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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文豪苏轼有诗言: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首诗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说琴上有琴声,那放在盒子里为什么没有琴声呢?如果你说音乐是从手上流淌出来的,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从你的手上听音乐呢?
其实,苏轼的意思很清楚,琴(在那一时期特指古琴,现在可以理解为泛指的乐器)是可以发出声音,演奏美妙的音乐的,但是它不会自动演奏,得“人”来弄响它。人的手指可以演奏乐器,但又不能离开乐器而独立发出声音。这揭示了乐器的演奏者和乐器本身的一种互动关系。
无独有偶,跟苏轼同时期的诗人白居易在他著名的《琵琶行》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低眉信手续续弹”描写的是演奏者的演奏状态,“轻拢慢捻抹复挑”则是演奏者手上的演奏技法,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中的“如急雨”“如私语”“如珠落玉盘”,则是对乐曲声音的描写。这同样全面的描写了演奏者和乐器之间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
我国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声音”是这样解释的:“音, 声也。生于心, 有节于外谓之音。”在古人看来, 声、音、乐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分属不同的层次:“声”是最低层次。“声”有了节奏才成为“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乐曲。《礼记·乐记》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旎,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音”是中级层次,乐曲与舞蹈相配合,才称为“乐”,可见“乐”是高级层次, 是音与舞的结合。
今天,我们把音乐看成是声音的艺术,而“声”这种瞬间即逝的音响,跟时间一样具有不可逆性。1877年,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先生发明了留声机,以期将声音“留住”。从这一年算起,人类记录声音的历史仅有139年,这个时间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相比,几乎微不足道!与人类文明史同步的音乐史是组成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在留声机发明以前那漫漫历史长河中,多数民族的音乐都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动态的保存。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大量已经消失的音乐品种,我们除了可以从文字、或图像对其进行研究外,想要探究这个以“声音”为基础的艺术的历史,只有一个媒介——乐器。大量从古至今流传的古老乐器,乃至考古不断发现的乐器,无疑是研究这些音乐历史最好的实物,它让我们对那段“没有留存的声音的历史”考证有了依据,为历史音乐、音响的还原提供了可能。
很多人可能在听音乐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噫,这个音乐听起来好像印度音乐,这个肯定是日本音乐,鬼子来了!”这当然是玩笑话,但如果有人追问你为什么,可能没有系统接受过音乐训练的人很少能讲明白,只是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怎么会形成这种感觉的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每个民族传统音乐使用的音阶不一样。比如,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为宫、商、角、徵、羽,也就是我们唱的do-re-mi-sol-la,fa和si是偏音,很少使用;而日本传统的五声音阶为la-si-dol-mi-fa,恰恰强调fa和si这两个音,这是造成两国传统音乐风格差异的最根本区别。这个差异我们就可以从传世的中国筝和源于中国唐代筝的现代日本传统筝的定弦上得到印证。
我国音乐历史源远流长,乐器也多种多样。《吕氏春秋·仲夏纪》里说“是月也,命乐师,修靶稗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竿笙埙旎,伤钟磐祝敌。” 短短一段话里涉及的乐器就有十四种。我国周代就有以乐器的制作材料不同做的“八音”分类,即“ 金、石、丝、竹、饱、土、革、木”。不同质地的材料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记载的“钟声铿,……石声磐…… 丝声哀……竹声滥,……鼓攀之声藕。”这是文字的记载。
文献同样记载,我国的编钟在发展到西周时期时,已经基本具备了12 个半音和旋宫转调的能力。这在1978年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的编钟上可得到充分的证明:曾侯乙编钟包括钮钟19 件,甫钟4 5 件,共64 件,和一件楚王镈,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其规模之宏大,制作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最令世人惊叹的是,每一个钟的正面和侧面都可以发出两个完全不同的音高。经测音,这两个音高的音程为固定的大三度或小三度关系。这套保存相当完好的编钟在沉寂了2400多年以后重新发出了它的千古绝响,让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还能有机会亲耳听到古人的音乐,真是人类文明的幸事。
通过存活的乐器,我们不仅能够了解音乐历史,了解逝去的“声音”,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乐器还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产物。就像这套被称之为“稀世珍宝”的曾侯乙编钟,从它高超的铸造技术上,我们可以断定,2400多年以前,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青铜器的冶炼及铸造方面的工艺已经达到了——即使是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看来——也是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
同样是中国古代的乐器——琵琶,这一件当今被看成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泊来乐器,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的历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从敦煌壁画上绘制的乐器及音乐歌舞盛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琵琶从古代中亚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生根发芽,继而一路往东传到日本,并成为日本重要的民族乐器。这件乐器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演变,同时也承载了不同的音乐风格,记录了音乐发展的历程。
如今,学者们已经成功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琵琶谱解译并在存世的唐代琵琶上演奏,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还原历史音乐的奇迹,虽说谁也不可能知道那时的音乐到底是不是这样,但是将那时的乐谱用那时的乐器来演奏,无疑是最接近的那个历史的声音。
每一件历史上的乐器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反映出文化的流动及传播,它的发展同演奏技巧和音乐作品的发展紧密相连。世界各民族的乐器就如同他们的语言、服饰、民居、饮食一样丰富多彩,各有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吸引着我们去认识、了解它,探索、研究它。
【邢媛,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肖茂红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首诗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说琴上有琴声,那放在盒子里为什么没有琴声呢?如果你说音乐是从手上流淌出来的,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从你的手上听音乐呢?
其实,苏轼的意思很清楚,琴(在那一时期特指古琴,现在可以理解为泛指的乐器)是可以发出声音,演奏美妙的音乐的,但是它不会自动演奏,得“人”来弄响它。人的手指可以演奏乐器,但又不能离开乐器而独立发出声音。这揭示了乐器的演奏者和乐器本身的一种互动关系。
无独有偶,跟苏轼同时期的诗人白居易在他著名的《琵琶行》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低眉信手续续弹”描写的是演奏者的演奏状态,“轻拢慢捻抹复挑”则是演奏者手上的演奏技法,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中的“如急雨”“如私语”“如珠落玉盘”,则是对乐曲声音的描写。这同样全面的描写了演奏者和乐器之间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
我国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声音”是这样解释的:“音, 声也。生于心, 有节于外谓之音。”在古人看来, 声、音、乐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分属不同的层次:“声”是最低层次。“声”有了节奏才成为“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乐曲。《礼记·乐记》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旎,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音”是中级层次,乐曲与舞蹈相配合,才称为“乐”,可见“乐”是高级层次, 是音与舞的结合。
今天,我们把音乐看成是声音的艺术,而“声”这种瞬间即逝的音响,跟时间一样具有不可逆性。1877年,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先生发明了留声机,以期将声音“留住”。从这一年算起,人类记录声音的历史仅有139年,这个时间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相比,几乎微不足道!与人类文明史同步的音乐史是组成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在留声机发明以前那漫漫历史长河中,多数民族的音乐都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动态的保存。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大量已经消失的音乐品种,我们除了可以从文字、或图像对其进行研究外,想要探究这个以“声音”为基础的艺术的历史,只有一个媒介——乐器。大量从古至今流传的古老乐器,乃至考古不断发现的乐器,无疑是研究这些音乐历史最好的实物,它让我们对那段“没有留存的声音的历史”考证有了依据,为历史音乐、音响的还原提供了可能。
很多人可能在听音乐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噫,这个音乐听起来好像印度音乐,这个肯定是日本音乐,鬼子来了!”这当然是玩笑话,但如果有人追问你为什么,可能没有系统接受过音乐训练的人很少能讲明白,只是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怎么会形成这种感觉的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每个民族传统音乐使用的音阶不一样。比如,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为宫、商、角、徵、羽,也就是我们唱的do-re-mi-sol-la,fa和si是偏音,很少使用;而日本传统的五声音阶为la-si-dol-mi-fa,恰恰强调fa和si这两个音,这是造成两国传统音乐风格差异的最根本区别。这个差异我们就可以从传世的中国筝和源于中国唐代筝的现代日本传统筝的定弦上得到印证。
我国音乐历史源远流长,乐器也多种多样。《吕氏春秋·仲夏纪》里说“是月也,命乐师,修靶稗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竿笙埙旎,伤钟磐祝敌。” 短短一段话里涉及的乐器就有十四种。我国周代就有以乐器的制作材料不同做的“八音”分类,即“ 金、石、丝、竹、饱、土、革、木”。不同质地的材料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记载的“钟声铿,……石声磐…… 丝声哀……竹声滥,……鼓攀之声藕。”这是文字的记载。
文献同样记载,我国的编钟在发展到西周时期时,已经基本具备了12 个半音和旋宫转调的能力。这在1978年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的编钟上可得到充分的证明:曾侯乙编钟包括钮钟19 件,甫钟4 5 件,共64 件,和一件楚王镈,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其规模之宏大,制作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最令世人惊叹的是,每一个钟的正面和侧面都可以发出两个完全不同的音高。经测音,这两个音高的音程为固定的大三度或小三度关系。这套保存相当完好的编钟在沉寂了2400多年以后重新发出了它的千古绝响,让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还能有机会亲耳听到古人的音乐,真是人类文明的幸事。
通过存活的乐器,我们不仅能够了解音乐历史,了解逝去的“声音”,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乐器还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产物。就像这套被称之为“稀世珍宝”的曾侯乙编钟,从它高超的铸造技术上,我们可以断定,2400多年以前,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青铜器的冶炼及铸造方面的工艺已经达到了——即使是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看来——也是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
同样是中国古代的乐器——琵琶,这一件当今被看成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泊来乐器,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的历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从敦煌壁画上绘制的乐器及音乐歌舞盛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琵琶从古代中亚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生根发芽,继而一路往东传到日本,并成为日本重要的民族乐器。这件乐器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演变,同时也承载了不同的音乐风格,记录了音乐发展的历程。
如今,学者们已经成功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琵琶谱解译并在存世的唐代琵琶上演奏,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还原历史音乐的奇迹,虽说谁也不可能知道那时的音乐到底是不是这样,但是将那时的乐谱用那时的乐器来演奏,无疑是最接近的那个历史的声音。
每一件历史上的乐器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反映出文化的流动及传播,它的发展同演奏技巧和音乐作品的发展紧密相连。世界各民族的乐器就如同他们的语言、服饰、民居、饮食一样丰富多彩,各有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吸引着我们去认识、了解它,探索、研究它。
【邢媛,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肖茂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