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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一位40多岁的德国男子，是一家专为德系汽车提供配套设备的公司的高级技术工人。今年8月，我去拜访这家公司亚太区的技术主管（中国人），想请他聊聊“如何突破产业工人技术提升瓶颈”的话题。恰好弗雷德里克在场，主管请他也说几句，并很热情地从中翻译。
我向他介绍了一些国内产业工人群体面临的问题，比如高技能人才的大量短缺，企业不愿自己培养更高层次技术工人，而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四处挖人，普通技术工人想进修的渠道少之又少等。随后我又说了几句目前社会上的主流观点，例如期望国家能有专门的政策扶持技术工人进修，明确不同层级技术工人待遇等。
弗雷德里克起初听得很认真，但当我提到期望有专门政策之类的话时，他似乎不太认同，然后说了几句话，技术主管翻译给我听，大概意思是：“你说的这个现象在别的国家一样存在，不可能依靠一个办法就解决，实际上，你们把这事想简单了。”
经他提醒，我忽然意识到或许真的是我们的思路出了差错。在随后的采访中，我又接触了来自不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资深人士，这才发现，其实，我们国家目前遭遇的产业工人结构失衡，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工业飞速发展过程中都遭遇过的，有些国家曾经的情况比我们更严重。
而且，这个问题虽然看上去简单明了，但解决起来却非常麻烦，恰如弗雷德里克所说的那样——不可能靠某一个政策、某一个措施就搞定，更不是多办职业学校就完事大吉。从发达国家的应对上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漫长过程，政府、企业、工会乃至社会力量都要协同起来，而且还需要法律的强力支持。这，或许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德国是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提到工匠精神，很多人立刻就会联想到“德国制造”。德国工人技师的水平也得到世界公认。那么，他们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一旦工业发展速度过快，工人的技能落后，用什么保障他们不被淘汰？
多年来，德国已形成了一套“政府+企业+工会”的技能培训体系。工業技能资格由国家统一认证，企业培训由工会全程监管。具体操作方式上，企业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主体，通过厂办技校、设立学徒工实训车间的培养方式，产教融合、工学一体。
政府的支持体现在补贴上——培养成本由企业和学徒工双方分担，政府通过设立公立技校和促进义务职业教育方式补贴部分成本，行业协会和工会通过集体协商签订合同保障学徒工、进修职工收入待遇，有专门的法律赋予工会监督培训质量的权力。德国还施行著名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一元是指职业学校，另一元是指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的实际操作场所。而且，往往要求实训的课时超过理论课一倍以上，这就非常方便已经在岗的技术工人进修，在自己的岗位上就能得到实训，并拿到学分。
本文开头的那位弗雷德里克先生，就是这套体系的受益者。他介绍，自己2010年时就和企业协商进修，理论课程（相当于一年学时）是穿插着学完的，实际操作课程（相当于两年学时），一半是在自己的企业内实操，另一半学时，是被企业交流去了奥地利的另一家汽车内饰生产企业，其模式相当于交换生。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是由原企业给他开薪水，德国拜恩州州政府和企业合计负担了他70%以上的学费。而工会作为监督方，则保证企业和他个人在整个过程中都不违约。
弗雷德里克说，在德国，正是通过这种企业雇主、工会和政府多方协商的合作方式，化解了企业不愿提供培训只想挖人搭便车的市场失灵问题，解决了高速工业化过程中的技工荒难题。
在促进产业工人提升技能水平方面，每个国家的做法都不相同。澳大利亚采用另一种方法，也就是著名的TAFE体系（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套体系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并完善的，目前，澳大利亚共有250所独立设置的TAFE学院，38所大学中的4所设立了TAFE部或TAFE学院，另外每个州都有几十所分校区或专业学校，让想进修的人可以就近入学。课程方面，TAFE几乎涉及全部工业行业以及部分服务领域，共67个分属行业、1200余个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格专业，涉及1.5万门课程。
TAFE始终注重实际操作，实际上，绝大多数TAFE学院的教室就是实验室，学习的环境就是工作环境或模拟的工作环境。
关键是TAFE入学门槛非常低，学习的方式也灵活，在岗工作的职工可以继续再到大学里深造。因此，TAFE很大程度上是澳大利亚技术工人在岗进修的通道。
再如英国，其采用的是混合制职业教育模式，针对工人技能提升，分设两种渠道，一种是专门的职业教育，由政府投入资金，委托社会上的继续教育机构运作；职业技术培训则以企业投入为主。
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现代学徒制”——英国是工业学徒制的鼻祖，从上世纪90年代推行的“现代学徒制”已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培训模式。学徒的概念被定义为“接受正规系统培训的正式的企业雇员”，也就是说，学徒首先是拿薪水的企业员工，同时又是职业院校的学员。学徒一般每周去学院或商业公司学习1天，每周正常工作4天左右；学徒的课程多种多样，有的是为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设计，有的则是为成熟的工人提高技能而设计。
美国处理产业工人技能提升的做法相对复杂一些，从根本来讲，美国的企业主基本上不参与职业教育方面的设计，也不做这方面投入，因此美国的企业确实很少自主培训职工提升技能。
事实上美国的教育体系并不统一，绝大多数的职业教育是依靠社区大学。社区大学是美国一种特色，它提供两年制的初级高等教育，目前美国共有1200多所社区大学，拥有1000多万注册学生。社区大学的学生平均年龄是29岁，也就是说多数是在职或无业人员。据统计，社区大学中有60%的学生是边工作边读书。因此，社区大学构成了美国职业教育、再教育的主体。但它本身又不是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因为从社区大学毕业，可以考虑拿文凭工作，也可以考虑转入正规大学（学时得到承认），从这一点来讲，美国实际上是把职业教育体系与正规教育体系混在一起发展，总的来说，效果也不错。
反观我国，从规模上讲，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根据2017年的数据，目前全国有1.25万所职业学校，年招生总规模近950万人，在校生2700多万人，非学历教育注册学生5287万人。全国享受政府补贴性职业培训1935万人次。可以说，我国在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方面做出的努力已经非常可观。为了化解产业工人结构不合理，高技能人才短缺的局面，我们仍需进一步开拓思路。世界上一些工业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遭遇的问题，应对的办法，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我向他介绍了一些国内产业工人群体面临的问题，比如高技能人才的大量短缺，企业不愿自己培养更高层次技术工人，而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四处挖人，普通技术工人想进修的渠道少之又少等。随后我又说了几句目前社会上的主流观点，例如期望国家能有专门的政策扶持技术工人进修，明确不同层级技术工人待遇等。
弗雷德里克起初听得很认真，但当我提到期望有专门政策之类的话时，他似乎不太认同，然后说了几句话，技术主管翻译给我听，大概意思是：“你说的这个现象在别的国家一样存在，不可能依靠一个办法就解决，实际上，你们把这事想简单了。”
经他提醒，我忽然意识到或许真的是我们的思路出了差错。在随后的采访中，我又接触了来自不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资深人士，这才发现，其实，我们国家目前遭遇的产业工人结构失衡，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工业飞速发展过程中都遭遇过的，有些国家曾经的情况比我们更严重。
而且，这个问题虽然看上去简单明了，但解决起来却非常麻烦，恰如弗雷德里克所说的那样——不可能靠某一个政策、某一个措施就搞定，更不是多办职业学校就完事大吉。从发达国家的应对上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漫长过程，政府、企业、工会乃至社会力量都要协同起来，而且还需要法律的强力支持。这，或许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德国是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提到工匠精神，很多人立刻就会联想到“德国制造”。德国工人技师的水平也得到世界公认。那么，他们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一旦工业发展速度过快，工人的技能落后，用什么保障他们不被淘汰？
多年来，德国已形成了一套“政府+企业+工会”的技能培训体系。工業技能资格由国家统一认证，企业培训由工会全程监管。具体操作方式上，企业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主体，通过厂办技校、设立学徒工实训车间的培养方式，产教融合、工学一体。
政府的支持体现在补贴上——培养成本由企业和学徒工双方分担，政府通过设立公立技校和促进义务职业教育方式补贴部分成本，行业协会和工会通过集体协商签订合同保障学徒工、进修职工收入待遇，有专门的法律赋予工会监督培训质量的权力。德国还施行著名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一元是指职业学校，另一元是指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的实际操作场所。而且，往往要求实训的课时超过理论课一倍以上，这就非常方便已经在岗的技术工人进修，在自己的岗位上就能得到实训，并拿到学分。
本文开头的那位弗雷德里克先生，就是这套体系的受益者。他介绍，自己2010年时就和企业协商进修，理论课程（相当于一年学时）是穿插着学完的，实际操作课程（相当于两年学时），一半是在自己的企业内实操，另一半学时，是被企业交流去了奥地利的另一家汽车内饰生产企业，其模式相当于交换生。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是由原企业给他开薪水，德国拜恩州州政府和企业合计负担了他70%以上的学费。而工会作为监督方，则保证企业和他个人在整个过程中都不违约。
弗雷德里克说，在德国，正是通过这种企业雇主、工会和政府多方协商的合作方式，化解了企业不愿提供培训只想挖人搭便车的市场失灵问题，解决了高速工业化过程中的技工荒难题。
在促进产业工人提升技能水平方面，每个国家的做法都不相同。澳大利亚采用另一种方法，也就是著名的TAFE体系（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套体系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并完善的，目前，澳大利亚共有250所独立设置的TAFE学院，38所大学中的4所设立了TAFE部或TAFE学院，另外每个州都有几十所分校区或专业学校，让想进修的人可以就近入学。课程方面，TAFE几乎涉及全部工业行业以及部分服务领域，共67个分属行业、1200余个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格专业，涉及1.5万门课程。
TAFE始终注重实际操作，实际上，绝大多数TAFE学院的教室就是实验室，学习的环境就是工作环境或模拟的工作环境。
关键是TAFE入学门槛非常低，学习的方式也灵活，在岗工作的职工可以继续再到大学里深造。因此，TAFE很大程度上是澳大利亚技术工人在岗进修的通道。
再如英国，其采用的是混合制职业教育模式，针对工人技能提升，分设两种渠道，一种是专门的职业教育，由政府投入资金，委托社会上的继续教育机构运作；职业技术培训则以企业投入为主。
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现代学徒制”——英国是工业学徒制的鼻祖，从上世纪90年代推行的“现代学徒制”已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培训模式。学徒的概念被定义为“接受正规系统培训的正式的企业雇员”，也就是说，学徒首先是拿薪水的企业员工，同时又是职业院校的学员。学徒一般每周去学院或商业公司学习1天，每周正常工作4天左右；学徒的课程多种多样，有的是为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设计，有的则是为成熟的工人提高技能而设计。
美国处理产业工人技能提升的做法相对复杂一些，从根本来讲，美国的企业主基本上不参与职业教育方面的设计，也不做这方面投入，因此美国的企业确实很少自主培训职工提升技能。
事实上美国的教育体系并不统一，绝大多数的职业教育是依靠社区大学。社区大学是美国一种特色，它提供两年制的初级高等教育，目前美国共有1200多所社区大学，拥有1000多万注册学生。社区大学的学生平均年龄是29岁，也就是说多数是在职或无业人员。据统计，社区大学中有60%的学生是边工作边读书。因此，社区大学构成了美国职业教育、再教育的主体。但它本身又不是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因为从社区大学毕业，可以考虑拿文凭工作，也可以考虑转入正规大学（学时得到承认），从这一点来讲，美国实际上是把职业教育体系与正规教育体系混在一起发展，总的来说，效果也不错。
反观我国，从规模上讲，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根据2017年的数据，目前全国有1.25万所职业学校，年招生总规模近950万人，在校生2700多万人，非学历教育注册学生5287万人。全国享受政府补贴性职业培训1935万人次。可以说，我国在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方面做出的努力已经非常可观。为了化解产业工人结构不合理，高技能人才短缺的局面，我们仍需进一步开拓思路。世界上一些工业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遭遇的问题，应对的办法，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