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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地鼓舞的盛行与古老的文化、传统的民情和宗教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依据典籍记载和当地花鼓艺人的口述来探讨翼城花鼓的源流，对翼城花鼓作历时性的纵向研究，追溯其源流，始末。
关键词：翼城花鼓 源流 发展
2006年翼城花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中国晋南地区的国家鼓文化，倍受关注与保护。他的幽默风趣、恢宏气势、欢快节奏充满了晋南人刚劲、粗犷、含蓄的性格特点。然而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是需要特定的土壤，翼城花鼓的形成是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以及整个社会是息息相关的。
一 翼城花鼓的形成环境
1 雷神的启示
一件乐器的发明，不是人类凭空想象出来的，它往往是受自然现象和人类的劳动生活的启迪产生的。
在远古时代，人们将雷电、洪水、地震、火山爆发等不可抗据的自然灾害归结为神的力量。当霹雳闪电划破苍空，并伴随着爆裂的轰鸣声，人类就把这种力量具化为某一个神的能力。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便是具有掌控雷电的能力的，而在中国神话中也有雷公电母的说法。不论中外，古代人类对雷电的敬畏之心都归结于神力，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同时也会期盼借助神的威势，他们认为雷声、人和兽之间存在这一种神秘的关系，以至于在很远的地方雷声都能攻击人和兽。古代人类就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当被野兽围攻时，如果能依靠什么办法来模仿雷声，就能实现攻击野兽的目的。于是与雷鸣的声音相似的鼓便有了其存在的意义。
“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鼓其腹则雷”，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鼓和雷神是一体的，雷神拍打着自己的肚皮发出巨大的响声。这种现象和容易联想到现在击鼓的场景。
2 战争的需要
翼城是春秋时期晋国的都邑之一，作为春秋五霸中唯一称霸百年的霸主。其军武之雄壮，鹰视天下。鼓作为战场上信息传递、司号军队前进时的主要工具，他在军伍文化中承载了雄壮无畏、一往无前的三晋精神。主帅要调动、指挥不同的兵种，进行不同战术指挥，就是靠不同的鼓声。一种是鼓点不同。《周礼·夏官·大司马·严法篇》记载了七种不同的鼓点，主要有指示旌旗、命令交战、命令整队、调动车兵等。另一种方法是鼓调不同。通过不同节奏不同音调的鼓声，各类兵器及格兵种巧妙地结合成一个相互配合的战斗整体。
翼城花鼓诞生在这片土壤中，也继承了这样的文化精神。到了近代已经渐渐被枪炮声所取代，鼓从战场上退出。
3 历史悠久的尧都鼓舞
1954年襄汾县丁村附近发现了著名的丁村人及其丁村文化，证明了远在十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近年来，又发现了晋国遗址和遗物，还有大量唐、宋、元、明、清时期文物古迹，这些都证实了尧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诗经·大雅·唐风》记载了陕西地区的诗词乐，说明至少在春秋时期，音乐已经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这里人杰地灵、文化发达，又是晋国音乐大师师旷的老家。这个优越的条件，对促进民间舞蹈的兴起和流传，有很大影响。直到现在，尧都鼓舞许多地方都还保留着唐尧遗风。可见，古代的文化对民间鼓舞影响之深远。
《诗经》里有“自古有年”的诗句，相传这是尧舜时代就流传下来的的欢庆丰收迎岁首的习俗。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每逢元宵等节日，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春节是当地最隆重的节日，从初一到十五都有非常热闹的场面，其中就有各种鼓舞的出现。临汾人民对鼓的喜爱由来已久，直至现今主要以翼城地区的花鼓和洪洞、霍州地区威风锣鼓为代表。在古建筑中雕琢精美的鼓型基础非常常见，即使在现代，一些仿古建筑中也充斥着临汾人民对锣鼓的喜爱，坐落在临汾城西马务的锣鼓大桥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翼城县志》同样有花鼓这种鼓舞形式的记载。当地大人们会买上拨浪鼓作为礼品送给小孩子。可见，这种习俗在当地很盛行。
4 古老的宗教祭祀传统
20世纪50年代在洪洞县发现的西周时期的钟、磐，还有60年代在侯马市发掘的春秋时期晋国的编钟、编磬，据考证，可以认为是古代祭祀时奏乐所用的乐器。《大夏》也是古代著名的一个乐舞。在康熙十七年版本《翼城县志·卷之八》中，绘有古代祭祀时奏乐位次之图，排列有乐舞生，共98人；并绘有祭器图、乐器图、舞器图。可见，祭祀活动在当地是极为常见的。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汉字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而作为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人们祭祀祖先，沟通鬼神的历史化石。《左转·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传至今日，即便无神论已深入人心，但却无法妨碍人们对祖先的祭祀，纪念祖先血脉传至今人之不易，并祈祷祖先保佑后人平安富足。
在古代，鼓是人们沟通天地的重要工具之一。“一方水土一方人”，尧都古老的文化和淳朴的民俗风情，特定的环境使得鼓舞这种艺术形式在当地不断发展。翼城花鼓就诞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古老的尧都鼓舞文化为翼城花鼓的诞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环境。
二 翼城花鼓的源流
翼城花鼓诞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证最晚应在北魏时期。这是鼓文化从士大夫阶层转向民间的一大重要改变。“正月初一到十五，翼城东西南北走，百岁老翁五岁童，花鼓打得震天响”。这是流传在当地的一句民谣，说明花鼓在当地是非常盛行的。关于翼城花鼓的历史渊源，有许多记载，但到底是形成于哪个时代，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与翼城紧鄰的襄汾县出土了大批宋金时期砖雕，砖雕上雕着很多细腰鼓乐舞图，有男的，有女的，还有双人的，各种姿态不计其数，这种鼓挂的位置非常像现在的花鼓中的“低鼓”系挂的位置，而且击鼓舞姿也很像，只是鼓的形状有点不同。它们究竟是不是花鼓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和“花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九六五年大同市司马金龙墓石雕柱础的出土，还有同期的云冈石窟中也有胸前挂鼓翩翩起舞的伎乐飞天形象，其鼓舞姿态与现在的翼城花鼓表演的舞姿近乎一致。这足以证明，我省在北魏时期就有花鼓这种舞蹈表演形式了。虽未找到可靠依据，但据当时的历史现状，花鼓这种表演形式，很可能是鲜卑与汉族之间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1 典籍记载中的翼城花鼓
民国十八年修编《翼城县志》载：“孝定李太后，明穆宗妃、神宗生母，翼城人。”作为万历皇帝生母的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一次回乡祭祖时，正巧赶上元宵佳节闹红火，李娘娘观看了翼城花鼓的表演后非常高兴，当场赏赐了三千两银子。为此，当地人在翼城县寅庄村建庙纪念她。自明万历十年（即公元1582年），每年三月十六日为城关迎神大会，远近村庄花鼓队都来此地敬神。神像驾坐一铁轿上，人们每抬一段，就停下来旋转几圈，大家叫这为“旋娘娘。”各村的花鼓队都围在神驾铁轿周边跑，在铁轿开始旋转时，神像转向哪个方向，那边的花鼓就打得特别起劲，因此三月十六的圣母庙会，就成为翼城花鼓的盛会，也成为翼城花鼓这一民间艺术得以保存至今的缘由之一。此外，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翼城花鼓的表演载体。在古代，翼城县群众集会盛行，人们年年搞祭祀，年年闹社火，已形成当地特有的风俗。花鼓表演，它伴随着闹社火，一直流传至今。
2 老艺人心中的翼城花鼓
翼城县杨家庄村杨生汉老人是一位花鼓高手。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花鼓是鼓动群众抗日的宣传工具。他还用花鼓艺人的身份作为隐蔽，为八路军传送消息。解放以后，他为延续翼城花鼓这一民间艺术，自己出粮出钱培养接班人。除了翼城当地以外，他的徒弟还遍及陕西、河南一代。他曾接受天津歌舞团邀请前去传授花鼓表演经验。
杨老汉爷爷在世的时候就说起过，他们家已有30多年打花鼓的历史了。一提起打花鼓，他就兴致勃勃地唱了起来：“唐太宗坐定长安城，黎民百姓喜在心，年年有个元宵节呀，国邦定、民心顺，国泰民安喜迎春，花鼓打得热烘烘。”本村的杨生海、杨延山和杨生源几位老人都回忆说这段唱词曾经刻写在一个高大约为100厘米、宽大约为70厘米的木牌上，黑底金字，祭在杨家的祠堂里，被认为是杨家的“传家宝”，此牌落款为“大唐贞观三年正月初十日”，1939年日本军来到翼城县后，看到杨家祠堂的这块木牌，烧毁了此木牌。由此可见，至少在初唐时期翼城已有了花鼓。
3 口承文化中的翼城花鼓
花鼓相传始于安徽凤阳。据历史记载，凤阳地区常遭灾荒，当地百姓携秧歌花鼓卖唱求生，如随风飞舞的蒲公英一般将凤阳花鼓传播四方。所唱的秧歌亦被称为“凤阳歌”。歌中唱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卖田地，小户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歌词唱出了当地人们悲凉的生活。流落他乡的凤阳人，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花鼓带到哪里，花鼓文化也就传播到哪里。凤阳花鼓与各地的乡土文化相融合，又繁衍出具有地方色彩的花鼓艺术。其中流传到山西的花鼓就有“高鼓”，挂于胸前；“低鼓”挂于腰间，“多鼓”则在肩上、胸前、腰部各挂一个；还有的老艺人可挂五、六个花鼓轮换敲击，动作灵巧多变。
三 冀城花鼓的特色风格及艺术发展价值
冀城花鼓是一种集歌、舞、技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在源远流长的艺术表演中，以“气势逼人似猛虎、神态逗人像顽猴”的特色风格，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它的特色风格主要表现在：
1、花样出彩 明快清晰。冀城花鼓花样繁多，绘有不同的彩饰图案，有各色的花纹，故又名“花鼓”，它的表演形式也颇具特色：有常见的以鼓为主携带女苗子和丑角的表演、有极具震撼力的男鼓手集体表演、有欣赏价值颇高的男、女鼓手对打表演、更有难度系数高的杠上表演等。
2、舞、唱结合。较为常见的是带女苗子和丑角的花鼓表演，舞中有唱，其中的唱腔多数是当地民歌，并以演奏花鼓技巧为主，进行形式生动、内容丰富的表演。
3、惊险的特技表演。花鼓中的节奏明快，动作特点也很鲜明，脚步动作有“大八字步半蹲”、“弓箭步”，手的动作有如猴相，诙谐风趣、机敏灵活。尤其是富有杂技惊险动作的“踩高跷”和杠上表演，是其中动作难度最大的一种，较为有趣的造型有：“空中取酒”、“仙人过桥”、“蝎子倒挂”等。
冀城花鼓源于生活，不断推陈出新，在继承旧有元素的基础上，有了更广、更深的发展。随着对生活时代的不同理解，除了原有的花鼓之外，又有了鼓槌做动作的不同造型和变化，强调动作的修饰和美化，注意了队形的组合变幻，融入了与时代相融的创作元素，用原生态的、核心的元素开创了新的艺术形式，并超越原有的随意性表演状态，更注重舞台的美化和装饰特质，符合了新时代下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风格，提升了冀城花鼓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严昌洪、蒲亨强：《中国鼓文化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 宋庆云：《翼城花鼓》，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
[3]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西卷），中国SIBN中心，1993年版。
[4] 臨汾地区民间舞蹈集成编写组：《临汾地区民间舞蹈》，1989年版。
[5] 马继桢督修、吉廷彦编纂：《翼城县志》，成文出版社，民国十八年铅印。
[6] （民国）吉廷彦、马毓琛编纂：《翼城县志注释》（上、下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7] （晋）郭璞注：《山海经·海内东经》，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
[8] 杨天宇：《周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侯丽，山西金融职业学院文化传播系讲师）
关键词：翼城花鼓 源流 发展
2006年翼城花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中国晋南地区的国家鼓文化，倍受关注与保护。他的幽默风趣、恢宏气势、欢快节奏充满了晋南人刚劲、粗犷、含蓄的性格特点。然而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是需要特定的土壤，翼城花鼓的形成是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以及整个社会是息息相关的。
一 翼城花鼓的形成环境
1 雷神的启示
一件乐器的发明，不是人类凭空想象出来的，它往往是受自然现象和人类的劳动生活的启迪产生的。
在远古时代，人们将雷电、洪水、地震、火山爆发等不可抗据的自然灾害归结为神的力量。当霹雳闪电划破苍空，并伴随着爆裂的轰鸣声，人类就把这种力量具化为某一个神的能力。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便是具有掌控雷电的能力的，而在中国神话中也有雷公电母的说法。不论中外，古代人类对雷电的敬畏之心都归结于神力，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同时也会期盼借助神的威势，他们认为雷声、人和兽之间存在这一种神秘的关系，以至于在很远的地方雷声都能攻击人和兽。古代人类就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当被野兽围攻时，如果能依靠什么办法来模仿雷声，就能实现攻击野兽的目的。于是与雷鸣的声音相似的鼓便有了其存在的意义。
“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鼓其腹则雷”，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鼓和雷神是一体的，雷神拍打着自己的肚皮发出巨大的响声。这种现象和容易联想到现在击鼓的场景。
2 战争的需要
翼城是春秋时期晋国的都邑之一，作为春秋五霸中唯一称霸百年的霸主。其军武之雄壮，鹰视天下。鼓作为战场上信息传递、司号军队前进时的主要工具，他在军伍文化中承载了雄壮无畏、一往无前的三晋精神。主帅要调动、指挥不同的兵种，进行不同战术指挥，就是靠不同的鼓声。一种是鼓点不同。《周礼·夏官·大司马·严法篇》记载了七种不同的鼓点，主要有指示旌旗、命令交战、命令整队、调动车兵等。另一种方法是鼓调不同。通过不同节奏不同音调的鼓声，各类兵器及格兵种巧妙地结合成一个相互配合的战斗整体。
翼城花鼓诞生在这片土壤中，也继承了这样的文化精神。到了近代已经渐渐被枪炮声所取代，鼓从战场上退出。
3 历史悠久的尧都鼓舞
1954年襄汾县丁村附近发现了著名的丁村人及其丁村文化，证明了远在十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近年来，又发现了晋国遗址和遗物，还有大量唐、宋、元、明、清时期文物古迹，这些都证实了尧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诗经·大雅·唐风》记载了陕西地区的诗词乐，说明至少在春秋时期，音乐已经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这里人杰地灵、文化发达，又是晋国音乐大师师旷的老家。这个优越的条件，对促进民间舞蹈的兴起和流传，有很大影响。直到现在，尧都鼓舞许多地方都还保留着唐尧遗风。可见，古代的文化对民间鼓舞影响之深远。
《诗经》里有“自古有年”的诗句，相传这是尧舜时代就流传下来的的欢庆丰收迎岁首的习俗。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每逢元宵等节日，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春节是当地最隆重的节日，从初一到十五都有非常热闹的场面，其中就有各种鼓舞的出现。临汾人民对鼓的喜爱由来已久，直至现今主要以翼城地区的花鼓和洪洞、霍州地区威风锣鼓为代表。在古建筑中雕琢精美的鼓型基础非常常见，即使在现代，一些仿古建筑中也充斥着临汾人民对锣鼓的喜爱，坐落在临汾城西马务的锣鼓大桥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翼城县志》同样有花鼓这种鼓舞形式的记载。当地大人们会买上拨浪鼓作为礼品送给小孩子。可见，这种习俗在当地很盛行。
4 古老的宗教祭祀传统
20世纪50年代在洪洞县发现的西周时期的钟、磐，还有60年代在侯马市发掘的春秋时期晋国的编钟、编磬，据考证，可以认为是古代祭祀时奏乐所用的乐器。《大夏》也是古代著名的一个乐舞。在康熙十七年版本《翼城县志·卷之八》中，绘有古代祭祀时奏乐位次之图，排列有乐舞生，共98人；并绘有祭器图、乐器图、舞器图。可见，祭祀活动在当地是极为常见的。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汉字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而作为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人们祭祀祖先，沟通鬼神的历史化石。《左转·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传至今日，即便无神论已深入人心，但却无法妨碍人们对祖先的祭祀，纪念祖先血脉传至今人之不易，并祈祷祖先保佑后人平安富足。
在古代，鼓是人们沟通天地的重要工具之一。“一方水土一方人”，尧都古老的文化和淳朴的民俗风情，特定的环境使得鼓舞这种艺术形式在当地不断发展。翼城花鼓就诞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古老的尧都鼓舞文化为翼城花鼓的诞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环境。
二 翼城花鼓的源流
翼城花鼓诞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证最晚应在北魏时期。这是鼓文化从士大夫阶层转向民间的一大重要改变。“正月初一到十五，翼城东西南北走，百岁老翁五岁童，花鼓打得震天响”。这是流传在当地的一句民谣，说明花鼓在当地是非常盛行的。关于翼城花鼓的历史渊源，有许多记载，但到底是形成于哪个时代，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与翼城紧鄰的襄汾县出土了大批宋金时期砖雕，砖雕上雕着很多细腰鼓乐舞图，有男的，有女的，还有双人的，各种姿态不计其数，这种鼓挂的位置非常像现在的花鼓中的“低鼓”系挂的位置，而且击鼓舞姿也很像，只是鼓的形状有点不同。它们究竟是不是花鼓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和“花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九六五年大同市司马金龙墓石雕柱础的出土，还有同期的云冈石窟中也有胸前挂鼓翩翩起舞的伎乐飞天形象，其鼓舞姿态与现在的翼城花鼓表演的舞姿近乎一致。这足以证明，我省在北魏时期就有花鼓这种舞蹈表演形式了。虽未找到可靠依据，但据当时的历史现状，花鼓这种表演形式，很可能是鲜卑与汉族之间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1 典籍记载中的翼城花鼓
民国十八年修编《翼城县志》载：“孝定李太后，明穆宗妃、神宗生母，翼城人。”作为万历皇帝生母的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一次回乡祭祖时，正巧赶上元宵佳节闹红火，李娘娘观看了翼城花鼓的表演后非常高兴，当场赏赐了三千两银子。为此，当地人在翼城县寅庄村建庙纪念她。自明万历十年（即公元1582年），每年三月十六日为城关迎神大会，远近村庄花鼓队都来此地敬神。神像驾坐一铁轿上，人们每抬一段，就停下来旋转几圈，大家叫这为“旋娘娘。”各村的花鼓队都围在神驾铁轿周边跑，在铁轿开始旋转时，神像转向哪个方向，那边的花鼓就打得特别起劲，因此三月十六的圣母庙会，就成为翼城花鼓的盛会，也成为翼城花鼓这一民间艺术得以保存至今的缘由之一。此外，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翼城花鼓的表演载体。在古代，翼城县群众集会盛行，人们年年搞祭祀，年年闹社火，已形成当地特有的风俗。花鼓表演，它伴随着闹社火，一直流传至今。
2 老艺人心中的翼城花鼓
翼城县杨家庄村杨生汉老人是一位花鼓高手。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花鼓是鼓动群众抗日的宣传工具。他还用花鼓艺人的身份作为隐蔽，为八路军传送消息。解放以后，他为延续翼城花鼓这一民间艺术，自己出粮出钱培养接班人。除了翼城当地以外，他的徒弟还遍及陕西、河南一代。他曾接受天津歌舞团邀请前去传授花鼓表演经验。
杨老汉爷爷在世的时候就说起过，他们家已有30多年打花鼓的历史了。一提起打花鼓，他就兴致勃勃地唱了起来：“唐太宗坐定长安城，黎民百姓喜在心，年年有个元宵节呀，国邦定、民心顺，国泰民安喜迎春，花鼓打得热烘烘。”本村的杨生海、杨延山和杨生源几位老人都回忆说这段唱词曾经刻写在一个高大约为100厘米、宽大约为70厘米的木牌上，黑底金字，祭在杨家的祠堂里，被认为是杨家的“传家宝”，此牌落款为“大唐贞观三年正月初十日”，1939年日本军来到翼城县后，看到杨家祠堂的这块木牌，烧毁了此木牌。由此可见，至少在初唐时期翼城已有了花鼓。
3 口承文化中的翼城花鼓
花鼓相传始于安徽凤阳。据历史记载，凤阳地区常遭灾荒，当地百姓携秧歌花鼓卖唱求生，如随风飞舞的蒲公英一般将凤阳花鼓传播四方。所唱的秧歌亦被称为“凤阳歌”。歌中唱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卖田地，小户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歌词唱出了当地人们悲凉的生活。流落他乡的凤阳人，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花鼓带到哪里，花鼓文化也就传播到哪里。凤阳花鼓与各地的乡土文化相融合，又繁衍出具有地方色彩的花鼓艺术。其中流传到山西的花鼓就有“高鼓”，挂于胸前；“低鼓”挂于腰间，“多鼓”则在肩上、胸前、腰部各挂一个；还有的老艺人可挂五、六个花鼓轮换敲击，动作灵巧多变。
三 冀城花鼓的特色风格及艺术发展价值
冀城花鼓是一种集歌、舞、技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在源远流长的艺术表演中，以“气势逼人似猛虎、神态逗人像顽猴”的特色风格，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它的特色风格主要表现在：
1、花样出彩 明快清晰。冀城花鼓花样繁多，绘有不同的彩饰图案，有各色的花纹，故又名“花鼓”，它的表演形式也颇具特色：有常见的以鼓为主携带女苗子和丑角的表演、有极具震撼力的男鼓手集体表演、有欣赏价值颇高的男、女鼓手对打表演、更有难度系数高的杠上表演等。
2、舞、唱结合。较为常见的是带女苗子和丑角的花鼓表演，舞中有唱，其中的唱腔多数是当地民歌，并以演奏花鼓技巧为主，进行形式生动、内容丰富的表演。
3、惊险的特技表演。花鼓中的节奏明快，动作特点也很鲜明，脚步动作有“大八字步半蹲”、“弓箭步”，手的动作有如猴相，诙谐风趣、机敏灵活。尤其是富有杂技惊险动作的“踩高跷”和杠上表演，是其中动作难度最大的一种，较为有趣的造型有：“空中取酒”、“仙人过桥”、“蝎子倒挂”等。
冀城花鼓源于生活，不断推陈出新，在继承旧有元素的基础上，有了更广、更深的发展。随着对生活时代的不同理解，除了原有的花鼓之外，又有了鼓槌做动作的不同造型和变化，强调动作的修饰和美化，注意了队形的组合变幻，融入了与时代相融的创作元素，用原生态的、核心的元素开创了新的艺术形式，并超越原有的随意性表演状态，更注重舞台的美化和装饰特质，符合了新时代下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风格，提升了冀城花鼓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严昌洪、蒲亨强：《中国鼓文化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 宋庆云：《翼城花鼓》，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
[3]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西卷），中国SIBN中心，1993年版。
[4] 臨汾地区民间舞蹈集成编写组：《临汾地区民间舞蹈》，1989年版。
[5] 马继桢督修、吉廷彦编纂：《翼城县志》，成文出版社，民国十八年铅印。
[6] （民国）吉廷彦、马毓琛编纂：《翼城县志注释》（上、下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7] （晋）郭璞注：《山海经·海内东经》，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
[8] 杨天宇：《周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侯丽，山西金融职业学院文化传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