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家明老师已过世多年了，生前他曾生过一场大病，做过两次手术，因为身体的原因，他依依不舍的暂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对戏剧创作的深厚情感，却仍然溢于言表。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几位同事经常谈起牟老师，当年写“行业戏”为什么会抢手这样一个话题，我不会写戏，但我知道，写戏抢手，关键是产销对路，这本来是个简单的道理，然而却被许多剧作家忽视了。
　　有一次搞创作的几位老师和牟老师谈论起这个问题，牟老师很有激情地扳着指头说，如果从1958年“大跃进”中他写第一个小戏算起，已有40多年的写戏历史了，写了40多年的戏，不说字字都是血，却也早早熬白了头，单是那说不尽的酸甜苦辣，圈外人就根本无法体味，用他自己的话说，40多年的写戏生涯中既有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有过“柳暗花明又一村”。
　　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是指他在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正值创作旺盛期的一段时间内，每年大戏小戏虽能写上几个，稿纸用上一大摞，自我感觉也很好，可真正成功的却了了无几。一年忙活到头，发剧本的专业刊物能光顾一次就算不错了。牟家明三个字能变成铅字，让戏剧界的老伙计们知道老牟还“贼心不死”，也算没白忙活了一年。其余多数的本子都像受冷落的后宫佳丽一样锁进抽屉束之高阁了。眼看心血白白浪费，牟老师当然心疼当然于心不忍，就揣着剧本鼓足勇气去找剧团，剧团的头头们漫不经心地翻翻本子，客气地说声上演的事等研究研究再说，就再无下文了，作为一个写戏的，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情况更苦恼呢？牟老师曾经多次说过，就是他爱人瘫痪在床、家无隔夜粮的时候，就是他一个月40块钱50块钱的工资苦苦支撑着一家大小五口人的生活的时候，似乎也没有这样苦恼过。往后的路该怎么走呢？写戏这行当还要不要坚持下去呢？成天萦绕于心的就是这样一个折磨人的问题，想金盆洗手，但又像害单相思走火入魔的情种，欲罢不能，再写下去，前景却又渺茫。
　　说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牟老师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说这是原先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末，安丘剧团的团长竟主动登门请他去给团里写个计划生育题材的大戏，并说县里的领导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同志如何重视云云。起先牟老师并不以为然，觉得自己这样的老剧作家去配合中心工作写宣传戏，有点掉架，可他架不住人家诚心诚意再三相邀，觉得人家好不容易从县里争取到资金，县里还在演出场次安排上予以支持，这样的机会实是难得，于是最后就答应了。牟老师这人就这样，应下人家了，就不能应付了事，写就写出个样子来。于是，就走乡串村深入生活，把自己对计划生育问题的所思所想和全部的生活积累都投入了进去，没想到，一出《盼儿记》居然一炮打响，用牟老师的话说是“三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各级领导对这台戏如此重视。安丘为抓好这台戏的演出，当时的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分管的副书记任组长，吸收宣传、文化、计生、保险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把《盼儿记》演出场次落实到每个乡镇，排演的资金由县里安排解决。戏彩排时，县五大班子的领导全部到场观看演出，剧团下乡演出时，各乡镇领导都是亲自安排接待，省、市开计划生育会都调演了这台戏，潍坊市人民政府破例为牟老师记功颁奖。
　　二是没想到这出戏的演出效果那样好。《盼儿记》由安丘县剧团首演后，潍坊市和滨州地区就有7个专业剧团相继上演过千场，高密茂腔剧团带《盼儿记》进京演出，受到文化部、国家计生委的领导和首都戏剧界专家们的好评，省文化厅为这台戏颁发了“百场奖”，由这台戏改编的电影《女人也是人》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并荣获首届山东电影节一等奖、上海第二届农村题材影片优秀奖、广西省人民政府文艺创作铜鼓奖。潍坊市的四个专业剧团在农村演出这台戏时，无论是在影剧院还是搭“野台子”，都是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当地领导出面安排只是一个外在因素，主要是农民群众爱看这台戏，有不少农民朋友一连跟著剧团看三四场还觉不过瘾。
　　三是没想到这台戏会给上演的剧团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当时绝大多数地县级剧团受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演出不景气，在经济上陷入尴尬的境地，而一台《盼儿记》安丘剧团一连上演200余场，纯收入十几万元，当时的十几万元是个什么概念？那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一下子就使剧团起死回生。潍坊市的四个专业剧团争相上演这出戏，也都是看准了《盼儿记》有“利”可图，效益可观。
　　“市场经济”这个东西最是铁面无情。
　　由“三个没想到”，牟老师终于悟到了文章开头说过的那个极为简单的道理：写戏要抢手，关键是产销对路。自此，牟老师才彻底转变了观念，调整了视觉，由过去两眼盯在发剧本的刊物上，转为盯在剧团的需求上，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继《盼儿记》之后，十几年中连续又写了8个大戏，一个中型戏， 都由专业剧团搬上舞台演出。当然，牟老师在写“行业戏”之余，也从没停止对戏剧艺术高品位的思考，他退休之后，通过深入生活有感而发，写出了以反腐为题材的大戏《碧水长流》，先是晋京演出，之后又被评为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填补了我市在这个奖项上的空白，牟老师也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嘉奖。总之，用牟老师的话说，他没想到写“行业戏”会写出这么好的效果，这确实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过去他是为写出剧本没有剧团愿意演而苦恼，而后是为剧团争相登门求写戏，自己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而苦恼。
　　牟老师写“行业戏”抢手这一现象，至今可对地、县的基层剧作者有两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剧作者必须把着眼点单一的眼睛向上变为眼睛既向上也向下而且主要是向下，牢牢立足于为基层剧团写戏。只有把着眼点转过来，剧作者才能走出困惑，才能走出困境。纵观当今剧坛，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怪现象，全国发表戏剧剧本的专业刊物少得可怜，可是剧作者们却过分偏执地死死瞄准刊物，一窝蜂地往这条本已十分拥挤的小路上挤，美其名曰搞“艺术精品”。极少数作者好不容易发个本子，也就是仅仅变成铅字而已，刊物发表的本子，剧团能够看好搬上舞台的了了无几。就是那些在专家圈子里叫了好或是在什么评奖中中了彩的，剧团也照样不买账，因为基层剧团自有基层剧团的标准，剧团认定的标准加不得任何水分，还有的剧作者过分痴情地脱离实际搞什么“艺术精品”，最后也只是事与愿违。事实上，有好多剧本从变成铅字那天起，有的甚至还没有变成铅字，艺术生命也就基本寿终正寝了，长此以往，剧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必然大受挫伤，就只能重新考虑出路问题，“贼心已死”的索性与戏剧断交，“贼心不死”的便从现实出发，转向写“商品报告文学”，写厂家赞助的电视剧等等，不图有名，只图囊中不再羞涩。这就难怪写戏的队伍越来越小，至今能苦苦坚守阵地的不外乎那帮老面孔中的少数人，新作者新面孔简直寥若晨星，青黄不接已是剧作家队伍急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剧作家认真从自身检查一下，就不能不承认我们创作的出发点确实发生了错位，剧本首先是为演出而写，发表只是扩大其影响的中间环节，而不是终极目的，现在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一方面剧本园地期期有剧作，一方面，剧团大喊大叫无剧目演出。牟老师写“行业戏”曾经产生的抢手现象说明，地、县基层的剧作家们只有眼睛向下，放下架子，从追求见铅字搞“精品”的迷途中走出来，老老实实为基层剧团写戏，前景才会光明。
　　二是剧作家应该尽快从我想为剧团写什么改变为根据剧团需求写什么，从正确的供求关系上保证剧本的成活率和提高“两个效益”。事实证明，地、县基层的剧作家在实现了立足点的转变之后，应该尽快解决的就是如何根据剧团需求写剧本的问题，有些剧作家也不是不愿为剧团写，但是总认为自己比剧团高明，“我写的本子你应该演，否则就是对作者的劳动不尊重”，就是“曲高和寡”。而我们却没有看到，在剧本的选择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是常年在基层顶风冒雨为群众演出的剧团，他们最知道广大观众需求什么样的剧目，他们对剧本的需求实际上就是农村、厂企舞台和基层观众的需求。现在，自上而下各级文化艺术主管部门都提倡文艺与企商联姻，文艺与其它行业联姻，我们的剧团为什么不能根据各个行业的需求，积极主动地与他们联姻呢？这样既活跃了舞台演出，又宣传了某个行业，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剧团演出收入，解决了经济困境，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的剧作家只要认识了这一点，就不会觉得为剧团写“行业戏”而觉得“掉价”了。事实上，写“行业戏”还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的剧作家不应该被动型地参与这个精神产品生产领域，而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进去，认真调查研究，尽快熟悉你所不熟悉的行业生活，只要从艺术规律出发，只要从人物出发，只要从鲜活的生活出发，就一定能写出传世的好戏来。像《白毛女》、《李二嫂改嫁》、《刘巧儿》、《朝阳沟》等，在当时不都是“宣传戏”、“行业戏”吗？谁又能否认它们是能够载入戏剧史册的上乘艺术品呢？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反之，当你一心想搞什么“艺术精品”的时候，反而出不了精品，而搞出的仅仅是“滞销积压品”。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剧作家们的注意和深思，也希望能引起争鸣和讨论。
　　作者简介：孙玲（1966.03-），女，汉族，山东潍坊人，本科，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服务中心文艺培训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群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