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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三晋新锐”作家群，主要是指目前活跃在文坛的以“60后”为主，包括“70后”“80后”“90后”等在内的山西作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还有许多人就目前的状态来看，具有很好的潜力。无论如何，他们的出现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不仅对山西文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从全国范围来看，也将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对这批作家的艺术追求进行分析，不能不谈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山药蛋派”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实际上，它的意义不仅止于文学，也不仅止于山西。首先，“山药蛋派”是最生动典型地表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觉醒了的普通人的作家群。其次，他们的创作不仅影响了山西的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之后的文学产生了或明或显的影响;不仅在国内有巨大的影响，在国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再次，除他们的作品外，其创作精神与艺术风格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至少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们自身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对国家、社会、时代的自觉认同。二是突出的民本思想。他们具有浓烈的爱民、亲民、为民情怀。民是“天”，是“命”，是自己价值的体现。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高于民、救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而是认为自己就是民，是民的一员。三是鲜明的地域特色。这种所谓的地域特色包括具有地域意义的文化、语言、伦理、价值观、社会构成、生活方式等。四是不变的农村题材。虽然有一些作品涉及城镇、战争，但也都是在农村的大背景中展开。五是独特的表达方式。如白描，注重人物的个性与细节，一般不进行大段的心理与景色描写等。
在“西、李、马、胡、孙”等之后，山西又出现了一批数量不小的作家。除焦祖尧等个别人外，基本承袭了第一代作家的风格。他们可以称为“山药蛋派”的第二代作家。虽然就具体的作家言，仍然有一些不同，但总体上看，他们的风格是一致的，缺少变化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山西新的一批作家以集群式的姿态涌上文坛，被称为“晋军崛起”。这批作家出现的时间比较集中，最初的创作风格也基本一致。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是以“山药蛋派”第三代作家的面目出现的。不过，在八十年代后期，这批作家的个性色彩不断凸显，已经很难说他们具有相近的风格，也不能说他们是“山药蛋派”的第三代作家。因为从艺术创作的层面看，其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有“山药蛋派”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他们与“山药蛋派”之间的密切联系。首先，在他们步入文坛的早期，无疑是走了一条“山药蛋派”的路线。这与那时他们接受的文化及文学的观念有极大的关系。地处山西，当然首先是接受了山西地域特殊文化基因的影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国外的文艺思潮对国内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这些人也因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及接受的教育不同、审美的倾向不同而发生变化。但是，即使是外来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他们接受的都是同一种影响。这里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年龄。即相对来说，年龄小的接受外来影响的程度相对大。二是地域。大致是，外籍作家接受外来影响比较快，而本籍作家相对持坚守姿态。比较典型的如在第二代作家中，外籍作家如焦祖尧，不仅题材选择多为工业题材，且其艺术表达也特别注重心理描写。而与他同时期的本籍作家则基本上承袭了前辈作家的风格。八十年代崛起的晋军作家也基本如此。但是诸如吕新则是一个特例。他不仅以先锋作家的形象踏入文坛，而且一直坚守先锋的创作方式三十余年，被称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先锋作家。
这种分化并不意味着“山药蛋派”退出历史。从某种角度看，我们仍然能够非常明显地找到“山药蛋派”的影响。首先是那种浓郁的家国情怀，在晋军这代作家身上表现得更加鲜明。他们之所以引人注目，其作品之所以厚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们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情结。这与赵树理等人是一致的。在他们当中，那些依然表现出明显“山药蛋派”特色的作家自不必说，当然是得赵树理等人之真传。如张石山就以此为自豪。那些在表现方式上明显不同于“山药蛋派”的作家，实际上是从另一层面对“山药蛋派”进行了拓展丰富。当然，我们并不能把他们称为是“山药蛋派”。谈赵树理等人的创作，人们往往注重其作品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是肯定的。但是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赵树理们是如何描写的，他们在进入创作的时候更侧重什么。或者说，当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选题确定后，赵树理们往往借助于构成日常生活的具有文化意味的元素进行描写，从而使作品及其中的人物表现出无比的生动鲜活之态。也正因此，赵树理是为中国文坛创造了最具典型意义、最具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的作家。这就是说，在现实主题之外，赵树理等由于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是从文化的层面进行描写的。可以说，赵树理的小说表现了中国农村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生活结构、生活方式、人物形象。这种对文化的关注虽然被后来的论者所忽略，但并不能够因此否定其存在，更不能忽视其存在的价值。后来学习赵树理的作家，实际上对这种社会文化意义的表现多有忽略。但我们要说的是，崛起的晋军作家，从另一侧面承接了赵树理关于社会文化的表现，使文学中的这一脉得以延续并逐渐扩大。总之，单就这批作家来看，不论他们的创作特色有多少差异，个性追求表现出多么的不同，他们与赵树理等人的文脉承接是明显地存在的。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狭义晋军中，他们已不再是前辈的翻版，而是进行了新的拓展。他们的出现使山西的文学变得丰富起来。
在崛起的晋军之后，山西仍然有一批又一批的作家走上文坛。有人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认为在他们之后还有两批作家出现。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作家的分化也很厉害。有的人在其创作的早期气势凌厉，成果突出，但并没有延续下来。有的人则保持了一种持久的活跃。无论如何，令人欣慰的是，山西文学的血脉相传，总是有人前赴后继地步入文坛。我们所说的“三晋新锐”就是这些年不断努力的阶段性成果。之所以这样说，是我们相信，还会有更为活跃的作家出现。与崛起的晋军不同，新锐们一走上文坛就是以鲜明的个性特色出现的，而不是以统一的风格引人注目的。我们很难说谁与谁是同一种风格。他们就是他们。我们之所以说“三晋新锐”作家群，不是因为他们具有相近的创作风格，而是因为他们共同活跃在今天的文坛，共同构成了今天山西文学色彩斑斓的动人景色，同时又缺乏集中的关注。特别是他们当中比较年少者，成绩突出，潜力较大，很多人处于急需突破的瓶颈期，非常需要有更多的人关注他们的创作。 就“三晋新锐”作家群的构成言，也十分复杂。虽然我们说其中的“60后”比较成熟，但是，“60后”中人并非同时出现在我们的文坛。其中的吕新、张锐锋、鲁顺民等，引起文坛注目的时间比较早。实际上把他们划入崛起的晋军也算能说得过去。他们虽然比晋军作家较晚，但至今也有三十年左右的创作经历。而刘慈欣、葛水平、王保忠、黄风、郭万新、陈春澜等人，其起步相对来说要晚一些。无论如何，他们均属于“60后”。这批作家在气质上与狭义的晋军作家较为接近，但风格明显不同。葛水平、王保忠笔下的农村与张石山笔下的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与李锐、成一的农村也绝不相同。实际上，即使是葛水平的农村与王保忠的农村也不一样。所以，他们的个性特色是非常明显的。在他们之后更年轻的作家则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个性化色彩。简单地说，不同是他们最相同的。但是，这并不能说，这批新锐是凭空而出的。他们身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文脉的承传。我们能够找到他们受传统影响的明显痕迹。
浓郁的家国情怀是山西历代作家最突出的精神品格，在这批新锐身上也有同样的表现。他们关心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命运，关注民众的福祉。在他们的笔下，往往有揪心泣血般的表达。不过，这种情怀在不同作家身上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在赵树理等人那里，其主调是明晰的，基本上他们相信生活会越来越美好。他们作品中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极其明显。这也使他们的作品往往有一种乐观、明丽的情调。在崛起的晋军那里，他们呼唤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同样具有新的时代的英雄主义色彩。我们都会记得从山区偏远小县返回北京，驻足于天安门广场的李向南。历史的重任落在了他们这代人身上。在祖国的心脏，他深切地感到了自己的使命，以及国家的未来。我们注意到，这两代作家成熟之时，正是中国发生激烈变革之时——前者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新中国的建立，后者是改革开放的开始——其历史性影响极为深远。在历史的巨大变革关口，他们表现出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进步的气概。随着生活的延续，当初的激情转换为新的思考与探寻。在赵树理，是描写那些具有理想主义人格的人物，在晋军作家是寻找新的思想文化资源。但是，他们理想的激情并没有削减。他们是期待并推动中国进步变革的精神标志。在“三晋新锐”们这里，仍然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期冀。但是，他们的表达至少从几个方向展开。一种是诸如葛水平、李骏虎、鲁顺民等，从具有超越时代意味的描写中表现生命的力量;一种是诸如玄武、唐晋等，从历史中寻找能够激励今人的精神资源;一种是诸如杨遥、手指、小岸、陈年等，企图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生命存在的意义;还有一种是诸如闫文盛、赵树义等，完全退回内心，希望从人的内心世界发现生命的价值。无论如何，他们的创作是严肃的，企图用自己的笔来为这个时代提供精神的力量。
另一方面，从这批作家对待民众的态度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某种传统性的元素。赵树理等人认为自己与民是同命运的。但是，他们与民又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就表现在他们是自觉的，而民众是自为的。虽然他们与民众息息相关、血脉相连，但是，民众仍然有一个觉醒的历史过程。这种自觉在晋军作家中演变为精神上的超越。他们是具有历史理想主义的布道者。他们希望整个社会，包括自己代表的民众能够清醒进步。而在这批新锐那里，也同样表现出他们与民众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自己的命运与广大民众不可分割，但是，他们并没有作代言人、布道者的意图。他们只是一个与普通老百姓一样的普通人。说得不好听点，他们满足于“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这种精神状态年龄越小表现得越明显。他们写自己，也就是在写那些普通人。这其中有很多差别，有的人并不是如此。但是，这里只是谈他们一般的状态。
如果我们讨论这批作家的艺术表达，我以为是最困难的。主要是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差异。不仅不同于过去的作家，也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应该说，这是一种极为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仍然发现，他们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一些小说的描写中，比较琐碎地叙述主人公的日常凡俗生活及其过程，其中是不是也有着诸如《儒林外史》的影子？他们那种不刻意修饰的描写与赵树理等人擅长的白描有没有联系？那些虚构“非现实的现实”的作品可不可能也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作品不是对传统经典的简单照搬与模仿。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创造，是对传统的一种新变。这其中除了对传统表现手法自觉不自觉的继承外，还非常明显地吸纳了其他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一种属于作家自己的表达。这首先表现在文体的新变上;其次，也表现在内容的时代性上。但这些还是比较容易让人看出来的。更主要的是，在语言构成方面，包括语句结构的变化与传统语言不同;在描写方面，除了对客观外在存在的描写如对景物的描写等外，在对人物感觉以及作者感觉的描写等方面都与传统的作品是不同的;至于那种纯粹内心世界的描写则是非常典型地借鉴了外来作品的手法。
这种几代作家的同与不同，我以为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阅历、教育状况有极大的关系。赵树理至晋军的几代作家，经历了中国最剧烈的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变革。他们个人的经历也十分复杂，可以说阅尽人间。他们所受的教育与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关系，后来又接受了新时代的文化影响。所以，他们骨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匹夫有责的情怀，有一种与历史变革一致的气质。但是，就崛起的晋军言，似有变化。这就是在他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吸纳更多也更复杂的外来文化。这也使他们的眼界发生了变化，思想得到了触动。而“60后”一代，正好是脚踏两岸的一批人。他们受新时代的教育，从小形成了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的基本价值。但是，在他们人生观将要形成时，又大量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使他们在文化构成上表现出更加复杂的一面，也就成为读完上一页书而又掀开下一页书的特殊的人，一座连接两个时代作家的桥梁。而比他们更年轻的人，正处于一个缺乏变动又变动不止的时期。他们接受了更多的外来影响，以至于对自己传统的东西有些陌生。虽然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仍然受到了传统的影响，有时甚至表现得比较突出。但总体来看，他们是一批力图变革传统的人。虽然这种改变并不是从他们开始的，但却是在他们身上表现最突出的。实际上，传统也有明显的时代性。或一时代的传统可能正是另一时代的先锋。而另一时代的先锋则可能成为新的时代的传统。每一代人都存在如何面对传统，如何新建规范的问题。但重要的是，没有传统，并且不能正确对待传统，也将难以完成对传统的扬弃新变。因为这样就失去了变革的根基。从这一角度来看，是不是应该首先返回传统？
我们有理由对“三晋新锐”作家群寄予更大的期待。这是因为，首先，他们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一些成就已经注定要写入中国文学的历史。从而我们可以说，他们具有达到更高的巨大潜力与可能性。其次，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愿意并且能够吃苦的人。这似乎与文学无关，但却又有莫大的关系。文学是清苦的事业，艰难的事业。而这些作家仍然保持了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情怀。他们知道只有艰苦的努力、不动摇的坚守才能收获。尽管这种收获与自己的期待有落差，但毕竟是收获。这种心志无比宝贵，也是他们能够成功的一种精神保证。再次，他们是一些不甘因循，努力探索的人。他们不想重复别人，也不愿重复自己。他们力求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为文学的可能性增添了活力。在此，我也想向他们说一句话，要勇敢地走出小我的局限，努力养成属于自己的浩然正气，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博大的精神追求，要有大品格与大情怀。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即将绽放的花蕾已经长成，仰天怒放的时刻就一定会来临。
（此文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杜学文在2016年8月13日召开的新世纪“三晋新锐作家群”研讨会上的讲话）
对这批作家的艺术追求进行分析，不能不谈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山药蛋派”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实际上，它的意义不仅止于文学，也不仅止于山西。首先，“山药蛋派”是最生动典型地表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觉醒了的普通人的作家群。其次，他们的创作不仅影响了山西的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之后的文学产生了或明或显的影响;不仅在国内有巨大的影响，在国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再次，除他们的作品外，其创作精神与艺术风格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至少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们自身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对国家、社会、时代的自觉认同。二是突出的民本思想。他们具有浓烈的爱民、亲民、为民情怀。民是“天”，是“命”，是自己价值的体现。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高于民、救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而是认为自己就是民，是民的一员。三是鲜明的地域特色。这种所谓的地域特色包括具有地域意义的文化、语言、伦理、价值观、社会构成、生活方式等。四是不变的农村题材。虽然有一些作品涉及城镇、战争，但也都是在农村的大背景中展开。五是独特的表达方式。如白描，注重人物的个性与细节，一般不进行大段的心理与景色描写等。
在“西、李、马、胡、孙”等之后，山西又出现了一批数量不小的作家。除焦祖尧等个别人外，基本承袭了第一代作家的风格。他们可以称为“山药蛋派”的第二代作家。虽然就具体的作家言，仍然有一些不同，但总体上看，他们的风格是一致的，缺少变化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山西新的一批作家以集群式的姿态涌上文坛，被称为“晋军崛起”。这批作家出现的时间比较集中，最初的创作风格也基本一致。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是以“山药蛋派”第三代作家的面目出现的。不过，在八十年代后期，这批作家的个性色彩不断凸显，已经很难说他们具有相近的风格，也不能说他们是“山药蛋派”的第三代作家。因为从艺术创作的层面看，其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有“山药蛋派”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他们与“山药蛋派”之间的密切联系。首先，在他们步入文坛的早期，无疑是走了一条“山药蛋派”的路线。这与那时他们接受的文化及文学的观念有极大的关系。地处山西，当然首先是接受了山西地域特殊文化基因的影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国外的文艺思潮对国内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这些人也因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及接受的教育不同、审美的倾向不同而发生变化。但是，即使是外来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他们接受的都是同一种影响。这里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年龄。即相对来说，年龄小的接受外来影响的程度相对大。二是地域。大致是，外籍作家接受外来影响比较快，而本籍作家相对持坚守姿态。比较典型的如在第二代作家中，外籍作家如焦祖尧，不仅题材选择多为工业题材，且其艺术表达也特别注重心理描写。而与他同时期的本籍作家则基本上承袭了前辈作家的风格。八十年代崛起的晋军作家也基本如此。但是诸如吕新则是一个特例。他不仅以先锋作家的形象踏入文坛，而且一直坚守先锋的创作方式三十余年，被称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先锋作家。
这种分化并不意味着“山药蛋派”退出历史。从某种角度看，我们仍然能够非常明显地找到“山药蛋派”的影响。首先是那种浓郁的家国情怀，在晋军这代作家身上表现得更加鲜明。他们之所以引人注目，其作品之所以厚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们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情结。这与赵树理等人是一致的。在他们当中，那些依然表现出明显“山药蛋派”特色的作家自不必说，当然是得赵树理等人之真传。如张石山就以此为自豪。那些在表现方式上明显不同于“山药蛋派”的作家，实际上是从另一层面对“山药蛋派”进行了拓展丰富。当然，我们并不能把他们称为是“山药蛋派”。谈赵树理等人的创作，人们往往注重其作品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是肯定的。但是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赵树理们是如何描写的，他们在进入创作的时候更侧重什么。或者说，当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选题确定后，赵树理们往往借助于构成日常生活的具有文化意味的元素进行描写，从而使作品及其中的人物表现出无比的生动鲜活之态。也正因此，赵树理是为中国文坛创造了最具典型意义、最具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的作家。这就是说，在现实主题之外，赵树理等由于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是从文化的层面进行描写的。可以说，赵树理的小说表现了中国农村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生活结构、生活方式、人物形象。这种对文化的关注虽然被后来的论者所忽略，但并不能够因此否定其存在，更不能忽视其存在的价值。后来学习赵树理的作家，实际上对这种社会文化意义的表现多有忽略。但我们要说的是，崛起的晋军作家，从另一侧面承接了赵树理关于社会文化的表现，使文学中的这一脉得以延续并逐渐扩大。总之，单就这批作家来看，不论他们的创作特色有多少差异，个性追求表现出多么的不同，他们与赵树理等人的文脉承接是明显地存在的。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狭义晋军中，他们已不再是前辈的翻版，而是进行了新的拓展。他们的出现使山西的文学变得丰富起来。
在崛起的晋军之后，山西仍然有一批又一批的作家走上文坛。有人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认为在他们之后还有两批作家出现。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作家的分化也很厉害。有的人在其创作的早期气势凌厉，成果突出，但并没有延续下来。有的人则保持了一种持久的活跃。无论如何，令人欣慰的是，山西文学的血脉相传，总是有人前赴后继地步入文坛。我们所说的“三晋新锐”就是这些年不断努力的阶段性成果。之所以这样说，是我们相信，还会有更为活跃的作家出现。与崛起的晋军不同，新锐们一走上文坛就是以鲜明的个性特色出现的，而不是以统一的风格引人注目的。我们很难说谁与谁是同一种风格。他们就是他们。我们之所以说“三晋新锐”作家群，不是因为他们具有相近的创作风格，而是因为他们共同活跃在今天的文坛，共同构成了今天山西文学色彩斑斓的动人景色，同时又缺乏集中的关注。特别是他们当中比较年少者，成绩突出，潜力较大，很多人处于急需突破的瓶颈期，非常需要有更多的人关注他们的创作。 就“三晋新锐”作家群的构成言，也十分复杂。虽然我们说其中的“60后”比较成熟，但是，“60后”中人并非同时出现在我们的文坛。其中的吕新、张锐锋、鲁顺民等，引起文坛注目的时间比较早。实际上把他们划入崛起的晋军也算能说得过去。他们虽然比晋军作家较晚，但至今也有三十年左右的创作经历。而刘慈欣、葛水平、王保忠、黄风、郭万新、陈春澜等人，其起步相对来说要晚一些。无论如何，他们均属于“60后”。这批作家在气质上与狭义的晋军作家较为接近，但风格明显不同。葛水平、王保忠笔下的农村与张石山笔下的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与李锐、成一的农村也绝不相同。实际上，即使是葛水平的农村与王保忠的农村也不一样。所以，他们的个性特色是非常明显的。在他们之后更年轻的作家则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个性化色彩。简单地说，不同是他们最相同的。但是，这并不能说，这批新锐是凭空而出的。他们身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文脉的承传。我们能够找到他们受传统影响的明显痕迹。
浓郁的家国情怀是山西历代作家最突出的精神品格，在这批新锐身上也有同样的表现。他们关心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命运，关注民众的福祉。在他们的笔下，往往有揪心泣血般的表达。不过，这种情怀在不同作家身上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在赵树理等人那里，其主调是明晰的，基本上他们相信生活会越来越美好。他们作品中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极其明显。这也使他们的作品往往有一种乐观、明丽的情调。在崛起的晋军那里，他们呼唤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同样具有新的时代的英雄主义色彩。我们都会记得从山区偏远小县返回北京，驻足于天安门广场的李向南。历史的重任落在了他们这代人身上。在祖国的心脏，他深切地感到了自己的使命，以及国家的未来。我们注意到，这两代作家成熟之时，正是中国发生激烈变革之时——前者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新中国的建立，后者是改革开放的开始——其历史性影响极为深远。在历史的巨大变革关口，他们表现出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进步的气概。随着生活的延续，当初的激情转换为新的思考与探寻。在赵树理，是描写那些具有理想主义人格的人物，在晋军作家是寻找新的思想文化资源。但是，他们理想的激情并没有削减。他们是期待并推动中国进步变革的精神标志。在“三晋新锐”们这里，仍然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期冀。但是，他们的表达至少从几个方向展开。一种是诸如葛水平、李骏虎、鲁顺民等，从具有超越时代意味的描写中表现生命的力量;一种是诸如玄武、唐晋等，从历史中寻找能够激励今人的精神资源;一种是诸如杨遥、手指、小岸、陈年等，企图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生命存在的意义;还有一种是诸如闫文盛、赵树义等，完全退回内心，希望从人的内心世界发现生命的价值。无论如何，他们的创作是严肃的，企图用自己的笔来为这个时代提供精神的力量。
另一方面，从这批作家对待民众的态度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某种传统性的元素。赵树理等人认为自己与民是同命运的。但是，他们与民又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就表现在他们是自觉的，而民众是自为的。虽然他们与民众息息相关、血脉相连，但是，民众仍然有一个觉醒的历史过程。这种自觉在晋军作家中演变为精神上的超越。他们是具有历史理想主义的布道者。他们希望整个社会，包括自己代表的民众能够清醒进步。而在这批新锐那里，也同样表现出他们与民众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自己的命运与广大民众不可分割，但是，他们并没有作代言人、布道者的意图。他们只是一个与普通老百姓一样的普通人。说得不好听点，他们满足于“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这种精神状态年龄越小表现得越明显。他们写自己，也就是在写那些普通人。这其中有很多差别，有的人并不是如此。但是，这里只是谈他们一般的状态。
如果我们讨论这批作家的艺术表达，我以为是最困难的。主要是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差异。不仅不同于过去的作家，也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应该说，这是一种极为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仍然发现，他们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一些小说的描写中，比较琐碎地叙述主人公的日常凡俗生活及其过程，其中是不是也有着诸如《儒林外史》的影子？他们那种不刻意修饰的描写与赵树理等人擅长的白描有没有联系？那些虚构“非现实的现实”的作品可不可能也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作品不是对传统经典的简单照搬与模仿。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创造，是对传统的一种新变。这其中除了对传统表现手法自觉不自觉的继承外，还非常明显地吸纳了其他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一种属于作家自己的表达。这首先表现在文体的新变上;其次，也表现在内容的时代性上。但这些还是比较容易让人看出来的。更主要的是，在语言构成方面，包括语句结构的变化与传统语言不同;在描写方面，除了对客观外在存在的描写如对景物的描写等外，在对人物感觉以及作者感觉的描写等方面都与传统的作品是不同的;至于那种纯粹内心世界的描写则是非常典型地借鉴了外来作品的手法。
这种几代作家的同与不同，我以为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阅历、教育状况有极大的关系。赵树理至晋军的几代作家，经历了中国最剧烈的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变革。他们个人的经历也十分复杂，可以说阅尽人间。他们所受的教育与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关系，后来又接受了新时代的文化影响。所以，他们骨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匹夫有责的情怀，有一种与历史变革一致的气质。但是，就崛起的晋军言，似有变化。这就是在他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吸纳更多也更复杂的外来文化。这也使他们的眼界发生了变化，思想得到了触动。而“60后”一代，正好是脚踏两岸的一批人。他们受新时代的教育，从小形成了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的基本价值。但是，在他们人生观将要形成时，又大量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使他们在文化构成上表现出更加复杂的一面，也就成为读完上一页书而又掀开下一页书的特殊的人，一座连接两个时代作家的桥梁。而比他们更年轻的人，正处于一个缺乏变动又变动不止的时期。他们接受了更多的外来影响，以至于对自己传统的东西有些陌生。虽然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仍然受到了传统的影响，有时甚至表现得比较突出。但总体来看，他们是一批力图变革传统的人。虽然这种改变并不是从他们开始的，但却是在他们身上表现最突出的。实际上，传统也有明显的时代性。或一时代的传统可能正是另一时代的先锋。而另一时代的先锋则可能成为新的时代的传统。每一代人都存在如何面对传统，如何新建规范的问题。但重要的是，没有传统，并且不能正确对待传统，也将难以完成对传统的扬弃新变。因为这样就失去了变革的根基。从这一角度来看，是不是应该首先返回传统？
我们有理由对“三晋新锐”作家群寄予更大的期待。这是因为，首先，他们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一些成就已经注定要写入中国文学的历史。从而我们可以说，他们具有达到更高的巨大潜力与可能性。其次，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愿意并且能够吃苦的人。这似乎与文学无关，但却又有莫大的关系。文学是清苦的事业，艰难的事业。而这些作家仍然保持了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情怀。他们知道只有艰苦的努力、不动摇的坚守才能收获。尽管这种收获与自己的期待有落差，但毕竟是收获。这种心志无比宝贵，也是他们能够成功的一种精神保证。再次，他们是一些不甘因循，努力探索的人。他们不想重复别人，也不愿重复自己。他们力求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为文学的可能性增添了活力。在此，我也想向他们说一句话，要勇敢地走出小我的局限，努力养成属于自己的浩然正气，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博大的精神追求，要有大品格与大情怀。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即将绽放的花蕾已经长成，仰天怒放的时刻就一定会来临。
（此文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杜学文在2016年8月13日召开的新世纪“三晋新锐作家群”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