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飞天》（包括她的前身）是与我关系密切的刊物之一，从我在她上面发表作品开始，已经有59年了。在将近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里，我不但在那里刊登诗文，和历任主编及编辑也都建立了美好的友谊。虽然为了避“熟人好办事”与“近水楼台”之嫌，我尽量少给她稿子，但也累计在上面发表了不少拙作，新诗、旧诗、散文、小说、评论、剧本都有，其中有几篇被收入了多种选本。
在纪念《飞天》创刊70周年的日子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她给予我的作品的“三回首次”。
1961年10月，我调到甘肃省歌剧团任编剧。此时，我这个在1958年被补划的右派虽然在1959年就摘掉了帽子，但是还没有重新署名发表作品。有一天，我的房间里意外地來了一位陌生的客人，是《甘肃文艺》（《飞天》前身）的编辑，奉主编之命来向我约稿的。他就是师日新。承蒙他们不弃，我当然十分高兴。但因在那几年里，我没有什么诗情，手头没存有可供发表的作品，只好回过头去寻找题材。我是被迫离开西藏的，对西藏很有感情，于是写了《八瓣菊》和《我又看见了拉萨的窗户》两首诗，以《西藏的怀念》为题交给编辑部。记得开头的的几句是：
八瓣菊正在开放
皋兰山郁郁苍苍
兰州的上空
飞过了南归的雁行
我又看见了拉萨的八瓣菊
……
时隔一月，就在《甘肃文艺》12月号上发表了。正是她，首次刊登了我被剥夺了发表作品权利以后的第一篇作品。接着，《青海湖》、《延河》、《甘肃日报》、《宁夏文艺》等也都相继发表我的作品了，可以说是《甘肃文艺》带的头儿。
1963年，我写了一个藏族题材的大型歌剧剧本《二次婚礼》。当时的领导认为它宣扬了“阶级调和”，要我修改，我不同意他们的修改意见，于是团里决定不予排演。我就决定先行发表，我把本子交到了《甘肃文艺》编辑部。主编杨文林为了缩短逐层审稿的时间，集合起全体编辑，将七场戏接力朗读，当即通过，在1964年第一期上发表出来。我的大型剧本在刊物上刊登还是首次，而且这在当时是不无风险的，是要有一定胆识的。“文革”中还有人把它批为“毒草”，粉碎“四人帮”以后，歌剧团才把它搬上了舞台。甘肃电视台的朱德忻台长亲自到剧场坐镇，拍成了舞台纪录片，并于1980年10月8日首播，15日即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映。在《人民日报》登载的预告中把它列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1周年”的展播节目。
我写的中篇小说不多，到现在为止，才发表过两篇，第一篇是在2002年第6期的《小说家》上，但不是全文，而是改编稿或者叫缩写本，题目也从《虎头冠》改成了《抵抗者》。真正首次全文发表我的中篇小说的还是《飞天》。关于这篇作品，我想多说几句。
1965年12月的一天，我第一次登上位于甘肃平凉的崆峒山。靠近顶峰悬崖的一侧有一道矮墙，忽然发现在一块砖上刻有两行字，上一行是：“××××××在此接吻”，下一行是“一九四二may×”。因为当时我没有照相机，也没带纸笔，没记住那两个人的名字，只好用×代替。我觉得它与“到此一游”大不相同，指给同行者看，他们只是一笑了之。我想，在那个恋爱婚姻并不怎么自由的年代，这对年轻男女竟然敢于在此刻下真名实姓，公布他们的情爱行动，是颇有勇气的。他们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跑到了崆峒山上，为什么对这一吻如此激动？这里面一定有不同一般的故事，我无法猜到，却在心中保留了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多年来一直未能忘掉。
将近15年之后的1980年11月5日，我第一次参观敦煌莫高窟，在第215窟正面壁画左下方的菩萨像身边空白处，发现了一个现代供养人的画像，是一个穿着无袖连衣裙的女孩子。旁白的题记写的是“故小姐刘仁慧一心供养 一九四二aug10”，落款的写法和年代竟然和我在崆峒山的所见如此吻合！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兴趣。供养人画像在敦煌壁画中相当多，画的是对于当年开凿洞窟有过各种奉献的人。洞窟的开凿到元代就为止了，清代的极少数的供养人（可能是供奉了钱财）也只能寄画在以前的洞窟。民国时期的供养人她肯定是唯一的、最后的一个。这位刘仁慧小姐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成为莫高窟的供养人，是谁把她画在这里的？也都是无从考证的无底之谜。他们与崆峒山上的那两行刻字有什么联系？这让我久久无法忘怀。我曾想把二者串起来，保留在同一个故事之中，不过并没有进行过认真思索。
今年11月我的中短篇小说选《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出版了，又激发了我写小说的兴趣，我为上述两个孤立的事件编织起人物故事来。回顾我的某些经历，调动我的生活积累，终于粗略构思成了《现代供养人》。
由于人物不多，贯穿始终的只有一男一女，时间跨度也不到一年。我又不愿东拉西扯、节外生枝地故意把它拉长，所以只能写成一个小中篇。本来准备边写边想、边想边写、以细水长流的方式慢慢完成它的，不料越想情节越多，越写越顺，越写越快，一气呵成了。
脱稿以后，我发给了我的老战友、著名小说家徐怀中，请他指教（正如他的《牵风记》脱稿以后先发给我看）。他在认真看过以后，给我打来了长达几近半小时的电话，在肯定原作的前提下，对于整体构思和写作角度谈了他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也发给了我的两个儿子高飞和高山，高飞常有不凡的见解，对我这篇小说的涵义和人物行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有所提醒。高山长期在敦煌工作生活，熟悉敦煌的情况，所提的修改意见都很准确而具体。我根据他们的意见，又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后半部分有的是重写，有的则是新写。每改一次，都觉得比初稿好多了。
起先我就琢磨过，它的主题是什么，应当如何确定，但是想不清楚。还是不搞“主题先行”吧，反正就是这些人、这些事，能说明什么算什么。所谓主题，不需要我来强行规定，由作品本身去体现、由读者自己去寻找吧。当然，我不可能糊里糊涂地乱写，我是有想通过它表达某种思想、寄托某种感情的自觉的，是少不了理性思考的。譬如，父母对子女婚恋的态度、青少年的叛逆性格与逆反心理、女人的不同遭遇与共同命运、社会现实与宗教信仰;精神与肉体、生理与心理的关系，有缘、无缘与与宿命，柏拉图及弗洛伊德的学说等。当然，我只能想到、涉及、提出，而不能做出论文式的结论。
在这篇小说中，我不想也不宜编造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和离奇古怪的情节，我只是用平实的笔法来叙述两个小青年和十来个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和心理历程，读者也不妨把它当人物散文来读。从所谓艺术手法上讲，同样我也不想赶什么时髦、求什么新奇、玩什么技巧，按照现代派的标准，它也许是陈旧的、幼稚的、平淡的。我只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把我想讲的人和事讲出来，读者不妨把它看作是几大篇普通人的日记。如果它能给人提供一点思考的材料、时代的画面、知识的信息，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把稿子发到了《飞天》主编阎强国的邮箱里，打电话请他指正。阎主编看过之后决定采用，它就是刊登在2019年第4期上的《现代供养人》。《飞天》成了首次发表我的中篇小说的刊物。
感谢《飞天》！记忆《飞天》！祝贺《飞天》！
责任编辑 阎强国
在纪念《飞天》创刊70周年的日子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她给予我的作品的“三回首次”。
1961年10月，我调到甘肃省歌剧团任编剧。此时，我这个在1958年被补划的右派虽然在1959年就摘掉了帽子，但是还没有重新署名发表作品。有一天，我的房间里意外地來了一位陌生的客人，是《甘肃文艺》（《飞天》前身）的编辑，奉主编之命来向我约稿的。他就是师日新。承蒙他们不弃，我当然十分高兴。但因在那几年里，我没有什么诗情，手头没存有可供发表的作品，只好回过头去寻找题材。我是被迫离开西藏的，对西藏很有感情，于是写了《八瓣菊》和《我又看见了拉萨的窗户》两首诗，以《西藏的怀念》为题交给编辑部。记得开头的的几句是：
八瓣菊正在开放
皋兰山郁郁苍苍
兰州的上空
飞过了南归的雁行
我又看见了拉萨的八瓣菊
……
时隔一月，就在《甘肃文艺》12月号上发表了。正是她，首次刊登了我被剥夺了发表作品权利以后的第一篇作品。接着，《青海湖》、《延河》、《甘肃日报》、《宁夏文艺》等也都相继发表我的作品了，可以说是《甘肃文艺》带的头儿。
1963年，我写了一个藏族题材的大型歌剧剧本《二次婚礼》。当时的领导认为它宣扬了“阶级调和”，要我修改，我不同意他们的修改意见，于是团里决定不予排演。我就决定先行发表，我把本子交到了《甘肃文艺》编辑部。主编杨文林为了缩短逐层审稿的时间，集合起全体编辑，将七场戏接力朗读，当即通过，在1964年第一期上发表出来。我的大型剧本在刊物上刊登还是首次，而且这在当时是不无风险的，是要有一定胆识的。“文革”中还有人把它批为“毒草”，粉碎“四人帮”以后，歌剧团才把它搬上了舞台。甘肃电视台的朱德忻台长亲自到剧场坐镇，拍成了舞台纪录片，并于1980年10月8日首播，15日即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映。在《人民日报》登载的预告中把它列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1周年”的展播节目。
我写的中篇小说不多，到现在为止，才发表过两篇，第一篇是在2002年第6期的《小说家》上，但不是全文，而是改编稿或者叫缩写本，题目也从《虎头冠》改成了《抵抗者》。真正首次全文发表我的中篇小说的还是《飞天》。关于这篇作品，我想多说几句。
1965年12月的一天，我第一次登上位于甘肃平凉的崆峒山。靠近顶峰悬崖的一侧有一道矮墙，忽然发现在一块砖上刻有两行字，上一行是：“××××××在此接吻”，下一行是“一九四二may×”。因为当时我没有照相机，也没带纸笔，没记住那两个人的名字，只好用×代替。我觉得它与“到此一游”大不相同，指给同行者看，他们只是一笑了之。我想，在那个恋爱婚姻并不怎么自由的年代，这对年轻男女竟然敢于在此刻下真名实姓，公布他们的情爱行动，是颇有勇气的。他们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跑到了崆峒山上，为什么对这一吻如此激动？这里面一定有不同一般的故事，我无法猜到，却在心中保留了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多年来一直未能忘掉。
将近15年之后的1980年11月5日，我第一次参观敦煌莫高窟，在第215窟正面壁画左下方的菩萨像身边空白处，发现了一个现代供养人的画像，是一个穿着无袖连衣裙的女孩子。旁白的题记写的是“故小姐刘仁慧一心供养 一九四二aug10”，落款的写法和年代竟然和我在崆峒山的所见如此吻合！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兴趣。供养人画像在敦煌壁画中相当多，画的是对于当年开凿洞窟有过各种奉献的人。洞窟的开凿到元代就为止了，清代的极少数的供养人（可能是供奉了钱财）也只能寄画在以前的洞窟。民国时期的供养人她肯定是唯一的、最后的一个。这位刘仁慧小姐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成为莫高窟的供养人，是谁把她画在这里的？也都是无从考证的无底之谜。他们与崆峒山上的那两行刻字有什么联系？这让我久久无法忘怀。我曾想把二者串起来，保留在同一个故事之中，不过并没有进行过认真思索。
今年11月我的中短篇小说选《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出版了，又激发了我写小说的兴趣，我为上述两个孤立的事件编织起人物故事来。回顾我的某些经历，调动我的生活积累，终于粗略构思成了《现代供养人》。
由于人物不多，贯穿始终的只有一男一女，时间跨度也不到一年。我又不愿东拉西扯、节外生枝地故意把它拉长，所以只能写成一个小中篇。本来准备边写边想、边想边写、以细水长流的方式慢慢完成它的，不料越想情节越多，越写越顺，越写越快，一气呵成了。
脱稿以后，我发给了我的老战友、著名小说家徐怀中，请他指教（正如他的《牵风记》脱稿以后先发给我看）。他在认真看过以后，给我打来了长达几近半小时的电话，在肯定原作的前提下，对于整体构思和写作角度谈了他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也发给了我的两个儿子高飞和高山，高飞常有不凡的见解，对我这篇小说的涵义和人物行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有所提醒。高山长期在敦煌工作生活，熟悉敦煌的情况，所提的修改意见都很准确而具体。我根据他们的意见，又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后半部分有的是重写，有的则是新写。每改一次，都觉得比初稿好多了。
起先我就琢磨过，它的主题是什么，应当如何确定，但是想不清楚。还是不搞“主题先行”吧，反正就是这些人、这些事，能说明什么算什么。所谓主题，不需要我来强行规定，由作品本身去体现、由读者自己去寻找吧。当然，我不可能糊里糊涂地乱写，我是有想通过它表达某种思想、寄托某种感情的自觉的，是少不了理性思考的。譬如，父母对子女婚恋的态度、青少年的叛逆性格与逆反心理、女人的不同遭遇与共同命运、社会现实与宗教信仰;精神与肉体、生理与心理的关系，有缘、无缘与与宿命，柏拉图及弗洛伊德的学说等。当然，我只能想到、涉及、提出，而不能做出论文式的结论。
在这篇小说中，我不想也不宜编造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和离奇古怪的情节，我只是用平实的笔法来叙述两个小青年和十来个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和心理历程，读者也不妨把它当人物散文来读。从所谓艺术手法上讲，同样我也不想赶什么时髦、求什么新奇、玩什么技巧，按照现代派的标准，它也许是陈旧的、幼稚的、平淡的。我只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把我想讲的人和事讲出来，读者不妨把它看作是几大篇普通人的日记。如果它能给人提供一点思考的材料、时代的画面、知识的信息，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把稿子发到了《飞天》主编阎强国的邮箱里，打电话请他指正。阎主编看过之后决定采用，它就是刊登在2019年第4期上的《现代供养人》。《飞天》成了首次发表我的中篇小说的刊物。
感谢《飞天》！记忆《飞天》！祝贺《飞天》！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