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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高于才情
“名媛”是带着香水味和珠宝气跳入人们脑海的字眼。它来自西方，但也能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到踪影。清代李渔的《风筝误·艰配》中有“婵娟争觑我，我也觑婵娟，把帝里名媛赶一日批评遍。”
这个词大行其道还是在民国。 “名媛”成为对有身份有地位的女人的雅称，它和“名门闺秀”意义上稍有不同，后者深居简出，而前者一般会活跃在一些交际场合。
老上海的“名媛”是时代的一道风景线。平等民主等现代理论西风东渐，世家女子有机会同男子一起上学，甚至出洋念书，出入社交。名媛必须自身具备一定学识和修养，某些方面的造诣不下男子。
但名媛并非是女学究，厚重艰深的知识不适合她们，以《围城》中的话来说，要会“聪明地偷懒”。林徽因、陆小曼、合肥张家四姐妹等才情过人的女性才是这一款。
名媛的才学与其说是经世济民、著书立说的学问，不如说是一张豪门通婚入场券。娶得了名媛的男士大都根基不俗。这些先生们需要一位中西融通，娘家有广博关系网的太太相助开拓事业。
嫁人后做个深居简出、在家相夫教子的传统太太，未免太浪费从小培养的见识和眼界，名媛都有丰富的社交生活和一定的社会知名度。
资中筠不喜欢别人称她名媛。她父亲是银行家，外祖父在江浙当过地方官，有几代人的家世积累，本人在清华毕业，精通英语、法语，才学过人，从哪方面看都符合名媛标准。但在那个年代看来，名媛的头衔多少有着交际花的意味。
名媛与交际花可能同样活跃于社交圈内，但不同的是，通常交际花无正宗族谱家史，而且婚姻状况暧昧，交往对象复杂。名媛的社交档次要高得多，沙龙座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像冰心在《太太的客厅》中影射的林徽因。
名媛虽然大都多才多艺，但是出名的几个皆因多彩的情史，或是倚傍丈夫名声。很多人记得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绯闻，但背不出林徽因的诗；津津乐道沈从文苦追张兆和的过程，却没看过张兆和的作品。究其所以，当时的大多数名媛虽然知名度高，但终是事业上缺乏个人建树、社会地位上没有独立性的女性。
抛头露面争女权
从深闺走向社交舞台，从主妇变成名媛，民国年代名门女子形象的转变源于受教育权的普及，而这正是西方女权主义风潮带来的发展。
19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女权运动的萌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开启了200多年女权运动历程。她在书中为女性要求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权、教育权、政治权和投票权，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没有区别。
少数男性学者站到了女权阵营，穆勒1869年出版了《女性的屈从地位》，提出女性没有理由被排除在领导职位之外，他提出只有在女性有了选择的自由之后，才能知道她们的“自然”能力是什么样的。
女性政治权利的基础是受教育权。对女子智力的质疑在学术界持续很久，1868年剑桥大学为女生提供了单独的考试，引起女权主义者激烈争论。一战后很多女童直接进入原来只收男童的学校。
西风东渐，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男性纷纷著书立说反对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1922年，梁启超作了以“人权与女权”为题的演讲，认为女权运动应是“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特别强调女学的重要性。
但知识分子的摩登做派只有些许象征意义，女学的普及并没有立即推动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
西方女权主义先驱在手铐和警棍下争取到了选举权。1918年，英国规定30岁以上女性获得选举权，到1928年女性最终获得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1920年8月美国女性的选举权被载入美国宪法的第19修正案。欧美国家女性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了选举权。
中国女性实现政治权利比西方晚得多。1912年袁世凯政府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教育司长史宝安声称：“女子参政不适合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
名门女子获得了受教育权后，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也只是“有知识的女主人”。念过洋学堂的小姐嫁人时有了更多资本，女塾最重视家政课、音乐艺术等课程，像是一条生产“太太”的流水线。
名媛的特质是优雅、有学识、善社交，但普遍漠视政治。就像沃斯通克拉夫特说过的，男性让女性“保持无知的状态而美其名曰天真”，成为“文雅的家畜”，要求女性“有迷人的温柔，用服从来取得支配权”。
但随着革命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也有一些女性在受过西方教育后，开始不满于现状。出身大资产阶级的名门淑女为争取女子权利而走上社会舞台，涌现不少领风气之先的名媛。顾维钧的第二任夫人黄蕙兰凭借娘家的财力和自身的社交手腕帮助丈夫的外交事业，提升了中国的外交形象。女性在商界也表现不俗，如果说陆小曼和友人开办女子服装公司是玩票性质，董竹君创立锦江饭店却是一展女性经商的非凡才干。追求婚姻自由也成为一种风潮，比如与名伶周信芳私奔的富家千金裘丽琳，还有“百货大王”之女郭婉莹。
民国时代“名媛”的流风余韵在1949年后进入了故纸堆。如今新富阶层沾沾自喜，“名媛”又成宠儿。
古时认为“做官三代，方会读书吃饭”，没有几代世家之风的熏陶，是不会被称为名媛的。而1949年以后各阶级之间的差别消除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名媛”有了更宽泛的概念，基本上等同于富家女。
其实这和“名媛”最初的概念很像。根据美国社会学家T.Veblen的研究，“名媛”产生的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当时出现一群不具贵族血统的新富阶级，因投资金融事业一夜致富，这些暴发户的妻子女儿为了向世人炫耀财富，身着华服出入社交场合，跻身上流社会，由于不具有伯爵夫人、公主等贵族称谓，被统称为“名媛”。
也就是说，“名媛”追本溯源就带着暴发户的色彩，并没有纯粹的贵族血统。追古抚今，何其相似。
是真名媛自风流
以“性解放”为标志的第二代女权主义者生产了许多单亲母亲和问题儿童，并导致艾滋病流行。这些为批驳者提供了口实：女权理论表面上在为女性争权益，实际上在制造大量生活不幸福的“剩女”，反而毁了女性终身。学者们对比现在与50年前的女性时指出，现在女性的幸福感远不及当年。
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中国人的印象就是“悍妇”加“荡妇”。如今“女性解放”之类的字眼听起来已经很遥远，人们总是对老派女性主义者讥笑一番又表示怜悯，将她们的行为归因于情感上的失意。女人们总被善意提醒，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正在导致女子“男性化”，让男人敬而远之。
这一舆论导向使有上进心的女性窘困不安，以为自己正在丧失女性魅力，离幸福越来越远，“女性意识”自觉地在知识女性中渐渐弥散开。找一个好夫君似乎重新成为女人生命中的主旋律。
如何找一个好夫君？女性特质再次被强调，柔媚低顺淑女似乎又有了市场，这个世纪的女性正在把上个世纪女权主义者争来的权利放走。
但是做个循规蹈矩的木美人真的有意思吗？电影里“举止乖张”的茜茜公主从来没有得到过皇太后婆婆的喜爱，但赢得了年轻皇帝和观众的心。懂规矩但不会被规矩束缚，拥有自由精神，才是真正的名媛做派。人们喜欢不拘一格的戴安娜王妃，赞赏《罗马假日》里仪态万方的公主，能用各国语言和贵宾问好，但她一时兴起也会逃出皇宫，剪一头短发，和陌生男子逛街吃冰淇淋，在夜市拿折凳抡人。
别忘了，宋庆龄也曾在女仆的帮助下跳窗，与孙中山一起出走呢。
“名媛”是带着香水味和珠宝气跳入人们脑海的字眼。它来自西方，但也能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到踪影。清代李渔的《风筝误·艰配》中有“婵娟争觑我，我也觑婵娟，把帝里名媛赶一日批评遍。”
这个词大行其道还是在民国。 “名媛”成为对有身份有地位的女人的雅称，它和“名门闺秀”意义上稍有不同，后者深居简出，而前者一般会活跃在一些交际场合。
老上海的“名媛”是时代的一道风景线。平等民主等现代理论西风东渐，世家女子有机会同男子一起上学，甚至出洋念书，出入社交。名媛必须自身具备一定学识和修养，某些方面的造诣不下男子。
但名媛并非是女学究，厚重艰深的知识不适合她们，以《围城》中的话来说，要会“聪明地偷懒”。林徽因、陆小曼、合肥张家四姐妹等才情过人的女性才是这一款。
名媛的才学与其说是经世济民、著书立说的学问，不如说是一张豪门通婚入场券。娶得了名媛的男士大都根基不俗。这些先生们需要一位中西融通，娘家有广博关系网的太太相助开拓事业。
嫁人后做个深居简出、在家相夫教子的传统太太，未免太浪费从小培养的见识和眼界，名媛都有丰富的社交生活和一定的社会知名度。
资中筠不喜欢别人称她名媛。她父亲是银行家，外祖父在江浙当过地方官，有几代人的家世积累，本人在清华毕业，精通英语、法语，才学过人，从哪方面看都符合名媛标准。但在那个年代看来，名媛的头衔多少有着交际花的意味。
名媛与交际花可能同样活跃于社交圈内，但不同的是，通常交际花无正宗族谱家史，而且婚姻状况暧昧，交往对象复杂。名媛的社交档次要高得多，沙龙座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像冰心在《太太的客厅》中影射的林徽因。
名媛虽然大都多才多艺，但是出名的几个皆因多彩的情史，或是倚傍丈夫名声。很多人记得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绯闻，但背不出林徽因的诗；津津乐道沈从文苦追张兆和的过程，却没看过张兆和的作品。究其所以，当时的大多数名媛虽然知名度高，但终是事业上缺乏个人建树、社会地位上没有独立性的女性。
抛头露面争女权
从深闺走向社交舞台，从主妇变成名媛，民国年代名门女子形象的转变源于受教育权的普及，而这正是西方女权主义风潮带来的发展。
19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女权运动的萌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开启了200多年女权运动历程。她在书中为女性要求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权、教育权、政治权和投票权，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没有区别。
少数男性学者站到了女权阵营，穆勒1869年出版了《女性的屈从地位》，提出女性没有理由被排除在领导职位之外，他提出只有在女性有了选择的自由之后，才能知道她们的“自然”能力是什么样的。
女性政治权利的基础是受教育权。对女子智力的质疑在学术界持续很久，1868年剑桥大学为女生提供了单独的考试，引起女权主义者激烈争论。一战后很多女童直接进入原来只收男童的学校。
西风东渐，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男性纷纷著书立说反对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1922年，梁启超作了以“人权与女权”为题的演讲，认为女权运动应是“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特别强调女学的重要性。
但知识分子的摩登做派只有些许象征意义，女学的普及并没有立即推动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
西方女权主义先驱在手铐和警棍下争取到了选举权。1918年，英国规定30岁以上女性获得选举权，到1928年女性最终获得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1920年8月美国女性的选举权被载入美国宪法的第19修正案。欧美国家女性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了选举权。
中国女性实现政治权利比西方晚得多。1912年袁世凯政府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教育司长史宝安声称：“女子参政不适合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
名门女子获得了受教育权后，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也只是“有知识的女主人”。念过洋学堂的小姐嫁人时有了更多资本，女塾最重视家政课、音乐艺术等课程，像是一条生产“太太”的流水线。
名媛的特质是优雅、有学识、善社交，但普遍漠视政治。就像沃斯通克拉夫特说过的，男性让女性“保持无知的状态而美其名曰天真”，成为“文雅的家畜”，要求女性“有迷人的温柔，用服从来取得支配权”。
但随着革命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也有一些女性在受过西方教育后，开始不满于现状。出身大资产阶级的名门淑女为争取女子权利而走上社会舞台，涌现不少领风气之先的名媛。顾维钧的第二任夫人黄蕙兰凭借娘家的财力和自身的社交手腕帮助丈夫的外交事业，提升了中国的外交形象。女性在商界也表现不俗，如果说陆小曼和友人开办女子服装公司是玩票性质，董竹君创立锦江饭店却是一展女性经商的非凡才干。追求婚姻自由也成为一种风潮，比如与名伶周信芳私奔的富家千金裘丽琳，还有“百货大王”之女郭婉莹。
民国时代“名媛”的流风余韵在1949年后进入了故纸堆。如今新富阶层沾沾自喜，“名媛”又成宠儿。
古时认为“做官三代，方会读书吃饭”，没有几代世家之风的熏陶，是不会被称为名媛的。而1949年以后各阶级之间的差别消除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名媛”有了更宽泛的概念，基本上等同于富家女。
其实这和“名媛”最初的概念很像。根据美国社会学家T.Veblen的研究，“名媛”产生的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当时出现一群不具贵族血统的新富阶级，因投资金融事业一夜致富，这些暴发户的妻子女儿为了向世人炫耀财富，身着华服出入社交场合，跻身上流社会，由于不具有伯爵夫人、公主等贵族称谓，被统称为“名媛”。
也就是说，“名媛”追本溯源就带着暴发户的色彩，并没有纯粹的贵族血统。追古抚今，何其相似。
是真名媛自风流
以“性解放”为标志的第二代女权主义者生产了许多单亲母亲和问题儿童，并导致艾滋病流行。这些为批驳者提供了口实：女权理论表面上在为女性争权益，实际上在制造大量生活不幸福的“剩女”，反而毁了女性终身。学者们对比现在与50年前的女性时指出，现在女性的幸福感远不及当年。
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中国人的印象就是“悍妇”加“荡妇”。如今“女性解放”之类的字眼听起来已经很遥远，人们总是对老派女性主义者讥笑一番又表示怜悯，将她们的行为归因于情感上的失意。女人们总被善意提醒，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正在导致女子“男性化”，让男人敬而远之。
这一舆论导向使有上进心的女性窘困不安，以为自己正在丧失女性魅力，离幸福越来越远，“女性意识”自觉地在知识女性中渐渐弥散开。找一个好夫君似乎重新成为女人生命中的主旋律。
如何找一个好夫君？女性特质再次被强调，柔媚低顺淑女似乎又有了市场，这个世纪的女性正在把上个世纪女权主义者争来的权利放走。
但是做个循规蹈矩的木美人真的有意思吗？电影里“举止乖张”的茜茜公主从来没有得到过皇太后婆婆的喜爱，但赢得了年轻皇帝和观众的心。懂规矩但不会被规矩束缚，拥有自由精神，才是真正的名媛做派。人们喜欢不拘一格的戴安娜王妃，赞赏《罗马假日》里仪态万方的公主，能用各国语言和贵宾问好，但她一时兴起也会逃出皇宫，剪一头短发，和陌生男子逛街吃冰淇淋，在夜市拿折凳抡人。
别忘了，宋庆龄也曾在女仆的帮助下跳窗，与孙中山一起出走呢。