏科学治理?熏导致大规模的地表水、地下水资源污染，等等。
通过回顾与反思，对今后的水利建设人们达成了共识：人不给水出路，水必与人为殃，既要防止水对人类的伤害，又要防止人类对水的伤害；水利建设不仅要重视水资源的开发、治理和利用，而且更要重视水资源的配置、节约和保护；不仅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防洪安全，满足经济用水、生活用水需求，而且更要考虑生态环境用水的需要；人类不能也不必要控制所有的洪水，但可以采取控制措施，也可通过自己的行为使洪旱灾害的损失减到最低程度。
基于此，新世纪之初，国家把解决水资源问题摆上了新的高度，强调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为统筹安排有限的水资源，２００１年，山西省政府启动了为期两年的全省第二次水资源评价。评价结果表明?熏新世纪的山西省水资源形势更加严峻：全省１９５６～２０００年系列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１２３．８亿ｍ３，与第一次水资源评价成果比较，减幅为１２．８％。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３８１ｍ３，比１９８０年减少了１９３ｍ３，是全国平均水平２２００ｍ３的约１／７，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２５。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这次水资源评价成果所揭示的严峻性，决定把建立节水型社会作为解决全省干旱缺水问题最根本的战略举措，把保障饮水安全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坚持除害兴利结合、开源节流并重、抗旱防洪并举、开发保护同步、城市农村齐抓、大中小工程齐上的方针，大做“节水、 保水、 蓄水、引水”八字文章，并对新世纪的治水理念和治水思路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为建设节水性社会，２００３年，山西省政府将建设“节水山西”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在全国率先制定了省域范围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研究编制了《建设“节水山西”的实施意见》，并于同年２月由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山西省用水定额》（试行），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微观控制指标体系；后经省政府批准，自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全省提高了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对超定额取水实行了累进加价制度，提价后的水资源费由原来的几百万元增加到２个亿。２００４年《山西省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太原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大纲》等文件陆续出台，太原市在完成了部分关井任务后，地下水位已出现回升趋势。“十五”期间山西共发展节水灌溉面积２９８万亩，完成计划的２０４％，节水灌溉在农业生产和抗旱减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农村饮水解困工程作为省政府为全省人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十五”期间共解决了５４８万人口的饮水困难，完成计划的１９６％?鸦全省９４％的解困工程都落实了工程主体，初步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管理服务网络?鸦与农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水价核定、水费征收、科技服务等工作深入扎实、规范有序。
在防洪保安方面实行的“加强洪水利用，实现由控制向洪水管理转变”的工作方针，使防洪保安能力进一步提高，到２００５年底竣工验收了１６座大中型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太原、大同、阳泉等重点城市的防洪规划开始实施，同时各地认真做好了责任制落实、物资储备、队伍建设和重点工程巡查等工作，实现了连续多年主汛期的安全度汛。
“十五”期间，全省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１．９８万平方公里，占到计划的１１３％，年治理度达到４％。京津风沙源治理项目、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推进。太原市、晋城市被命名为全国水土保持试点城市，乡宁、壶关等１５县和１６７条流域被命名为全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十百千”示范工程。
新水源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万家寨引黄一期工程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通水到太原；为确保引黄水安全、高效、清洁输送到汾河水库，为期２年的汾河上游８１公里治理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完工?熏并于２００３年汛期经受了首次超标准洪水考验?鸦临汾马房沟提水工程于２００４年９月建成； 沁河张峰水库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开工建设；吕梁横泉水库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奠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成功截流。“十五”期间新水源工程增加供水能力６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 涉及山西大同、朔州两市的首都水资源项目区的节水、治污、水土保持能力有了明显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从２００３年开始，根据水利部的调水令，项目区已三次累计向北京官厅水库调水１．８亿立方米，为缓解北京供水紧张形势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新中国成立到２００５年底，山西全省已建成水库７３０座，总库容４４．９５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小型灌区１．４７万处，配套机电井８．３１万眼，有效灌溉面积达到１８８５万亩；累计解决和改善了２０７９万人的饮水困难问题，累计建成农业节水灌溉面积１１６０万亩；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５．１８万平方公里，治理度达到４８％；全省水利工程的总供水能力达到５６．２１亿立方米；全省建成水电站１６３处，年发电量２．７９亿度；全省水产品年产量达到３．７５万吨。水管理和水法规框架体系初步建立。水利事业的发展为促进全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治国必先治水?熏治水才能安邦”，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进入“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需求已上升到饮水安全、工农业供水安全、防洪安全以及水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用水需求等方面，伴随着社会需求和水利地位的变化，新世纪的治水目标也已逐步从“治山治水”升华到“人水和谐”，而只有不断完善和提高治水的思想认识水平，才能不断适应水利建设的需要，才能不断满足人类自身生存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责编肖黎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